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霄三部曲》是一套由京、沪、汉三地作者联手打造,以《史迹》、《文集》、《传记》“三维一体”,以“首义金刚”、“护法中坚”、“抗日英烈”三个历史丰碑集结了主人公高振霄一生“振兴中华,福利民众”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本书是其中的《文集》分册。这是编者王琪珉、高中自、裴高才经年累月从各种报刊上勾稽出来的高振霄留存文字,包括在辛亥及其稍后的护国、护法、五四、华盛顿会议时期的文字。不论长篇短论,还是只言片语,均反映了作者对这一时期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关切、认知及其主张。这些文字在经历了上百年风风雨雨摧残洗礼后留存至今,是个奇迹,值得珍视。
《高振霄三部曲》是一套献礼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史迹》、《文集》、《传记》三卷本图书。本书文史兼具、图文并茂、三位一体,记载了高振霄为“振兴中华,福利民众”奋斗的一生。《史迹》通过辛亥革命以来各种报刊、地方志等文献的记载及辛亥革命志士、国共两党人士打捞的关于高振霄的历史记忆,还原了高振霄“首义金刚”“护法中坚”“抗日英烈”三个历史丰碑;《文集》则是高振霄不同时期的文稿结集,有的篇章还是尘封百年的孤本,反映了主人公对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关切、立场和主张;《传记》以《史迹》、《文集》及海峡两岸官方档案与民间原始资料为文学素材,以传主的手稿为依据,描绘了高振霄公忠体国的丰功伟绩和悲壮凄美的传奇人生。《高振霄三部曲》是一部弘扬民族精神的宣传篇、激发爱国主义的教育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励志篇,是一部传承历史、传播文化、亦史亦文的文学佳作。
本书是其中的《文集》分册,由裴高才、王琪珉、高中自编著。
六十九、武昌起义有三件可纪念的事
上个月,我在上海要走时候,胡玉斋对我说:“我们新湖北的杂志,十月十日一定出个纪念号。这辛亥的事,是我们这些人干的,你在江船上没事,也该送点文字来。”
读者诸君呵,我平时最怕提起这事,我提起辛亥故事,我很悲伤的。这十月十日的纪念,不过是个政治革命的纪念。政治革命本乃是不撤底的东西,要想澈底改造,是万万脱不了社会革命的公例(注一:平民革命)。这个分别我去年曾在《人报》上说过,但是辛亥的事虽不算个什么,辛亥以后的革命,又怎么样?
读者诸君呵,我的悲伤并不是我革了命,没得什么权利,我才伤心的。我所悲伤的是辛亥以后的革命,一回不如一回。什么癸丑呢?丙辰呢?靖国呢?护法呢?都带点英雄革命的彩色,甚至毫无结果。总说起来,都是将领革命,不是群众革命,都有点权利的兴味,不是牺牲的精神。看来看去,除了五四运动以外,到是辛亥的事,还有二三件可纪念的。那三件呢?(一)奋斗的精神。(二)牺牲的精神。(三)无掠夺的行为。当八月十九日夜间黑地枪声一出,城内尚有抵抗最力的旗兵一营,伏暗射击,分不出你我。真正革命党人,合军学两界,总共不到五六百人是有组织的。其他压迫的、观望的,十倍于党人。党人誓死相抗,半夜巷战。黄土坡一带,尸横遍街,党人终没一个畏怯的。这是他们奋斗的精神第一着表现。刘家庙的战事,冯段两贼用海陆两方面的攻击,炮弹及枪弹如淋雨一样。党人以数百敢死队赤身作战。曾记炮兵孟华丞一人,身受数十伤,下半部为炮弹所削,华丞横尸马上,兀狂呼杀贼,西洋男女争相拍手表示敬意。到底敌人数万万众不敌数百党人的勇气。这是他们“奋斗的精神”第二着表现。汉口失守,汉阳的措置不当,又相继失了汉阳。黎元洪走出葛店,这时党人未死的不过数十人,最后宣言:“愿与武昌的居民共死,绝不愿弃人民去到南京。”这是他们“奋斗的精神”第三着表现。
