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贤的父亲，本为富豪子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也是《大国之魂》的主角之一。由于家族的因素，《大国之魂》成为介绍远征军难得的纪实文学。三年远征路，十万将士血，中国远征军铁马金戈，决战滇印缅，驼峰航线、兵败野人山、腾冲之围……这段几经湮没的历史功绩，这段中国抗战史乃至世界二战史上一段彪炳千秋的光辉业绩，第一次在邓贤的笔下复活。《大国之魂》由此成为书写中国远征军历史的第一书、抗战纪实的经典作品，一本了解抗战历史的必读书。本书历史考证非常严谨，内容翔实，文笔流畅，历史性和文学性俱佳。

70年前，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40万中国男儿，自甲午战败后第一次出国作战。被英美嘲讽为“乞丐军队”的他们，铁马金戈，决战滇印缅，作战驼峰航线、兵败野人山、冲出腾冲之围……以血水浸润了缅甸的山川。十多万客死他乡的英魂，散落在那片原始森林、瘴疬之地，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邓贤的父亲，本为富豪子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大国之魂》由此成为中国唯一一部远征军后裔书写中国远征军历史的纪实文学。该书出版25年来，长销不衰。

引子 历史的坚果

第一部 缅甸之战

 第一章 缅甸风云

 第二章 仰光陷落

 第三章 金戈铁马

 第四章 会战曼德勒

第二部 兵败野人山

 第五章 大崩溃

 第六章 上帝的声音

 第七章 孤旅

第三部 无字碑

 第八章 “驼峰”航线

 第九章 迷雾人生

 第十章 走出兰姆伽

第四部 太阳浴血

 第十一章 观望与反攻

 第十二章 松山大血战

 第十三章 随军慰安妇

 第十四章 焦土抗战

第五部 魂归何处

 第十五章 攻克密支那

 第十六章 功过千秋

 第十七章 国殇之魂

尾声 天祭

后记 历史不会忘记

第一章 缅甸风云

1

公元一九四一年，世界战局进入一个决定性阶段。

六月，德军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此后三个月，德军长驱直入。具有战略意义的莫斯科保卫战拉开帷幕。

十月，日本近卫内阁集体总辞职。东条军人内阁上台。

十一月，日本天皇在东京两次发布战争命令。日本战争机器全部开动。

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一天，日本飞机全面袭击西方盟国在南太平洋上的所有军事基地。仅仅一周，盟军损失一千架作战飞机和一百二十艘舰船，丧失战争主动权。

伦敦。首相官邸。

“爵士，这难道能算作坏消息吗？”大胖子丘吉尔从扶手椅上弹起来，激动地朝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嚷道，“嗨！日本人干了件什么蠢事——你想想看，往美国牛仔屁股上捅一刀，这会有什么结果？！不管怎么说，我们不会单独作战了。”

八日，英国对日宣战。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当苏军作战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中将匆匆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向最高统帅报告时，早已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的斯大林同志正在掩蔽部地下室昏昏欲睡。由于德军“闪电战”进展神速，苏联政府已经发布命令，随时准备放弃首都撤退到外高加索或者更遥远的西伯利亚去。

“什么？！你再给我念一遍！”斯大林忽然两眼放光，好像睡醒的狮子一样亢奋起来，“好极了，真是好极了！听听，这群黄脸猴子干得真不赖。”

他满意地搓着手，急速地走来走去，然后命令：“发电报给远东军区司令员，要他马上到莫斯科来见我。”

半个月后，苏联最高统帅部秘密从远东军区抽调三分之二的兵力，包括三十个步兵师、九百辆坦克和全部作战飞机投入莫斯科前线。远东方面只留下部分边防军与日本关东军对峙。

十二月十七日，英国首相特使、外交大臣艾登飞抵莫斯科，敦促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这一要求遭到斯大林愤怒拒绝。

此后，英美首脑多次敦促苏联对日宣战，均遭拒绝。

《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一直被保持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日，日本即将战败时，才被苏联政府宣布单方面废除。苏联是二次大战期间唯一一个对日本采取中立立场和保持外交关系的同盟国国家。

