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军新方阵丛书”，这次收录有十位中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这批作家比较年轻，但创作经历却很丰富，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在特色，引人注目。他们通过自己对生活的观察，用手中的笔表现出对社会、对人生的思索与反思，能够比较深层地揭露社会中底层人民以及青年人的困惑和矛盾，从而唤醒大家对他们的关注。他们的作品是虚构的，又是写实的，在艺术表现上是突破的，在对现实的挖掘中又是继承发扬的。从而形成了新的山西味道，新的山西风格。

王保忠所著的《我们为什么没有爱情》为《晋军新方阵》丛书之一。他的小说从人物形象多样性的塑造和乡村主人公精神的变化两方面入手，对现代乡村社会进行了充分展现，深刻揭示人类温暖与欲望糅合的复杂情感，运用巧妙的构思和流畅的叙述，描写确切真实的底层生活，体现当下的时代变化，坚持执着的精神追求。

《我们为什么没有爱情》是一部小说集。王保忠作为当下晋军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以其短篇小说而颇负盛名。他的小说从人物形象多样性的塑造和乡村主人公精神的变化两方面入手，对现代乡村社会进行了充分展现，深刻揭示人类温暖与欲望糅合的复杂情感，运用巧妙的构思和流畅的叙述，描写确切真实的底层生活，体现当下的时代变化，坚持执着的精神追求。他精于抒写无奈的生活，善于描绘精彩的民俗画卷，以社会矛盾的揭示和分析见长。构成不动声色的叙事手法和白描技巧，表现出人物形象的抗争情怀和无奈心绪，具有文化疗救的功效和意蕴。

山西新锐作家创作实力的新展示

 ——序《晋军新方阵丛书》张明旺

何康的最后一条新闻

万家白事

我们为什么没有爱情

东厢记

女生哪儿最好看

医药园

后记

何康的最后一条新闻

在我所供职的区委大院，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赵圆圆的脸蛋，李满的嘴，何康的笔杆，武怀义的腿。赵圆圆是区电视台“威鲁新闻”的女主播，秀色可餐，我敢说很多人是冲着她才看这个节目的，假如她不再主持，收视率得栽个大跟头就不用说了，我们威鲁男人的梦也将变得空空荡荡。李满在文工团说快板书，是区里的名嘴，上过央视，参加过各种曲艺大赛，大奖拿了七八个，牛得很。武怀义就更不用说了，他这个招商办主任，凭着两条飞毛腿和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每年都能给区里跑回上千万资金的项目。何康在新闻办摇笔杆，据说写篇几千字的文章也就是撒泡尿的工夫，你在办公桌上随便拿张报纸就能翻出他采写的新闻。倘若时间久了看不到何康的大作，人们便会猜测他的去向。比如前年，何康去参加市委党校的一个培训班，因为不见他的稿子，不知情的人私下里就议论开来：有说他调到市政府办公厅去了，有说他下去当了乡长，还有一种更离奇的说法——说他到省城给袁副省长当秘书去了等等。不中听的话自然也有，说他在下乡采访的路上给拉煤车撞了，成了个植物人，手不能抬，脚不能移，身不能动，硬橛橛地躺在床上让妻子于琴侍候，再不能舞文弄墨了。

这四个人，我最熟悉的是何康了，他是我的医专同学，也是我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毫无疑问，何康是我们威鲁区家喻户晓的名人，不过，作为他的老同学，我太知道他这个名出得有多艰难了，摇笔杆可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轻松，甭说撒泡尿的工夫出篇文章，有时你就是熬上几宿怕也憋不出半个字来。比如何康眼下接手的这个活儿，就把他累得够呛，这不是那种豆腐块式的新闻稿，是大掌柜亲自点名要他写的解说词。我们威鲁的区委书记叫谢高峰，区委大院的人们暗里都把他称作大掌柜，区长王宗平则被叫作二掌柜。大掌柜派工，说明领导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所以领任务时何康就有点受宠若惊。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本年度的全市经济促进会即将召开，确定每个县区观摩检查半天，市委办要求指派专人进行解说。这是本市今年的大动作，各县区都不敢怠慢，威鲁自然不例外，领导们大会小会开了若干次，做了种种周密安排，解说词的撰写即是内容之一。同事们很快知道何康揽了个硬活儿，看他的目光就有些闪烁，复杂而暧昧。

