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伟大的经典，诞生半个世纪之后，在一群知识分子心底，激荡起的回声！

《一九八四》出版于1949年，恰逢冷战的开端，因此，这部小说被认为是揭露斯大林式恐怖的代表作。它是无数美国高中生的必读书目，因为它出色地描写了孤立的个人如何与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国家作斗争。这个国家系统地、无情地践踏真理，篡改历史，扭曲人际关系；最可恶的是，国家完全否定了个人的意志。小说的结尾令人不寒而栗，温斯顿·史密斯最终还是爱上了老大哥，从此便再也没有自我意识了。这个富含道德意味的故事，预示了人类的灰暗前景，所有人可能都无法避免这个结局，即人性的死亡。

阿博特·格里森、玛莎·努斯鲍姆、杰克·戈德史密斯编著的《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这本文集，不是为了发表对奥威尔的评价。邀来了法律以及人文社科不同领域的学者，请他们表达自己对于这部小说的看法，并告诉读者大众，当我们思考未来的时候，这部小说对我们会有何教益。

1999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研讨会。为了纪念乔治·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出版五十周年，、阿博特·格里森、玛莎·努斯鲍姆、理查德·爱泼斯坦、杰克·戈德史密斯、理查德·波斯纳、凯斯·桑斯坦等来自法律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十余位大师级学者共聚一堂，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写于半个世纪前的《一九八四》有没有过时？它对当今世界有何意义？诸位学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其中不乏针锋相对甚至特立独行的洞见。

《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即由与会学者提交的文章结集而成。《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由学者们将观点付诸文字，告诉读者大众，当我们思考未来的时候，《一九八四》这部小说对我们会有何教益。

献辞

致谢

引言

阿博特·格里森玛莎·努斯鲍姆

Part I 政治与文学畅想

 为诗歌辩护（裘莉亚的论文）

 伊莱恩·斯卡丽

 双重言论与一个人的少数

 霍米·K·巴巴

 人与兽：奥威尔的兽性观

 玛格利特·德拉布尔

 文学作品能起到社会科学的功效吗？

 理查德·A·爱泼斯坦

Part Ⅱ 真相、客观性和宣传

 冷战时期的清教和强国政治：奥威尔与历史客观性

 阿博特·格里森

 罗蒂和奥威尔的真相观

 詹姆斯·科南特

 从英社、新话到美资、美国正义论与商话

 爱德华·S·赫尔曼

Part Ⅲ 政治压迫

 论《一九八四》中的思想控制：当想象变为现实

 菲利普·G·津巴多

 你相信谁？你又指望什么？

 戴瑞斯·瑞嘉利

Part Ⅳ 技术和隐私

 奥威尔与赫胥黎：经济学、技术、隐私与讽刺文学

 理查德·A·波斯纳

 论互联网及《一九八四》的良性侵犯

 劳伦斯·莱西格

 带有“自身阻断性”的预言

 大卫·布林

Part Ⅴ 性与政治

 性自由与政治自由

 凯斯·R·桑斯坦

 性、法、权与社会

 罗宾·韦斯特

 《一九八四》、天主教与人类性行为的意义

 约翰·霍尔丹

结语 同情心的泯灭：奥威尔和美国的政治生活

 玛莎·努斯鲍姆

作者简介

臆想让我们思索我们的视觉、触觉或其他感官当时并未感知到的那些事物。我并没有见过那个女人踏上小桥之前的样子，但是看着她轻盈的身影掠过小桥，我的想象不由自主地逆时间之流，向她的过去延展（这个人从何处来？她曾经与我擦肩而过吗？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她呢？）同时，也有一些想象顺时间之流向她的未来延展（早在她走到桥对面之前，我脑海中就已经浮现了小桥与对岸街面之间顺势而下的台阶）。至于她在桥上行走的一举一动——看着她的身影，我可以感觉到描述性词语在我的大脑中一一闪过，大脑对它们进行分类，捕捉一些，筛选掉一些，再试试其他的一些可以描述她的词语。这个过程周而复始。

