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匡松远赴古巴,由西向东穿越古巴大地,用车轮和脚步覆盖古巴主岛的14个省。在加勒比海的阳光照耀下,一路欣赏沿途旖旎的风光,感受古巴人民的友好,追寻格瓦拉的足迹;怀着对英雄的景仰,寻找格瓦拉山洞,瞻仰埋葬格瓦拉遗骸的地下墓室,参观圣克拉拉格瓦拉纪念馆和拉斯维亚斯中心大学格瓦拉领导的第八纵队司令部,凭吊“格拉玛”号游艇登陆地点以及格瓦拉开展游击战的马埃斯特腊山脉,采访了格瓦拉的亲人和众多老战士。
在格瓦拉曾经战斗、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作者与格瓦拉不期而遇,近距离倾听格瓦拉的故事和声音,感知伟大的灵魂,点燃理想主义的激情,理想主义的光芒闪耀。
《遇见切·格瓦拉--古巴之旅(我的香格里拉)》一书对此次长途之旅做了一一记述。
切·格瓦拉,一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位伟大的美洲战士,为实现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至今,格瓦拉仍然以积极的、充满创造力的方式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
《遇见切·格瓦拉--古巴之旅(我的香格里拉)》的作者匡松怀着对英雄的景仰和对理想的追求,远赴古巴,由西向东穿越古巴主岛,日夜兼程,穿越盛夏的骄阳与暴风雨,穿越陌生的城镇与星光灿烂的夜晚,寻找格瓦拉山洞,参观圣克拉拉格瓦拉纪念馆,凭吊“格拉玛号”游艇登陆的海滩……在格瓦拉当年战斗和工作的地方,作者与格瓦拉不期而遇,近距离倾听格瓦拉的故事和声音,感知伟大的灵魂。追寻英雄的旅程激动人心,格瓦拉的精神与理想对作者的鼓舞和激励意义非凡。
走下飞机,在哈瓦那何塞·马蒂国际机场的入境验证大厅排队等候护照和签证审查,我毕恭毕敬地站在坚固的柜台跟前,将护照和签证单从窗口递给端坐在里面的官员。那张可怜的签证单再次惹了麻烦,古铜色脸庞的官员反复端详后,示意我和易老师站在一旁等候,他招手叫来一位体型肥胖的黑皮肤女警察,边把签证单交给她,边用西班牙语交代了几句。我胆战心惊地想,距离机场外面的绿色大地仅一步之遥,若是在最后环节出了问题,从这里把我遣送回国,那岂不是要我的命?
女警察很快就回来了。柜台里面的官员把我叫过去,盘问了几个问题,诸如旅行意图、当天的目的地、停留时间等,最后关切地询问我:“你不会说西班牙语,谁给你翻译?”我指指机场外面,告诉他,两位哈瓦那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正在等候,她们会帮助我的。
终于放行,我如释重负,迅速和易老师交流了一个激动的眼神,几乎同时伸手迫不及待地推开门,并肩快步穿过通道。
取了行李,走向机场出口,外面人头攒动,我伸长脖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找星星,发现旁边的另一个出口有两个中国人模样的女生正踮起脚尖朝着取行李的大厅张望。我在网上看过星星的照片,感觉其中个子稍矮的女孩很像她,便朝她喊叫,她转身向我挥手,果然是她!她随即和高个子女生小跑过来,星星笑呵呵地和我打招呼:“老大,我们终于见面了!”出发来古巴之前,我多次在QQ上和她聊天,向她询问有关古巴的情况和讨论行程细节。刚取得联系之初,她问怎么称呼我,我开玩笑地说可以喊我“老大”。后来,她果真就这样喊我了。
能够和星星建立联系,多亏邓裴的介绍。2010年秋天,我去西华师范大学开会。我刚做完报告,一个女生就跑过来主动和我打招呼,并自我介绍她叫邓裴,是川北医学院二年级学生,在读医学院之前,去古巴留过一年学。后来,我要去古巴,便和她联系,请她帮我介绍哈瓦那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于是,她给我介绍了星星,并帮助我和星星取得联系。