这个春风沉醉的晚上，何康终于完成了洋洋洒洒万余字的解说词，他把它打印出来，摊在写字台上是厚厚的一沓。写材料就跟做爱一样，是会让人精疲力竭甚至虚脱的。现在的何康就是这种感觉，他懒懒地靠在椅背上，身上似乎没一点力气了。良久，他疲惫的视线触到了什么，并移向了放在书架上的那个桃核罗汉雕。这桃核雕，是岳丈大人托他保管的，褐色的外壳上刻着十八位罗汉，各持相应的法器，降龙伏虎，神态各异。周围环绕着山石树木，香炉洞府，坐鹿戏狮，可谓“密不透风，疏可走马”。何康觉得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贝，桃核的线条本来杂乱无章，经、由雕刻者大胆想象，精打细磨，就成了让入爱不释手的艺术品。岳父当了半辈子会计，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这核雕老人自然喜欢，但他去市里的文物市场咨询时，人家却告诉他这是赝品，并不是明代的真古董，市面上几百块钱就可以买一对。岳父不甘心也不死心，把桃核雕交给了何康，让他将来去省城或北京出差时，找个专家好好鉴定一下，到底是不是赝品。何康满口答应，但每次去省城送稿子，却并不带上这桃核雕，岳父问起，他也只说忘了，其实是不舍得交还。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个晚上讲起。

于琴进书房送水时，见何康闲了下来，亲呢地一笑，也没说什么，跑去冲了个澡又返回了。何康这才发现她只披着一袭纱巾，里面他熟悉的内容影影绰绰地显露出来，他不由冲动起来，也去冲了个澡。他们的孩子在私立小学寄读，周末才回家，这让两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畅游。何康再回了卧室，见于琴早书本似的打开了在床上，他怔了一怔，觉得身体哗地一下涨了潮，有些不能自持了。自打过了三十，于琴身上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像酿好的酒，无论藏得多深，香味也会憋不住地渗透出来。身体与身体立刻胶着在了一起。何康感到下面的女人，像久旱的庄稼地等到了雷雨，一下子就有了生机。或许是太忙太累，这几年，他有点疏于料理这块田地了。现在，他努力且快乐地耕作着，并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勤奋一些，再勤奋一些。于琴已经迷乱地叫起来，声音云里雾里的，也不知在喊谁“主任”。

“喊谁？”何康觉得妻子有点不对劲，不由慢了下来，小心地问：“你到底在喊谁？”

“傻瓜，喊的就是你呀。”于琴喃喃地说。

“不是吧？”

“怎么不是？”于琴忽然咯咯咯地笑了，“我就是喊你，喊你主任，何主任，何大主任。”

“何、何主任？”何康彻底停顿下来。

“你呀你，”于琴探手摸了摸他那个愣头愣脑的东西，“过不了多久，你不就成了何主任？”

“你怎么知道？”

“领导那么器重你，”于琴说着，又动了他一下，“过不了多久你不就能提了嘛，你说我能不叫你何主任？”

