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不掉的“白帽”
张园的溥仪比在紫禁城时出门、上街方便多了。除政治交际活动外，也经常因私事出门，主要是游玩、购物或吃饭。
溥仪经常上老龙头车站以东法国“租界”内“东局子”运动场练习骑马。张园设有马号，养着四五匹很不错的坐骑马。溥仪要骑了，就先乘汽车上东局子去，马由我们骑着送到东局子，溥仪玩完再交给我们牵回张园。运动场上有不少皮肤黝黑的印第安人服务，条件虽好，溥仪却没有策马奔驰的技术，沿跑道颠一颠也就算了。
说到东局子，我想起有一回溥仪应法国“租界”当局邀请，在这里参观运动会，我随侍在侧。见一撑竿运动员在赛场上刚把身体支起，突然竹竿从中间折断，悬在半空的人迅速落下，那折断的竹竿正好扎进他的肚子里。目睹这一切的溥仪连呼：“太危险！太危险！”那位运动员被救护走以后隋况就不知道了。
溥仪出门吃饭或购物，一般不离开“租界”的圈子。吃饭常在起士林，购物则往往要上英“租界”或法“租界”的百货商场、珠宝首饰店或手表商行。记得溥仪在英“租界”认识了一家订制珠宝的铺子，溥仪自己设计了一枚六星或五星的“宝星”，镶钻石的。设计好，就交给那个铺子承做，后来命我取回的。溥仪很欣赏自己的设计。
溥仪的“皇帝”招牌很管用，无论上哪儿，都不用带现金。吃完饭了，在柜台送来的账单上签个字就走；选定商品，也只需在欠据上写个名字就可以把货提走。事后，管账的凭溥仪签名到张园司房支钱就是了。
溥仪出门时，经常充任扈从随侍的，只有我和严桐江两人。为体面起见，溥仪特意给我们每人做一身湖色绸服：短褂、长裤。他一出门，我们就换上衣服相随，平时不准穿。记得我第一次穿新衣跟溥仪和婉容外出，将上汽车，溥仪左看右看地说：“这还差不多，让人家看着多顺眼！”溥仪出门坐大轿车，有三排座，头一排是司机和“白帽”，“白帽”就是日本警察。在张园大门口上，有两个人二十四小时不离开，一个是为“租界”服务的中国警察，一个是“白帽”。“白帽”晚上就住在门房里，溥仪一动，“白帽”就跟着，固定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溥仪坐后排，如带婉容也坐后排。中排是活动椅，扈从者坐，背冲溥仪。下车时先放下活动椅，溥仪再下车。
我学开车就是这个时期的事情。我这人无所不好，跟溥仪出门时就细心观察司机的动作，慢慢掌握了开车技术。平时我帮助司机擦车，司机也许可我动动方向盘，在院子里试开。起初，我两眼紧紧盯住两道车轱辘印，司机纠正说要看正前方。学了几天，司机说我“还行”。张园院内有条廊子，曲曲弯弯地由车库通到楼前再转到大门口，想开车出门就必须走这条廊子。不久，我居然也能把车开到廊子上，经过几度急转方向盘，顺利地开上大街了。溥仪也在那时候学会了开汽车，但他只在张园院内围绕中心亭转悠，没有胆量开到廊子上去，更别说上大街了。有一次他开车在院子里转圈儿，让我也开一辆跟在后面。开着开着，他猛然刹车，我随即刹车，但一时停不住，刚好顶在他的车尾上，所幸没出大事。我以为闯祸了，不料那天他高兴，没有说我一句。
溥仪学开汽车有什么目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很想有个自由身，特别讨厌那个一步不离的“白帽”，千方百计要摆脱他，却苦于难处多。
张园戏楼底下有扇门，在北角上，挂把大锁，许多年都不开了。一天，溥仪悄悄对我说，让我想方设法把那扇门打开，但不得惊动在南边不远处岗位上的“白帽”和中国警察。我一看，大锁早锈死了，还没有钥匙，又不许出响动，我弄了半天弄不开。报告溥仪，他骂我“笨蛋”，不再用我弄了。听说后来是王三元弄开的，溥仪开这道门就是要避开大门口上的“白帽”和中国警察，“微服私访”。
奇怪的是，此后数月间溥仪腿上生疮，王三元全身长疥。为了治疗两人的病，溥仪从北京请来名医哈瑞川，经一个月的治疗才痊愈了。其间还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哈瑞川每次来津都拎一个金漆匣子，突然有一次换成旧皮包了。溥仪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在火车上让偷儿们相中给捎走了，以为金漆匣子里一定装着宝贝。过了几天，哈瑞川又拎着金漆匣子来了。溥仪问他，他说要回来的。那时候，偷儿帮里也有领头的，和地面上都有联系，有势力的人被盗，只要说句话，东西会原封不动还回。
问题是怎么那样巧，打开那扇门以后，溥仪和王三元就同时长疮长疥？我当时就有怀疑，他俩肯定经常私自出去！那时“租界”下边有很多妓院，公的私的洋的土的，样样都有，一些小家小户的妓女，为了招揽嫖客，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马路边上往屋里拽。所以我怀疑他俩可能染指了花街柳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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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秋，我作为一家学刊的编辑到北京组稿，偶然与李淑贤女士相逢，并有幸看到溥仪特赦后所写的书稿、文稿、发言稿、日记，以及她亲手编存的影集等第一手珍贵资料，我们由此建立起长达18年的友谊及合作关系，合著出书多种，其中之一就是李淑贤的回忆录。
溥仪特赦后再婚的妻子李淑贤，亲身感受到作为公民的前皇帝不一样的人生。他们甜蜜的恋爱和家庭生活，他们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并亲切谈话的情景，他们与全国政协参观团一起到南方和西北各地参观旅游的特别感受，他们在住院治疗的日子里相互关爱的真情真心，他们在生离死别之际感人至深的话语和画面……这些都是李淑贤回忆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淑贤回忆录初版于1984年，其叙述到溥仪去世为止，修订版定稿于1996年5月，增加了李淑贤在丈夫去世后围绕逝者的一些人生经历。遗憾的是，当修订稿于1999年出版时，她已经飘然远行。