我想到“有个女人正在过桥”，是大脑对现实的反应；我思索她在桥上的行走，则是大脑对臆想的反应。你是不是觉得我把臆想的范围划得过于宽泛了？我划出的范围比起别人已经算很小的了。你还记得我们在栗树咖啡馆的那一夜吗？当时我们听小玛丽背诵了休谟、康德、维特根斯坦论述想象的名段。照她看，我能够想到“有个撑着阳伞的女人正在过桥”，都有想象在起作用。当时她引用哲学家的话说：一切感知里都存在想象，无论这感知是多么真实。

举个例子。那个过桥的女人从我身边走过时，实际上我只是断断续续地看到了她。当时我站在桥边是为了等你。我本来一直在向桥的那一端眺望，找寻你的身影，后来我瞥见了你，注视着你一步步向我走近。起初我的目光锁定在你身上；接着我眼角的余光察觉到一阵反常的动静，牵引我的目光移开了你，想瞧瞧清楚那是什么。接着，我被她吸引住了。我的目光在你们两个之间来回移动——从她到你，从你到她。你们两个相互走近，在桥中间碰面，后又分开，你离我越来越近，她离我越来越远。（当时你看到我抬起了手臂，后来你还警告我说，别在公众场合这么露骨地跟你打招呼。实际上我不是在跟你挥手，我抬起手是因为我想让她慢些离去。）

按照休谟的说法，从现实角度来讲，我并没有全程目睹那个女人撑着粉红色阳伞走过小桥。事实上，我只是断断续续地看到了她过桥的片断：此时她在桥的一个位置，下一刻在另一个位置，再下一刻、下下一刻她在另外的位置。我看到的不过是一系列不连贯的画面，却还能确信那是一个确实存在并且着装不凡的人，间断画面之间的空白全靠想象填补了。这个规律更加普遍地适用于日常生活物品——我们不可能一直盯着桌椅看而只是断断续续地、短暂地看到它们，但我们知道它们的存在是实在、完整、持续的，这是因为有了臆想的帮助。

不过，既然我对臆想的定义比较狭隘，那么，只要你同意下面这个观点我就心满意足了：臆想就意味着“思索”或“检验”你对某个事物的感知是否正确——任何一个感知的形成，都是从一串否定判断开始的。要想甄别某样东西是什么，就要判断它不是什么。虽说这种否定判断本身并无法自动形成对事物的定义，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在追问“如果某样东西不是某样东西，那它可能是什么”。这就是形成感知的一般性的思维过程——那在天幕下撑开了的是什么？雨伞吗？不，不是雨伞，是阳伞。那迎着光微微发亮的东西，就像沙粒；不，不像沙粒，而像奶油，呈现出浅浅的粉红色。它有光泽，是金属吗？但它是透明的；哦，它是用丝绸做的。你看到了吗——这些否定判断有如引路蜂，带领我们发掘出正确认识：那位女郎撑着一把阳伞（不是雨伞），这把伞是粉色的（不是棕褐色），是用丝绸做的（而不是金属做的）。

通常来说，我们对先导的那一连串否定判断是没有兴趣的。我们要么不会注意到它们，要么像驱赶蚊蚋一样将其赶走，除非我们眼前的现实包含着我们主动想要否定的因素。而一旦遇到这种因素，我们就开始从否定的角度修正它。她打一把雨伞就好了，我当时想，打一把色调收敛的雨伞就好了，褐色或是绿色。（那样的话她走在高高的小桥上就不会引人注意了。）那把粉红色阳伞是用金属制成的就好了。（那样的话，她一走到对岸，这把伞就能当盾牌保护自己了。）更多的臆想在我脑海中涌现。我眼睛看着你走过来的一连串动作，心中却闪动着对一连串其他动作的臆想。当你走近她时，我担心得要命，在想象中，我加快了你的步伐，好让你们两个快点分开。（快，快从她身边走过去，那里危险。）但是，一旦你安全地走过去了，我又希望你能帮助她。（转身，温斯顿，看看和你擦身而过的那人打扮成了什么样子！跟在她后面，拿件外套把她裹上，把那把不祥的伞从她手里抽走！）但是，你一直隔着桥栏在看我，根本没注意桥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位绝色女郎踏着冷静的步伐走过了河，走向了死亡。