我看着满脸笑容的星星,感觉似曾见过面。她性格开朗,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阳光女孩。星星发现我在打量她,乐呵呵地问我像不像照片中的样子,我说比照片中的那个女孩更像星星。我先给易老师介绍星星:“杜云星,重庆妹儿。”正要把易老师介绍给她俩,他笑容灿烂地说:“我是小易。你们喊我小易。”星星哈哈地笑起来,主动和易老师握手:“小易,你好!”然后,她指着身旁的女生说:“何芳,我的同学,你们可喊她芳芳。”芳芳个子高挑,皮肤白皙,略显拘谨。她俩抢着帮我和易老师拿行李。我和易老师跟着她俩走出机场,走向出租车停靠点。在钻进出租车之前,我转身扫视一番机场建筑和周边的景物。
落地后严格的入境审查并未给我带来不快,轻松地坐在由古巴人驾驶的汽车里,奔向相距18公里的哈瓦那城,才是我当下唯一需要的结果。刚才的紧张、不安和焦虑统统可以忽略,我愿意这样理解审查官的用意:远道而来的朋友,不要着急,怀着一颗平常心,去欣赏我们的风景和阅读为你准备的故事。
刚下过阵雨,空气湿润凉爽,一条普通公路处变不惊地穿过绿色的乡村,路旁交替出现绿树、电线杆和高矮不一的房屋。沉默的行人表情平静,云淡风轻地侧头扫一眼驶过身旁的汽车。偶尔,一辆踢踏声声的马车迎面小跑而来,瞬问让我回到某个久远的年代。沿途没有昂首耸立的广告塔,没有盛气凌人的立交桥,没有光怪陆离的现代化建筑,没有尘土飞扬的工地。挺拔的棕榈,树冠阔大而下垂的凤凰树,油绿的阔叶植物,表明这里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大地呈现的景物真实安详,平易近人。从拥挤喧嚣的大都市来到这里,我顿时神经松弛、身心自在,感觉既像沿着一条陌生的回乡之路通向阔别已久的家园,又像面对一位谙熟写作、对自己的故事成竹在胸的小说家,用平实朴素的语言、不动声色的开头,娓娓叙述这儿的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和态度。我喜欢如此表情自然、态度坦诚、不卑不亢的开头,进一步确信:精彩的故事、别样的风景和难忘的旅程正在生动地展开。
穿过两旁大多建造于殖民时期欧洲风格的建筑、岁月痕迹斑驳沧桑的街道,出租车直接将我们送到位于奥维斯波街的佛罗里达旅馆的大门前。星星和芳芳已提前预订了房问。
佛罗里达旅馆建于1836年,原是一座私人豪宅。旅馆共三层,25个房间。大门入口的白色天使雕像为旅馆营造出高贵典雅的艺术氛围。里面是中心庭院,10根大理石圆柱高擎二楼走廊,有机玻璃的拱形棚顶使庭院光线明亮。庭院四周摆放着数盆翠绿的植物和多幅色彩斑斓的绘画作品。趁星星和芳芳在前台帮我们办理人住手续,我饶有兴趣地欣赏和桐象那些作品中的童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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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参观内江糖厂
从古巴回到成都一年后,8月上旬,致电我的朋友刘益和教授,请他帮忙联系内江市档案馆,我想去查阅52年前切·格瓦拉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参观内江糖厂的档案。刘教授是个热心人,当即满口答应。两天后,他出差去外地的实训基地看望学生,而我去了柬埔寨。一周后,我回到成都,接到了他的电话,查阅档案之事已联系妥当,邀我去内江。
8月28日,我起了个早床,简单地吃了点东西,带着介绍信和相机出发前往内江。天空阴云氤氲,下雨迹象明显。我驱车由西向东穿过城区,跃上双桥子高架桥,右前方,塔子山公园内的九天楼耸立在灰蒙蒙的雾霾中。侧头一瞥那座著名的楼塔,心头掠过人生匆忙的感慨,我来这座城市工作和生活十多年了,似乎终日繁忙,从未涉足过这座公园,至今尚未伫立在九天楼下仰望它的飞檐和尖顶,更别说登楼览胜,领悟李白诗句“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的意境了。
