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生活的那段时间，西方人开始尝试理解中国医学思想，中国开始认识到需要通过西方的方法达到科学医学。这是一段独特的经历。

爱德华·胡美编写的这本《道一风同：一位美国医生在华30年》记录了一位美国医生如何发现医学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桥梁建设者的经历。

“北协和，南湘雅”，湘雅医院到今天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本书《道一风同：一位美国医生在华30年》是由创办湘雅医学院和湘雅医院的美国医生爱德华·胡美于1949年撰写的回忆录，书中记载了他于20世纪早期在湖南从事医学工作的种种见闻。

胡美医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受到正规的医学教育，但他并不盲目排斥中医，而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看待中医，并对湖南的人民有很深的感情。他在以一个西方医学工作者的独特视角，为我们叙述了上个世纪初中国的社会医学文化和风俗、社会对疾病的看法、中国人对中西医的态度以及医生一病人关系等方方面面的真实情况。《道一风同：一位美国医生在华30年》不失为一本视角独特、叙述翔实、生动有趣的回忆录。

致谢

前言

01 伟大的旅程

02 封闭的拱门

03 长沙城

04 西拱门大街

05 “五十文！不能再少了！”

06 “他不懂医！”

07 第一批住院病人

08 医疗竞争者一

09 广告支出……

10 “先生，我来谢谢您！”

11 注射医疗一

12 医院的邻居

13 形式多样的救护车

14 “一块翡翠！”

15 “即使他是位外国人”

16 伟大的太平门

17 “时机还未成熟”

18 文化传统

19 “他赶走了瘟疫！”

20 “看护和守卫的专家”

21 潮宗街

22 家庭控制着治疗

23 韦尔奇博士奠基

24 城墙之外

25 灵魂的世界

26 好伙伴一

27 不平静的十年

28 卫生改革

29 城市的救星

30 “是的，但是……”

31 “你将在黎明被枪毙！”

32 “百年之计”

结语

为什么离开印度呢？我的父亲和祖父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我是在孟买执业的唯一的美国医师。我出生在阿莫德那格，在孟买长大。从我家后院可以看到前往加尔各答、马德拉斯、阿格拉和德里，以及恒河和印度河流域村庄的火车。黎明时，我站在家门口，向前往棉纺厂上班的工人出售小册子，获得自己的第一份收入，以换取糖果。这些可口但被污染的糖果使我感染了伤寒，在康复过程中我决定成为一名医生。印度是我家，我常常希望在那里工作。

从霍普金斯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后不久，我被美国公共卫生部派往印度，定期报告当时正肆虐的黑死病。我的职责之一就是检查前往美国港口货船的清洁，保证足够的防鼠措施，根据规则对货船的每个角落进行消毒。此外，我接受了著名的俄国科学家哈夫金(Haffkine)瘟疫实验室方法的培训，他发明的抗瘟疫的疫苗拯救了无数印度及各国人民的生命。为什么要离开有确定机会的印度，而前往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去面对未知的境遇呢？为什么要带着我们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泰德(Ted)前往日俄正激战的中国海域呢？

在前往印度的前一年，我就听说了耶鲁大学使团的中国计划。我知道当时在纽黑文安森·斯德克斯(Anson Stokes)家召开的著名会议，当时该计划已经在朋友间传颂。他们被告知耶鲁计划的原型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印度的使团。那时，我第一次收到前往中国的邀请。我被邀请与瑟斯顿(Thurston)会面，他是在1902年较早被任命的人员，也是最早被派往中国的医师。我的印度背景使我当时拒绝了。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又被提及呢？

我再次回到比奇医生信中提到的“开设医科大学”。在印度，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政府已经在主要省会城市开设了医学院。此外，当时美国社团显然不准备使用基督教赞助在印度建立医学院。我在印度的工作前景开始黯淡。也许在中国有更好的机会。犹豫几周后，我决定前往中国。

