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是一部关于东北沦陷后知识分子流亡关内的口述历史，它真实地展示了抗战流亡的生动历史，反映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状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与追求。

由于口述历史是当事人站在自己的独特角度对所历、所见、所闻、所感进行主观性的叙述，为了使读者能够对东北青年学生的流亡历史有一个总体的把握，能够把每篇口述历史从各自的角度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之收到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之效，编者齐红深根据有关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整理出此文，以清全书之眉目。

齐红深编著的《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以丰富而错综复杂的史实和当事人的深刻反思再现了那一段撕心裂肺的往事，真实地展示了抗战流亡的生动历史，反映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状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与追求。这是一部内容浩瀚、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的著作，相信每位读者，不管年长还是年轻，不论政治派别和种族肤色，都会受到感动，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序

前言 抗战时期东北青年学生流亡史略

第—部 松花江上

 亲历九一八

 在伪满洲国上学

 我的家乡美丽而富饶

 父母亲省吃俭用把我送进小学

 流亡关内之前

 心中埋下反满抗日的情绪

 “高柏苍事件”前前后后

 参加“抗联”地下工作

 在伪满洲国的监狱里

第二部 离家

 开始流亡的东北大学

 随东北中山中学流亡记．

 我的同学与老师

 敢问路在何方

 流亡的东北中学

 我和父亲同坐监

 随父亲流亡到南方

 离家出走之后

 从“东北抗日机构”到战干团

 我的传奇人生

 流亡路上陷囹圄

 我渴望展开书卷

 在流亡路上

 我真的很茫然

 躲过第二次追捕

 入关

 吻别襁褓中的女儿

第三部 上前线

 走上抗日之路

 在新疆战斗

 在伪军里入党

 《反攻》杂志与“民盟”

 加人东北军

 进入中央农林部

 为接受日本投降仪式当翻译

 到解放区去，到中原去

 唱着《松花江上》参加抗日

尾声 我来自北兮回北方

 回北方

 白日放歌

 欢庆日本投降

 随东北大学复员回沈阳

 随国民党回东北去“接收”

 复员回沈阳被东北大学开除

 回东北开展工作

 在国民党东北行营当地工

学校不但设有文化课，还有军事课，军事与文化并重。张学良给学校配备了九七步枪600多支。重机枪6挺，轻机枪1l挺，手枪若干支，子弹10余万发。每人在军训操练时可领得步枪1支。学校设有武警、校警，门卫森严。刚开始时，男女学生一律穿着灰色军装，戴大檐军帽，扎皮带，打绑腿。后来改为浅黄色军装和军帽。男生一律剃光头。无论起床、就寝、吃饭和上下课，都以军号为令，军事管理十分严格。那时睡的是钢丝床，还挂有蚊帐，可臭虫、蚊子还会常来肆虐，有时使人不得安睡。同学们将内务搞得特别整洁，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一日三餐，早餐是咸菜或黄豆、玉米大楂子粥，午餐、晚餐多为米饭、干粮、一碗菜。每周都先公布食谱，有时也会改善生活。师生感情比较融洽，每到9月18日同吃高梁米饭，共饮黄连水，卧薪尝胆，誓报国仇。

1932年春夏之交，国民党争夺学校领导权，遭到有些同学反对。一天早晨突然有同学告诉大家不要去上课，于是，全部同学集聚在宿舍里，不敢外出。校门、旁门都有人把守，不准出入。连炊事人员也不能外出采购。过了一天一夜，一切恢复正常，闹事的同学另起炉灶．在报国寺办起了知行中学。后来知行中学成为中山中学的南校。

学校经常对同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33年，同学们曾节食一顿饭，用伙食费铸造一口警钟。钟上刻着万里长城，长城外刻着东北三省地图，图上刻着“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和“卧薪尝胆”的警句。这口警钟挂在校内操场上。开始，当每月18日到来，全体师生集合举行国耻纪念会，升旗，默哀，唱校歌，然后敲钟，按九一八日寇入侵的月日，先敲9响，再敲1响，后敲8响，并且还按日寇占领东北的月份来敲钟，如1933年日寇已占领东三省26个月，则还要再敲26下，用以警告同学们家乡失陷的日子。后来这种纪念会改为一年一次。

每次纪念会都请东北知名人士如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马占山、苗可秀等来校，讲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的事迹和东北父老兄弟与敌人斗争的情况，使同学们觉悟不断提高。在此期间，学校当局也常组织大家上街游行，一路喊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且高唱抗日歌曲。

