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曾经被当作一个“试验区”。假如我们以为“试验区”的含义，仅仅就是发明新技术和推销新产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实上，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因此，与其说中关村在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如说中关村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从而激醒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望。

凌志军编著的《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叙述了1978年至今我们国家的变化和冲突，牵涉到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巨细交织，贵贱混杂。

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区、一群企业或企业家的历史。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试图将企业的兴衰沉浮，与个人品行、国民性格、政府行为、政治风云、世界潮流合并起来思考。这样一种对于历史的思考，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的未来。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凌志军编著的《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从评述中关村1980到2006年的历史入手，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画卷。

《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描写的人物中，既有对中关村的事业大力推进或横加阻拦的高官，也有在中关村渡尽劫难甚至翻身落马的显要，还有在中关村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既有悲剧英雄，也有乱世枭雄，当然，更有那些怀揣梦想的新一代创业者。所有的这些雄心、野心、商战权谋、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政经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

第一部　白颐路（1980—1988）

 第一章　黑夜漫漫曙光在前

　 ——我看到了美国。

 第二章　破裂的金字塔

　 ——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第三章　电子一条街

　 ——我的生活从此改变。

 第四章　原罪

　 ——既是“倒儿爷”，又是“板儿爷”。

 第五章　走进新时代

　 ——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第六章　曾是霜叶漫山时

　 ——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也蒙了。

　第七章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

　 ——连宪法都要给改革让路，还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第二部　试验区（1989—1998）

　第八章　昨夜风疾雨骤

　 ——能逃过这一劫，真是幸运！

　第九章　转变的年代

　 ——我完成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

 第十章　出类拔萃之辈：第二代创业者

　 ——我没别的本事，只是玩儿命想办法满足消费者。

　第十一章　民族品牌！民族品牌！

　 ——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

　第十二章　分裂之家

　 ——科学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第十三章　英雄末路

　 ——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第十四章　三次浪潮，潮起潮落

　 ——中关村这个环境，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就会抢着卖。

　第十五章　市场又在召唤

　 ——从现在开始，前十年是你的，后十年是我的。

　第十六章　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

　 ——凭什么？就凭我们这帮人的脑袋！

第三部　科技园（1999—2006）

　第十七章　争论国

　 ——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

　第十八章　死亡和新生

　 ——企业有生有死，但轮到我们自己头上，总是很沉重。

　第十九章　全速前进

　 ——它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吗？

　第二十章　互联网时代

　 ——冬天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

　第二十一章　新疆界

　 ——法无禁止不为过。

　第二十二章　海归：改变中国的一代新人

　 ——你怎么还没回国呀！

　第二十三章　蚂蚁雄兵

　 ——他们的单个是弱小的，但群体是强大的。

　第二十四章　全球链

　 ——中关村就要死亡？还是刚刚开始？

　第二十五章　殊途同归

　 ——我见过硅谷是怎么做的。我到中关村来亲自再做一遍。

尾声

争论产生于陈春先和管惟炎之间的实质性分歧。今天那些研究中关村的人们，都倾向于把它看作是改革者与因循守旧者之间的斗争。其实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不能认定管惟炎是个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多年以后他已不在人世，缅怀他的人都说他是“中国改革的先行者”。考虑到此人毕生的言行贯穿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本性，人们对他在80年代初期成为陈春先的对立面感到困惑，即使是那些研究者，也会回避一些关键情节。如今回头看，我们可以在当时国家大形势中找到这场争论的反衬。文人的不满现状和走投无路，可以为陈春先的红杏出墙提供注脚。而“打击经济犯罪”运动却也如火如荼地持续了九个月，检察机关把32605件经济案件立案侦查，把12698人逮捕收监，这些都可以成为所长管惟炎对属下严加管束的理由。然而尽管大势所趋，我们仍然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这两人的分歧背后，还有着某种纯粹属于个人的因素。

管惟炎比陈春先年长六岁，两人的经历、专长与成就如出一辙。前者是低温物理学家，后者是理论物理学家；前者在超导物理领域有着重大贡献，后者则在受控热核聚变的基础研究中成就卓越。当陈春先在1957年进入苏联莫斯科大学的时候，管惟炎也是这个大学的学生，不过，他很快就因论文的独创性而提前毕业。这样看来，无论是政治资历还是专业资历，管惟炎都在陈春先之上。

