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正昌等人编写这套“红色经典故事系列”的本意，就是想以故事的形式，散文化的语言，把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红军西征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包括当时在宁夏的斯诺等人)写出来，尽量简明易读；再配上精美的照片和线图，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为其中一册。

《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编者薛正昌)是“红色经典故事系列”之一。

《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收录了《最早进入宁夏的红军：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翻越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红军翻越六盘山前后：毛泽东的心境与诗兴》、《红军翻越六盘山后在宁夏境内的日子》、《红军西征：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伟大创举》、《中国人永远的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故事。

引子

最早进入宁夏的红军：红二十五军

中央红军翻越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

红军翻越六盘山前后：毛泽东的心境与诗兴

红军翻越六盘山后在宁夏境内的日子

红军西征：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伟大创举

中国人永远的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红军将台堡会师

参考书目

7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北上抗日，实行伟大的战略转移，进行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个震惊世界的壮举中，共有4支红军部队进行了长征，除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三支主力红军外，还有一支从武汉黄陂北部山区诞生的革命队伍——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是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红军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就根据党中央指示，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经受了艰苦卓绝的战争考验，历时10个月，行程近万里，是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之前最早进入宁夏南部地区的一支红军武装力量。

这里所说的红军长征，是指最早到达宁夏南部地区的参加长征的红军。

实际上，红军在宁夏活动较早。如果以1932年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算起，还要早几年。1931年9月，刘志丹在陕甘边界地区成立了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辖3个大队，共300余人。1931年10月，阎红彦等人领导的陕北游击队到达南梁，与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南梁、陕北两支游击队在新正县(今甘肃省宁县)柴桥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下辖4个大队，共’700余人。1932年2月12日，根据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转角镇(今陕西甸邑县)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及红二十六军先后长期活动在陕西、甘肃交界处，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陕甘边苏区。1935年2月，陕甘边苏区与陕北苏区实行统一领导，形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完整的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就是这块根据地，成了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成了抗日的出发点。

1932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前身——陕甘游击队已进人宁夏南部固原、海原等地活动，影响较大。固原县蒿店兵变获取的枪支弹药，进一步装备和壮大了这支军队。

1932年9月，蒋公子为笼络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为邓部配发了一批枪支，其中，步枪800支、驳壳枪200支，还有一批弹药，并于9月下旬运抵平凉。这批武器弹药由平凉运往兰州，必须经过西兰公路要塞固原县蒿店镇。邓宝珊为了把这批武器弹药安全运到兰州，也很谨慎，派干部补习队260余人前往甘肃平凉接运。为了搞到这批武器，中共陕西省委派常委李艮(化名愚痴)等人前往平凉后，与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刘杰三取得联系。之后，他们与干部补习队的中国共产党员李华锋(补习队军士队分队长)、窦文德(支部书记)、陈云樵(陈冠英，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补习队军官队任队长)等人接上了头，准备截获这批武器，装备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

1932年10月下旬，邓宝珊的干部补习队将这批武器弹药由平凉启运后往蒿店方向而来。蒿店，是进入三关口瓦亭峡之前的一个地势险要的镇子，也是西兰公路上重要的驿铺。平凉押运武器弹药的这支人马28日夜宿蒿店。补习队党支部决定这天午夜在蒿店发动兵变，夺取枪支弹药，并作了安排。由于几只狗咬仗，哨兵误以为被敌人察觉，补习队党支部遂决定提前行动。李艮、李华锋等人带军士队党员和积极分子共32人，携枪56支，出蒿店西门，膛过颉河水后，留6人掩护，其余向东北方向撤离。途中，宣布成立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李华锋任队长，李艮任政治委员。但由于26名军士队员都是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学生，不习惯游击生活，缺乏斗争经验，军事素质较差，加之弹药消耗严重，补给困难，一些不坚定分子逐渐逃跑，最后只剩下5名党员坚持斗争，这支军队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蒿店兵变，不但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对不久进入宁夏固原的红二十五军同样有一定的影响。

应该说，这是红军长征进入宁夏最早的红军队伍。  1932年5月，国民党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之后，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为此，蒋介石于1932年5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红二十五军原隶属于红四方面军序列，是在危难中建立，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一支红军队伍。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进攻，退出了鄂豫皖根据地。11月29日，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下辖七十四、七十五两个师。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50万兵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在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过程中，一面保护鄂豫皖根据地，一面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再加上当时的“左”倾盲动错误和肃反，不但损失大，而且处境十分艰险。1934年8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派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到鄂豫皖(湖北部、河南西部、安徽西北部)苏区，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

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精神，1934年11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并作出决定：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为什么称“第二”？是因为在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曾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因此，红二十五军就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大别山深处的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开始的地方。1934年11月16日开始，历时10个月，行程万余里，翻越千山万水，经历了大小数百次的战斗，红二十五军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入陕西南部秦岭山区，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开辟了鄂豫陕苏区。之后，在战略转移中到达陕北。