但臆想有用吗，她是为了谁而演出了这一场短暂的抗议？我的大脑热情炮制出的臆想，并没有改变她的悲惨命运。（不过，要是我跑得快，或者你懂心电感应，我们两个指不定谁就能及时帮到她了——你看，问题在于我们臆想得太少，而不是太多。）即便如此，臆想还是会使我们从两个方面受益。它本身蕴含着自由。它使我们不囿于已然发生的事实，而去自由描绘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撑着丝质阳伞不会出事——可能因为河对岸不会有士兵开枪向你射击，也可能因为有个朋友在你没走到河对岸前，就把阳伞从你手中抢走了。同时，它使我们得以置身事外片刻，借此更加透彻地看穿事实。它使我们隐约意识到她为何这么勇敢——她本不必这样做，完全可以不选择粉红色，完全可以不高高擎起她的伞，完全可以不在阳光这么灿烂的一天出门，这样阳光就不会在伞沿上闪得这么惹眼——她的勇气，全然来自于她对权威的藐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不知道她的姓名，所以我在观察她的时候，就暗自给她取了一个名字。你能猜到我叫她什么吗？奥黛特？西蒙娜？保利娜？这些名字都很配她梦一般的身姿。但你错了，我叫她波吕克塞娜，这是一个年轻特洛伊女孩的名字，希腊人决定用她来充当祭祀阿喀琉斯的牺牲品。她同意牺牲，却拒绝被拖去祭坛：“解开我的手，我自愿赴死。”那个撑阳伞的女子，当她走在小桥上，走在她自己的一米阳光里时，她一定想到了前人的一句话：“现在属于我的光明／存在于此刻与／彼刻的杀戮之间。”

在大洋国，这个臆想的冲动被破坏殆尽的国度，我们几乎从不臆想。即使偶涉，也是在极端不幸的情况下，臆想相反的情况。但在其他国度，在那些人们生命不受威胁、穿戴丝绸不受惩罚的地方，人们十分珍视臆想，也很容易产生臆想。一顶帽子的掉落都可能引起臆想。在那样的世界里，即使并非什么人有生命危险，甚至并非什么人感到不悦，只要我不喜欢某种颜色，这一点本身就可能让我想到另一种颜色——当然，如果不考虑我看到一个不太喜欢的颜色这件事本身可能就是一点小小不悦的话。比如，看到一件粉红色裙子，我可能会觉得粉色不如薰衣草的浅紫色好看。“这条裙子并不是浅紫色”这个状态，可能让我感到讨厌，并足以促使我在想象中用浅紫色替换粉红色。你抱怨美学界的大人物们都道德败坏，只图享乐，这样说不假；但是他们保持着灵活的头脑，随时准备着，一有需要就可以去做很重要的工作。装饰品在视觉上是独立于它所装饰之物的，所以它是臆想的现实替代品。装饰品只要存在，就会不断地引出问题：你喜欢吗？你百分百喜欢吗？你希望对它做出改变吗？

现在，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半身心地爱上了那个在我们的窗户下洗衣的女人了吧？（同时全身心地爱上了那个无论你什么时候转过身来，要么没穿衣服，要么正在穿衣服的女人？）在大洋国统治的最初几年，统治者觉得只要杜绝人们写作和绘画用的纸张和画布，就可以遏制臆想的生存空间。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人们在日常梳妆的时候，还是会想法子扮靓自己，其本质与写作和绘画并无不同。因此，大洋国竭力控制装饰品的生存空间。他们给了我一条红腰带，每天必须系着，就连应该在哪个地方打结都有硬性规定。他们把所有能让人们自行改变外观的东西都杜绝了——从肥皂、衬衫、亚麻织品、蕾丝花边到发卡（可以让人变得如此美丽，如同有天使在发卡尖上舞蹈）、剃须刀片（可以让你脸部的轮廓更加清晰，还可以让我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清晰地刻在这里）。

P17-21

阿博特·格里森玛莎·努斯鲍姆

当人们觉得乔治·奥威尔即将告别历史舞台时，他却仍然是当代政治生活的焦点。在大众心目中，奥威尔是个批判苏联的小说家，擅长渲染冷战时期的价值观。《一九八四》出版于1949年，恰逢冷战的开端，因此，这部小说被认为是揭露斯大林式恐怖的代表作。它是无数美国高中生的必读书目，因为它出色地描写了孤立的个人如何与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国家作斗争。这个国家系统地、无情地践踏真理，篡改历史，扭曲人际关系；最可恶的是，国家完全否定了个人的意志。小说的结尾令人不寒而栗，温斯顿·史密斯最终还是爱上了老大哥，从此便再也没有自我意识了。这个富含道德意味的故事，预示了人类的灰暗前景，所有人可能都无法避免这个结局，即人性的死亡。

