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三国》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以生动别致的“讲史”形式详细讲述了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三国归晋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书中不但将三国时期的各种事件和人物剖析、介绍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加上作者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让读者更深刻、更有兴趣地了解历史真相。作者还善于用现代人所了解的名词去解释历上的各官职和家族关系等，使全书显得通俗易懂。

《细说三国》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从简述东汉末年形势说起，直到魏、蜀、吴的灭亡，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生动的三国历史画卷。指出了正史之误以及《三国演义》的以假乱真。完整而翔实的三国时代历史、人物、事件的叙事。

“细说体”源起于抗战期间黎东方教授在重庆的“讲史”盛举。当年黎教授以历史学家的睿智与妙趣横生的词锋，讲三国、讲武则天，倾倒四座，轰动山城，听众争相买票入场。黎先生“讲史”完全不同于一般说书人，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件事情，而是广泛地从各种史书中搜集和贯串史料，按需而取，以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语言吸引了无数听众。“细说体”历史著作即以“讲史”的形式，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以及职官、制度、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分别加以“细说”，分则为独立的历史故事，合则为一朝断代信史，文字挥洒优美，史事详实可信，它使读者“以读《三国演义》的轻松心情，获得的却是胜于《三国志》的历史知识”。

写在《细说三国》之前

一　合久必分

二　黄巾

三　董卓

四　吕布

五　袁术

六　公孙瓒

七　陶谦

八　早期的刘备

九　袁、曹之战

一○　乌桓

一一　公孙度

一二　公孙康

一三　公孙渊

一四　孙策

一五　孙权

一六　诸葛亮

一七　赤壁

一八　孙夫人

一九　荆州问题

二○　益州易手

二一　曹操收降张鲁

二二　刘备攻取汉中

二三　刘备称王

二四　孙刘翻脸

二五　汉吴同盟

二六　诸葛亮北伐

二七　诸葛亮的为人

二八　蒋琬

二九　费祎

三○　从董允到樊建

三一　曹家的事

三二　孙家的事

三三　刘家的事

三四　司马懿

三五　司马师

三六　司马昭

三七　姜维

三八　分久必合

一 合久必分

西洋人谈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继起的说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溃、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汤因比（A.Toynbee）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会”一词，代替“民族”或“文化”，并且补充了一点：某一社会崩溃之后，其构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汤因比喜欢说，“中国社会”在佛教进入之时已经崩溃，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而只有“远东社会”。

在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我们的周朝，十分灿烂，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我们的汉朝，十分雄伟，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有盛衰，但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

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政府好的时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时候，是乱。治久了以后，难免有乱；乱了一阵以后，由于我们这个韧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于我们这礼义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迟早会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拨乱反治”。于是，希腊、罗马于乱了以后未能再治，而我们中国每逢“天下大乱”以后，不久便“形势大好”，一治一乱，成了中国历史的轨迹，虽则我们不可把这轨迹看得太呆板。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等于说：“治久必乱，乱久必治。”这种话，西洋人说不出来。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八个字，与宇宙论中“一张一弛”的大道理，颇能相通；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分与合至少是极可能的趋势：“合久会分，分久会合。”

至于，合久了何以不仅会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仅会合，而真的合了？“人”的关系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决心与能力，是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倘若没有决心，又没有能力，那么，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两汉的大一统局面，维持了四百多年；种种机构已经磨损、腐蚀，不再管用。分的趋势，确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轮流把持中央、剥削地方，是病征，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己到了无药可救的阶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标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阴补阳。

西汉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于刘邦简化了法律，减轻了赋税，因袭了秦的“三权分工”的制度，加上武帝以后之征用全国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学术。

所谓“三权分工”，是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这与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同。在没有三权分立之时，这“三权分工”究竟要远优于霍光以后之权臣包揽一切了。

所谓征用全国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国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选拔，留在身边训练、察看，然后再分别任用为县令、县长，于任期完满以后加以升降。最好的，能被逐渐升为中央的九卿（部长）、三公（院长）。

