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昆编著的《温和地走进宋词的凉夜》介绍了,一个怀揣摇滚梦的语文老师在宋词的轻语呢喃中的不合时宜,以及他对生命激情的跳脱的把握,恰恰使他在莺莺燕燕与豪情万丈之间游刃有余,带给你一个全新的宋词鉴赏体会——宋词不再只有“美” 这一个代名词。
这不仅仅是一段全新鉴赏宋词的美的体验,更是一段沉思、寻找自我的旅程。我们始终淹没在公共性中,淹没在忙碌追逐生活的路上;如宋代词人淹没在去国之思中一样,我们沉思远行的意义,也抵抗内心的渐次疏离,为的只是找到迷失自我的独立人格。如今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夜幕降临后的孤寂中千百遍走进宋词的世界,其情其理,亦复如是。
夏昆编著的《温和地走进宋词的凉夜》介绍了,忙忙碌碌中或许容不下你往常零乱却真实的思绪;奔波的身影也不曾为你的低眉颔首驻足问询,甚至连你自己都遗忘了情感的私人场域……
夜,微凉;心,尤乱。相隔千年的宋朝与今朝,有一样的繁荣,亦有同样被疏忽的落寞。或者,词人的轻语呢喃,词间情感的飘零与破碎,是跨越时间的界限,能吟唱出你我内心独白的和弦。言未言之语,听未听之音,让宋人的吟哦浅唱汇成涓涓细流,温暖因疲惫焦虑而冷漠的灵魂,抚慰因人情倦怠而失落的心。
醉里不知身在梦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在我心目中,辛弃疾不仅是像文学史所说的与苏轼并称,他还与另外一个人是不分伯仲的,因为他们都是文武双全,而且分别在文武两个领域彪炳后世,这个人就是岳飞。虽然现在有学者还认为《满江红》并非岳飞所作,但是我对这种观点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没有“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历练,何以写出“八千里路云和月”此等气象的文章?所以我想岳飞如果专注写词的话,必为一代大家。而辛弃疾为人所知,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文章,而他的武艺胆略,却经常被人忽视了。
这首词有一个小序: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陈同甫就是陈亮(详见前章《弹铗低吟·击筑悲歌》),辛弃疾与陈亮相交甚笃。辛弃疾在《贺新郎》序中曾说过他们的一段交往:一次陈亮来看望辛弃疾,两人同游鹅湖,十余天后,陈亮告别。次日,辛弃疾十分不舍,骑马去追,追到鹭鸶林,雪深路滑,无法前行。只好在方村独饮闷酒,后悔不该让陈亮走。晚上的时候,写了一首《乳燕飞》表达自己的思念。过了五天,陈亮就写信来要辛弃疾写的词。这样的默契,让辛弃疾自己也感叹:“心所同然者如此,可发千里一笑。”而之所以有这样的默契,只是因为,在辛弃疾和陈亮心中,都有着一个无法淡忘的梦,一个恢复中原、洗雪国耻的梦。
一个梦要做多久才能醒?夙愿要多久才会放弃?放翁说:“事定犹须待阖棺。”可见,也许,只有死,才能阻断内心永远的梦想与残酷现实之间太大的鸿沟。但是,在溘然长逝之前的漫漫岁月里,诗人却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理想与现实冲突带来的煎熬。
这种煎熬在南宋很多词人身上都出现过,包括张孝祥、陆游、刘过、陈亮等。但是,辛弃疾早年实实在在的戎马倥偬和赫赫武功与后来的寂寂无闻却使这种煎熬更具有了一种现实的深度。这种深度是一条深深的刻痕,将辛弃疾与赵括房瑁式的纸上谈兵的文人们分隔开;这条刻痕也深深地刻在词人的心上,随着脸上岁月的刻痕,逐渐地加深,无法再抹平。
我有时候想,当辛弃疾“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时候,心中是怎样的一种凄凉和怆然;在他酒醉“以手推松日去”的一刻,脸上除了醉意之外,还有几许无奈和沧桑;当词人年事已高,终于“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时候,心中一定泛起的是比清秋更加凄冷刺骨的寒意。
所以,酒真是好东西,在醉意中,我们可以回到过去,或者将过去复制粘贴成未来,我们的思想似乎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我们的愿望可以在蒙咙的醉眼中一一得以实现。醉里挑灯看剑,那剑上也许曾经有敌人的鲜血,叛徒的哀号。灯光反射着冷冷的清辉,这清辉穿越时空,剑啸,马嘶,戈矛林立,弓箭在腰,诗人眼前狼藉的杯盘化作整齐的行伍,旌旗蔽日,沙场点兵……
醉眼中的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将过去的辉煌与未来的梦想交织在一起的世界。于是,这个世界涂上了逝去功业的神光,又将这神光涂抹在了未知的未来的大氅上。于是,幻想与梦想交织在一起,昏暗的灯光也变成了战场上照彻黑暗的锋刃的寒光。可是,这个混淆了过去与未来的世界,唯独遗忘了一个最沉重也最无奈的坐标——现在。
记梦的作品很多,但是将彻骨的冰水哗的一声倒向滚烫的柴堆,将熊熊的烈火瞬间就变成一堆死灰的,却并不多见。词人以醉起兴,以梦前行,但是在剑的锋刃返照之下,看见的却是自己苍苍的白发!