但是陈春先很快进人事业高峰。他领导的小组建成了中国第一台“托卡马克装置CT一6”。这一成果在1978年3月首届全国科学大会上被评为一等奖。这时的陈春先看上去并不比他的那位上级逊色。他能成为当时科学院里最年轻的研究员，也是一个佐证。但是，根据一位中关村历史的研究者徐文华的叙述，随后发生的事情对陈春先来说是一个打击。在中国科学院1980年举行的一次新院士的选拔中，管惟炎成为院士，当初和陈春先一同提拔为研究员的另外两个年轻人，陈景润和何祚庥，也都成了院士，陈春先却被抛开。在徐文华看来，这件事“非常微妙”地影响了陈春先的心理，甚至成为他另谋出路的重要原因。

这一情节很可能导致陈春先和管惟炎的不和，因为当时就有谣言说，陈的不能人选院士，与这位所长不无关联。也许陈春先也是这样想的，或者只是应了“文人相轻”的古老传统，陈春先和他的这位上司从此不能和睦，乃至在举办“服务部”的过程中感到处处掣肘。这些事情虽然属于细枝末节，但却在日后陈春先与管惟炎的冲突中发生着无形而又重要的作用。

“道德”甚或“主义”的旗帜之下隐藏着个人的情感和动机，这在我们国家广泛存在。陈春先与管惟炎的纷争并非第一例，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例。在1982年1月物理所的一次会议上，双方发生第一次正面冲突。事情是由管惟炎挑起来的。他说陈春先“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他的证据是研究所已经“没有人搞科研了”，因为“搞服务的人有津贴，搞课题的人没津贴”。陈春先为自己申辩：“大家只是在业余时间出去工作。”而管惟炎却不为所动。他认定，科研人员的知识和成果都是多年积累，即使业余时间，仍然属于“公私不分的一笔账”。他越说越怒，语言也更带攻击性。他指责陈春先“搞乱人的思想，搞乱科研秩序”。根据一位在场者的记录，这时候陈春先终于不能克制。他站起来，“挥动那短小而有力的手臂”，反唇相讥：“我看不是搞乱了科研秩序，而是正在建立新的科研秩序。”管惟炎毫不容情地把争论升级。他指控陈春先从未向他报告自己的财务收支，其账目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场争论的最令人回味之处是，双方都不否认硅谷精神应当成为中关村的榜样。焦点在于，由政府支付工资的国家科研人员，是否可以在工作时间之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是否可以在与政府发生利益关联的同时，另立一本属于自己的账目？是否可以在工资之外取得劳动报酬？这些问题的结论如今已是不言而喻，即使是那些政府利益的维护者，也会获得工资外的收入。但是在当时，管惟炎很容易地占了上风，进而要求检查陈的账目。

陈春先拒绝就范。他声称“服务部”并非隶属物理研究所，所以那位所长无权干涉。而管惟炎说，这些人都是物理所员工，所以必须服从他的管辖。争执以折中的方式解决：由“服务部”的直接上级北京市科协来审查它的账目。后者派出一位名叫赵绮秋的人来主持此事，这增加了事件的戏剧性。原来赵绮秋早就是陈春先的同谋。当陈春先在那个蓝色小屋里召开“服务部”成立会议的时候，她就曾代表科协到场致贺。此后陈、管二人明争暗斗，她也毫无保留地站在陈春先一边。现在，她率领一队会计来到蓝色小屋，煞有介事地检查一番，然后宣布陈的账目“没有任何问题”。至于管惟炎所谓“给科技人员发放津贴”，赵绮秋回答确有其事，但那每一笔都“有三个领导同时签字”，且“以工资形式支付”，所以应当视为正常。

不用说，管惟炎不接受这个结论。考虑到赵绮秋与这个服务部的关系，他进而怀疑北京市科协在包庇坏人。他提出由物理所派人再次核查账目，遭到拒绝。双方相持不下，就这样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陈春先在科协的支持下不屈不挠，但他却无法阻止管惟炎的审查小组开进来，也不能维持公司正常运转。管惟炎可以利用职权扣发那些人的奖金和节日补贴，把职称评选拖延不办，甚至指示大门警卫对那几人的行踪严加防范，但是限于权力，他却不能达到取缔这一“非法组织”的目的。于是他打算借助科学院的力量来平息这场纠纷。他向上级报告陈春先的“变节”和赵绮秋的“包庇”。有迹象表明，事态的发展对陈春先不利，大院子里开始流传一个新消息：中国科学院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将此事立案。

气氛骤然紧张，富有强烈的压迫感。对叛逆者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冬天，他们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规则上都不是无懈可击，又没有显贵豪门在背后施以援手，顾后瞻前，甚是凄凉。管惟炎却是另外一种心情。他认定这个冬天是属于他的，因为真理和权力都在自己这边，所以心情轻松地回家去过新年。