在事初起时候,一切组织都不完全,这是必然的。十九、二十、二十一日,三日夜的巷战,党人连吃饭都忘记了。二十三日清晨的时节,有一百多兵士饿昏了,睡倒在蛇山上下。大家将他们扶起,慢慢的用稀饭来喂。有人说街上不是有油条饼子,你们怎么也不会吃呢?有一个断手兵士说:“我腰中没有铜元,我们绝不敢吃民间一点东西。”当时听者闻之大家都哭起来了。现在当贵州军事代表的李子仁先生,前日说起此事,叹息好久。这事是凡亲与其事的都知道的。这是他们“牺牲精神”第一着可爱。到了汉口汉阳的战争,因为大江阻隔,军事上的运输,一时不能连贯,军人们饿着肚子打仗。汉口的商人小贩,组织一个送食队,担上些橘子、水梨、饼干、面包等类,不顾死分送火线上。我有一次一马跑到卢沟桥下首,见一个女子跪在一个兵士面前,眼泪汪汪将橘子开了,一片一片的往兵士口中送。那兵士仰天长叹:“死人也不吃。我下得马来,抱着兵士,问他为甚不吃东西。他说:“先生!我打败了仗,也快死了,省一点东西给别人吃罢!”我当时也同这女子一样,眼圈儿不禁红了。就现在想起,写到这地,也不觉泪下。这是他们“牺牲的精神”第二着可敬。就是后来停了战,无论何人,自都督起,都是二十元纸票的薪水,绝不乱用公款。这一点,也不能说那时的人不会用钱呢?说到纷争的时代,无论那一国,到了战事一起,不能说兵士们绝对没有掠夺的。武昌起义的时候,《汉口新闻报》什么凤竹荪先生,还是抱着大清说话,骂我们是乱臣贼子,但是他反对我们的报纸上绝找不出一个字说我们抢谁杀谁。我那时管理军法事情,杀敌奸细是有的,抄没旗官的财产是有的,至于兵士们奸掠烧杀,直到了第二年春上才发现三四种这样的案件,真所谓绝无仅有了。冯国璋烧了汉口那就不在此例了。读者诸君呵,你们把这几年的战况想一想,比较上湖北革命就可纪念了。
克鲁泡特金先生每论学理的时候,总称许巴黎市民的精神是人间少有的。武昌起义就以上三种精神,总说起来,中国人的特性也不弱于巴黎市民。中国自古的烈士仁人,杀身成仁,大半并不想到自己权利生命上,这也是中国人的特性。现在四万万人,只要万分之一有上说的精神,那们什么事情中国人做不到呢?要知道中国人现在的生命财产付托在武人蛮夫之下,横竖总是不得活的。与其俯首帖耳的作牛马死,倒不如大家放出一番牺牲的精神来,同这些武人蛮夫奋斗!先消灭了国内的武人蛮夫,再消灭那东亚的武人蛮夫,那时我们才有快活日子过。不要怕,更不要斯文架子,韩国人的东方式革命,并没有强烈牺牲精神,那是很吃苦的。放胆做去,现世界援助革命的人多着呢!
文章来源:《新湖北》第一卷第二号(国庆纪念号),1920年10月10日
P125-126
为史补遗,情理交融
马勇
几个月前,高中自先生给我发来了三部书稿,并嘱作序。
第一部书稿是《高振霄三部曲》之《史迹》。编者从辛亥以来各种报刊、地方史志等文献上打捞高振霄久已湮没的事迹,由此可以大致重建高振霄先生的历史轨迹。比如该书征引1947年8月22日《武汉日报》的一篇短文,强调高振霄“早岁参加同盟会,辛亥首义任各部总稽查,后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及国会议员,赞襄总理从事革命有年。抗战军兴,任策反委员,留沪联络伪方军警掩护后方工作人员,颇著勋劳。经行政院题颁匾‘忠贞体国’。”这段文字虽简,但确比较翔实地写出了高振霄的历史与贡献。
第二部书稿是《高振霄三部曲》之《文集》。这是编者经年累月从各种报刊上勾稽出来的高振霄留存文字,包括在辛亥及其稍后的护国、护法、五四、华盛顿会议时期的文字。不论长篇短论,还是只言片语,均反映了作者对这一时期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关切、认知及其主张。这些文字在经历了上百年风风雨雨摧残洗礼后留存至今,是个奇迹,值得珍视。
第三部书稿是《高振霄三部曲》之《传记》。作者以前两部《史迹》、《文集》为文学素材,运用亦文亦史笔法描绘了主人公高振霄一生公忠体国的丰功伟绩。文辞华丽,情节曲折,可读性极强。
在我粗疏的阅读中,我觉得三部书统筹兼顾,分工恰当,结构合理,对于重建久已丢失的历史真实,及纪念先烈,弘扬传统,均具有重要价值。三书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值得关注,更值得进一步探究。
我虽为历史学尤其是近代史从业人员,而且也不时写过有关辛亥革命的文字。但在收到这三部书稿之前,我对高振霄其人其事所知甚少,不知道高振霄在武昌首义后漫长的政治经历,更不知道高振霄在抗战军兴时留沪以洪帮首领和抗日策反委员会委员身份,联合国共两党积极抗日并接应保护抗日志士和我后方人员的奇特经历。不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孤陋寡闻,读书有限,而是传主的史迹被岁月淹没得太深太久。如果没有像高中自先生、王琪珉先生、裴高才先生这样许多有心人的仔细爬梳,我们仍将大而化之地讨论辛亥,讨论护法,讨论抗战,讨论大上海,不免会对历史留下缺失和遗憾。由此,使我想到这样两点。
