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冷战——大国对抗
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友好结盟,而中美两国的关系并不融洽。由于国际形势的多变以及国内各种因素的作用,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也不断加剧,两国关系逐渐变冷。以1969年珍宝岛事件为标志,中苏双方从意识形态“冷战”转变为武装冲突“热战”。就在中苏对抗升级的背景下,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转变。
纵观冷战时期,中苏、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戏剧性演变,并对整个世界局势,包括中欧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苏美三角关系的微妙互动效应
20世纪60年代,苏美军备竞赛激烈,东西方关系对峙紧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尖锐。在这种特定局势下,中苏、苏美、美中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又相互借助,甚至联手遏制、对付第三方。
当时尼克松认为,中苏边境流血冲突是打开中国大门的“机会”。就在中国担忧苏联进行“先发制人袭击”的时候,美国向中国表示有兴趣“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而中方内部也很清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应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来应对来自北方的主要威胁。
1969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紧急而短暂的会晤,达成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两国之间紧张的气氛也因此缓和下来。很具有戏剧性的是,中苏之间一宣布举行边界谈判,这时美方也着急想要与中国恢复已经中断的两国大使级谈判。
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70年中美两国在中国举行谈判会议。会谈中,美方正式声明愿意改善中美关系,并准备派代表前往北京进行“进一步的访问”。对此,中方表示欢迎。美中双方不约而同地提出举行“更高级别会谈”的提议。
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中国,会见结束时,尼克松握毛泽东主席的手说,“我们在一起是可以改变世界的”。此次尼克松访中国不仅轰动整个世界,而且也改变了那时的国际力量对比。1973年,毛泽东提出“一条线”战略,即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北极熊”。
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中苏结盟联合反美,到中苏分裂、中美和解,以至中美化敌为友、联手对付苏联霸权主义,整个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其中,存在深刻的意识形态原因,最重要的是每个国家对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权衡。
冷战时期东西欧国家的被动抉择.
不用质疑,中国和欧洲各国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双方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可是,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直接影响到西欧国家对中国的态度,阻碍了中国和欧洲各国之间的建交进程;中美关系的缓和调整间接推动中国和欧洲各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改善和走向正常化。
至于广大中东欧国家,深受中苏关系波折的影响。在原社会主义阵营中并非铁板一块,有些国家紧跟苏联反对中国,被我们称为追随“苏修”的“小修”;部分虽有保留,但地缘政治现实决定其必须与苏共“对表”一致;少数国家与中国站在一起反对修正主义,成为我国“最亲密的战友”;其中也有个别国家居中调停,希望中苏两党停止论战,重新建立外交关系。
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双方的论战、敌对不断升温,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及东欧一些“兄弟党”的党政关系完全破裂。中国宣布不会再参加社会主义阵营的任何级别的会议,中国的驻外使节也不再出席驻在国带有集团性质的任何活动。除贸易外,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均中断,这对双方都造成严重的影响。
20世纪60、70十年代,中国在外交上奉行“反对两霸”、“反帝必反修”以及“区别对待”的政策,即所谓“以.苏划限”,以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这在客观上迫使一些国家不得不“选边站队”,因此给中苏关系蒙上了阴影。而东欧自身不仅是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的受害者,现在又不得不听从苏共的“指挥棒”。
值得重视的是,1964年1月,毛泽东主席曾明确指出,“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这儿的“豺狼”是指苏美两家,“狐狸”代表一些小国家。其主要内涵是,要将东欧与苏联区分开来,可既往不咎,集中力量批判打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当时中国外交上也受到“左”的干扰,但总体上依然奉行独立自主方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还特别强调不干涉内政,反对“老子党”控制,谴责苏联出兵占领“兄弟”国家。这对继续维持中国与东欧的传统友好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为20世纪80年代初修正对东欧国家的政策,重新承认对方为社会主义国家铺垫了基础。
结盟与对抗
在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对抗中,美苏两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结构都长期处于“临战状态”。苏联的解体彻底瓦解了两极力量格局,比较幸运的是新的力量格局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然形成。当新的力量天平上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时,力量存在的惯性迫使其处于寻找现实(或潜在)对手的状态之中。
非友即敌,过于追求自身安全是冷战思维的典型表现。西方军事理论一直认为,要保证绝对安全,必须缩小对手的“战略边疆”,使自身的“战略边疆”大于“地理边疆”;西方的遏制理论认为,要想真正意义上实现战略安全,不仅要击败现实中存在的对手,还要遏制潜在对手,使其永远成不了现实对手。在冷战时期,美苏对中东欧国家及一大批“中间地带”国家或地区进行争夺,是基于前一理论。而如今,美国加强日美军事联合、推动北约不断向东扩展,通过加强对欧亚大陆所谓“中间地带”的控制,达到遏制潜在地缘政治对手的企图,是基于后一理论。
从某些意义上看,日本以及美国在北约中的伙伴,不过是美国全球战略这盘“大棋局”中的一个“棋子”罢了。甘为“棋子”的原因各不相同,美国的欧洲盟国暂时不得不仰仗美国提供安全保证,而日本则力图在美国帮助下冲破亚洲邻国的猜忌,实现其“正常国家”的梦想。
有人说,冷战如一场洪水,虽然洪峰已经退去,但它席卷之处留下的“伤痕”如今还在。在冷战之后,一些地区性冲突至今难以得到合理的解决,一直影响着这些地区局势的发展;在从“两极”格局到新格局出现之前的这段过渡时期内,这些地区战乱和冲突连续不断;存留于现今社会的大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仍危及人类的安全……这一切都可以称之为冷战的“伤痕遗产”。
为了遏制冷战这场“洪水”,人们构筑起的“堤坝”有的已经溃塌,而另外一些则被进一步拓展加固。北约作为一个政治磋商与集体防御的联盟,也因此没有了防御目标。可是北约不仅没有被解散,其战略版图还实现了空前的扩张,历经两次东扩之后,其成员国总数由冷战结束后的16个增加到了如今的26个。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