但是争论的双方全都忽视了一个环节。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一环节对于事情的结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管惟炎的指控不仅让陈的阵营面临瓦解，而且还令支持他的赵绮秋陷入危险境地。后者本身并非显赫之辈，但她的丈夫周鸿书是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手下有一大群既聪明又行动麻利的记者。那时候的记者可比现在神气多了，他们除了在公开媒体上拥有一呼百应的力量之外，还有特殊渠道让他们的报告直达中南海。这些报告多则印行几千份分发党的中级和高级官员，少则只有十几份呈送中南海的最高领导者。这时候，北京分社有位叫潘善棠的记者去中关村走了一趟。

我们接着就会看到，个人的因素再一次影响了大历史的进程。就在管惟炎回家安度新年之时，潘善棠的调查报告已经写成，再经领导一番修改，上达中南海内，还万无一失地将它“增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记者以大部分文字表扬陈春先的行为，说他学习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经验，初见成效，“一个类似国外的‘新技术扩散区”’正在中关村出现。一望而知记者立场清晰。但是报告的关键部分却在最后一段，它一下子就把陈春先和管惟炎的分歧弄到中南海里去了。看上去，管惟炎成了顽固守旧分子的代表。这一段说，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扩散试验，却受到本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反对。如科学院物理所个别领导人就认为，陈春先他们是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并进行阻挠，使该所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如果此前所谓“中科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立案调查”的传言是真，那么他们很快就要忙不迭地撤销此案了，因为中南海的一连串批示已经传达下来，把整个科学院弄得沸沸扬扬。现存档案中的这份文件上，仍清晰地显示出“中央传阅”的专用图章，表明当日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人全都读过此文。胡耀邦、胡启立、方毅三人的批示认为，陈春先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批示又说，陈春先带头开创了一种新局面，既可以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又可以让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批示还责成科技领导小组拿出具体的方针政策来。

一切随之改变，舆论出现“一边倒”的局面。《经济日报》在要闻版上刊出一行标题：“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竟遭到阻挠，国务院领导同志说陈春先的做法完全对头应予鼓励。”在另外一篇报道中，记者声称经过详尽调查，结果证明陈春先“未取分文报酬”，公司账目也“没有任何问题”。又断言，罗织所谓经济问题，“是为了阻挠新技术扩散试验的正常进行”。在为陈春先雪洗冤情以后，媒体开始从更广大的范围来看待这个事件。一篇报道呼吁，给“科学上的二道贩子”摘掉帽子。另一篇指出：“不能做改革的旁观者。”记者还借用陈春先的话说，改革的阻力“来自某些人的思想僵化，来自束缚知识分子手脚的单位所有制”。有个名叫邱励俭的人站出来为陈春先申辩。他是中国科学院合肥等离子体物理所副所长，自称和陈春先一起工作多年，可以证明“他是很有事业心的同志”，又说自己也打算像陈春先那样干。在说了这么多话以后，编辑还嫌不够，所以撰写一条评论，号召全中国的领导机关和人事部门，都来看一看有没有“打击陈春先”之类的事件。“要是有的话，要毫不手软地揭发出来，加以解决。”

记者、作家、学者、官员，联合在一起，为中关村提供了一个受迫害的英雄。清算冤假错案的年代刚刚过去，一提到“迫害”二字，整个国家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厌恶，让人们想起痛苦的过去。中国科学院的高墙深院现在再也无法保持宁静。报纸成了弱者的武器。大家复印无数，争相传阅。有个人情不自禁，给经济日报编辑部打电话说：“你们的报道搅动了科技界的一潭死水。”如果这话带着一点夸张情绪，那么下面这个情节显然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在当时享有盛名的作家，黄宗英，这一日在街头闲逛，买下一包花生米，不经意间看到包装纸上的一行字，立即被吸引了。她把花生倒将出去，摊开纸，结果就看到了陈春先的名字。“窗外，风号鹤唳，叩我心扉。”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情形，“我从小时候就听说过，中国和外国都有这样的传说：石头的雕像变成了活人，当需要的时候大显神通。我也听过，有另一种，把活人变成石雕。”她的文章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是写给陈春先的，开头一句读来就像一首颂歌——“你不应只是一座雕像”。