第一,在历史研究中,不仅要在关注一线人物的同时,最大限度注意大人物身边那些配角或“小人物”,还要正确看待历史上大英雄与“小人物”,即主角与配角之间的关系。以往历史研究的通则当然是英雄创造了历史,没有主角的历史肯定不真实,英雄理所当然成为研究中的主角,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我们有机会阅读桑兵教授最近组织编辑出版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就知道当年追随孙中山一起干事的人有成千上万,这些还都是留下了名字、有过通信往来的人。至于那些从不发声,或很少发声的追随者、潜水者,更是不可胜数。历史研究如果不能兼及这些人物的行迹、言论,那么所描写的历史总是不完整的。何况,如果没有配角、没有绿叶、没有“小人物”的陪衬,英雄也势必显得孤寂、落寞。《高振霄三部曲》对历史细节有很多补充,由此亦可看到历史主角与历史配角、大人物与小人物、英雄与民众之间不可须臾离开的关系,正是他们的相互配合、补充、合作,构成了历史。
第二,名人后裔为其祖辈撰写家族历史,以此传承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不仅是社会道德示范,同时也考验着这些名人后裔的修养、教养与学识。中国原本是一个最具历史感的国家,至少从孔子以来就格外注意历史资料的征集、整理,注意家族历史的书写,注意前人事迹对后人的激励、示范。这种历史感是最好的道德示范,后人通过历史对祖先敬畏、尊重,在前人奋斗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曾子的感慨,就是中国人历千百年而不变的历史启示。在以往的传统社会,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力量,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家谱、族谱、年谱、史迹、文集、传记等。那时的物质条件和出版条件肯定不如现在。现代社会让人们产生了农业文明状态下不曾有的焦虑,现代人却在过去上百年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精神传承,这是非常遗憾的。高振霄先生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历史事件参与者那样永远沉没在历史的黑洞里,除了些许碎片化的信息外,主要还是因为传主有像中自君、琪珉君这样的“孝子贤孙”,他们在温饱、体面的生活之余,不忘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寻找祖先留下的印痕。能够静下心来收集祖先的资料,编辑成册,确实不易。经济上的开销是一个方面,而时间、精力、兴致,都在考验着这些名人后裔的修养、教养与学识。他们于情为祖尽孝,于理为史补遗,于性为喜而为,作为读者,我们应该感谢高中自先生、王琪珉先生、裴高才先生的努力;作为近代史从业人员,我也从这几本书中学到了不少,故而乐于向读者诸君推荐。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
我出生上海,除了十年内蒙古的知青生涯,我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度过的。虽然我出生时,外公离开人世间已有八年之久,但是外婆和父母从我懂事起,就不断向我讲述外公生平的点点滴滴。
外公对于我,甚至对我的整个家庭影响都是巨大的。外公虽一介书生却戎马一生。17岁由湖北房县赴武昌求学,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建立、护法斗争、抗日战争等重要历史时期的各项重大活动,一生辗转武汉、南京、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后又回到上海从事革命生涯近半个世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外公已是近六十岁的老人了。南京政府考虑到他是同盟会、国民党元老,德高望重,又年事已高,安排他退居敌后。但外公执意不肯,并寄信给湖北老家:“无国哪有家,为拯救中华,驱逐日寇,视死如归”。外公不但自己组织洪帮在上海积极抗日,还联合共产党及社会贤达、爱国民主人士一致对外反对日伪。1936年还将长女婿、我的父亲王国熊送到抗战前线。