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9年到1996年的七年岁月,化作了席慕蓉口中自己作家生命的“黄金时期”。从此她的文笔不在只限于香港、欧美的求学生涯,不在困于台湾那温暖的生活,转而开始留恋于蒙古高原上那山川大地的空远开阔和天地之间的逼人气势。可以说,那渴望已久的蒙古草原带给她的悲喜触动都是过往的一切无法比拟的,而心境的变化也让她的散文有了不同与其他台湾女作家的气质。内心不再漂泊,有了真正可以靠岸的小岛;眼界不再狭促,有了远眺四方的天地,这才使得席慕蓉有了一份真,使得席慕蓉的散文《给我一个岛》更加温顺平和。也许春花和秋月终究要老,也许游子和离人终究要走,也许泪水与哀伤注定挥散不去,但只要知道有一个岛、有一个家在永远等着自己,心中自然就有了一份平静。
从1989年到1996年的七年岁月是《给我一个岛》作者席慕蓉生命里的“黄金时期”,作者回到了渴望已久的蒙古草原,所有的悲喜触动都是从前所难以想象的。作者用真诚的文字记录下种种心情,积存了四十多年的渴望与揣想在文字中得到了释放。
从前,常听外婆说,五岁以前的我,是个标准的蒙古娃娃。虽然生长在中国南方,从来也没见过家乡,却会说很流利的蒙古话,还会唱好几首蒙古歌,只可惜一入小学之后,就什么都忘得干干净净的了。
隐约感觉到外婆语气里的惋惜与责备,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对一个太早入学,智力体力都不如人的孩子来说,小学一二年级可真不好念哪!刚进去的那些日子里,真可以说是步步惊魂,几乎是把所有的力气,把整个的童年,都花在追赶别人步伐,博取别人认同的功夫上了。
要班上同学愿意接受你并且和你做朋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偏偏还要跟着父母四处迁徙。那几年间,从南京、上海、广州再辗转到了香港,每次都要重新开始,我一次又一次地更换着语言,等到连那些说广东话的同学也终于接纳了我的时候,已经是小学五六年级了。我汉语标准、广东话标准,甚至连他们开玩笑时抛过来的俏皮话,我也能准确地接招还击。只是,在这样长时间的努力之后,我的蒙古话就只剩下一些问候寒暄的单句,而我的蒙古歌则是早已离我远去,走得连一点影子也找不回来了。
那以后外婆偶尔提起,我虽然也觉得有点可惜和惭愧,但是年轻的我,却不十分在意,也丝毫不觉得疼痛。
那强烈的疼痛来得很晚,很突然。
一九八九年夏末,初次见到了我的蒙古原乡。这之后,一到暑假,我就像候鸟般的往北方飞去。有天晚上,和朋友们在鄂尔多斯高原上聚会,大家互相敬酒,在敬酒之前都会唱一首歌,每一首都不相同,都很好听。当地的朋友自豪地说:鄂尔多斯是“歌的海洋”,他一个人就可以连唱上七天七夜也不会重复。
那高亢明亮的歌声,和杯中的酒一样醉人,喝了几杯之后,我也活泼了起来,不肯只做个听众,于是举起杯子,向着众人,我也要来学着敬酒了。可是,酒在杯中,而歌呢?歌在哪里?在台湾,我当然也有好朋友,我们当然也一起喝过酒,一起尽兴地唱过歌。从儿歌、民谣一直唱到流行的歌曲,可以选择的曲子也真不算少,但是,在这一刻,好像都不能代表我的心,不能代表我心中渴望发出的声音。
此刻的我,站在原乡的土地上,喝着原乡的酒,面对着原乡的人,我忽然非常渴望也能够发出原乡的声音。
不会说蒙古话还可以找朋友翻译,无论如何也能把想表达的意思说出七八分来。但是,歌呢?用原乡的语言和曲调唱出来的声音,是从生命最深处直接迸发出来的婉转呼唤,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也无法转换的啊!
在那个时候,我才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疼痛与欠缺,好像在心里最深的地方纠缠着撕扯着的什么忽然都浮现了出来,空虚而又无奈。 因此,从鄂尔多斯回来之后,我就下定决心,非要学会一首蒙古歌不可。真的,即使只能学会一首都好。
但是,事情好像不能尽如人意。我是有几位很会唱歌的朋友,我也有了几首曲谱,有了一些歌词,还有人帮我用英文字母把蒙文的发音逐字逐句地拼了出来。但是,好像都没什么效果。看图识字的当时,也许可以唱上一两段,只要稍微搁置下来,过后就一句也唱不完全了。
一九九三年夏天,和住在德国的父亲一起参加了比利时鲁汶大学举办的蒙古学学术会议。在回程的火车上,父亲为朋友们轻声唱了一首蒙古民谣,那曲调非常亲切。回到波昂,我就央求父亲教我。
父亲先给我解释歌词大意,那是个羞怯的青年对一位美丽女子的爱慕,他只敢远远观望:何等洁白清秀的脸庞!何等精致细嫩的手腕!何等殷红柔润的双唇!何等深沉明理的智慧!这生来就优雅高贵的少女,想必是一般平民的子弟只能在梦里深深爱慕着的人儿罢。
然后父亲开始一句一句地教我唱:
采热奈痕查干那!
