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编著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和评议司马迁及《史记》的专著。李长之先生用他那特有的优美而富于情感的笔调，精审详核地分析了司马迁所处的伟大时代，追溯了他的家学渊源，讨论了他和孔子在精神和性格上的契合和共鸣及距离。

李长之，一位隐藏的大师，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与吴组湘、林庚、季羡林并称为“清华四剑客”。李长之编著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隐藏的大家系列之一，《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为“李白学”研究的扛鼎之作。

序

自序

第一章　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

　一　伟大的时代

　二　楚文化的胜利

　三　齐学

　四　异国情调和经济势力的膨胀

　五　这个时代的象征人物——汉武帝

　六　司马迁在这一个时代中的意义

　附录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第二章　司马迁的父亲

　一　世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

　二　司马谈的思想之渊源

　三　批评精神和道家立场

　四　司马谈与封禅

　五　伟大的遗命

　六　天才的培养

第三章　司马迁和孔子

　一　教育之效

　二　司马迁对孔子之崇拜

　三　司马迁在性格上与孔子之契合点及其距离

　四　司马迁对六艺之了解

　五　司马迁与春秋

　六　司马迁在精神上受惠于孔子的所在

　七　司马迁在心灵深处和孩子的真正共鸣

第四章 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上)——无限之象征

 一 从耕牧到京师受学

 二 东南和中原的大旅行

 三 仕宦生活的开始——空峒扈驾和奉使蜀滇

 四 封禅与北地之游——“无限”之象征

 五 负薪塞河

 六 父职的继续——司马迁之活跃与积极

 七 太初历的订定和著述

第五章 司马迁之体验与刨作(中)——必然的悲剧

 一 司马迁的性格之本质

 二 好奇与爱才

 三 司马迁与友情——司马迁交游考

 四 武帝时代之严刑峻法

 五 李陵案的原委

 六 两个英雄的晚年

第六章 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

 一 缺和补

 二 《史记》中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

 三 《史记》中不易辨别为谈著抑迁著者

 四 司马迁著述之根据与其创作时之情形

 五 就著作时代上对司马迁作品之划分

 六 结论和余论——兼论褚先生

第七章 司马迁的精神宝藏之内容——浪漫的自然主义

 一 司马迁之识

 二 司马迁之学——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三 语言学的训练——所谓古文

 四 司马迁之读书

 五 司马迁与儒家

 六 司马迁之根本思想——道家

 七 司马迁和荀学

 八 浪漫的自然主义

 九 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

 十 司马迁之政治观

 十一 司马迁之民间精神

 十二 《史记》一书的个性

 十三 史官的传统

第八章 司马迁的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

 一 司马迁的散文风格之来源

 二 《史记》书中的形式律则

 三 建筑结构与韵律

 四 句调之分析

 五 司马迁之语汇及其运用

 六 司马迁的风格之特征及其与古文运动之关系

第九章 文学史上之司马迁

 一 《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二 《史记》与中国后来的小说戏剧

 三 司马迁之文学批评

 四 司马迁之讽刺

 五 总结——抒情诗人的司马迁及其最后归宿

代跋：“因为他是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常新”

按照我们的考证，司马迁应该生在公元前一三五年，这就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关于这一节的辩论，我们放在这文字的附录。)这时离汉朝的初立(公元前二。六年)只有七十多年的光景，一切政治或文化上的规模还没有十分成为定型，所以司马迁也可以说多少还能够呼吸着“先秦”的学术精神或者气息的。许多大师的流风余韵应该对司马迁并不生疏，而活得较为老寿的人物像伏生、申公，年代更几乎和司马迁相接。伏生是秦博士，申公曾见过汉高祖，这恰是可以传递先秦的文化的人，和他们同年辈的人也一定还不在少。——这样便可以想象司马迁和先秦的精神之衔接了。

不过我们大可注意的是，汉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还有齐。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这一点必须详加说明，然后才能了解司马迁的先驱实在是屈原。

不错，在公元前二九七年，楚怀王被囚于秦而死，但后来过了九十年左右项羽起来反抗秦，依然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立为“楚怀王”，才能号召。可见楚的势力——精神上的势力——之大了。当时陈涉起事也称为张楚，张楚就是张大楚国。楚国爱国的诗人屈原虽然在郢都被破(公元前二七九年)后不久就自杀了，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就正是像表现在屈原身上的楚人爱国的情绪似的，推翻了暴秦，报了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假若当作一种象征的意义看，是应验了!