1935年华北吃紧，国民党当局与日寇签订了“何梅协定”，规定凡有抗日色彩的团体、学校一律撤出北平。当时正值张学良从意大利考察回国，被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员。他为了照顾继续流亡的东北子弟学习，决定于1935年将东北中学从北平迁往河南鸡公山。

1936年下学期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自治会的成员多为“民先队(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队员。抗日救亡活动大都通过自治会进行，非常活跃。同学们举办各类读书会和时事讨论会，成立流动图书馆，在校内外出墙报、黑板报及油印小报，开文艺晚会，组织海燕诗歌社，成立歌咏队。《五月的鲜花》的作曲者阎述诗常常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和世界进步名曲。同学们尽情歌唱，把抗日歌曲送到山下，送上街头，还远到信阳和孝感等地做募捐宣传，支援绥远前线；并且沿京汉铁路各个车站，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寇的血腥罪行。九一八周年纪念日，同学们下山到京汉铁路新店车站散发传单标语，隔窗向乘客宣传。，

“一二·九”学潮的胜利，使学校规章制度逐步健全，运行机构正常，秩序井然，教师教学质量日益提高，同学勤奋学习蔚然成风，“打回老家去”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进步思想广为传播。

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由于张学良是董事长兼校长，豫皖绥靖主任刘峙电令鸡公山驻军：“搜捕东北中学，将该校学生押解出山海关。”后经孙一民校长据理力争，上告至武汉行辕主任，才免于出关。但政府当局竞派出两个团的士兵，将东北中学团团包围，不管寒风刺骨，竟把只穿衬衣的同学们从被窝里赶到操场集合，将所有的枪支弹药全部收缴，并且搜查宿舍，不少师生上了黑名单。一些进步师生迅即逃离鸡公山，奔赴北平、上海各地。在白色恐怖下，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已不能公开进行。当局视东北中学如赤祸之地，山上除原有驻军外，刘峙并增派清剿总队一个营将其巡逻包围，搜查警戒，并开除了11名进步同学，民先骨干已被迫离去，抗日救亡运动转入低潮。学校开课亦成问题。

P11-12

《流亡》是一部关于东北沦陷后知识分子流亡关内的El述历史。因编著者之邀，我有幸先睹为快。阅读之际，我不仅被这部书的内容所深深地吸引着，更被编著者工作的艰辛所强烈地震撼着。我真的难以想象，编著者是怎样在财路枯竭、工作繁重、身心疲惫的情况下，坚持工作了十几年，完成了这项庞杂琐碎的工作，并终于使它与读者见面的。我钦佩编著者为此而忘我的工作精神，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真的难以做到。

据我所知，在国内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领域中，齐红深研究员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人。正是他的努力、他的奋斗、他的拼搏，从实质上减少了我们这一代人“眼睁睁地看其流失，内心所发出的深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的缺憾。他的以“流亡”为主题的口述史研究，将慰藉着所有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已故东北流亡知识分子的在天之灵，也为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书写了真实、深邃、凝重的一笔。

这部口述历史的采访对象年事很高，身体状况较差，经历复杂曲折，特别是他们那段痛苦的流亡经历在记忆之中挥之不去的情愫，是很难被他人所深刻理解的。齐红深研究员是如何移情并与这些痛苦的心灵共鸣的，是我深入思考的问题之一。关于这一点，他本人是这样说的：“现在许多人已经无法理解那一段历史，也无法理解这些亲历者对历史的诠释。我们课题组里那些比较年轻的成员，对于亲历者的回忆也时常困惑不解。但是，我们努力把受访者讲述的历史忠实地记录整理出来。我们在调查和研究过程中，也曾感慨万千，多次按捺不住冲动，渴望从历史中站出来直接发言。但是，经过多次反复考量，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述而不作和缄口沉默。”

对他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我极为赞同。我曾参与指导研究殖民地教育史的研究生。年轻的学生对那段历史理解上的困难，以及他们与我们在理解上的差异，我是了解的。我认为《流亡》一书，以青年人了解那段悲惨的历史为目的，为此，尽量消除由于代沟造成的认识上的困惑是不容忽略的。作者不想通过直接发言的形式对年青一代进行说教，而是力求通过真实的历史记忆，让年青一代去体会和感悟。如此解决历史研究中的代际关系问题，是难能可贵的。作者按捺住自己的冲动，是为了让位于口述者的冲动，因为后者的冲动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更易于感召人们对于那段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