查日布奈痕拿日英那!
……
在起初,我虽然有点手忙脚乱,又要记曲调又要记歌词,还不时要用字母或者注音符号来拼音。不过,学习的过程倒是出奇的顺利,在莱茵河畔父亲的公寓里,在那年夏天,我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学会了一首好听的蒙古歌。
回到台湾之后,好几次,在宴席上,我举起杯来,向着或是从北方前来做客的蒙古客人,或是在南方和我一起成长的汉人朋友,高高兴兴地唱出这首歌。令我自豪的是,好像从来也没有唱错过一个字,唱走过一个音。
一九九四年春天,和姊妹们约好了在夏威夷共聚一次,有天晚上,我忍不住给她们三个唱了这首歌。
是在妹妹的公寓里,南国春日的夜晚慵懒而又温暖,窗外送来淡淡的花香。她们斜倚在沙发上,微笑注视着我,仿佛有些什么记忆随着这首歌又回到了眼前。
我刚唱完,妹妹就说:这个曲调很熟,好像听谁唱过。
然后,姊姊就说:
“是姥姥!姥姥很爱唱这首歌。我记得那时候她都是在早上,一边梳着头发一边轻轻地唱着这首歌的。”
原来,答案在这里!
姊姊的记忆,填补了我生命初期的那段空白。
我想,在我的幼年,在那些充满了阳光的清晨。当外婆对着镜子梳头的时候,当她轻轻哼唱着的时候,依偎在她身边的我,一定也曾经跟着她一句一句唱过的罢?不然的话,今天的我怎么可能学得这么容易这么快?
我忽然安静了下来,原来,答案藏在这里!转身慢慢走向窗前,窗外花香馥郁,大地无边静寂,我只觉得自己好像刚刚走过一条迢遥的长路,心中不知道是悲是喜。
一切终于都有了解答。原来,此刻在长路的这一端跟着父亲学会的这首歌,我在生命初初启程的时候曾经唱过。
P190-193
既是新的版本,就必须先说明一下来处,我才能心安。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来自一九九六年八月初版的《黄羊·玫瑰·飞鱼》,另有小部分来自一九八五年九月初版的《写给幸福》。两本书原来都属“尔雅”,合约到期之后,也只是放在家里,现在很高兴“印刻”愿意给它们重新出版的机会。
在我的十几本散文集里,《黄羊·玫瑰·飞鱼》是比较特殊的一本。或许可以这样说:散文于我,就是生活的笔记,而从一九八九到一九九六年,也就是这本书里的文字所记录的岁月,可说是我生命里的“黄金时期”,所有的悲喜触动都是从前所难以想象的,如果有读者愿意读一下后页的《自序》就能明白了。
那时候,在一个岛上已经生活得极为踏实了,猛然间又多得了一处原乡,前路上即将有必然的蜕变,自己却还毫无所知,只凭着直觉在热烈地接受着眼前的一切,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
一九九一年,父亲从德国回来开会,住在我台北的家中,颇享受了一些“含饴弄孙”的乐趣,虽然那两个外孙都已经各自进了高中和大学了。当他们去上学,海北也去教书的日子,我们父女二人就开始慢慢地来翻译蒙古国诗人达·纳察格道尔济的诗。那年父亲八十岁了,我们才第一次发现父女俩竟然拥有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天真,面对着诗人笔下的高原故土,我们的感触竟然如此相似,当父女因此而相对莞尔之时,那种愉悦难以形容。
我或许不能说在一九九六年之后就没有更好的时光,但是,在今天,在二〇一二年的九月,在我终于不得不成为我自己的旁观者的此刻,再来回顾,就必须承认,这段闪着亮光的往日岁月,的确是上天的厚赐。
我心中的岛,聚焦于此。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写于淡水乡居
写《七里香》时的席慕蓉,是清澈的溪流,在年轻时涓涓地流着。那时我不认识她。等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奔忙在故乡路上的席慕蓉了……她这时发现,自己的生命中居然还有一个浩淼的大海。我为她感到幸运,不是每个作家都可以遇到溪流,也遇到大海的。席慕蓉很诚挚,她可以担当得起这样的转变,或者说命运。
——陈丹燕《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