过了收费站,进入成(成都)渝(重庆)高速。多年没走这条公路了,沿途的景色唤起了我若隐若现的回忆。成渝高速是四川境内第一条高速公路,曾经辉煌多年,它坚韧地超负荷承载着来往于成都和重庆之间的奔腾不息的浩大车流。后来,其他几条连接成渝两座城市的高速公路相继投入使用,这条最早建成的成渝高速逐渐被冷落。如今,斑驳沧桑的路面、宠辱不惊的沉静,呈现出它的高龄与透支。尽管路窄,弯道多,路况明显不如后来修筑的高速路好,但依然值得尊重、感激和珍惜,它曾从空间和心理上缩短了我和家乡的距离。2005年伊始,我第一次驱车取道成渝高速,然后渝(重庆)万(万州)高速,心情豪迈、呼啸回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行车约2个小时,下高速,汽车驶入内江市区,刘教授提前站在内江师范学院的校门口等候我。我下车和他握手,简单寒暄几句后,一同上车,去市档案馆。内江是他的地盘,自然轻车熟路。进入市委大门,经过一段林木掩映、路旁开放紫红色三角梅的斜坡,我将小车停在档案馆的大门前。
内江市档案馆是一座石砖砌成的两层楼房。跨进大门,里面为四方庭院,种植有花草,还有一棵枇杷树。院子很安静,坚固的房子里安稳地沉睡着年代久远的历史。天空开始飘落小雨,空气湿润微凉。
我和刘教授走进接收整理科,并肩站在办公桌前,端庄秀美的钟科长起身迎接,听我们说明来意并看了介绍信,她微笑地说:“周局长正在开会,由我接待你们。”她拿出两个纸杯,泡了热气腾腾的茶水,热情地递给我和刘教授,请我们坐下稍等。
钟科长转身走到靠墙而立的一排银灰色铁皮文件柜跟前,从一个单门柜里拿出一本牛皮纸卷宗,然后回到办公桌前。她把卷宗放在我的面前,和颜悦色地说:“昨天,周局长让我把您需要的材料找出来,这就是当年古巴代表团专程到内江参观的档案,您看看。”
现在,记载格瓦拉参观内江糖厂的档案就摆放在我的面前,展开这个牛皮纸卷宗,将呈现出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我试着问道:“钟科长,我可以拍照和抄写吗?”“当然可以,”钟科长点头回应,体贴地说,“您不急,慢慢看。我处理其他事情。”
我浏览卷宗的封面上用毛笔书写的文字:“四川省内江专员公署办公室。文件处理号:7。案卷号:125。自1960年4月23日起至1960年12月2日止。本卷内共82张,保管期限:永久。”展开卷宗,里面包含两份文件。
一份文件是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暨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于1960年11月18日拟订、21日印制的《接待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计划》,编号为“川外办(60)字第0022号”。在这份接待计划中,说明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到达成都以及到内江参观的时间,规定了接待礼遇,安排了中方迎送、陪同的主要官员(包括四川省省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市市长等)、机场及火车站的宣传(如悬挂中古两国国旗)、活动项目、宴会、文艺晚会、住地以及保卫工作等事项。文件中特别强调:“该团是古巴也是拉丁美洲访华的第一个重要官方代表团,团长切·格瓦拉在古巴地位较高,有声望,系古巴政府三个核心领导人之_,其地位仅次于卡斯特罗兄弟。对该团的接待,应贯彻热情、诚恳、友好、隆重的精神,充分体现中国对古巴革命反美帝斗争和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的大力支持,接待礼遇规格基本应和接待一般的副总理级政府代表团相同。在参观活动中着重介绍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和三面红旗的优越性。”
另一份文件是1960年11月28日由中共内江市委印制的《关于接待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的情况报告》,编号为00005。该文件向内江地委报告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参观内江糖厂的主要情况,格瓦拉团长在参观活动中提出的一些询问以及表达的赞扬,同时还总结了接待代表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整改措施和决心。