苏联已经分崩离析，奥威尔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事实上，就在小说所描绘的政治环境消失时，当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科技手段，又从一个新的角度诠释了奥威尔的小说。这本书中的论文，来自1999年的一场研讨会。为了纪念小说出版五十周年，与会者探讨了《一九八四》何以能够超越具体时代的局限，以及留给了后人何种启示。《一九八四》一直处于流行文化的中心，我们试图超越冷战思维，探讨是哪些主题使得这部小说牢牢嵌入了美国人的潜意识中。在时代已然巨变的情况下，我们的思想还在受到《一九八四》的影响吗？1949年，这部小说同时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发行。它的英文版不断重印，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几乎囊括了欧亚大陆的所有语言，是历史上流传最为广泛的小说之一。

这本文集，以及这次研讨会，不是为了发表对奥威尔的评价。事实上，我们特意没有邀请奥威尔研究的专家学者，也不想寻求什么标准的文学解读。我们邀来了法律以及人文社科不同领域的学者，请他们表达自己对于这部小说的看法，并告诉读者大众，当我们思考未来的时候，这部小说对我们会有何教益。我们寻求针锋相对、特立独行的观点。这些学者之中，有些人就认为奥威尔的小说根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或者他在某些方面大错特错。尽管如此，大多数作者还是认为《一九八四》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即使小说中也许存在若干谬误之处，但它所激发的思考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关于《一九八四》，有五个话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首先，这部小说在我们文化中的地位所引发的一个宏观性的问题便是，虚构文学作品应该在政治上扮演什么角色？这是奥威尔终其一生都在考虑的问题。思考社会问题的人为何要创作小说？小说又能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事件？其次，这部小说围绕着真相及其与政治自由的关系展开，那么相信真相（科学的或者历史的）可得的信念和自由民主社会的可持续性之间有何关联？第三，小说最为人所知的一点是描写了技术手段维持的暴政，而今天我们生活的社会，监视和控制技术所提供的可能性，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奥威尔的想象。那么，他的恐惧变为现实了吗？未来又将如何？技术本身有什么特质能够减轻奥威尔提出的担忧吗？第四，小说详细描写了酷刑和思想控制，和1949年相比，我们对这一主题的了解丰富了很多。如何用历史经验和心理学研究解释奥威尔噩梦般的深见，即人性可能被心理手段击溃？最后，就是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性。在奥威尔笔下，温斯顿和裘丽亚的恋情中，性爱激情和政治反抗紧密相连，性压迫和极权主义密切相关。这种关联有何依据？小说中的处理是否得当？小说在性爱管制和政治中的性爱隐喻方面，给了我们怎样的启发？

这些就是我们将要探讨的主题；毫无疑问，在评价奥威尔所做贡献的性质和价值时，我们将听到大相径庭的观点。

世界瞬息万变，犹胜以往。很快，我们就从后冷战时期的1999年，跨越到了后“9·11”时期，这又是一个崭新的时代。“9·11”事件之前，冷战的政治思维继续指导着美国的对外关系，即使在布什政府早期，依然如此（即俄国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自由受到极权主义的威胁）；而现在，世界格局陡变，我们的敌人不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是一群不知其藏身何处、面目如何的恐怖分子，他们没有可被轻易粉碎的指挥枢纽，也没有联络地图。我们已经知道，或者至少可以大略地描绘出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一个阵营获胜了，然后输出自己的经济政治体系到战败的阵营。但是，我们实在无法想象这场“新型战争”之后的场景：恐怖分子会消失吗？他们会变得热爱美国吗？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我们有必要再问一次，奥威尔的观点是否还和我们息息相关？