对英美盟国来说，太平洋战争初期无疑意味着一段充满灾难、耻辱和不堪回首的日子。盟军到处惨遭败绩，狼狈不堪；日本人频频得手．取得一连串震惊西方世界的奇迹般的胜利。

战争头一周，日军占领泰国全境，迫使銮披汶政府签订城下之盟。

十二月十日，日军同时在菲律宾和哥打巴鲁登陆。

十二日，日军强渡柔佛海峡，进攻马来半岛和新加坡。

二十五日，香港沦陷，港督马克·扬爵士宣布投降。

此后一个月，马尼拉、吉隆坡和新加坡相继失陷。七万美菲守军放下武器，八万新加坡英军向三万日本人侵者挂出白旗。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仓皇出逃澳大利亚。日军乘胜南下，攻占爪哇、南苏门答腊和巴厘巴板。

纵观一九四一年及其后的亚洲战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将这场战争区分为两个互相关联的局部：一个是亚洲东部幅员宽广的中国大陆(中国战场)，另一个是南太平洋沿岸疆域辽阔的东南亚诸国(太平洋战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动用总兵力不到二十个师团，约五十万人；而在中国大陆，日军常年保持的兵力高达五十至七十个师团，总数超过百万人。由于中国战场旷日持久地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半数以上兵力，并且无休无止地消耗日本国内的战争资源，因此历届日本内阁都把中国抗日政府的存在视为心腹大患一，千方百计试图予以摧垮。

仅“珍珠港事件”爆发的一九四一年，侵华日军就先后发动豫南战役、赣鄂会战、中条山大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累计出动兵力达七十万人。国民党各战区进行顽强抵抗，英勇反击，虽有较大伤亡和失地，但是基本上挡住了敌人的正面攻势。

与此同时，敌人还出动近十万日伪军对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根据地军民团结奋战，是年底粉碎敌人“扫荡”。

十二月，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东京电台多次发表对华谈话，敦促重庆政府“停火”，“媾和”。均遭严词拒绝。

月底，日军为了配合太平洋作战，发动第三次更大规模的长沙会战。大战历时一月，以日军败退告终。

P11-13

这部三十余万字的《大国之魂》是我的长篇处女作，写作于1989年春，完稿于次年秋天，算得上一本呕心沥血之作吧。很多读者问，当时你还是个青年，又没有当兵打仗，你是怎么写出这部与你个人经历毫无关系的抗战作品来的呢？

说毫无关系当然不确切，我父亲曾经作为中国远征军中的普通一员，以不到十八岁的年龄投笔从戎远赴印度，他们那一代青年是以热血和生命谱写出抗日战争的悲壮凯歌的。惭愧的是，当父辈的热血尚未冷却，历史到了我们这一代已经扭曲变形，我这个不肖子孙居然不知道我的老父亲曾在中、印、缅浴血奋战！“文革”年代，父亲的历史成了问题，我们家庭注定无法逃脱没顶之灾。当我在边疆年复一年当知青，个人前途屡屡受到挫折，心里没少抱怨父亲，诅咒那段给我们家庭带来厄运的“黑色历史”。

尽管我不断向组织表态同父亲划清界限，然而我对父亲的历史仍然一无所知。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某一天，历史厚重的帷幕突然掀起一角，在中国滇西怒江西岸的一处被荒草淹没的旧战场遗址上，当地人对我讲述了远征军伤亡逾万血流成河的故事。面对暗夜如晦的茫茫长空，面对长眠地下的无数抗战将士的白骨和他们被践踏的灵魂，我跪倒在地，泪如雨下。不肖子孙的愚昧、麻木、疯狂和偏见像铁锈一样壅塞了我的心灵。

后来我终于独自走遍怒江西岸的山山水水，进行首次千里大采访，祭奠被遗忘的抗日战场，我想我至此获得新生。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生命之旅，一次精神与灵魂的再生。是历史本身(不是书本或其他)引导我走向历史彼岸，走向我的精神家园，我相信，我的写作与人生至此开始。

我的唯一心愿是，谨以这本小书，献给我年迈而苦难的父亲，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一样活着或者死去，有名或无名的普通抗战士兵。

还需要提及一句，这部书的写作过程，由我太太周晓蔚负责业余誊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仅有一间陋室，没有电脑，暑无空调，寒无暖气，抄写常在工作之余的夜间进行，四稿耗时一年又四个月，逾一百数十万字。那是怎样一项浩繁的工作呀，个中甘苦只有我知她知。

值此《大国之魂》重印之际，心生感慨，权作再版前言。

历史不会忘记

当我刚刚完成手中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并把它寄给出版社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公元一九九〇年秋。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认为秋天更适合休息，于是动身往云南参加一个笔会。在风景宜人的春城昆明，我得知这样一个消息：四个月前，一行日本人终于秘密地踏上了松山的红土地。