何康顿了顿，忽又变得狂放起来，像一匹奔腾在肥美草原上的骏马。

P1-4

山西新锐作家创作实力的新展示

——序《晋军新方阵丛书》

张明旺

在地域文学的意义上，山西一向被视为“文学大省”。其中的标志性文学现象，一是“十七年”期间赵树理与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这一批“山药蛋派”作家在农村题材创作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二是1980年代更具现代意识的“晋军崛起”一代作家的出现。但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却不难发现，真正以其创作实绩活跃于当代山西文坛者，实际上已经是一批大抵出生于1970年代左右或者1980年代以后的新锐作家。虽然他们各自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风格不一，目前创作成就的高低也不够整齐，但能够有三位作家先后斩获鲁迅文学奖，能够有不少作品频繁不断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发表或选载，都充分说明，这批晋军新锐作家正在全国文坛产生着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假若将他们放置在全国文坛的坐标系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少数省市之外，如同山西这样一下子出现这么一个创作潜力巨大且已产生了不小影响力的青年作家群体，其实是相当少见的一种文学现象，无论如何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我们之所以要尽心竭力地组织出版这样一辑《晋军新方阵丛书》，一方面固然是要尽可能全面地展示这些新锐作家的创作实力，另一方面，也是在以组织化的手段坚定有力地助推新锐作家在现有基础上向更高的思想艺术高峰攀登。无可置疑的一点是，入选的王保忠、孙频、杨遥、闫文盛、手指、小岸、张乐朋、杨凤喜、陈克海、李心丽这十位新锐作家，皆一时之选，他们近年来所取得创作实绩可谓有目共睹。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辑十册《晋军新方阵丛书》的集中推出，仅仅是省作协助推计划的第一步，入选者是清一色的小说家。今后，我们不仅会陆续推出第二辑、第三辑，而且还将把关注视野由小说而渐次扩展到其他文学文体。

尽管说这批晋军新锐作家年龄尚且相对年轻，思想艺术也仍然处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但在实际上已经不算短的写作历程中，事实上他们已经形成了若干较为引入注目的思想艺术特点。

首先，是对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与深度思考。应该看到，以文学的形式关注表现变动不居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乃是山西文学界自打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以来传承日久的优秀艺术传统。令人倍感欣喜的一点是，已然经历过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洗礼的山西新锐作家，不仅没有背弃山西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反而还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有所发扬光大。王保忠近年来专心致志于乡村世相的观察与描写。他的中篇小说《万家白事》，题名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当年陈源斌的那部后来被张艺谋改编为《秋菊打官司》的《万家诉讼》。福生因为矿难而不幸去世，本来应该引发一种发自内心的亲情悲伤，没想到的是，面对着那一点赔偿费，一家人居然陷入到了疯狂“内战”的状态之中。人性在威权资本时代的被极度扭曲于此可见一斑。小岸的《车祸》借助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所真正呈现着的，实际上也同样是亲情人性在强硬的金钱面前的一败涂地。从这种一败涂地出发，小岸对于当下时代的社会伦理进行着可谓是格外沉潜的思考。孙频的《月煞》，书写表现的是三代女性的悲剧命运。只有在母亲自杀之后，生活与命运的真相方才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在不知情的女儿面前渐次打开。小说的一大成功处，在于对强悍无比的外婆形象的塑造。惟其如此，批评家何向阳才会认为，“小说中的外婆形象，是我近年来读到的小说中最难忘的，她的哀哀无告一下子变作了一往无前，当她坐在欠债入门口六天六夜，当她啃着冷馒头铁下了心，当她用火炉子上的热水浇下自己的面目时，我的心为之震颤。这个人物让我想起鲁迅《铸剑》中的那个黑衣人，她要举起闸门，让孙女出去。1983年出生的女作家能如此从容地写出一个既有深度又有个性的人物，令人感叹”。陈克海《搭台唱戏》的价值，突出地体现在对于中国社会现实复杂丰富现状的有力揭示上。通过民营实业家王拥军的发迹及败落史的细致描摹，陈克海对于当下时代原始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权力与文化以及人性、欲望之间的复杂缠绕关系都有着足称透辟的尖锐审视。

其次，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山西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但也须得承认，这批新锐作家所置身于其中的，毕竟已经是新世纪之初的中国。一种现代主义影响的存在，对于这批经受过现代主义洗礼的新锐作家来说，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也正因此，以一种形式上大胆的实验探索而尖锐切入到当下时代人们一种普遍的精神困境之中，也就顺理成章地构成了晋军新锐作家的一个突出特点。杨遥的《在圆明园做渔夫》书写表现着一个被现实生活严重戕害的底层青年，被迫在那个著名的圆明园里如同野人一般地与世隔绝地孤独生存达数月之久。其中，一种存在主义层面上强烈荒诞意味的存在，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手指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习惯于通过“我们”这样一种复数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合理征用，而对于一代人无以摆脱的生存焦虑加以深度的透视与表现。闫文盛的《只有大海苍茫如暮》一篇，看似展示的是一次看似寻常的相约出游活动，但在日常场景中所透露出的却是现代人一种精神上的茫然状态。杨凤喜《固若金汤》的故事起因，只是一把毫无来由的钥匙。但就是如此一把没有来由的钥匙，却最终导致了人物的精神行为失常。以上种种，皆可以被看做是这一方面的切实例证。