诗人哭了吗?诗人醒了吗?诗人愤怒了吗?我不知道,也许并没有必要知道,因为他并不想告诉我们,或者,早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对每个人来说,似乎现实都是那么的残酷,过去都是那么的美好,未来都是那么的不可捉摸。那么,就别再琢磨了吧,就让我们一饮三百杯,“醉里且贪欢笑”,将愁的工夫都托付给杯外那个冷冰冰的世界,惨淡淡的人生吧!
做不了神成仙成不了仙为奴
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日:“去!”
要找到一个不喝酒的诗人,估计比要找一个不吃奶的婴儿还难。或者说,酒就是诗人的乳汁,只不过,这乳汁维持的不是诗人生理意义上的生命,而是维持了他们艺术层面上的激情,或者说,梦想。
辛弃疾自从南渡之后,就基本与前半生的戎马倥偬告别了。曾经的功业此时已经成为只能在梦里出现的连营和画角,醉里挑灯看剑之后,要面对的更是醒来的时候现实的无奈和悲哀。诗人忽然发现,以前读过的书,相信过的名词,竟然全部是一场欺骗。是悲,是痛,是倒塌,还是迷茫?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这时候,诗人只想醉,大醉,最好没有醒来的时候。信念的倒塌,是没人能够扶助的。长久以来,生活在心灵和信念中的上帝已经死去,不会再复活,而此时唯一的救世主,只有酒。
酒与诗人结缘,似乎也不是中国的专利。古希腊人也是很喜欢酒的,在酒的陪伴下,苏格拉底与朋友们一起探索真理的奥秘,柏拉图与学者们激烈争辩,海克里斯痛饮美酒打败了九头蛇,伊阿宋与朋友们举杯之后,踏上寻找金羊毛的旅程……在爱琴海温柔海风的吹拂下,宙斯的子民们用美酒歌咏他们的生活、智慧和爱情;在日神阿波罗的理智之光照耀下,狄俄尼索斯用美酒浇灌他们的健康、生命和自由。于是,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孕育出了人类最伟大的一种精神——酒神精神。酒神精神一直是西方文化中一个极其核心的部分,而尼采更是将酒神精神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部分,其哲学的主要命题,包括强力意志、超人和重估一切价值,事实上都脱胎于酒神精神:强力意志是酒神精神的形而上学别名,超人的原型是酒神艺术家,而重估一切价值就是用贯穿着酒神精神的审美评价取代基督教的伦理评价。换言之,酒神所代表的审美精神,既是他其他一切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属。P204-206
很多年以后,当我们习惯性地把诗称为“诗歌”的时候,大概很少有人会想到,诗与音乐,在很长一段时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联系大概在世界各个民族都存在。从《荷马史诗》到《罗兰之歌》,从《格萨尔王》到《诗经·蒹葭》,莫不是如此。
叔本华说过一句让文人丧气的话:“音乐与文学结婚就是王子与贫儿结婚。”因为他认为:“音乐的内容联系着宇宙的永恒,音乐的可能性与功能超越其他一切艺术之上。”虽然这段话文学家们不见得愿意听,但是却道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当文学与音乐结合后,文学的表现力和传播力便大大增强了。毕竟,记歌词要比背古诗容易得多,更重要的是,让人愉快得多。
音乐与诗歌的联姻由来已久,《诗经》三百零五篇,每篇都可以合乐歌唱,所以古人称为“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古人还说:“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毛诗·郑风·子衿传》)屈原的《九歌》《九章》在当时也是能合乐歌唱的。到汉代,乐府本身就是一个音乐机构,负责搜集各地歌曲,以供朝廷乐工演奏歌唱之用。而到了唐代,唐诗也是可以由伶人演唱的。
薛用弱《集异记》里说:
开元中,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齐名。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来旗亭小饮,正好有十多个梨园伶官和四位著名歌妓也来此会宴,他们三人便在旁边一面烤火一面观看。王昌龄提议说,我们各擅诗名,究竞谁胜于谁,今天我们可看她们所唱谁的诗多,谁便为优者。第一个歌妓唱的是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在壁上为自己画了一道。第二个唱的是高适的“开箧泪沾臆”,高适也为自己画了一道。随后王昌龄又添得一道。王之涣说,这几位为普通歌妓,唱的都是下里巴人。应看那位最佳的歌妓唱的是谁的诗。若唱的不是我的诗,则终身不敢与你们二位争衡了。待那名妓唱时,果然为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三人不觉开心地笑起来。诸伶因他们大笑而见问,知是王之涣等,非常高兴,即拜请他们入席。