毫无疑问，这则消息极大地震动了我，它使我再也无法安下心来享受美好的湖光山色，而终于急急忙忙踏上了采访的旅程。

当事人大都回避我的采访。有一位当地作者，将日本人祭祀松山的见闻写成一部报告文学，但是未得发表。据说有关部门不希望扩散影响。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在今年五月确凿地实现了重返松山的夙愿，而我们中国人对此似乎不应该再有什么想法。

最初，我并不怀疑日本人的和平诚意和锲而不舍的忏悔精神。因为现在早已不是互相敌对的战争年代，何况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何况日本政府年初已经率先宣布恢复对华贷款，等等。

我本人对这则内部消息的兴趣仅仅在于它所透露的某些同我的作品有关的历史内容。

据悉，日本客人共有两名，来自日本“松山老战士协会”，其中一名是我在拙作《大国之魂》中曾经提及的护旗官木下中尉，另一位名不见经传，满脸麻子，战争期间职务为军曹。据说还有一名松山军妓希望同来，被中国方面婉拒。

接待单位均为公安部门，戒备森严。不大像保护游客，倒像押解犯人。

时过境迁，怒江峡谷建起了跨江水泥大桥，滇缅公路拓宽了一倍。只有松山依旧荒芜，当年的战争遗迹历历在目。

车到大垭口，两位日本老人就坐不住了。他们身着传统的日本和服，一面把许多从岛国带来的精美祭物抛向山坡和深谷，一面长跪不起，抱头痛哭。日本人走走停停，寻寻觅觅，几乎是从山下跪上山顶的，以至于弄得一身一脸都是泥土，其心意之虔诚可见一斑。

听说他们在松山上祭祀了一整天，拍了许多照片，烧了许多香烛，最后如愿以偿地取走一包松山的泥土。松山海拔两千六百公尺，不在乎一小包泥土。这也是中国人的胸怀。

据说日本人对此深表谢意。

我由此稍许产生了一丁点自卑。因为当我独自徒步考察松山时，当地政府作了许多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许拍照。

据说日本客人曾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个缺乏常识的问题。日本人说，既然松山战役是你们的一次重大胜利，那么松山为什么没有纪念碑，也没有其他纪念物？这个问题自然不难应付。事实上在松山大垭口的公路边上确曾有一座旧石碑，只是年代久远，不大引人注目而已。

日本人在龙陵县城盘桓的那些日子，麻脸军曹很快被当地老人认出来了。时隔将近半世纪，日本法西斯军队留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创伤和痛苦记忆并未完全抹去。老人们回忆说，麻脸军曹杀人如麻，拿劈杀中国儿童取乐。原以为松山战役已将他化为灰烬，不料四十多年后，杀人魔王又回来了。

当然不是卷土重来。因为中国早已不是五十年前的中国，中国老百姓也不是五十年前任人宰割的“良民”。况且日本官方护照写得明白，两位日本先生来华目的均为“观光旅游”。麻脸军曹一去四十余年，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当昔日的杀人魔王兴致勃勃走进旅馆茶社时，当地人以淳朴宽厚的热情同客人握手，然后既往不咎地坐在一条板凳上品茗和谈笑风生。日本人在当地还造访了一些居民家庭，看到许多居民使用松下或东芝电器，他们对此感到满意。

麻脸军曹之所以信心百倍地重返龙陵和松山，是因为他们确信过去的日子已经结束。但是过去结束并不意味着那些罪行可以一笔勾销。日本人的优越感令我震惊。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优越感十足的民族是不大容易记取教训，尤其不大容易记取发动战争和玩火自焚这样一类教训的。

在龙陵大坝，日本客人曾经专程登门拜访一位傅先生。傅先生年逾七十，战争期间任国民党远征军少校军医，参加了收复滇西的战役。此次晤面，历史上的两国仇敌终于有机会化干戈为玉帛，畅叙中日友谊。

日本老人有感于人生短暂，世事沧桑，主动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战场内幕。为方便叙述，兹将其中部分细节照录于后，以备历史学家考证。

