《慰安妇》是鲁特·哈罗博士在研究“慰安妇”问题期间，以此为主题创作的一部虚构作品。小说共有三条线索：一是在日本的法庭，当年的慰安妇美安，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起诉日本政府当年强征慰安妇。在审理期间，美安回忆过去的痛苦经历构成了第二条线索：美安于1924年出生在中国浙江省的一个小村庄，之后被骗进了日军的“慰安所”。在度日如年的五年之后，美安终于有机会逃了出去。美安在上海的一个有钱人的家里当了保姆。有一天，这家接待的客人是日本人，其中一人竟然认出了美安。美安只好连夜逃亡。历经艰辛，她终于回到了家。她不敢向亲人吐露真情。在家人的催促下，她嫁给了一个男人。而在她的慰安妇历史被村里的人知道后，美安遭到了家人和全村人的鄙视，后来家庭破裂，她被迫迁到村边破房居住，最后美安决定背井离乡，去一个无人认识自己的地方。美安来到南京，当了售货员。

这本书的第三条线索：丽莎是德国学生，前往中国南京留学，在那里，她第一次听说“慰安妇”。她决定做一个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丽莎认识了一些研究慰安妇历史的记者和历史学家，其中有与美安相依为命的女孩苏和平……

《慰安妇》由鲁特·哈罗编著。

德国留学生丽莎在前往南京留学的过程中第一次听说了“慰安妇”这段历史，决定以此进行研究。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丽莎结识了一些相关人士，其中就有与曾经的“慰安妇”林美安相依为命的女孩苏和平。在得知丽莎的计划后，和平邀请她认识了自己的养母。在和平与丽莎的劝说下，美安同意前往日本，作为当年被日本强征成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代表，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审理期间，美安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以及十三岁那年被欺骗成为“慰安妇”后的痛苦经历……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童年的小鸟飞走了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一个懂事的女儿必须帮忙养家

法庭上

丽莎：蓝玫，一个为真相奋斗的战士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欢迎来到地狱

法庭上

丽莎：蓝玫的母亲

美安的故事：生活在地狱里

丽莎：与高教授初次会面

美安的故事：两个逃跑者

丽莎：王德华，时代的见证

美安的故事：自由的念头

法庭上

丽莎：和一名幸存者会面

美安的故事：孤身来到大城市

法庭上

丽莎：旧观念的束缚

美安的故事：往日阴影的追随

丽莎：高教授与亚洲妇女基金会

美安的故事：再度逃亡

法庭上

丽莎：幸存者永远的恐惧

丽莎：示众者

美安的故事：日本人走了，战争仍在继续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新的生活

法庭上

丽莎：两个重新遇见的人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新生活

法庭上

后记

致谢

法庭上

几小时过去了。对面墙上的大钟耐心地走着。指针似是从容不迫，缓缓挪动，但它仍在走着。

我心想，耐心点，你的时刻已经来了。正义很快就会降临，指针就在向着那一刻直直走去。今天，判决就要落定。最坏的都过去了，昔日种种终将归于宁静。也许现在我可以把一切都忘掉了。漫长的审汛已经结束。刚开始的时候我着实对它心怀畏惧，连想都不敢想自己能熬过来。

早晨去往东京地方裁判所的路途对我而言仿佛无穷无尽。尽管我们住的酒店离东京市中心不太远，然而要穿过一条条熙熙攘攘的街道却让那段车程显得尤其漫长。我坐在出租车里，两股思想在内心纠缠：—边是无论如何都要得到正义，另一边则只想离开。后一种想法锁住了我的双眼，把窗外的街道和忙碌的行人遮蔽起来。司机突然用日语对我说话，吓了我一跳。再次听到这门语言几乎无疑是种痛苦，我只求马上远离这个让我憎恶的地方。窗外是花园里的樱花树，枝上开满了异常美丽的花，好看极了。我们慢慢穿过一片粉色和白色樱花的海洋，穿过这座冷酷的城市里依稀尚存的美景。难道这片土地也值得拥有如此美丽的花吗？

我的内心深处沉浸在黑暗里，不见任何一丝闪烁的光芒，唯余丁点火花似的希望仍在燃烧。

外面温暖如春，我却感到寒冷。启程之前和平跟我说，只需要带些轻便的东西就够了，东京不会冷的。和平说得没错，但我还是颤抖起来。要是我们现在在家该多好啊，我想回中国，回到我们在南京的那个小房子。想象中，我看见自己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和平给我端来一杯茶。她真是个好女孩，安安静静地照顾着我，如同降临到我生命中的礼物。

长安挽着丽莎，和高教授、蓝玫一起在裁判所大楼前等候我们。高教授是个好人，没有他我们就不会站在这里。他衣着得体，还打了一条领带。丽莎微笑着，对我表示鼓励。

当初，丽莎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个“外国人”，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高鼻子”。在那之前我没见过几个欧洲人，看见她也有和中国人一样深黑的头发总感到惊奇。她笑着对我说，只有很少数的欧洲人是金发的。后来她和蓝玫成了朋友。