外公虽有不舍但还是对我父亲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前正值全民抗战需要大批有志青年奔赴抗日前线,不能眷顾小家而不顾国家。在外公的教诲下,我父亲毅然参加抗日。1936年在浙江金华千训班受训后,于1937年随国民革命军74军王耀武将军奔赴第九战区抗日前线,历经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与日寇进行浴血奋战,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九死一生。长沙会战后,1942年又随卫立煌、戴安澜将军奔赴缅甸参加中国远征军,直至抗战全面胜利。一日,在我童年时偶然看到了父亲曾从缅甸寄来的家书,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父亲在贺我姑母生日的家书中写道:“此时正值二姐的生日,而我却在潮湿的森林里与日寇转战二十余日,眼前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我无限留恋上海的亲人,但我的岳父六十高龄的老人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还坚守在上海与日寇面对面的斗争,我们虽在不同的战场,但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我还有什么留恋和不舍呢?”可见外公这种民族大义的精神对我们下一代的影响是很深的。外公一生中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场面就像一幕幕电影,不时地在我眼前浮现。年幼的我对外公传奇的人生与威武不屈的精神非常崇拜,他的英雄事迹在上海滩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吸引着我常常去追寻、去体会、去感悟。
2014年8月的上海,正值盛夏酷暑,我陪同中自弟、刘萍妹、高才君、毛南君、王辉君等《高振霄三部曲》创作班底一行根据当年历史进行了一场追根溯源、寻访外公足迹之旅。
巨鹿路181弄的晋福里是我们寻访的第一站。巨鹿路给人的印象是神秘的,它曾以法国驻沪总领事的名字巨籁达(LouisRatard)命名为巨籁达路,按上海谐音又叫巨鹿路。晋福里是百年沧桑巨鹿路的见证之一,临院门中央还保留着凸起的“晋福里”字样,坐落当时旧上海最为繁华处之一的法租界巨籁达路内。眼前这八栋颜色陈旧发灰的三层民国式建筑群,是当年外公为开立“五圣山”时为洪门兄弟活动所购置。今天楼群虽经翻修过,但是,依然透视出近百年历史岁月的变迁与沧桑。寻访时,巧遇我家当年外婆佣人的女儿,一起聊起外公、外婆当年的一些往事,历历在目、清晰可辨,使人感触良多。此处正是护法后期外公受孙中山安排留上海与向松坡共同创建最大的洪帮“五圣山”之地,外公与汪禹丞、徐朗西、谭道南、邱子佩等洪门大佬曾在这里掩护过许多爱国主义分子,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是外公与共产党等爱国志士联合开展抗战活动的重要据点之一。外公与国民党、共产党、帮会及工人、学生在这里发起建立抗战武装,外公还利用抗日策反委员会委员及洪帮首领的特殊身份对汪伪政府军委会委员、参军处参军长、和平建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唐蟒,汪伪军委会委员、苏皖绥靖总司令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杨仲华等策反成功,还营救过李先念、张执一及12名共产党青年干部等大批爱国志士,并将营救后的李先念安放在此处养伤。张执一与夫人石碧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们一起探讨革命与时局,并相互结下了深厚的情缘。由于外公的一些抗日举动引起日军的不满和嫉恨,他也成为当时上海孤岛时期日伪打压和拉拢的重点对象之一。日军先是抓捕严刑拷打,外公至死不渝,后以重金高官收买,又被外公当场拒绝,日寇恼羞成怒暗藏杀机,外公慷慨赴死、为国捐躯……后来外婆与母亲及小姨搬迁至晋福里10号,身居斗室生活了数十年,直到“文革”后,才搬离此处。