但是，尽管世界在不停的变化，我们依然能看到奥威尔的影子。比如，“美国的新型战争”（America's New War）这种词汇，不断地强调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中。当总统接受结肠镜检查时（2002年6月），尽管只是二十分钟的麻醉而已，他把权力移交给了副总统；可是，以往总统晚上睡觉以及白天打盹的时候，并没有移交权力。而且，以往有些总统还经历过更严重的医疗手术过程，他们也没有移交权力。为什么会要如此神经紧绷？因为，我们获知，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这就有必要让整个世界都看到我们在有条不紊地移交权力。

简言之，紧急状态是冷战的遗物，面对众多分散而非少数单一的敌人，我们只好对紧急状态进行再包装。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了奥威尔的影子，在这个尊重宪法和公民自由的国度，一切曾被质疑的手段都在紧急状态的旗帜下被合法化了。在这个早已不复当年模样的世界里，奥威尔的思想仍然适用，并且引人深思。

奥威尔明白，在恐惧和紧急状态下，人们就开始寻求慰藉与团结。我们的政治生活其实并没有脱离冷战的阴影，比如，最近在公开的政治骚乱中，出自美国“效忠誓词”的一个说法——“在上帝的庇护下”——被频繁引用。这种词汇来自冷战的白热化时期，以显示我们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之分野。但是，它们引起了严重的宪法问题。学生因此将对祖国的效忠与信仰上帝联系起来，尽管很多道德水准颇高的人都不信仰上帝。（有些是无神论者，有些相信不可知论，有些人持守其他非一神论的宗教信仰，比如佛教和道教。联邦最高法院早有判例在前，明言“宗教”不是单指对上帝的信仰。）一个被长久争论的宪法问题是，当孩子被告知可以“选择不信仰”，但绝大多数人还在不断引用这种词汇时，他们无疑承受着潜移默化的压迫与压力。所以，重新强调“在上帝的庇护下”这种词汇时，我们忽视了同样重要的少数群体的权利保护，冷战思维再次浮上水面。我们的对手不再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而是不信仰上帝的恐怖主义。我们目前的状况，再一次验证了奥威尔关于政治心理之描述的正确性。

第一部分政治与文学畅想

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了一个非常普遍而宽泛的话题：政治与文学畅想的关系。在《为诗歌辩护》一文中，文学家兼政治思想家伊莱恩·斯卡丽（Elaine Scarry）通过对小说原有文字的拓展，令人惊叹地阐述了这个主题。她的论文模拟了裘莉娅和温斯顿之间的通信，论证了人类的思考能力既依赖于历史，又依赖于虚构的文学的观点。要具备认清“目前的情况是什么”的能力，就得实际地思考“目前的情况不是什么”；这些能力也是维系裘莉娅和温斯顿的纽带。在大洋国，真实和想象中的非真实相互颠倒，但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必须扭转。裘莉娅认为，艺术佳作独立于这个世界，但又紧紧依存于世界的边缘。虚构的文学则兼具大量的事实描述和虚构的文学畅想。文学畅想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看穿这个世界，因为它能让我们集中注意力于某些方面，为我们揭示日常生活表象之下的东西，引导我们思考最深奥难懂的东西，而不必担心风险或者惩罚。

在《双重言论与一个人的少数》一文中，霍米·K·巴巴（Homi K.Bhabha）试图用奥威尔的例子来颠覆一种固有的观点，即道德高尚者不必是什么技术能人。和很多文学作品中的看法不同，霍米认为奥威尔没有那么直率，尤其是在“讲述暴虐的时候”，他是个具有独特技巧的能人。在巴巴看来，虽然奥威尔意在抨击极权，但他的语言本身却“充斥着对极权式暴力的想象”。奥威尔对伟大事业最偏执疯狂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具创造力和洞察力的时候。为了将温斯顿·史密斯塑造成捍卫真相的“一个人的少数派”，奥威尔必须另外塑造一个否定真相的角色。温斯顿总是渴望能和奥勃良交往，这是他为说出真相所进行的斗争的核心之一，毕竟说出真相只能通过对话来实现。