管惟炎的狼狈是可以想见的。报纸一边不留情面地对他加以讨伐，一边又给了他一次辩白的机会，只不过显得别有用心。这一回记者描述一次电话对谈。根据记录，电话是管惟炎主动打来的。管在电话里为自己辩解：“一直很重视科技成果的推广，对陈春先的工作从来没有不支持。”同时坚持认为“陈春先确实有经济问题”。但是记者显然已经失去对他的同情，只一个劲儿地追问“你们根据什么追查他的经济问题”，令管惟炎语塞。

P16-20

《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撩人的。

它在2007年1月22日的一期上，用了一幅血红色的图片来展示中国：一个巨大的五星升起在万里长城之上，金光闪闪，在风起云涌的大干世界投下万道霞光。光芒中跳出一行字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出现。”（China：Dawn of aNew Dynasty）。两位作者，《时代》杂志执行主编助理迈克尔·艾里奥特（Michael Elliott）和《时代》北京分社社长西蒙·艾里特（Simon Elegant），为这期封面写出的故事长达11页，按照他们的描述，在这个刚刚开始的世纪里，美国的力量会走下坡路，而中国的力量将上扬。中国正将它的经济影响转变为强大的政治威力。因此，“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点也不夸张”。

这是好几年来世界范围持续不断的“中国话题”的最新表述。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全世界的人都在涌向中国。他们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国家，每天都在问：中国的崛起会成为事实吗？它是一个和平过程吗？它会成为国际化浪潮的一部分吗？它会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吗？这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会同西方发生冲突吗？

“你也要告诉我们一个中国崛起的故事吗？”在北京城中心一个写字楼的午餐厅里，玛萨·艾梅霞（Martha Avery）这样问我。她是个美国人，一个作家和翻译家，也是我过去的一本书的英文版译者。她对世界富有责任感，对中国充满好奇。但是也像全世界一样，她只能站在很远的地方打量这个国家，所以才会有此一问：“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努力。”我回答，“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虽然我将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历史，但是在描述这个历史进程的时候，我的重点仍将是具体而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将由内部而不是由外部来观察。这一回我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我从1998年开始接触中关村，但是存心把它写出，是过去两年的事。在这之前，我用了大约18个月跟踪微软亚洲研究院，又用六个月调查联想集团。这两个机构都在中关村，相距不到两公里。一个是典型的美国公司，一个是典型的中国公司。那时我希望从公司内部来观察时代的融会演进，而把大部分中关村的故事抛诸身后。直到2005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当时我来到双清路上，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一个场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开。这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让我想起满天繁星。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子，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我对公司的创业景象并不生疏，可眼前这一切竟是闻所未闻。像微软和联想，它们都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庞大公司，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都没有“A座302房”那样让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幢楼”。这个脉络直观地反映了公司的成长过程。然而新一代人的资本关系、技术路线和公司结构，已经和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节奏也更快。中关村的公司还是成者少，败者多。就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它们中间有77％在三年内消逝，有90％在五年内消逝，有99％在十年内消逝。但这并不能阻止创业者前仆后继、一代接着一代地走过来。他们已经走了27年，直到今天。先行者为后来者提供了范例，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关村的故事，也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我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中关村的一些事情，为公众所不知，而公开舆论中很多深入人心的东西，又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很远。于是我便生出一个念头，想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很多朋友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关村有什么高科技？应当说，在对它的种种批评中，这是客气的。我们都知道，还有人坚定地认为，“中关村就要死亡”。这个说法比较专业的表述是，它“已无力领导中国的高科技走向”；比较浪漫的表述是，它“只是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这种舆论自2004年春天以来特别强大，以至引发一场激烈的讨论。赞成者和反对者全都理直气壮，实际进程中则充斥着相互对立的证据。这让我们的故事更加生动，富有冲突、悬念和戏剧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讨论问题的难度。这些问题有：我们国家为什么出了个中关村？中关村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子？它的精神源泉来自何处？究竟是民族主义的伸张，还是西方思想的产物？它的商业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它掀起的三次技术浪潮是怎样影响整个国家的？民间资本为什么能够战胜国家资本成为主导力量？它也经历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吗？它有原罪吗？有欺骗吗？有无法无天吗？有勾心斗角吗？它的疆域如何拓展？它的法律怎样递进？它究竟是个新技术的圣地，或者只不过是个大集市？它究竟是技术第一，还是市场第一？究竟是科学家更重要，还是企业家更重要？为什么中关村的公司总是长不大？好不容易长大了又为何不能避免盛极而衰的命运？政府应当介入吗？应当干预吗？应当凭借行政权力去支持或者阻止某些力量吗？如果不应当，那么怎样制止它的混乱和无法无天？如果应当，又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老一代已经过气了吗？“海归”将要成为它的主力军吗？当跨国公司纷纷进驻之时，它还是小公司的天堂吗？它还是新技术的发源地吗？它还是国家创新的一面旗帜吗？它将会成为一个世界创新中心吗？也许，它的历史已经中断，将被上海、深圳这样的地方取代？