上海恺自迩路二八二号国会议员通信处很多人可能都不甚了解,我们也没有查到历史学家对此有所研究的资料。说实话,要不是通过《申报》记载,我也不清楚这个地方竟然会与外公等许多护法议员有着千丝百缕的关系。此处是1917年孙中山率舰由上海南下广州护法时,南方护法政府为了便于广州与上海之间的联系与工作,特设的驻沪办事处。此地距离晋福里只有两公里左右。护法期间,外公常常奔走于沪穗之间。护法失败后,外公基本上与其他旅沪国会议员在此工作。外公与胡祖舜、范鸿钧、张知本、曹亚伯、白逾桓等同人不仅在这里创办了《新湖北》,还多次召开旅沪议员会议,拥护孙中山、声讨陈炯明叛变、反对曹锟贿选、坚持护法等活动。1925年4月3日,由于孙中山病逝及各方均无款接济外公,通讯处历经九年风雨,负担过巨,外公不得已于该日将该通讯处房屋退租。堪称护法国会议员驻沪通信处“掌门人”的高振霄引退,旅沪国会议员的一切护法活动暂告结束。经查上海地方志,今天恺自迩路已改名为金陵中路,恺自迩路二八二号大约位于金陵中路与黄陂南路交叉处,现已经改造成为上海广场公园。原貌虽已离我们远去,但是当年的历史风云,仿佛依稀可见。
百乐门大饭店伫立在愚园路与万航渡路交叉口,雄伟壮观不失上海滩当年之霸气。作为民国时期上海最著名的娱乐场所之一,这里发生了无数个动人心魄的历史故事。1938年,时任抗日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文强被日伪“和平反共建国军”第十二路军司令丁锡山绑架至此处。丁锡山早就知晓外公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大佬级人物。恰巧外公与另一洪帮大佬龚春圃正准备到此对丁锡山进行策反。正值危难之际,外公与龚春圃破门而入。外公冲到丁锡山面前“啪啪啪”就是几个耳光,指着丁锡山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那时候让杜月笙把你保出来,是文先生说的话,如果不是文先生说了话,你早就被枪毙了。你这身汉奸皮呀,只有文先生说一句话才脱得下来,你这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早晚会死在日本人的手中。”丁锡山当即跪拜在外公与龚春圃两位大佬面前,痛哭流涕地求情并表示悔过。接着外公与龚春圃喝令丁锡山立即派车,与文强一起离开险境。在外公与龚春圃两位前辈威恩并重的呵斥与教育下,丁锡山终于被策反,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并成为了一名烈士。今天重游此地,看到百乐门大饭店斜对面不足五十米的上海古刹静安寺,二者一起“生活”了八十余载,一动一静,相得益彰,共同记载了整个上海大世界的沧桑岁月。
关帝庙是我们追根溯源、寻访外公足迹的最后一站。上海曾经有很多的关帝庙,有关外公的历史记载中提到的就有两处。一是老西门关帝庙,外公与向松坡、汪禹丞等洪门首领将“五圣山”“五行山”等30多个洪门团体联合成立“洪兴协会”,取义“同心协力,复兴洪门”,成立大会就在此处召开;二是淡水路关帝庙,外公被日寇杀害后,上海各界人士奔走相告,在此为外公召开追悼会。《申报》在追悼会当日刊登《追悼革命元勋高汉声》文章,赞其“高风硕德,足资楷模”。这两处关帝庙现已找不到,它们只留在历史的文献中,留在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里。
外公一生不仅为民主、共和、自由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还是一个有信仰、有气节、有操守、有自己观点和判断的人,通过手中的笔针砭时弊、激浊扬清,为民呐喊。外公参加辛亥革命是为了推翻帝制、改制共和,但后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接着宋教仁案发生、护国护法内斗外争,外公悲愤地看到真正的革命在渐行渐远。他在《武昌起义有三件可纪念的事》中说:“提起辛亥故事,我是很悲伤的……我的悲伤并不是我革了命,没得什么权利,我才伤心的。我所悲伤的是辛亥以后的革命,一回不如一回。什么癸丑呢?丙辰呢?靖国呢?护法呢?都带点英雄革命的彩色,甚至毫无结果。”外公追随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和国外列强,维护法统、坚持共和。当西南军阀设立七总裁、排斥孙中山之时,外公在《关于组织军事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的提案》中说:“吾人自辛亥以来,凡事改革、卒居退让,致为一般官僚、武人所把持,驯至吾人血汗终成泡影,国家前途更不堪问,是前车也,是吾人之罪也。