在《人与兽：奥威尔的兽性观》一文中，小说家兼评论家玛格利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将注意力放到了奥威尔小说的一个悖论上：奥威尔坚信兽的人性与人的兽性。“野兽般的”似乎是奥威尔学会的第一个词；通过他的母亲，奥威尔将这个词与“农家庭院”里家禽之间的交配联系起来。一个相关的悖论是：奥威尔热爱动物，但又和所有“真正的英国人一样”，热衷于猎杀动物。德拉布尔的文章同时提到了《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后者的核心情节就是“人变成兽”（以及兽变成人）。德拉布尔认为，只有在动物寓言里，奥威尔才能畅快淋漓地表达他所希望捍卫和保持的最本质的人性特质与道德准则；或许，只有在动物寓言里，他的笔触才能变得温柔一些。奥威尔同情男人、女人和野兽，但和人类相比，他似乎更容易对动物产生同情心。毕竟，对人类的同情必然包含着对他自身的怜悯，而奥威尔“对自己总是冷酷无情的”。

法学教授理查德·A·爱泼斯坦（Richard A.Epstein）曾用自由主义的视角探讨了诸多社会问题。在这_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质疑了奥威尔文学作品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联性。爱泼斯坦坚持认为奥威尔的小说过多地依赖于奥威尔自身的经验，因此并不具有代表性。由此，爱泼斯坦得出结论：奥威尔的小说没能揭露太多他所鞭挞的国家机构的真实情况。他认为“文学可以让我们关注贫困问题，但是文学本身并不能反映出贫困率的升降情况”。这类问题最好还是由经济学或者相关学科解决。他也承认，诠释某些特殊行为时，文学想象“比定量的社会科学更具优势”；在揭露扭曲人格和过度的集权主义方面，奥威尔表现得相当出色。不过，爱泼斯坦最终还是认为，在解释复杂的社会体系和提出改革建议方面，奥威尔和大多数小说作者都是无能为力的。

第二部分真相、客观性和宣传

阿博特·格里森（Abbott Gleason）撰写了大量与二十世纪的苏联历史和冷战史有关的著作。在《冷战时期的清教和强国政治：奥威尔与历史客观性》一文中，格里森详细描绘了奥威尔在捍卫历史客观性方面做出的努力：从西班牙内战到冷战开始的十年内，他一直在探讨极权主义的问题。奥威尔对历史客观性的捍卫并非源自认识论的立场，而是为了反对极权主义，并涉及他多方面的研究：作为清教徒传统的个人主义、历史的相关性、文学的严肃性与公正性，以及对基于世界物质性的某些肤浅理论的批判。在《一九八四》的结尾，奥勃良让温斯顿完全屈服了。这一结局带有某种自传性色彩，暗示了奥威尔对自身命运的悲观，即极权主义的时代将毁掉他曾珍视的价值观。

在《罗蒂和奥威尔的真相观》一文中，哲学家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将奥威尔的真相观和作为当今学术热点的对真相与客观性的抨击进行了对比。他以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观点为讨论重点，后者认为应该以团结为原则来代替自由政体中对真相的不懈挖掘，并试图借用奥威尔来佐证自己对真相的抨击。科南特在分析了罗蒂的论证后认为，《一九八四》表明罗蒂和奥威尔根本不在同一条战壕里，而是针锋相对。奥威尔认为，要捍卫自由，就必须将真相和单纯的团结区别开来。“极权主义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的残忍，而是对客观真相这一概念的否认。从小说中看，罗蒂所秉持的更像是奥勃良的立场。

爱德华·S·赫尔曼（Edward S.Helarian）是一位经济学家兼媒体分析家，他用批判的眼光比较了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和美国当下政治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从英社、新话到美资、美国正义论与商话》一文中，爱德华认为，尽管《一九八四》主要是对苏联威胁的戏剧化表达，但其中也包含着对美国的批评。和苏联那样的封闭国家相比，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媒体宣传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美国的精英允许争议的存在，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美国实施的侵略“并不属于人们认真考虑的范畴内”。在美国的“商话”中，自由意味着“市场的自由”，而非政治上的自由。如同在“英社”中，个人变得“非人”一样，在战时美国的主流媒体上，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可以只字不提；对他们的大规模屠杀无法和美国人的伤亡相提并论，因为完全没有牺牲任何政治代价。如此看来，与英社相比，美资或许是一种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