我的一位研究生曾参与过齐老师主持的采访工作。一位年事很高的被采访者因为激动、兴奋。在还未及最后进行录音和录像之时，不幸突然去世了。他激动、兴奋的是终于有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来听取他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珍视他的这段经历作为历史记忆和历史教育的价值了。他的突然去世，给家人带来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家属却默默地承受着。没有对采访这一诱因表示一丝一毫的抱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顺应了自然规律，而且是因为他们深深地懂得，逝者最后生命的冲动与抗战历史记忆交织在一起，进发出的生命火花将点燃其他人生命的光焰，体现了逝者的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我一直对此事念念不忘，心想：又有多少人能企及这样的人生境界呢?我就是这样被带入抗战时期东北流亡者口述史研究的情结之中的，并由此理解《流亡》的问世，所形成的口述者的冲动与作者的冲动之间的共振关系，理解了作者的移情与年轻人移情可能性的关系。

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将历史定义为“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从理论上讲，“口述历史正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它力图通过回忆来获得关于过去事件的丰富证据，从而记述回忆者自己的历史”。编著者认为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仅仅是潜藏在亲历者心中的历史记忆——这是随时都可能逝去并将永远不能再生的文化遗存”。要保留下来，必须进行口述史研究。从方法上讲，“口述历史是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具象化和方法化，将历史对于记忆的依赖性引入历史研究的实践操作中”。编著者正是这样实践的。他认为，“历史是复杂的．立体的，丰富多彩的；而我们自己还是很浅薄的。我们能够把即将散失的历史记忆收集起来，就应该知足了。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地把亲历者本人的历史记忆原原本本地呈现给读者．呈现给现实与未来的世界”。它“会比档案记载更真实、更全面、更生动”。

通过编著者运用口述史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动机以及对口述史的方法及价值的认识．可以实证“记忆”作为口述史的一种本质要素，是口述史研究的立论基础。口述史研究既以记忆为工具，又以记忆为内容，使历史研究发生了一种特殊变化，这就是将心理与心理学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其心理意义也得以凸显。正如西方学者所表述：“对记忆的实际体验证明，过去曾经存在，也因此激发重构过去事件的努力，甚至产生非做不可的冲动。”只有心理因素介入历史研究之中，历史才能真正地活化，我们才能通过口述史，看到活生生的历史，看到历史研究者活的灵魂，看到历史研究的生命价值所在。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千千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流亡关内，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历程。流亡本是中华民族遭受异族侵略国破家亡之时的被迫行动。经济的困窘．生活的艰辛，环境的残酷，民族、国家前途的渺茫，对生命和幸福的渴望，本已使年轻的生命遭受难以承受的压力，民族内部的争斗更使他们无力决定自己当时和今后的命运。即使在老年，当他们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回首往事，仍然无法摆脱难以言状的羁绊．痛苦地折磨着他们的心灵。这是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脍炙人口的“流亡三部曲”就是这段历史的生动艺术写照。但是作为历史，却很少有人正面而深入地研究它，更是缺少齐红深先生这样的实证研究。《流亡》作为史料将与抗日战争文献资料互补。几十位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的经历反映出了日本侵略给青年学生的思想、情感、生活、学习、命运和伦常关系所带来的变化。虽然他们极力抗争，但是在国家、民族命运的危急关头，也往往难以把握自己的前途。本书深化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及其之后的命运变化、心理影响这一主题。我们从中看到，战争所造成的物质损失与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理伤害相比，真的是微不足道的。这部著作正是通过真实的人生经历，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共鸣，启迪人们的思考，从而激励人们反对战争，追求和平，保卫和平，为和平而奋斗。

在编辑体例上，齐先生以脍炙人口的“流亡三部曲”为线索，由于每个人的El述历史都是相对独立的，每个人的经历又是十分丰富和曲折的，编著者为了节省篇幅，根据“流亡三部曲”的逻辑关系，按照“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的顺序，将每个人的口述历史加以剪裁，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书前的《抗战时期东北青年学生流亡史略》简明扼要地概述了史实，交代了历史背景，使读者对史实有一个总体的了解。《我来自北兮回北方》作为尾声则将抗日战争结束后流亡者的归宿整合到一起，使得全书完整而引人深思。经过编著者独具匠心的编排，读者所看到的，不再是每位流亡者的个人史，而是抗战时期东北青年学生的流亡史，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史、苦难史、屈辱史和斗争史。可以说，《流亡》以丰富而错综复杂的史实和当事人的深刻反思再现了那一段撕心裂肺的往事，真实地展示了抗战流亡的生动历史，反映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状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与追求。这是一部内容浩瀚、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的著作。我相信，每位读者，不管年长还是年轻，不论政治派别和种族肤色，都会受到感动，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2006年5月写于大连，12月修改于日本东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