红二十五军最先的战略转移目标是豫西(河南)伏牛山区，但在方城独树镇附近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时，遭到预先抵达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阻击。当时已是11月下旬，天气骤变，寒流夹着大雪，情况异常险恶，但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背水一战，狭路相逢勇者胜。一场恶战，打退了敌人，但必须尽快离开数倍于红军的敌军环境。天黑后，红军将士忍着极度饥渴和疲劳，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冒雪前进，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才绕过敌人布防空虚的保安寨以北地区，越过许南公路，进入伏牛山区。P5-9

70多年前，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在宁夏，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征的主要地区也在宁夏。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红军长征和西征，在现代战争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尤其是西征，更是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红军长征与西征的过程中，在宁夏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就是时下所说的“红色文化”或“红色文化资源”。

宁夏的红色文化，除了红军长征、西征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外，留下的文化遗产，应包括四大部分。

一是自然文化遗产，以六盘山为其代表。这是毛泽东用诗化的形式颂扬和描写过的重要山脉。一首《清平乐．六盘山》，使六盘山走向全国，闻名世界。在六盘山身上体现着双重色彩，它既是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峦，吸引过汉唐帝王和文人墨客登临，又是数十年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红军长征最后翻越的大山。

二是建筑文化遗产，以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清真大寺的原址建筑、豫海回民自治政府所在地——同心清真大寺为代表。单家集，是一个回民聚居区。这里是70多年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过的地方，是非常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毛泽东当年离开单家集后，国民党的飞机向这里投下了数枚炸弹，留在清真寺北厢房门、窗户和横木上的弹洞至今仍清晰可见，成了那个特殊历史的见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所在地同心清真大寺，体现的多元文化意义，其自身就是一处建筑风格独特的文化遗存，又是1936年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时的会址。由于同心清真大寺的古老建筑样式及其久远的历史，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纪念碑，是三军会师纪念地，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亭、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豫旺堡西征红军总指挥部旧址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红色旅游文化建筑景观。

三是各类红色文物遗存。红色文物遗存主要指红军长征、西征时期在宁夏留下的各类实物遗存，诸如锦旗、匾额、宣传标语、各类书籍、照片资料、生活用具等，主要分布在西吉、盐池和同心县。

四是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军长征、西征时留下的或与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相关的遗物，包括口述史料、红军西征时期的歌谣、西征红军的故事等。

红军西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中国革命史上却是一座丰碑。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齐集宁夏同心，红军的不少高级将领齐集宁夏同心，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在豫旺一带作战地访问过，还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马海德……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孕育了特殊的历史故事。

以上这些文化遗存，再加上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叙写，基本上记载和反映了红军长征和西征过程中在宁夏的详细经历和故事，有助于人们了解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的那段历史。

红军长征、西征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我们不但要了解和研究，而且更要保护和承传。

红色文化，是宁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段历史虽然离我们不远，但人们对它的了解仍很有限。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倡导宁夏地域文化的今天，需要大家去系统地了解70多年前发生在宁夏大地上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

2009年4月，我们提出编写一套反映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的红色之旅小丛书，这个想法得到了宁夏人民出版社民族历史编辑室主任何志明先生的认同和大力支持，认为以“农家书屋”形式出现，很有价值和意义。同时，从出版社的角度、在编辑的层面上，为撰稿人讲了丛书写作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编写这套丛书的本意，就是想以故事的形式，散文化的语言，把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红军西征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包括当时在宁夏的斯诺等人)写出来，尽量简明易读；再配上精美的照片和线图，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这套小丛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的。进入农家书屋，更是显示了它的普及性和可读性价值。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他的《秦腔》一书的后记里写道：“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使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这种贫困除了经济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原因。这套丛书的编写与出版，作为农家书屋的内容，以农家书屋的形式配送到农村，自然就成为农民的精神食粮。对此，各位撰稿人心里都明白。现在的各类书籍很多，但像这套小而精、普及性强的地方历史文化小丛书不是很多。我们有意于避开那些“厚重”的书，从研究的视角写出最精而简的文字，旨在提高乡村和基层读者的历史文化素养，以更宽泛的视野来了解宁夏的红色历史文化。

丛书的撰写，参阅了前辈的革命回忆录、人物传记、宁夏地方文献史料和大量报刊的研究文章，因受编写体例所限，文中未能一一注出，只在书后以参考文献的形式出现。

农家书屋，是一项文化建设工程。在形式上，它是“传承中华文化、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型农民的最基础最有效的平台”，体现的是“小平台大阵地，小图书大文化”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作为丛书策划者，我希望这套丛书不但能够弥补宁夏历史文化研究——红色文化领域的不足，而且能为宁夏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乡村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推进、文化建设与红色旅游文化的提升，尤其是精神文化的提升发挥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以其独具的时代意义和实用价值面向更为广泛的读者。

若此，我们就深感欣慰！

丛书付梓之际，我谨在此代表丛书撰写者贪有强、魏淑霞、仇王军，向宁夏人民出版社民族历史编辑室主任何志明先生及各位编辑表示由衷的敬意，也向宁夏社会科学院张进海院长的关心和鼓励表示由衷的感谢！

薛正昌

2009年10月26日

谨识于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