就中关村而言，要想把所有问题都解释清楚是一件困难的事。生机勃勃充满变化的新世界总是不容易理解和把握。像中关村这样的地区，不仅中国独有，而且全世界难能有二。它的时间延续至今，跨越我们国家全部改革历程。从官方立场上看，它作为科技园的历史是从1988年开始的，然而在一些民间研究者看来，自从陈春先1980年自行其是地创办了第一家公司，中关村的新革命就已经开始。它的包容性之大，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无法比拟的，以至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穷人、博士和文盲、外来人和本地人、高官显贵和三教九流，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机会在这里谱写精彩篇章。它的事件纷繁复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传统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人的本性问题。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还在继续，所有人物都是“进行时”。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谁也不能预见他们面对变化将会如何行动。即使你整天生活在这里，要想说清楚一些事情还嫌所知不足。描述和评论活着的人们非常困难，实在是因为他们距离我们太近的缘故。我常常想，也许叙述一段1000年前的故事会更容易些。

我知道，如果我美化官方或者成功者，也许会失去公信；如果我迎合民间舆论，也有哗众取宠之嫌。总之，无论唯上还是媚俗，都会离开公正从容的立场，使得人们更加简单化和更夸张地估价某些问题。我并不期望本书的描述能和中关村的正史合拍，那是历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职业是记者，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记者本能。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描述了中关村的最主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行业——信息技术产业，而对于其他领域的故事只是一笔带过。我希望让读者了解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想对读者说：“它在创新之路上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这包括它的阳光和阴暗，包括它的英明之举和愚蠢行为，也包括它的混乱和秩序。

资料的来源是当事人的回忆、政府和公司的档案，以及公开出版物。中关村的色彩斑斓的历史既存在于人们心中，也存在于浩繁的文献中，为此我用八个月的时间在中关村调查。如果加上此前我对联想集团和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采访，那么我在这里已经花费了32个月。我采访了大约300个人，包括企业经理、科学家、工程师、销售人员、会计、商贩、教师、学生、留学生、农民工、政府领导者。这些采访几乎全是一对一的谈话。他们相当坦率和真诚，给了我那么多的故事和思想。尽管如此，我知道记忆通常夹杂个人情感，而且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偏差，所以还用很多精力查阅原始资料。应当感谢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的领导者们，他们为我开放了两个政府档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也应当感谢中关村园区志编写小组的那些专业人员，他们把自己掌握的资料毫无保留地让我使用。同时我还要感谢互联网以及日益成熟的搜索引擎技术，它让我有可能高效率地掌握公开舆论中的有关部分。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用“百度”搜索“中关村+盗版”的时候，就会显示至少40万个网页。所有这些，都成为我的重要参照。

由手资料浩瀚，泥沙俱下，所以对于事实的选择和驾驭要比收集这些事实更加困难。这需要眼光，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准则却在随着国家的进步不断变化。昨天的天经地义，今天也许就会贻笑大方。我只是尽可能地以忠实于历史原貌的方式组织和叙述这个故事。初稿的长度远远超出预期，后来又经二稿、三稿、四稿、五稿，压缩其中1／3篇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是整段整页地删节，而是逐字逐句地浓缩，为此用掉更多时间，只是希望读者在减少阅读负担的同时不至于丢失有用有趣的情节。

把这么多精力和热情投入这个话题，是我始料未及的。老实说，它影响了我的职业经历。我要学习很多新东西，还要让自己多年的阅历得到伸张，因此承担更多压力，获得新的表达空间。这在我本人也是一个成长经历。它很艰辛，但充满魅力。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写作者。在采访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叙述只不过是以偏概全，有粉饰之嫌，或者过于刻薄，我只能说，依据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和开放程度，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于事实的描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仍是有关事实的。本书所有的内容，包括细节、数据、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有确凿根据，而非我的杜撰。我把极大精力用在事实的校正上，以免发生错误，但我深知本书时间跨度之长，内容如此浩瀚，有些间接得来的材料无法一一核实确认，即使是事件亲历者的叙述也难免发生偏差，所以发生事实方面的错误也许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读者发现其中有任何错误，希望能够向我指出，以便我能修正。

作 者

2007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