因此,与其说音乐与文学的联姻是王子与贫儿的结合,还不如说是两种最能打动人心的艺术形式的强强联手。也许是由于两个都太强了,所以很早以前,它们就没有逃过过于早慧的中国人的法眼。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音乐与文学强大的功能,并本着维护统治权力的意图,有意将音乐与文学都纳入载道的大船中。孔子就提出“放郑声”,并将其与“远佞人”并列(《论语·卫灵公》)。因为他觉得郑国的音乐过于“淫”,与宏大叙事、庄严肃穆的雅乐是不合拍的,属于精神污染一类,因此必须禁绝。由此可见,孔子认为,艺术最大的功用是教化,而不是表现与传播美。后世儒生将诗歌和音乐列于“六经”之中,即《诗经》《尚书》《乐经》《礼记》《易》《春秋》(《乐经》后亡佚,故今人多称“五经”)。看上去,中国古人对诗歌和音乐真是极度重视了。
不过这种重视很难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很多东西大凡列入封建教化的范畴,就由草根摇身变成了经典,而经典大抵都是单调乏味甚至面目可憎的。正因为这样,当权者才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号召大家读经典名著听古典音乐,当然他们自己下来之后还是会偷偷地看《金瓶梅》、听靡靡之音。可见领导真的分裂得很辛苦。
这种辛苦的领导战国时候就有了。一次齐宣王偷偷地给大臣庄暴透露了一个惊天大秘密:自己身为一国之君,居然不喜欢那些正经高雅的先王之乐,却喜好那些市井草民欢唱的低俗歌曲。后来庄暴把这话告诉了孟子,孟子见到齐宣王,劈头第一句话就问:“大王曾经跟庄暴说您喜欢低俗音乐,有这回事吗?”齐宣王听到之后脸色都变了,只好无比羞涩地承认自己喜欢低俗音乐。(《孟子·梁惠王下》)
孔子的担心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人过分沉浸于下里巴人之中,品位难免变得低下,格调也肯定会跌破底线。可是先儒们似乎又犯了另一个错误,他们过分相信权力的强大,甚至认为权力可以决定人性,于是脖子上青筋暴起,拼了老命要与三俗宣战,而这场战争结果注定是悲壮的。即使孔子删了《诗经》里那么多郎情妾意的诗篇,还是挡不住留下众多哥哥妹妹之间暗送秋波的文字。无奈之下,后世儒生们只好说这些诗篇表现的是君王与后妃的恩爱,似乎君王与后妃的关系就不是男女关系了。后来大儒们似乎也觉得这样解释不妥当,干脆说这讲的是君王与大臣之间的关系,就是俗称的“香草美人法”。儒生们终于松了口气:这样一来,《诗经》终于“思无邪”了。
这种雅与俗的战争在历史上从未停止过,但是到了唐朝,局势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出身陇西的李氏家族据说是鲜卑族拓跋氏的后代,他们似乎并没有大儒们那么多的条条框框,而是以宽宏的胸怀和自信的态度从容地对待外来的文化,包括音乐。
叶嘉莹先生指出:
中国过去的音乐,是宗庙朝廷祭祀典礼所演奏的庄严肃穆的音乐,谓之雅乐,端庄肃穆。到了六朝的时候,就有了所谓的清乐,是比较接近民间的清商的乐曲,……各种民间音乐在内的一种音乐总称。……我们中国把从外边传来的都称“胡”,比如胡琴,因此从外边传来的音乐就谓之“胡乐”。……还有宗教的音乐,我们管它叫“法曲”。
外来的胡乐与宗教的法曲跟清乐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我们管它叫“燕乐”。燕乐又叫“宴乐”,它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音乐。——叶嘉莹《迦陵说词讲稿》第一讲:从西方文论看花间词的美感特质 用现在的话来说,在唐朝,由于统治者的自信和宽宏,外国流行音乐得以传人中国。这些音乐,有些来自天竺(今印度)、高丽(今朝鲜半岛地),来自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马尔罕地)、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地)等地,有的来自我国西北部少数民族边远地带,如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地)、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区)、西凉(今甘肃敦煌西)、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地)等地。外来音乐经过改造(有的首先在边区与各民族音乐相融合),逐渐中国化,并逐渐与汉民族固有的传统音乐(雅乐和清商乐)相互交融结合,形成一种各民族形式相融合的新型民族音乐。(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
有了新的音乐,那么以前合乐而歌的唐诗似乎就不能适应现在的需要了,于是,一种新的诗歌在唐代悄悄地兴起,经过上百年的演变,它在宋代成为最流行的文学体裁,并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让中国自豪的瑰宝。
这就是词。
宋词是一种不夸张的情绪,它多是在个体存在状态中得到酝酿,这种状态是一种饱满,也是一种孤独。饱满和孤独看起来是两个不相并存的生命状态,可是同时存在。——蒋勋
作为中学语文教师中出色的一员,夏昆涉猎广泛,举凡唐诗宋词,摇滚与电影,他都有比较深入的理解与出色的感悟。让我们看看他如何在唐诗的江山里邀游,在宋词的温柔乡中陶醉。——冉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