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M.盖茨，1943年出生。他被誉为“改变五角大楼的八朝元老”、冷战后美国军政界“活化石”、美国政坛“不倒翁”。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任期跨越总统换届并同时跨越两党的元老。

他身居幕后，亲历了水门事件、两德统一、古巴导弹危机、第三世界战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等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还原白宫高层决策过程，解密中情局的真实运作内幕。对美国五届政府内部运行机制和秘密特工工作进行了详细叙述。

《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对1969—1991年的历史进行了全程跟踪，在此期间盖茨一直都是一名亲历者。

在美国政坛，罗伯特·M.盖茨是唯一一个从最底层情报分析员一步步晋升到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人。因此，从讲述史无前例的冷战内幕来说，他具有非常独特的资格与权威。通过接触机密情报和亲历政府高层决策过程，盖茨以客观公正的视角分析了这一时期的历任总统、高级官员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政策，详细描述了美国五届政府的内部运行机制、情报部门和秘密特工工作的成败得失，权力争斗，深入刻画了众多关键人物，揭示了他所服务的几任总统在应对国际风云时的不同表现、他所经历和看到的白宫内的政治斗争、不同领导人的性格表现和历史秘密。

引言

第一部分 缓和——烟幕与假象（1969—1974）

 第1章 1969年：华盛顿与莫斯科

 第2章 难道这就是“缓和”？

第二部分 苏联优势之面具（1975—1980）

 第3章 美国的麻痹

 第4章 第三世界大战

 第5章 播撒致命的种子

 第6章 MUTS，间谍和持不同政见者

 第7章 防御与军备控制：苏联的优势

 第8章 1979年：冷战，热战——东方战争，西方战争

 第9章 卡特转向CIA

 第10章 苏联的优势面具和脆弱现实

第三部分 西方的醒悟（1981—1986）

 第11章 再次觉醒

 第12章 里根手中的利剑：CIA的凯西

 第13章 扭转时局

 第14章 1983年：最危险的一年

 第15章 1983年：华盛顿的战争——舒尔茨的绥靖政策

 第16章 1983—1984年：中美洲——我们最糟糕的敌人

 第17章 过渡：苏联保守派最后的喘息

 第18章 1985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最佳对手

 第19章 1985—1986年：第三世界竞争——华盛顿乘胜前进

 第20章 情报战

第四部分 解放和历史的垃圾箱（1986—1991）

 第21章 戈尔巴乔夫不确定的胜利（1986—1987年）

 第22章 改弦易辙

 第23章 从日内瓦到华盛顿

 第24章 结束“第三世界”战争

 第25章 戈尔巴乔夫：摧毁苏联制度

 第26章 1989年：“天鹅绒革命”——雪崩式解放

 第27章 最后的团聚：布什与戈尔巴乔夫

 第28章 帝国的毁灭

 第29章 没有欢乐的胜利

 第30章 反思

越南。1969年，这场战争主宰了一切。约翰逊政府的离去和新总统从越南撤军的明确决心，仍然未能平息反战示威的熊熊烈火。

大多数示威者和我们属于世界观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我们是衣着刻板的“预科生”，大多是理查德·尼克松从上届政府继承下来的中产阶级。这种巨大的反差在我们这些“二十几岁”政府工作人员和街头示威的同龄人之间体现得尤为明显。两群人好像来自不同的星球，完全格格不入。

其实，我们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点，这是当时任何一方都没有意识到的。在政府内部，有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还有受大学年龄段子女影响的中年父母们——他们同样仇视战争，仇视所谓的当权派。这一年，我25岁，曾在空军服役，现在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分析员，专门研究苏联的中东和非洲政策。我和我在中央情报局所有的朋友都反对这场战争，并反对久拖不决的撤军计划。我同事的情绪都很激烈——当时，这些人几乎都是退伍军人。很多CIA工作人员都曾参加过在国家广场和五角大楼举行的反战集会活动。我参加的唯一一次游行是在1970年5月9日——美国入侵柬埔寨导致了这次大规模游行。

当时乃至现在，大多数人对中央情报局的认识都是错误的——尤其是将它视作一个保守的、铁板一块的冷战官僚机构的观点更加错误。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央情报局内部的反战情绪相当强烈，而且我们也受到了反战文化思潮的影响。我清楚地记得，一些年长的同事和上司，尤其那些受大学年龄段子女影响的父母，存在吸食大麻和其他毒品的现象。CIA办公室的墙壁上张贴着一些反战标语或汽车保险杠贴纸。

面对自己政府内部微不足道的第五纵队势力，理查德·尼克松开始寻找一个让美国从战争中全身而退的策略，在他看来，这种策略必须保全美国的声望和脸面。在他执政后的前几个月中，出现了一个双重战略，内容包括：(1)将越南战争移交给越南人(战争越南化)，这样美国军队便可以撤军回国，遏制沸沸扬扬的民主反战运动；(2)利用苏联希望与华盛顿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兴趣，让它对北越施加影响，通过谈判让美国体面撤军。尼克松的几位亲密顾问认为，事实上，两国关系的缓和源自尼克松终止这场战争的决心。

由于白宫门口声势浩大的反战游行和国会内部强烈的厌战情绪，尼克松政府面对着一个严峻的挑战，甚至无法保证合理的国防预算和美国战略武器的更新计划。1969年，美国国防和情报预算首次遭到了国会的严重质疑。对于情报部门来说，它标志着十多年持续削减预算的开始，裁员幅度达50％，资金下降40％左右——工作能力也会受到相应影响。对于国防计划来说，几乎每个方面都遭到了质疑——包括海外驻军、战略思想、几乎所有武器计划(尤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等。