1.著名的松山大爆破，日方事先已有察觉，麻脸军曹亲往高地传达撤退命令，仅有六名官兵因通知不及而遇难。这个数字与中国方面宣布的消灭八十余人出入甚大。

2.松山大血战生还者并非木下护旗官一人。突围成功者共计二十四名，其中包括日本军妓三名。因为只有木下护旗官是奉命突围的，因此其余生还者均有临阵脱逃的嫌疑，被军部勒令隐姓埋名，不准抛头露面。直到七十年代，松山幸存者才在日本成立一个“松山老战士协会”，正式宣告自己的存在。此事为麻脸军曹亲述，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著《缅甸作战》及《大东亚圣战全史》等书均未见提及。

3.日本松山守备队司令官金光少佐最后军阶应为中佐。战争期间该守备队兵员应为八百九十一人。

兴之所至，日本客人还谈及一些小事。

松山开战前夕，日军抓住了两个中国女嫌疑犯，并从她们的发辫中搜出了日军阵地的地图。日本人对中国女人动用了一切令人发指的酷刑，这些酷刑绝对地使我们今天电影里那些装模作样的表演无地自容，据说连日本士兵也为之侧目。中国女人毕竟挺住了，即使数十次地轮奸也不能使她们开口。最后她们被一刀刀割成碎片，喂了日本狼狗。

麻脸军曹回忆说，那是两个很年轻的中国女人，年纪最多不超过十九岁，后来查明她们是从江对面过来的学生兵。这两个坚强不屈的中国女兵给日本人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麻脸军曹问：你们是否知道她们的名字，并为她们修建了纪念碑？

还有一件小事：松山突围时，日本败兵中途伏击了一支正在赶路的中国运输队，打死了大约二三十名运输兵。当他们动手剥下死人的军衣好化装逃跑时，才赫然发现这些死者全都是女人。日本士兵被震撼了。当一个民族的男人和女人都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时，这个民族便绝对是不可战胜的。日本人破例将这些中国女兵的尸体掩埋在山谷里，并默默致敬。麻脸军曹问：你们有过关于这支失踪的女兵运输队的确切记载吗？

……

傅先生无言以对。

几个月后，当我坐在书桌前整理这些沉甸甸的记录文字时，我亦无言以对。

当我在这篇后记中一笔一划记录下历史传导给我的巨大震颤时，日本客人早已回到那个遥远的岛国，并且带去一松山战场的红泥土。我也许有理由期待日本人的忏悔，从每一个血债累累的麻脸军曹到日本天皇。

据说日本天皇没有。

麻脸军曹也没有。

报载：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谎言……（见一九九年九月十五日《参考消息》）

历史终归是历史。如果要让中国人民忘记南京大屠杀，就等于要让日本人忘记曾经升起在他们头顶上的那两朵巨大而耀眼的蘑菇云一样。

——他们会忘记广岛？

——还有长崎！

公元一九八八年夏，中国上海曾经发生一起震惊日本岛国的车祸。两列火车相撞，致使数十名来自日本歧阜县的高中学生丧生。消息传来，日本举国悲痛。两个月后，这一不幸事件得到妥善处理。

翌年忌日，数以百计的日本人前往中国祭祀，他们中间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对日本人来说，后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他们有的人曾在中国野蛮屠杀过不计其数的妇女和儿童。

在上海真如车站，日本人看到死者的陵墓修葺一新，中国人没有亏待他们的子孙。

然而应当负罪的并不是中国人。当日本人的双膝牢牢跪在中国的土地上时，这种负罪感就因为历史的轰然苏醒而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

真如车站是上海“八·一三”抗战旧址，公元一九三七年秋，日军从这里攻陷大上海，然后继续攻占南京，制造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歧阜位于日本本州岛，五十年前，由数万名该县官兵组成的“本州兵团”自始至终参加了对上海的作战，随后又血洗南京城，对中国人民欠下累累血债。半个世纪后，一个偶然的车祸鬼使神差地将一些歧阜日本人驱赶到中国，跪在这根铭刻着他们或者他们亲友罪行的耻辱柱跟前。

面对千千万万的异国怨鬼，日本人能不心惊肉跳么？

公正地说，车祸的死难者是无辜的。但是无辜并不能解释历史。

这是纯粹的巧合？

还是命运的安排？！

对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始终是堆纠缠不清的乱麻。他们的努力仅仅在于孜孜不倦地解开那些旧结，然后又打上许多新结。

我以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照出人的白骨。

但愿我在稿纸上录下的这些沉重的铅字能使我的读者受益。历史不会永久寂寞，历史的曲折来自历史的创造者。

这便是我写在《大国之魂》即将出版之际的话。既是补白，也是自述。

权作后记。邓贤

一九九年九月三十日急就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