蓝玫的母亲曾是与我共患难的姐妹一今天她已经无法出现在这里了。我们现在是少数人，却比从前要坚强许多。我们必须坚强起来，否则一切牺牲和付出都将是徒劳。我的目光落在长安身上，她紧紧抓着丽莎的手臂。有个念头一瞬间在我脑中闪过，我觉得她就像一个溺水者。她看起来跟我一样很不舒服，面容如此苍白，显得异常瘦小和脆弱。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我是不是也像长安那样，以一副特别怯『需的形象展示在众目之下。可是，今天，我们是不允许显露出任何一点软弱的。  我跟着和平走进楼里，这是座庞大的建筑物，冰冷的石头仿佛一直伸向天空。我们踏进入口大厅，身处其中，显得我们十分矮小。—一位身着西装的年轻人朝我们走来，他是日本人，却友好地用中文与我们打招呼。他脸上是虚伪且不由衷的微笑。总之我看到的就是这样。裁判所委托这位年轻人作为我们的翻译。他带我们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29号厅，指了指我们的座位。又是一道栅栏！我只意识到这一点。但凡我遇到日本人的时候总会有栅栏。我现在又成了他们的囚犯吗？隔离栏后面的长椅上坐着许多记者，一走进去记者们就开始对着我们拍照。我不由得低下了头。这不是我想要的。

和平和丽莎坐在我旁边，长安、蓝玫和高教授则在后排。长椅上还坐着其他几位妇人，法院相信我认识其中几个人。

P1-3

在为硕士论文进行关于约翰·拉贝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度的研究时，我第一次接触到“慰安妇”这个词。1997年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杀》出版。她在书中报道了南京大屠杀惨案和当时在中国的首都发生的大规模强奸。她还介绍了日本政府对这些强奸事件的反应，以及如何建立“慰安所”这样不人道的、野蛮的制度，来自亚洲各国数以十万计的妇女成为受害者。

当我寻找博士论文的主题时，我想起了这些妇女的历史，并展开了广泛的研究。2007年我在埃尔朗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的主题是：《被绑架，被强奸，被遗忘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日军慰安妇》。

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大多数欧洲及西方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听闻过“慰安妇”，或是所知甚少。在与几个中国朋友的接触中，我注意到，他们是不赞成我的研究的。他们以这些妇女为耻！与此相反，所幸还有许多中国人对我的计划表示支持。

我数次前往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结识了一些“慰安妇”幸存者。在与这些女性交谈之后，我意识到，对她们而言正义仍旧没有到来——即使日本政府已经应允了许多国际政治和司法机构的要求。早在1988年就有韩国妇女组织要求日本政府展开相关调查。当时日本政府宣称，肇事者系单独的个体，既不是日本陆军也不是日本政府参与在这些事件中。

直到金学顺，一位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最终鼓起勇气站在国际社会面前，将曾经的经历公之于众，日本政府至此才真正着手开始进行调查。仅仅一年以后，日本历史学教授提交的调查材料中就清晰地证明，当时的日本陆军和政府一直在负责建立“慰安妇制度”，日本政府也参与其中。

1993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调查了“慰安妇”历史，揭露了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队都参与了该系统的建设、招募、绑架以及“慰安妇制度”的组织建立。有清晰的证据表明当时日本外务省签发了用于运输妇女的旅行证件，卫生部给各个“慰安所”下发避孕套。

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着手进行一些举措。1995年“亚洲妇女基金会”建立，并由时任首相村山富市接手管理。但该基金主要来自日本民间民众的捐赠。政府一再强调，该资金用于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不应被视为赔款。

2000年和2001年，海牙国际军事法庭举行“慰安妇”历史审判。前日本裕仁天皇和九个资深政治家及军官被控犯有反人类罪。但由于该法庭缺乏法律权威性，没有使日本政府采取必要的步骤。

所以肇事者依然逍遥法外，而“慰安妇”幸存者们经常因为曾经作为囚犯的经历回到家乡后遭受歧视，与当地社会产生冲突和矛盾。美安的故事有成百上千个。少数妇女从囚禁生涯中幸存下来，但只有极少的人愿意去法院。  自从1991年底“慰安妇出行”事件起，来自不同国家的“慰安妇”幸存者陆续去往日本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其正式对受害者道歉并支付赔偿金。对相关妇女来说，每次出现在日本法庭上，都是重新经历一次精神上的折磨。她们反复与最可怕的经历抗争着，尽管那是她们最想回避的事。

无一例外，诉讼都以相同的结论告终：个人无权获得赔偿，以及这些行为已经失去时效。此外，“慰安妇”的起诉缺乏法律依据，“反人类罪”则只在纽伦堡审判中具有效力，不适用于日本在战争中的行为。

无论是国际军事法庭的“慰安妇”审判，或是首尔日本大使馆前的游行示威，都没能敦促日本政府最终采取行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干预也没有对日本政府产生效果。正如2007年美国众议院的’决议所言，要求日本政府正式和明确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迫卖淫，要求其公开道歉并最终承担历史责任。恰恰相反的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收到决议通知后声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妇女遭到强迫，并强调他不准备正式请求道歉。日本政客中有类似言论的人很多，对相关女性来说无疑更加深了屈辱。

幸存者的数量正在日渐减少。日本政府理应拿出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

“慰安妇”的历史不应随着当事人的死亡而消失。这本书承载的是那些鲜活的记忆。

鲁特·哈罗

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