我小心翼翼地翻阅记录切·格瓦拉参观内江糖厂的两份纸张发黄、保存规整完好的文件。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文字让我的思绪穿越时空,回到了52前那个初冬的日子。
1960年11月25日上午7点30分,格瓦拉一行乘专列火车从成都出发前往内江,中午12时10分到达内江市,下午2点20分进入内江糖厂参观。
在内江糖厂领导的陪同下,格瓦拉首先参观甘蔗综合利用产品陈列室。陈列室主要展示甘蔗标本、甘蔗样品、白糖、方糖、冰糖以及蜜饯。格瓦拉对在一个长形展台上集中展出的蔗渣综合利用产品(包括造纸和糖醛的样品)十分感兴趣,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拍下了甘蔗综合利用示意图。
……
跟随张师傅回到屋里,他让我们先坐一会儿。他出门从斜对面的房子里提过来一瓶开水,拿出两个纸杯,倒水,递给我们。他自己端起黑不溜秋的茶缸喝了几口,然后抹下嘴巴,说:“我对格瓦拉知道的不多,我父亲经历了他的来访。父亲说,格瓦拉身材高大,身着军装,戴一顶无檐帽子,满脸黑茬茬的络腮胡子,两眼放光,浑身充满力量,对人态度和蔼。父亲见证了代表团那2个多小时的参观过程,可惜他不在了。我还是给你们说说我们糖厂的故事吧。”
内江糖厂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是最为繁盛的发展阶段,到了80#!代,情况也还算不错。进入90年代,糖厂急走下坡路,越来越不景气。1994年11月,厂里榨了最后一次甘蔗。1995年夏天,厂领导将设备卖给了广西崇左市一家糖厂,一大批工人陆续下岗。后来,工厂变成了内江山山酒精厂和山山制药厂。2004年7月,四川省水污染防治执法检查小组进厂检查,发现违法排污,被勒令停产治理,工厂从此一蹶不振。2008年,工厂被转卖给了另一家私人企业,继续制药和生产酒精,又艰难地维持了几年。2011年10月,工厂全部停产,然后又走了一批人,现在只剩下100多名职工。这些人留下来,无事可做,主要负责守厂,靠政府救济度日。
张师傅叹口气,说:“我在厂里工作32年了,眼睁睁地看着工厂一天不如一天。我现在每月的工资1300元,勉强维持基本生活。但是,今年的情况更糟,1到8月我还没领到一分钱的工资。怎么办?没办法,继续等嘛,我们守住这个摊子,总会有人来管管的。”
张师傅嘴里吐出的白色烟雾,悠悠地诉说着岁月的艰辛一与忧伤。空气变得凝重起来。这时,我们进厂首先见到的那位妇女走了进来,看了看张师傅、我和刘教授,大声地说:“老张,你在摆啥子龙门阵,咋个弄得这么沉重嘛。”张师傅笑了笑,说:“摆点老故事。说说而已,没用。”我看看手表,时间不早了,起身,握住老张的手表达谢意。我希望厂子赶快好起来,有人尽快来发工资。
告别内江糖厂和张师傅,驱车来到了刘教授的学校,停车后,我跟着刘教授走进他的办公室。我决定天黑之前上路,返回成都。我侧卧在木制长椅上打盹儿,休息一会儿,以便夜间行车。刘教授安静地坐在有些变形的竹椅上陪伴我。他打开电脑,处理即将开学的事务。大约过了半小时,我醒了。刘教授执意挽留我在内江住一晚,我坚决谢绝了。下午5点,他带我去附近吃了一碗面条,然后,我紧握他的手。告辞。
我驱车再次跨越蜿蜒穿过城区的沱江,河水晃动着弯曲细碎的金光。过了收费站,汽车进入高速公路。夕阳在左前方高高低低的山头上跳跃,车轮下的公路前所未有的舒展和顺畅。刚刚收割之后的稻田,一个个干草垛或立或倒。墨绿色的林木覆盖着呈面包状的山丘。炊烟,以及薄雾,在山坳里飘荡,扩散。我想起了1960年11月25日的傍晚,格瓦拉乘坐的火车正在哐当哐当地穿越黄昏渐浓的大地,连夜奔往成都。那年,立冬较早。在初冬的寒意里,格瓦拉侧头若有所思地张望着车窗外面,沿途不时可以看到收割甘蔗的农民在朦胧的夜幕下劳作或者回家的身影。
几十年过去了,切·格瓦拉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内江糖厂已不再是糖厂了。历史以其种种方式镌刻在大地上和人们的记忆中。今天,我走进了一段历史,感受到历史进程中喜忧参半的演变和发展。在8月即将结束的一个日落黄昏,我穿越历史,并抽身而出,飕飕的凉风把那段历史留在了我的身后。
夜幕降临,当下,我必须集中注意力,朝着成都,奔驰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