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麦克林恩编著的《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是一部关于二次大战英美及中国军队在缅甸与日本作战的史实记载,具有较高的可读性与历史学术价值。其中关于此战役的种种历史细节与人物俱以体现,并以此为出发点叙述了当时国际和亚洲的战后政治环境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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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 |
分类 |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
作者 | (英)弗兰克·麦克林恩 |
出版社 | 上海三联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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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弗兰克·麦克林恩编著的《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是一部关于二次大战英美及中国军队在缅甸与日本作战的史实记载,具有较高的可读性与历史学术价值。其中关于此战役的种种历史细节与人物俱以体现,并以此为出发点叙述了当时国际和亚洲的战后政治环境的演变。 内容推荐 虽然缅甸战役常常被说成是“被遗忘的战争”,但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艰辛、漫长、惊险的军事活动之一。一方面是英国、美国及其盟友,另一方面是日本及其盟友,他们所使用的巧妙战术加上双方不得不忍受的恶劣条件使之名闻遐迩。 季节性季风雨使得有效的战斗在半年略多的时间里进行,加上饥荒、疾病、毒蛇和鳄鱼,造成部队严重减员。难以穿越的丛林、低劣的港口基础设施、盟国专注于欧洲战事使之成为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过的最长的单个战役。正是在这种史诗般的背景下,弗兰克·麦克林恩构思了四位栩栩如生的司令官的戏剧性故事,他们指导盟国的行动:路易斯·蒙巴顿、奥德·温盖特、约瑟夫·史迪威和威廉·斯利姆。通过这四个人的棱镜及其往往是暴风骤雨般的关系,《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作者:弗兰克·麦克林恩)探讨了这场战役,其方法之新颖令人赞叹。 从1942年英国军队在大英帝国历史上的最大失败,到在英帕尔和科希马——“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同时进行的至关重要的战斗,再到1945年的最终胜利,这是栩栩如生、毫不掩饰、引人人胜的叙述。通过其主角的互动和对抗,我们看到将军和政治家的计划、意图和战略如何转化为对身处其境的人们来说的严酷现实。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尾声 附录1 地图 附录2 译名一览表 试读章节 第一章 在1942到1945年那场可怕的缅甸战役中,英联邦参战的总兵力为60.6万人,约有2.7万名英国和印度士兵牺牲,其中14326人死于战场(英国人不足5000),其余人被热带病夺去生命。英联邦军队的伤亡总数达到73909人。虽然按比例来说,日本的伤亡人数远远大得多(14.4万人死亡,至少还有5.6万人受伤),但恐怕付出最大代价的是缅甸老百姓,可能有100万人死于战争、强迫劳动、日本人的战争罪行,而最主要的死因是战争带来的饥荒和疾病①。哪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怖更令人心惊胆战的背景下,怎么会发生如此可怕的冲突,试图理解这一点是我们欠那些逝者的。在20世纪40年代和5O年代,学童所熟知的旧式地图册习惯于按照所谓“政治”和“自然”的标准区分国家,前者强调的是城市和国界.后者强调的是河流、山川、森林和平原。对缅甸的任何全面分析最好根据这种一分为二的思路进行。为什么连同其盟友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及其英联邦的盟友——他们来自印度和尼泊尔各地,来自西非和东非——会在缅甸与日本人打仗?造成这场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英国起初在那里做什么?盟军的总兵力为69万人,为什么英联邦提供了超过60万人的部队,而美国只提供了1.2万人,人口众多的中国仅仅出兵7.2万人?他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打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许多关于缅甸战役的历史读上去几乎就像那场战役是在欧洲进行的,对环境、生境(habitat)或背景(milieu)缺乏理解,或者无动于衷。因此,在本书的“自然”章节里,我们进行了一些尝试,以便凸显缅甸的独特性或者说“他异性”②。 日本帝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对西方民主国家、主要是英国和美国发动了范围更为广泛的战争,缅甸战役是其中一部分。一些历史学家竟然说,只要库克((200k),拉佩鲁兹(La Perolase),温哥华(Vancouer)和其他人的伟大航行在18世纪为欧洲打开了太平洋。那就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地缘政治冲突,因为那种扩张必然导致欧洲与最强大的亚洲国家发生冲突。其他人把1853到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Perry)用武力威胁迫使日本开放看成是这场冲突的关键事件。③虽然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日本与西方保持着商业、政治、甚至宗教上的联系,但在1637年以后,日本回到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在两个多世纪里基本上不与外界交往。