第三部分政治压迫

第三部分探讨了政治控制与压迫，这是小说中最为著名、持久的话题。在暴力、恶行的同化力和催眠等诸多研究领域建树颇丰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G·津巴多（Philip G.Zimbardo）撰文阐释了酷刑是如何控制思维和心智。在审视了奥威尔笔下的人性和折磨手段之后，津巴多解释了人的思维是怎样受到控制的。接着，他进一步阐述了奥威尔小说中的思想控制手段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发扬光大”，这其中就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壮举”。津巴多还用大量笔墨描绘了吉姆·琼斯如何策划实施大规模自杀事件——1978年的圭亚那集体自杀事件夺去了912名美国公民的生命，而主谋者琼斯就是直接照搬了《一九八四》中的思想控制手段。

政治学家戴瑞斯·瑞嘉利（Darius Rejali）的学术研究方向是酷刑与现代化的关系。他认为《一九八四》中有两个与酷刑有关的主题：酷刑和背叛的关系，以及抵抗酷刑的各种模式。瑞嘉利区分了“严重的背叛”（对伟大的事业和重要人物的背叛）和“普通的背叛”（在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层面上的背叛）。大多数关于背叛的文章都是描写严重的背叛。《一九八四》也重点描述了温斯顿的重大背叛，尤其对裘丽亚的背叛。而瑞嘉利认为奥威尔意识到了酷刑与普通背叛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还比较了奥威尔和吉尼·埃米瑞（Jean Amery）对背叛的描述，后者曾在奥斯维辛备受折磨。瑞嘉利认为正是因为要忍受酷刑，必须做到许多普通的背叛，使得前者成为了一件复杂而艰巨的事情。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列出了各种抵抗模式，并且得出了和《一九八四》相反的结论，即人类能够抵御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酷刑手段，而且酷刑永远不可能重塑一个人。

第四部分技术和隐私

“奥威尔式”一词通常用来形容一个监视一切、毫无隐私可言的国家。技术和隐私就是这一章节的主题。当今社会，人们生活各方面受到的监视不断增多，全面监视不再仅仅是一种技术可能性。

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Posner）撰写过很多关于法律与文学的文章，他比较了《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两位作者对隐私与技术关系的处理方式。波斯纳的文章涉及面很广，通过比较，得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他承认《一九八四》正确地认识到，人类渴望独处的天性与极权主义相悖，对思想和疑问的钳制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除此以外，波斯纳认为《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本身并没有探讨多少——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打算探讨——关于隐私的问题，以及技术进步到底意味着什么。因此，波斯纳将两部小说看成讽刺小说，而不是对未来的预言。在论文的结尾，波斯纳得出了和爱泼斯坦相似的结论，即应该用美学的视角看待文学，而不能指望从中挖掘出有政治学或者经济学价值的东西。

法学教授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是互联网研究方面的专家，他将互联网对隐私的潜在威胁和奥威尔笔下的电幕作了比较。奥威尔厌恶技术，《一九八四》并没有告诉我们电幕是如何实际运行的。但是，莱斯格认为，对于极权主义来说，电幕并没有多大用处，原因有二。第一，电幕是非常透明的，因为人们知道自己在何时何地被监视。第二，电幕监视并非十全十美，它依赖于（或者看起来需要依赖于）完全无误的人工监察，但人总是会看错，或者忘记自己看到的东西。从这两个角度讲，莱斯格认为，和互联网相比，电幕更能保护隐私（或者说对隐私的侵害更小）。因为互联网可以在我们无法预测并且不知情的情况下搜集信息。而且网络是一个完美的监控器——它能够储存所有的信息，而且永远不会忘掉。当然，作者并不认为网络的这些特性是不可规避的。恰恰相反，他反对奥威尔的技术本质主义，认为经过改造后的互联网框架将变得像电幕一样透明，而且能够遗忘某些数据。

大卫·布林（David Brin）的文章提出了另一个解决办法。他是一位多产的科幻小说家，而且他的一本非小说著作《透明社会：科技会迫使我们在自由与隐私之间进行选择吗？》广受好评。和莱西格不同，布林认为隐私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侵犯；技术在发展，而且不会停下它的脚步，精英们（政府、公司、罪犯等）将利用这些技术来监视生活的方方面面。布林认为，在监视者与被监视者之间竖起一堵墙是徒劳无益的。保护隐私的最好方法就是把电幕反过来，让那些监视者受到每一个公民的监视。布林指出，当今社会，保护隐私的最佳途径就是把监视工具变成一种公共资源，以防止精英滥用监视权力。