霍光在昭帝之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是虚衔（加官），大将军在平时没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权，是由于替皇帝“录尚书事”。尚书原是宫内的小官，在皇帝身边管文书。霍光以富外的大官的身份，“录”起皇帝所有的文书事务来，这就成为丞相与太尉及御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实上的皇帝。

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权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用浅显的话来说，霍光替皇帝阅公文、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虽则是写给皇帝的，事实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处理。

霍光以后的外戚如王莽、窦宪、邓骘、阎显、梁商、梁冀、窦武、何进，都于种种不同的加官与虚衔之下，大权独揽。宦官的领袖们，有时候大权独揽，有时候几个人合伙“集体领导”，如单超、具瑗等“五侯”，以及赵忠与张让等十二常侍（俗称“十常侍”）。

东汉的皇帝们，在和帝以后都是短命的人。寿命较长的桓帝，死时才三十六岁。灵帝死时，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和帝自己，二十七岁。其余的，两位少帝，与质帝、冲帝、殇帝，都只是一些小孩子而已。

和、顺、桓、灵之所以短命，因为后宫的妃子太多。其他的小皇帝，有病死的，也有被毒死的，和、顺、桓、灵，留下了年轻的寡妇，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她们所能相信的，只能是自己的父亲（国丈），或哥哥、弟弟（国舅）。于是窦、邓、阎、何等几家外戚，便先后当权。

在皇太后之下的小皇帝，倘若是亲生的，。则问题比较简单；倘若是“抱来的”（由别支皇族过继而来的），那就每每发生小皇帝略为长大以后，就被宦官挑拨利用，以政变的方式推倒当权的国丈或国舅，使得大权落入宦官之手。

中央的政治机构，由于不再有三权分工，一坏便全部都坏。地方官吏之推选孝廉成为形式，真孝真廉的人竞争不过地方官吏的私人，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于是现任的及未来的官吏，从上到下，极大多数成为贪污分子。老百姓只能苟延残喘于如虎如狼的贪官污吏的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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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细说三国》之前

××主编要我把当年在重庆“开讲三国”的经过，向年轻一代读者说一说。我真有点儿不好意思。怕说得太多了，叫人难以相信。所以，我只想轻描淡写说一下。当年在重庆捧过我的场，而今日在台湾的，人数不在五千以下；我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到今天还在背后捧我，见面的时候鼓励我。他们甚至“加油添醋”，给了我不少我无权接受的荣誉。例如，说我讲了《红楼梦》，又说我是中国最早的一位演讲卖票的人。

在中国最先以卖票的方式演讲的，不是我，而是战前在北京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他所讲的是政治问题。在重庆最先以卖票方式演讲的，似乎是我。但是，龚德柏先生说，是他。大概是他，也许还是我，记不清了。

在外国首先卖票演讲的，可能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也许是另一人。让将来的有心人，以这个题目写一篇博士论文吧。

我开始讲《三国》的一天，是1944年9月24日，一连讲了十天。地点是在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为什么要在实验剧院？因为，院长王泊生是我的好友（也是当时名叫蓝苹、其后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员的老师）；王泊生把该院的大礼堂借给我，不收场租。

为什么要讲十天？因为，一天讲不完。说书人讲《三国》，讲上一两年。也每每讲不完。十天，只不过是把九十六年的大事与若干值得一谈的小事，浓缩了又浓缩，给听众提供一个提纲挈领的叙述而已。十天的讲题，每天换一个，第一天是“合久必分”，第二天是“董卓”，第十天是“分久必合”。

根本，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卖票？为什么不讲别的，偏要讲《三国》？为什么要讲？是为了卖票。不是为了讲而卖票，是为了卖票而讲。为什么要卖票？因为穷。为什么穷？因为通货膨胀。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四十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

当时，有了免费的场子，我却没有现款去登报上的广告、印刷入场的票。好心的《中央日报》社同仁，特许我先登广告，后收广告费。印刷公司也让我先印入场的票，后收印刷费。在门口卖票、收票的，是几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们纯尽义务，不收报酬。