在19世纪50年代,日本人受到“野蛮人”的羞辱,迅速向他们学习,推翻了幕府统治,锻造了一个拥有现代化军队的现代国家,而且在结束其两个世纪闭关锁国之后的50年里,在重大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和俄罗斯,尤其是后一次胜利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在从1902年起的20年里,日本与英国的关系友好,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英国这边打德国。④所有这一切结束于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在美国拒绝“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之后,孤立主义的情绪浓厚,该条约试图调和美国全球霸权的相互矛盾的目标。虽然美国取得了巨大的外交胜利,但并非没有代价。该条约规定世界上大国海军所拥有的主力舰的总吨位之比应该是5:5:3——分别对应于美国、英国和日本。此外,根据该条约的条款,英国注定放弃彼时它与日本的结盟关系。英国勉强同意了这些过分的条件,因为它的错误印象是华盛顿会免除其战争债务作为交换。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而该条约造成的怨恨如此之深,以至于到1928年两国都在认真地考虑这种“不可能的”情景:在两个说英语的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日本人的愤恨甚至更加严重。东京感到它受到羞辱,不仅仅是因为其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更低,而且因为英国抛弃它们的友谊,以便求宠于其美国表亲。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签订华盛顿条约的1922年无疑是日本开始将美国视为其不共戴天之敌的决定性时刻。⑤ 日本也对它所认为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花招感到越来越愤慨。早在1905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展望远东的未来,对日本来说,它可能会有自己的门罗主义。正因为最初的门罗主义确定美洲是美国所独享的势力范围,其推论必然是美国不会干涉其他大陆的事务,所以,罗斯福认为,如果亚洲被确定为日本所独享的势力范围,那是可以理解的。⑥中国的事件毁灭了这种前景。1911年,在日本走出了落后的时代之后,中国推翻了满清王朝,而且在孙逸仙和袁世凯的领导下,打算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然而,它成为军阀割据的藏垢纳污之地。1898年以后,在美国为菲律宾打了一仗之后,它废弃了门罗主义的推论,即不干涉其他地域的事务,而同时依然将美洲视为其特殊的势力范围。许多美国经济利益导致华盛顿越来越多地插手中国事务,更不用说迅速壮大的传教士群体了。由此形成了美国的“中国情结”,其声名狼藉。美国因此对一切理性和实地考察意见置若罔闻,认为友好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亚洲是日本自己的门户,日本人不承认美国可以大规模干涉亚洲的事务,同时禁止所有其他国家插手美洲事务。他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是这样的双重标准(他们认为那是伪善):在美国市场上实行经济保护主义,或者说“紧闭门户”,而同时坚持其他所有地方“开放门户”。日本因经济失灵而动荡(在1929年的大萧条噩梦之前,日本在1926年曾有一次极其严重的银行倒闭潮),日本人考虑建立他们自己的关税联盟,其关税率相当于在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斯姆特一霍利法,the Smoot—Hawley)和大英帝国(“帝国特惠制”,ImperialPreference)所采用的关税率。这就是它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根源。从根本上说,正是经济战争导致了珍珠港事件。⑦P1-4 序言 序言 “去吧,异乡的过客,告诉斯巴达人, 我们谨守律法,长眠于此。” 这是斯巴达300勇士在温泉关①留下的名言。1942到1945年,在缅甸的第14集团军②巧妙地用它鼓舞人心,写出了同样动人的警句: “当你回家的时候,把我们的经历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为了你们的明天。我们献出了我们的今天。” 虽然许多作家叙述了牺牲于缅甸战役的英国和印度士兵的故事,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但在我看来,只有集左拉、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塞利纳③天赋之大成,才能恰如其分地描述这段史诗。我才疏学浅,自然无法展现这场特定战争的悲壮和惨烈。我也不打算辛苦地梳理在丛林中、峻岭里、江河上发生的战斗,提供按战事、按时间叙述的记录。所谓的军事历史本该如此。我的目标更为简单:在典型的“上层历史”中,通过四位传奇人物的传记讲述这场战役的情形。他们是威廉·斯利姆、路易斯·蒙巴顿、奥德·温盖特和约瑟夫·史迪威。在思绪飞扬的时候。我想起在童年时代所喜爱的作家大仲马,把他们看成是缅甸的“四名火枪手”④。蒙巴顿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保王党人,善于自吹自擂,当然与达尔大尼央一模一样;斯利姆是阿多斯,一名高风亮节的军人;温盖特行事不择手段,野心勃勃,就是阿拉米斯的再现;那么,史迪威是波尔托斯吗?当然,他们在体格上完全不一样,一个瘦骨嶙峋,另一个身材健硕,但他们都有某种职业军人的顽强和率直,使得这种比拟并非完全不恰当。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我对缅甸四勇士的最终评价准确地反映了在我想象中会是大多数人对大仲马的四名火枪手的看法。 一如既往,我必须感谢我的合作者,经年累月,他们尽心尽力:威尔·苏尔金(will Sulkin),他是博得利·黑德(Bodley Head)公司的发行人(publisher);托尼·惠托姆(Tony Whittome),他是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编辑;保罗·泰勒(Paul Taylor),他是地图制作师;我的妻子保利娜(Pauline),她是一位作家所能希望得到的最好的评论家和审校编辑(in—house editor)。 2010年于萨里郡法纳姆镇(Farnh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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