就精神上看，楚实在是直接继续秦而统治着的，汉不过是一个执行上的傀儡而已。我们试举几件事情看：

第一，语言，汉代承袭着楚的语言。例如当时称公即是楚语，而司马迁为太史令又称太史公者，也是因楚语而然。 (据朱希祖说，见其《中国史学通论》。)当时有所谓楚声，可知楚语有很大的势力。

第二，风俗习惯，有许多是得自楚的。例如中国古代是尚右的，楚人却尚左，后来中国人也尚左了，这关键就在汉。(可参看蒋锡昌《老子校诂》页二一一。)在汉时还有所谓楚冠，也很盛行。

第三，楚歌、楚舞，在汉代流行起来。不唯项羽会作那楚辞式的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就是汉高祖，也会作楚辞式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到了汉高祖看到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不得立为太子了，便又对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见《史记·留侯世家》。)

第四，从漆画的艺术看，汉之承继楚的文化处尤为显著。在许多年前，日本在朝鲜乐浪郡所发现的彩箧冢中的许多漆器，让我们看到汉代那样笔势飞动的人物画。可是在抗日战争发动的头几年，我国学者商承祚却在长沙又发现了楚国漆器，我们在那上面便看到同样的笔意飞动的人物画。——那精神是多么相像!

例子不必再多举了，楚人的文化实在是汉人精神的骨子。这种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假若我们和周代的文化比，那就更容易了解。周的文化可说最近于数量的、科学的、理智的、秩序的。具体的例子像按爵位及事情性质不同而用的圭(有大鱼、镇生、躬圭、桓圭、琬圭、琰圭之别)，像按器用不同而有一定比例的合金《考工记》所谓“金有六齐”)；街道吧，是像诗人所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小雅·大东》)。他们的精神重在凝重坚实，那农业社会的精神状态乃是像诗人所歌咏的农作物似的：“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大雅·生民》)这种凝重坚实的文化的最好代表可以看铜器，尤其是鼎。楚文化和这恰可以作一个对照。它是奔放的、飞跃的、轻飘的、流动的，最好的象征可说就是漆画了。这两种文化，也可说一是色彩学的，一是几何学的。在周文化那里，仿佛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在楚文化这里，却是像“青黄杂糅”的大橘林似的，鲜艳夺目。简单一句话，周文化是古典的，楚文化是浪漫的。就是这种浪漫的文化征服了汉代，而司马迁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至于楚文化何以在汉代有这样大的势力，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成为原因的事实来。第一，我们必须注意到楚的实力之大，苏秦所谓“从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可知唯一能和秦对立的只有楚。第二，我们必须考虑到楚国的民气之盛，报仇心之切。我们看范增初见项梁时的谈话：“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人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立楚后也。”项梁听了他的话，才把楚怀王的孙子——一个牧羊儿——找了来，又立为怀王，以为号召。可见楚的潜势力了。第三，我们不要忽略楚国占地之广。自从两次迁都后，楚国已经扩张到了现在江苏的北部；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刘邦一班人已经是楚人，不要说项羽了。第四，在汉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年)曾把楚的贵族昭、屈、景、怀迁入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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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李长之先生1946年完成的作品，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在李长之先生的传记批评专著中，大概没有比《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在创作生活环境上更为恶劣的了：他的《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创作于他在清华大学读书即将毕业之际，虽然生活清贫，但衣食无忧；他的《李白》、《陶渊明传论》创作于建国后的50年代，生活更是安定了很多；可《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就不同了，它的创作始于1941年，正是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候。