乘船穿越印度洋时，我不停想起父亲爱德华·萨科特·胡美(Edward Sackett Hume)。当年他带着年轻的新娘前往孟买，担任一所男女同校中学的校长，在那里度过了近三十年。他教我热爱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些古典语言伴随我一生。他的影响使我将东方的孩子们当作童年的朋友。

我还回想起自己的母亲，她出生在马都拉。六十年前，她的父亲约翰·艾迪·钱德勒(John Eddy Chandler)穿越印度洋，在印度南部做传教士度过余生。

我想起祖母给我讲述的，有关她与祖父罗伯特-维尔森·胡美(Robert Wilson Hume)1839年一起到达印度的旅程中的生动故事。他们乘坐坚固的双桅船“维尔利号”离开塞伦前往孟买。我似乎可以看见“维尔利号”在印度洋与雨季作斗争的情形。祖母曾告诉我，尽管她很高兴与丈夫分享使团经历，却很难接受他坚持在婚礼上交换圣经而不是戒指。他说，戒指对一位传教士夫人来讲太世俗了，他要她留下珍贵的胸针，尽管胸针在当时是贵妇人服装的重要部分。离开家和朋友非常不容易。

祖母故事中最吸引人的是她与桑给巴尔苏丹的会面。当“维尔利号”在桑给巴尔补给水和其他物品时，好客的苏丹邀请船长和乘客到王宫参加欢迎宴会。客人们坐在宽敞的客厅，苏丹指着角落里的某物，问游客们是否知道它是什么。那是维多利亚女王送给他的礼物。一架老式的正方形钢琴，被倒放着，四角朝天，好像某种巨大的虫子。

祖母告诉苏丹那是什么，他命令仆人把钢琴摆放好。祖母是位娴熟的音乐家，正为离开她的钢琴而悲伤。她为苏丹演奏了所有记得的欢快的曲子。他不停要求弹奏新的曲目。一会儿，他派遣给手下一份差事。几分钟后，宽敞的中门打开了，助手带着六个年轻的桑给巴尔女人返回。苏丹带着她们来到祖父面前，指着祖母说：“先生，请你带走这些年轻的女人，将她留给我。”

这是祖母在东方的第一次冒险经历。现在我也要前往未知的土地。1905年，在进入太平洋的途中，我想象着将面临什么。

不久，我就发现，沿着中国海岸线，从香港到达上海的四天航程中，得知不会卷入战事算是个不小的安慰。一天下午，船长在布告板上贴出了一则消息，宣布日俄刚刚签署了停战协议。日本获胜了。现在中国海域不会再有战事了。

6月19日下午，船体四周的水明显混浊起来。在甲板上，路过的大副停下来告诉我们，凌晨时分已经到达了长江口。我们努力睁开双眼，可以辨认出类似太平洋珊瑚礁边缘，仅仅高出海浪的海岸线。

不久，船身紧急左转，我们发现已经身处挤满各种船只的黄浦江中，这里有小船，还有汽轮。最惊人的是，我们在海滨遇到的舢板，船首的每一面都画有一只巨大的眼睛。大副发现我们好奇地关注到这个现象时，告诉我们中国海岸的所有舢板都装饰有这样的眼睛。人们认为，没有它们，船只就看不见前面的路。以后的日子里，当我们在中国内河来来往往时，也发现这些警惕的眼睛使水手和乘客们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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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古时代开始，医学界的人们就孜孜不倦地学习其他医生取得的进步。只要可以超越界限，深入分享他人的文化和生活，发现医学的问题和方法，距离对他们来说就不是问题。旅行者显然学会了这些，因为他们记住了医学不仅有科学原则和技巧知识，而且还包括社会方式和人类同情。医学的目标，尤其是在应用方面，只有在“极其紧密地与人类思想的所有启示和经验资源联系”时才能达成。

中国医学和西方医学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在长城后孤立地存在了几千年。万里长城是古老帝国联合起来对抗侵略者的纽带，同时也为许多人进进出出旅行提供了通路，交换着东西方的财富。献给国王的贡品和许多国家的财富通过这些关口进出，医学知识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交换。