第三，是文体上对于短篇小说的格外偏爱与坚守。重视短篇小说创作，是山西当代文学史一以贯之的一种文学传统。无论是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中的其他几位作家，抑或还是“晋军”中的李锐、张石山以及稍后一些的王祥夫、曹乃谦等，都在短篇小说的写作上表现不俗，颇有生发。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到了这批新锐作家中，仍然有几位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短篇小说的艺术探求。王保忠、杨遥、手指、杨凤喜、张乐朋、李心丽，这一方面的表现都特别抢眼。张乐朋的《快钱儿》意在展示矿工的不幸命运遭际。作家重点描写表现永年和镐头两位矿工对金钱的追求和对女人的饥渴。除此之外，他们的精神世界可谓一片荒凉，没有任何的亮光，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李心丽的《悬着的愿望》，由一个普通农户刘翠花一家关于住房的困境而最终切入到了关于乡村政治生态问题的思考之中，虽然只是一个短篇的有限篇幅，但作家的现实批判意识和人道悲悯情怀却都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这些作家不仅坚守短篇阵地，而且在短篇这一特定文体的写作方面也有所探索。无论是对于生活横断面的巧妙切选，抑或还是对于更具艺术张力的现代心理结构的大胆实验，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切的印象。人们都说当下时代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在一众作家都趋之若鹜地竞相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山西的这些新锐作家能够耐得住寂寞，执着坚守短篇小说阵地，诚属难能可贵。

在充分肯定晋军新锐作家创作实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的创作仍然难称完美，仍然有着进一步提升的思想艺术空间。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仅要扎根于生活的厚土之中，而且还要能够以一种艺术的眼光对于生活有更深入透辟的理解和把握。“风物长宜放眼量”，真心希望这批新锐作家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能够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姿态，以他们更其丰硕的创作成果，使得山西“文学大省”的称号更加名实相符。

2014年8月

这个集子，收入了我在《十月》《清明》等刊发表的6部中篇小说，从发表的日期看，多集中在近一两年内，写作的年代却都在过去，最远的一篇完成于十几年前，最近的一篇也在鲁院回来之后。因此，我认为是汇集了自己不同时期的生活感受，各个阶段对小说艺术的追求和思考。还需说明的是，由于对小说文体有一种近乎苛刻的自觉，这些小说都作了不止一遍二遍的修改，应该说用力也用心了。

我出道较早，20年前在省级期刊发表的处女作即是中篇小说，以后若干年，由于种种原因，对写作有些心不在焉，甚至一度中断，恢复之后，又多着力于后来给我带来一些声誉的短篇小说，对中篇这种文体，似一直处于蒙昧状态，不投入，甚至有些怠慢。小说的各个门类中，我更钟情于短篇小说，不必起承转合，瞬间进发的火花，映照的或许是人生的关键，生命的本质。对长篇小说，我敬重的是，它能在一个充分的时间段，从容地叙述一个人或一群人命运的起落沉浮。那么，中篇小说是什么？是扩展了的短篇，微缩了的长篇吗？它该以何种特质立足于小说家族？为什么国外就没有“中篇”这一概念？写作中篇小说，该在何处着力，又该在文体上有怎样一种创新？

这是我一直思考的。

没错，短篇小说讲一种感觉，而中篇真的是在讲一个故事吗？

这两年，我试图突破一种既定的范式，作一些属于自己的探索，也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东西，但收获甚微，远不如我对短篇写作的体会更多也更深一些。而现在，我所能做的是，在自己创作的众多的小说中，剔除一些，留下一些。是的，既然是相对宽松的自选集，那就把自己最喜欢的集结在一起吧。留下的，该是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手法，不同的结构。

这也可以看作我以后对小说的要求。

2014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