长之先生生于1910年，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他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在父亲病逝后，长之身为长子，负担着全家的生活重担，在四川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不遑宁处。在中央大学和编译馆工作期间，每当日机轰炸的时候，他要拉着甚或背着母亲躲进防空洞。他的生活极其艰难，弟弟知道他喜欢吃老玉米，特意买来老玉米，为了省钱，他竞硬逼着弟弟退回去。长期的艰苦生活，使他得了肺结核。婚后，由于夫妻双方的性格都很刚烈，尚处于磨合期，龃龉时有发生，以至于李长之说那段时间是他“健康上和心情上最恶劣的时候”。

但是，在长之先生的传记批评专著中，大概也没有比《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在创作的文化和思想条件上更为优越的了。尽管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写作的《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才华横溢，学识相当深厚，但毕竟生活阅历有限，挥洒之时显得才气大于学识。而且，那时他的德文和德国文艺美学理论的学习刚刚踏入门槛，像他的《鲁迅批判》对于鲁迅的分析就明显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对于李白人格精神的分析也依稀感觉到尼采“超人”理论的痕迹。建国之后写《李白》、《陶渊明传论》，生活倒是安定了，但是在批评的思想方法上似乎受到了较大的挤压，他自觉不自觉地抛却了原来所服膺的美学利器，尝试拿起当时风靡的文艺理论工具。尽管长之先生肯于努力并有天分，在当时的批评家里，他对工具的运用颇为出色，但有的地方显得生硬勉强，连续不断的政治斗争更是使他在写作这些传记人物时力不从心。写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时则不然，在学术道路上，作为中央大学的讲师、副教授，长之先生通过讲授文艺理论、中国古代小说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课程，对于中国文化有了更系统的把握。尤其此时，他与宗白华先生朝夕切磋，更是对于文艺美学理论、对于中国美学史的认识和研究有了系统的提高。在中国文化方面，他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孔孟之道，写有《从孔子到孟柯》、《儒家的根本精神》、《孔子与屈原》、《韩愈》等论文，他研究古代的美学理论，发表了《古代的审美教育》、《秦汉之际之儒家美学之继续发展与结束》、《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等论文。在西方文化研究方面，这时他译有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出版了《德国兴亡鉴》、《西洋哲学史》、《德国的古典精神》等系列专著。此时长之先生的学养、阅历与十年之前他在清华大学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不仅成熟、深厚、广博、自由，也不再对德国古典美学盲目崇拜，而是有了理性认识。对于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像从前那样简单加以排斥，而是有了理性的吸收。批判的武器在他手中此时可谓得心应手，挥洒自由，如同庖丁解牛那样奏刀豁然。如果说，我们在阅读《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时依然感到长之先生作品中那种热情、浪漫、鲜活，那种特有的年轻气的话，那么其中在文笔的奔腾澎湃之中显然又增加了纯净而沉着的成分了。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创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时，正是长之先生鉴于抗日战争爆发开始全面地思考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问题之时，他由国防文化，想到了文化的国防，由战前的五四运动想到了战后中国的文艺复兴。他断言“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的压迫解除了以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现在我们应该给他喝路”。他曾经向许多青年热切地说过这一愿望，认为自己所指出的这文艺复兴盼征兆终于不虚。他曾在《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国》一文中满怀深情地放言：“就中国说，我愿意在战后做一个胜利巡礼，重温一温我们的锦绣山河，并在新世界，新文化中，看新中国!”这使他在研究《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时候具有一种开阔的文化视野，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更具有一种难得的文化激情。在写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同时，长之先生还写有一部论文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这部书充满热情地探讨中国在抗战中，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的文化走向，预言“胜利既然在望，我们好的传统之更加发挥也一定在望”。