美国情报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失败，让尼克松看到了美国必须对战略性武器实施现代化。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与苏联相比，美国在路基和海基洲际弹道导弹方面都有很大优势。肯尼迪总统知道，当时美国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对苏联拥有4:1的优势(美国有400枚，苏联约有78枚)；在潜艇发射弹道导弹方面拥有明显优势；在战略核弹头方面拥有巨大优势(1300枚对不足200枚)。

在古巴危机中蒙羞的苏联开始奋起直追。25五年间，苏联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对国际力量平衡、对美国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对苏联本身的经济和国家命运更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从不到100枚增加到1968年的850枚，1972年超过1500枚。与此同时，美国则一直保持在1054枚的水平上。苏联开始大力发展潜艇弹道导弹，使其战略武装力量获得了质的飞跃，例如多弹头分导式导弹实现了大幅跨越。

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精于识别地面活动情况，事实上，20世纪在60年代中晚期和70年代初期，它并没有预见到苏联在战略武器数量与能力方面赶超美国的这一大规模行动——它也没有理解苏联的意图。这一情报的突然披露对全球军事力量平衡造成了巨大冲击，美国在战略武器方面的优势荡然无存——美国国内对苏联威胁的认识也受到了深刻影响。这一失误使CIA的声望遭到了沉重打击，在新总统和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眼中，它的地位更是一落干丈。

对于美国新政府来说，体面地从越南撤军并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反战氛围中保持国防力量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一些重要盟友匆忙与苏联达成缓和让它着实感到难堪与震惊。这给尼克松和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也影响了他们对待苏联的态度。尼克松已经计划与苏联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避免动荡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从越南顺利撤军。他认为，除非他公开接受欧洲与莫斯科实施缓和的做法，否则美国的同盟关系必将受到孤立，苏联人和美国的主要盟友将高调单独签署协定——所谓的单独缓和。

与长期普遍存在的观点不同，尼克松之所以接受缓和，并非主要为了与苏联建立某种新型关系。相反，它更像一种策略，以便(1)应对苏联军事力量的发展；(2)改善危险时期的危机管理；(3)控制国内的反战情绪和高居不下的国防预算，后者已经影响到他作为总统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能力；(4)抵消欧洲与莫斯科亲善带来的压力，否则势必会影响他维护美国大西洋联盟领导者地位的能力。P3-5

首先，我要感谢我曾效力过的五位总统以及他们执政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和中央情报总监，他们为我提供了机会，让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本书描写的重大历史事件。此外，我要感谢无数在政府部门中曾与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感谢他们给我的帮助和友谊。现在，人们对政府公职人员的尊重似乎在不断下降，但我仍然可以骄傲地说，四分之一多世纪以来曾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几乎全部都有无可挑剔的专业技能、工作能力和个人操守。有这样的人为国家和社会工作，美国人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几乎完全以自己掌握的中央情报局(ICIA)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个人文件为基础，同时参考了我的上级和同事编写的回忆录。因此，我要感谢CIA执行秘书处的帮助，特别鸣谢吉姆·皮特曼(Jim Pittman)，曾长期担任我的秘书和助手的戴安·爱德华兹(Dlane Edwards)，国家档案馆和几个总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我引用的文件全部来自ClA或NSC，它们都得到批准可以用于本书，或者已经解密和公开。当我引用谈话或会议内容时，均选自谈话纪要或事件后立刻编制的记录。如果我没有参加谈话或会议，资料则由某位参与者提供。为保证本书合适的篇幅，我删除了很多文件和记录，以及以后各届政府层级较低官员描述的引文内容。完整和未经编辑的手稿已提交中央情报局历史情报收集处(Historical Intelligence Collection)和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供学术研究使用。

有关我在CIA供职期间的文稿内容，已报送中央情报局出版评审委员会审批通过。我要感谢他们积极的配合与快捷高效的工作，尤其是茉莉·塔斯克(Molly Tasker)。这些文稿主要包括大量机密文件以及我书中描述的中央情报局活动。他们的评估非常公正，在可解密和不可解密两方面都表现出很高的职业水准。同样，NSC的审核人员也非常配合。

我曾请很多人阅读我的全部或部分手稿，希望借此机会感谢他们腾出时间和精力帮助我。他们是：理查德·赫尔姆斯，威廉·科尔比，弗兰克·卡卢奇，B.R.英曼海军上将，约翰·麦克马洪，理查德·克尔，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理查德·阿米蒂奇，格雷·霍内特，凯·奥利弗，乔治·柯尔特，巴里·史蒂文森，康多莉扎·赖斯，唐·奥博多佛，欧内斯特·梅教授等。当然，书中出现的任何错误与讹舛均由我一人负责。

我要特别感谢国际创新管理公司(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Inc.)的韦恩·卡巴科(Wayrle Kabak)。最初，他只是担任我的代理人，不久便成了我的朋友、顾问和法律专家。我还要感谢西蒙一舒斯特出版社的爱丽丝·梅休(Alice Hayrfew)，她的工作非常出色，我是她众多学生和仰慕者之一。

特别感谢中央情报局局长办公室的安全人员，感谢他们多年以来对我的支持、帮助和友谊。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贝基(Becky)，没有她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这部著作。在我写作期间，她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理解。不过，在本书描述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她表现出的耐心和理解才是真正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盖茨是美国最有成就的政府工作人员之一，他在国家安全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给国防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观念。”

——美国第43任 总统 乔治·沃克·布什

“盖茨不仅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佳的国防部长之一。我想不出更好的方式来表达国家对盖茨的感激之情。”

——美国第44任 总统 贝拉克·奥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