吾今悔罪,吾人之责也。吾人之责,不死中求生,更为国之罪人……故此泣恳同人,抛却一切将就敷衍的思想,共起最后之决心,由两院组织军事委员会、行政委员会,以代议资格作救亡的奋斗。”日本铁蹄蹂躏中国大地,外公怀着匡时济世之志、救民水火之心。义无返顾地投身抗日战争,利用国际关系斡旋于中美之间,促进抗日联盟。外公早在1919年发表的《息争论》中就有观点阐明:“记者古房陵州人,厉陵之南,崇山峻岭,界四川大岭,其间之居民,如不相识之人至其家饮食数日,不取值,彼亦不问其姓名。此种浑厚之风,在今日欧美各国,无论何地,恐无此风。世界两大民族,一美国,一中国,皆以不侵犯他族利益为美德。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惟此两大民族,最为相宜。”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八年,与世界人民共同开展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也是中关两国政府及人民同仇敌忾、携手抗日、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取得的重要成果。
外公在历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传奇、风云人物,是一个了不起的真君子、大丈夫、大英雄。然而,历史却将他覆盖得很深,致使他传奇的人生与英勇事迹鲜为人知,他的海量级作品只浮出冰山一角。这是历史原因及他一生泰然处之、淡然若定之修炼所致,他功成身退,为人处世低调,不善表现自己,颇具仙风道骨的世外高人之风范。日军经过多次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无果,最后再次请外公赴“鸿门宴”。外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日军驻沪最高头目向外公“敬酒”时,外公虽心知肚明,却还是毅然举杯一饮而下。回到家后,外公觉得腹部胀痛,外婆要请医生,却被他拦住。临终前,外公向家人交代了几件事:第一,不准请医生;第二,不要通知任何人;第三,焚烧了所有资料包括生前写过的大量文章、手稿、图片等;第四,告诫家人“远离政治,莫入官场”。值得庆幸和感谢的是,由于历史的机缘,由于外公在天之灵之佑护,在高才君、中自君、毛南君、王辉君相互配合、不懈努力及母亲高正和,姐妹王琪珍、王琪玮、王琪琼、杨晓坤,妻子卢慧琳,女儿王晓璐、方闻等家人之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下,外公的传奇人生与英勇事迹及他生前的作品集结成册——《高振霄三部曲》付梓并与大家见面。
在这里我还要深切感谢中华辛亥文化基金会的鼎力相助,特别感谢中华辛亥文化基金会邓中哲会长(辛亥元老邓玉麟将军之孙)、王志雄(孙中山曾外孙)、黄建舱(辛亥元老黄兴之孙女)、蒋祖明(辛亥元老蒋翊武将军之孙女)、孙吉森(辛亥元老孙武之孙)、黄淑华(辛亥元老早期共产党员黄中芗女儿)、田伯炎(辛亥元老田桐之侄、田桓之子)、李淑媛(辛亥元老王云龙之外孙女)、许绍煊(辛亥元老许崇智将军之孙)、居国鸣(辛亥元老居正之曾孙)等人的关心和大力支持。同时深切感谢在武汉的辛亥元老后裔刘重喜(刘公之孙女)、熊永铸(辛亥元老武昌首义打响第一枪的熊秉坤之孙)、余品绶(辛亥元老余诚侄、余祖言之孙)、张铭歌(辛亥元老解放后任湖北省副省长张难先之孙女)、李良丽(辛亥元老李作栋之孙女)、蔡礼鸿(辛亥元老蔡济民将军之孙)、徐政致(辛亥元老徐万年将军之孙)等关心和大力支持。还要特别衷心感谢我外公生前挚友向海潜将军之子,现居住在台湾的向榕铮先生在海峡彼岸的关心和大力支持。
今天,《高振霄三部曲》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付梓。这不仅是我们用心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献上的一份薄礼,同时也是我们对外公遭受日军杀害七十周年纪念及对千千万万个抗日先辈祭奠和缅怀的一个最好表达。
王琪珉
2015年4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