长之先生在研究文化现象时有一个鲜明的观点，那就是：“谈一国的文化时，须就其最高的成就立论，而不能专就低处看。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最高的也是最后慨晶，只有这，才是文化。”“我们所举以衡量法国文化的当然是笛卡尔和卢骚，举以衡量德国文化的当然是康德与歌德，据以衡量英国文化的就是牛顿和达尔文或者莎士比亚了。谈中国文化时又何独不然?我们不谈则已，探究必须就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李白吴道子王羲之朱熹倪云林王阳明等人所成就的看，决不能就一般没有知识，没有教养的人的成就看。站在高级，可以了解低级；站在低级，却不能够了解高级。我们把最高的成就明白了，对于许多通常的平凡的现象，倒未始不可以更容易地把握其意义。”(《迎中国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4页)这个观点，不仅贯彻于长之先生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也贯彻于他对于对象的分析上。

对于《史记》和司马迁的研究，他首先重视的是时代，重视时代的文化环境对司马迁的影响的阐释，他说：“我们说司马迁的时代伟大，我们的意思是说他那一个时代处处是新鲜丰富而且强有力!奇花异草的种子固然重要，而培养的土壤也太重要了!产生或培养司马迁的土壤也毕竟不是寻常的。”

但是他所说的时代是指“一民族之一般的艺术特色，以及其精神上的根本基调，还有人类的最共同最内在的心理活动与要求”(《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1942年，第200页)，所以其侧重点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

长之先生首先阐述“大可注意的是，汉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还有齐。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乃是楚”。接着论述说：“齐、楚文化是一系，都是浪漫精神的代表，那么，汉代在楚文化的胜利之余，又加上齐，真是如虎添翼，自然可以造成浪漫文化的奇观了。”他总结说：“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而作为其焦点，又留了一个永远不朽的记录的，那就是司马迁的著作!”

其次，他重视司马迁思想的渊源和继承处，他认为司马迁的思想同他父亲的思想有着重要的渊源：“司马谈的精神面貌处处范铸了他的天才爱儿司马迁。司马迁对于任何家的学问能欣赏，并能批评；他书中所记载的黄老派，也都与司马谈所论的相符合；直然是司马谈的精神的副本呵!”但“道家立场的司马谈，却多给了他儿子一种儒家的陶冶，这使他们父子之间，有了一种思想上的差异”。长之先生尤其重视孔子对于司马迁的影响，他说：“由于孔子，司马迁的天才的翅膀被剪裁了，但剪裁得好，仿佛一个绝世的美人，又披上一层华丽精美而长短适度的外衣似的；由于孔子，司马迁的趣味更加醇化，司马迁的态度更严肃，司马迁的精神内容更充实而且更有蕴藏了!一个伟大的巨人，遥遥地引导着一个天才，走向不朽。”

在这之后，他深入探讨司马迁的人格，他说：“孔子的精神是理性的——纵然根底上也不尽然；但司马迁终于是情感的。孔子的趣味，表现而为雅，这是古典；但司马迁的趣味，表现出来，却是奇，这却是浪漫的了。”司马迁的“情感极浓烈，平常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极苦闷、极寂寞的郁结的烦恼在；德文所谓Leidenschaft，zui，最足以表现他这种心情”。他特别强调李陵一案在司马迁人格发展中的位置：大概自从李陵案以后，司马迁特别晓得了人世的艰辛，特别有寒心的地方(如赏识韩信，劝高祖登坛拜将的是萧何；骗了韩信，使之被斩的，却也是萧何)，也特别有刺心的地方(如李同告诉平原君的话：“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得耳”)，使他对于人生可以认识得更深一层，使他的精神可以更隽洁，更峻峭，更浓烈，更郁勃，而更缠绵了!——这也就是我们在《史记》里所见的大部分的司马迁的面目。总之，这必然发生的李陵案，乃是他的生命和著述中之加味料了，他的整个性格是龙，这就是睛!

长之先生在其《批评精神》一书中盛赞德国哲学家倭铿(R．Eucken)对于歌德的传记批评，说他“从作家的世界观人手，以论及他的人生观，从他的人生观才又证之以他的作品，那路径是多么深刻和根本”(《批评精神》，南方书社，1942年，第42页)。可以说《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正是沿着这个路径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