第五部分性与政治

《一九八四》讲述了一对恋人如何用性激情来反抗极权主义；它阐明了政治压迫和性压抑之间的一般性关系。本章节的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法学家兼政治理论学家凯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在《政治自由与性自由》一文中用批判的眼光剖析了奥威尔对党控制性行为的描写，指出了其背后的一系列假设。奥威尔似乎认同党对于性能量的看法，即处于压抑之中的性能量能够转化成“对战争的狂热和对领袖的崇拜”。在奥威尔看来，极权主义的繁荣依赖于对性冲动的压制；贞节有助于党的正统地位的维护。因此，在小说中，在党划定的范围之外发生性行为，就是一种追求政治自由的表现。桑斯坦认为奥威尔建立这种联系时过于轻率，特别是奥威尔忽略了妇女在性解放运动中的主导作用。小说这方面的不足在作者对裘丽亚的人物塑造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她只不过是一个青春期男性的幻想对象。极权主义与女性受到的压迫之间的关系非常值得探讨，但奥威尔对此只字未提。

在《性、法、权与社会》一文中，女性主义法学理论家罗宾·韦斯特（Robin West）从性的政治性这一角度对《一九八四》进行了评价。她认为，奥威尔把性仅仅看成权力的对立面，而且认为国家权力是我们面临的最可怕的威胁，这种想法非常幼稚。考虑到私人权力（比如经济权力、家庭中的权力）也能对自由产生威胁，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奥威尔只关注国家权力的观点过于单纯。当然，在一些自传性文章和文学作品中，奥威尔对社会控制的看法还是非常多角度的。他经常提到查尔斯·狄更斯，认为他们俩都在倡导一种“人性的”政治体制，在那样的体制中，拓展人类的同情心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韦斯特认为，从当代法律的视角来看，奥威尔这种充满人道主义的视角映射着对权力的批判。  哲学家约翰·霍尔丹（John Haldane）是罗马传统天主教派研究方面的著名保守伦理思想家，他将奥威尔小说中的性观念和罗马天主教的某些思想作了比较，发现两者还是有些联系的，尽管奥威尔曾经公开反对天主教。霍尔丹认为《一九八四》和天主教的关系非常复杂。虽然奥威尔曾经说过，天主教同极权一样，是对个人独立性的威胁，但小说本身并没有把宗教与大洋国的极权制度相连，而是将宗教与非主流文化相连——小说中表现为果尔德施坦因及其追随者们的信仰。所以，霍尔丹认为，同样地，小说对性的描述与天主教的观念有着一种奇特的相通性，而奥威尔本人对后者是心知肚明的。温斯顿与裘莉娅之间的激情很快演化为一种准夫妻的家庭关系，他们之间做爱的方式也发生了同样的改变——从虐恋转变为温柔的关切。此外，如果对天主教教义有足够深人的了解，我们就会明白它并不赞同苦行僧式的清教主义，而在于宣扬充满爱恋与激情的婚姻。尽管有党的干涉，温斯顿与裘莉娅显然正是在向这样的婚姻迈进。

结论

我们的研讨会召开于1999年。如今，世界政治局势及美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已经大大增强了《一九八四》的时效性和丰富寓意。在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中，玛莎·C·努斯鲍姆（Manha C.Nussbaum）从“9·11”恐怖袭击后的视角出发，对《一九八四》中一个以前极少被人注意的主题——大洋国的政治体制与同情心的泯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人思考。她审视了怜悯心，或者说（对悲剧的）同情心与自由主义的社会根基之间的联系，由此得出结论：自由主义有赖于公众走出自恋的心理状态（即幻想自己天下无敌、无所不能的心理状态）。她分析了温斯顿为什么无法保持对他人的同情，认为他陷入了自恋的怪圈，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如此不堪一击。温斯顿有弱点，这使他无法成为人类精神的“最佳范例”。此外，当代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为未来同情心的泯灭埋下了隐患，因此，我们所期待的未来——一个以自由为基础的开放社会——也就处于危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