为汉武帝寻找伊朗马匹的旅行队伍中就有医生。他们穿过中国通往伊朗边境的沙漠和雪山，旅程长达十二年。中国医生携带着药物从伊朗返回，最后证明，这些药物对于中国比皇帝渴望的马匹更有意义。当忽必烈攻打欧洲的时候，随身跟从他的医生与伊朗医生互相交流。他们向伊朗医生和在土耳其遇到的医生传授天花接种的方法。

但这仅仅是相互交换的开始。7世纪到达中国的基督教牧师们带去了欧洲早期修道院和收容所使用的香油和药草。其他的宗教旅行者跟随着这脚步，1300年左右基督徒再次到达中国。那次，马可·波罗拜访了蒙古皇帝，使他们了解了中世纪意大利的贸易、宗教、医学和政治。

16世纪，欧洲文化开始进入中国，主要通过教会使团，他们多是耶稣会士。这些传教士中最有名的就是利玛窦，他于1601年抵达北京。他和其他基督徒的学术讨论涵盖了伦理学、数学和天文学。1692年，三位耶稣会士使用秘鲁的金鸡纳树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那是罗马教廷刚刚寄给他们的。

谁知道16、17世纪葡萄牙的小帆船和荷兰及英格兰商船的医生带了什么药物去中国呢？

中国人不是一般的旅行者。在1516年葡萄牙旅行者拉斐尔·培莱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到达中国之前，“中国的绘图者显示出对亚洲地区，从日本到红海，从西伯利亚到马六甲，相当熟悉。正如裴化行(Henri Bernard)神父最近指出的，他们比当代欧洲制图者伟大”。

他们的航行带回了阿拉伯人称之为“阿芙蓉”的鸦片，还有香料、丁香和胡椒等等，这些将丰富他们的厨艺和医术。

虔诚的佛教徒法显、玄奘和其他人穿过几乎是不可通行的喜马拉雅山脉，去印度学习佛教。返回时，他们带回了食谱和营养的原则，这些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他们还在防止传染病扩散方面创造了奇迹。

渐渐地，人们开始懂得欣赏跨地域或跨海洋的文化。朝圣者、使节、商人以及使团让这些成为可能。

15世纪后，东西方或因商业刺激，或因宗教、哲学信仰，或因艺术、医学，开始不可避免地向外发展。当他们相遇时，彼此的理解增强了。

早期旅行者仅仅出于好奇记录下不同的东西，而不是学习那些医学实践者的真正想法。不论是来自中国还是西方，很多人开始时对对方漫不经心，差不多是蔑视对方。他们常常带着一种优越感，如中国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西方人则认为他们被授予商业天堂的光芒。几个世纪过去了，双方才真正让步，承认对方也有智慧。

真正无畏的人一定会相遇的，因为他们的灵魂是接近的，他们的勇敢和坚韧是相似的。李时珍和施米德博格(Oswald Schmiedeberg)观察的是相似的物质，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扁鹊有类似的精神，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内科学大师奥斯勒。(Osler)和张仲景都是给他们的学生留下不可磨灭影响的老师。

西方医生接受的是实验科学方法，他们一开始时怀疑中国医学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解剖，没有实验，几千年来，有什么科学证据呢？科学家们质问药铺里售卖的药品，除了古人曾使用过证明其重要性外，一文不值。龙齿、虎骨和鹿茸有什么治疗价值呢？

然而，只要西方医生来到中国生活，理解和感受中国，看法就会逐步出现变化。在古代医学知识中，出现了不可怀疑的价值。古老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西方医生不能简单解释取得的疗效。他们开始问自己，当时老练的中国医生是如何深入理解人性的，什么让他们如此快地认识到疾病表象下的社会、宗教和经济因素。

在中国生活的那段时间，西方人开始尝试理解中国医学思想，中国开始认识到需要通过西方的方法达到科学医学。这是一段独特的经历。

本书记录了一位美国医生如何发现医学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桥梁建设者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