没想到，一炮打响，穷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第一天，便来了三百多人。每人的门票是法币四十元（当时美金一元的官价，是法币二十元）。一连十天，总收入相当于我的教授薪水几十个月。

其后，重庆近郊化龙桥的热心人士，邀我去做了一串演讲，重庆下半城的民众也邀我到都邮街附近的合作会堂，讲了一串。这两串，我都只讲了五天。一方面，我似乎觉得钱赚得太多，会遭造物者忌；另一方面，也确是精力有所不及。天天晚上站在那里，一口气指手画脚，说上两个多钟点，一连五天已经够辛苦的了（第一串，能讲十天，是因为在下午讲，并且当时颇有点儿要钱不要命的决心）。

再其后，到了泸州、昆明，每每只讲三天。分别以曹操、孙权、诸葛亮为主题。三天的收入，当然不比十天的多。于是，我又添了唐朝与清朝两个“戏码”。唐朝的三个主题，是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清朝的三个主题，是康雍乾、太平天国、慈禧。有时候，专讲太平天国，便以洪秀全、石达开、曾国藩三个人为主题。

胜利以后，我在南京、贵阳、安顺也讲了几次，后来用九百六十张讲演票的收入付清了一架从贵阳到香港的小飞机“包机”的费用。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向我道贺，他说：“的确，全国还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钱包过敝公司的飞机。您比胡适之有办法得多了。”我说：“哪里，哪里！我所花的却也不能算是自己的钱呢，是热心于听我演讲的、成千的可爱可感的听众的钱呢。”

为了报答这些可爱可感的贵阳听众，我特别破例写了简要的讲词大纲，每天印一张报纸，折起来，成为十六开的薄薄的一本“分册”，题为《新三国》，定价每分册银圆五分，一共有六个分册。

这《新三国》，其后在旧金山与槟榔屿均重印了一次。吴俊升先生交了一部给浦家麟先生，于是远东图书公司也发行了台北版（未订版权买卖契约，只是租赁版权性质）。

现在，我开始用“细说”的体裁写《细说三国》，以就正于台北及世界各地的读者诸君。这细说体裁的《三国》，应该与演义不同，也与《新三国》不同。它将与《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等等成为姊妹篇。倘若《细说清朝》已蒙万千读者谬许为可读性颇高，则这部《细说三国》的可读性，有希望不比《细说清朝》差。因为，三国人物的本身，就比清朝的所有人物更富于传奇色彩。

我是一个大愚若智的作家。有人说我“聪明绝顶”，其实我是笨到极点的人，只是外表略带秀气而已。有许多事情我想不通，有许多道理我弄不明白，有许多句子我写不顺。我只是懂得，像我这样的笨人，惟有埋头苦干才能得救；惟有把句子一改再改，才念得顺；惟有把写成的文章一段一段地删，一篇一篇地撕了重写，才勉强敢拿出去。我这个文章“厨子”，所做出来的菜未必色香味俱备，但区区微衷，很希望读者诸君吃了容易消化。

这部《细说三国》，不是《三国演义》或陈寿《三国志》的修订本，也不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的改编。这三部书各有千秋，非不才如我所能改动。

民国时代的卢弼，编了一部《三国志集解》，堪称为我们之中的裴松之。他有裴松之的耐心，抄录了不少裴松之以后的雪泥鸿爪。吕思勉、祝秀侠与姚季农、李则芬四位先生也都做了或多或少的贡献。

对《三国志》贡献最大的，直至今日为止，恐怕依然是《后汉书》的作者范哗、做补注的裴松之与《资治通鉴》及《考异》的编者司马光。我的法宝，也就是他们写的这几部书而已，不惜对读者“和盘托出”，为的是让后起之秀能够写出比这《细说三国》更好的书。此外，碑铭、地方志，有关各人的文集诗集，与当代各方学者的短篇论文，也都是我的法宝，趁此一并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