与李淑贤女士的相识相交，注定了我一生的命运，研究溥仪成了我此生工作的重中之重，甚至或好或坏地影响到了我的生活。这些都是后话。
1982年春，我在长春市图书馆第一次见到了中国最后的“皇妃”、时年五十四岁的李玉琴，当时她是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她说，早就听说我是专门研究溥仪的，并看过我写的《有福贵人》一文。一直想见见我。我们谈了半个多小时，都很高兴。在这之后，李玉琴先后当上长春市和吉林省政协委员，我也被吸纳为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有一天，政协负责文史的领导专门宴请李玉琴和我，席间说：李玉琴拥有第一手宫廷资料，王庆祥是研究溥仪的，你们二人若能合作，可以留下一段非常有价值的伪满宫廷史。我们当即答应，一部长达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工程就此拉开帷幕。
李玉琴回忆了在伪满后期被册封为“福贵人”的前前后后，她曾以少女的天真与“康德皇帝”“夫妻”相处，随后在伪满垮台后与“皇后”婉容一起度过八个月的逃亡生活，接着又在没落皇家苦守七年，经历了无人能够感受的孤寂落寞。为了寻找当过皇帝的丈夫，她甚至在中南海新华门前拦截过可能知情的某位首长。她打小工、借路费。六赴抚顺探监，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婚。离婚后，她也曾前往北京探望溥仪，却在“文革”中落了个“皇娘造反”的罪名，终以悲情落幕。
李玉琴的回忆录于1989年9月出版，相关电影和电视剧紧随其后。逐一问世。
我与李国雄先生的交往也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7年夏，我在北京库资胡同一处很普通的、布满“私搭乱建”的四合院内，见到了七十六岁高龄的李国雄，他与老伴住在一间带小跨院的厢房里。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合作建议，最终留下了几十盘录音带。
1924年，李国雄年仅十二岁，便进入逊清小朝廷，成了“小皇上”的奴才，从此贴身跟随溥仪三十三年。他见证了紫禁城内溥仪与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帝王之家”的生活：目睹了溥仪被逐出皇宫的惊险一幕：亲历了溥仪在天津张园和静园会见中外重要人士，以及他与文绣谈判离婚的始末。溥仪离津出关的最后时刻仓皇跳入汽车后备厢内，就是李国雄亲手为其盖上后盖的。李国雄还见证了溥仪在伪满时期当傀儡皇帝的全部生活，从旅顺到长春，从“执政”到“康德”，溥仪两度访日、多次“巡幸”，李国雄都陪伴在侧。溥仪囚居前苏联期间，还是李国雄巧妙伪装箱底，才得以深藏四百六十八件无价珍宝，从而顺利带回国内。直到被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李国雄依然无从选择地“陪绑”。且不能不检举溥仪的罪行。获释后，两位历经坎坷的人士又在北京聚首，谈历史，话新生，句句都关涉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生动的大事细节…… 李国雄的回忆录于两年后出版，我接到了大量读者来信，都认为这本书与溥仪自传可以相互印证， 《我的前半生》中的许多背景，都需要李国雄的叙述加以补充和注解。
上述三部出自三位与溥仪密切生活过的当事人之口的回忆录，全景式呈现了末代皇帝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生活实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他们述说的生活细节，最能体现溥仪鲜活的个性。三本回忆录均成书于他们生前。并分别经本人过目、修改，直到定稿签字，最后交付出版。如今三人都已相继故去，但他们为历史、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现在。这三本回忆录又得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支持，将作为书系，以全新的面貌再版发行，令我倍感欣慰。为便于读者了解更多台前幕后的故事，我分别增加了附录内容。多为忆者的亲笔书信和短文。我由衷地希望新版回忆录能够给读者以新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这位特殊的末代皇帝有一个全面而充分的认识。
王庆祥
2012年2月
《随侍溥仪三十三年》由王庆祥编著。
1924年，年仅十二岁的他被选入逊清小朝廷，成了“小皇上”的奴才，也是中国两千年太监制度被废止后第一批“皇家随侍”中的一员。他目睹了紫禁城内“宣统皇帝”和“帝王之家”的生活；亲历了溥仪在天津谋划复辟，以及文绣发动“妃革命”与溥仪谈判离婚的全过程；见证了溥仪在“伪满”年代当傀儡和皇囚的屈辱人生，甚至溥仪囚居前苏联，以及引渡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前后十多年里他都陪伴在侧……他就是贴身随侍溥仪长达三十三年、于二十五年前接受《随侍溥仪三十三年》撰著者亲访的李国雄。
一个“奴才”眼中的末代皇帝！
《随侍溥仪三十三年》多次再版，《我的前半生》所涉背景和故事，均需本书的印证及补充。
《随侍溥仪三十三年》忆述者李国雄以贴身伺候溥仪三十三年的知情人的身份，解释溥仪的病态婚姻家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