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晓是中国当代书法家，国际书法家协会顾问，他以变化奇崛、个性鲜明的狂草风格赢得了书坛的广泛赞誉，成为当代草书领域公认的大家和代表人物，他所作大草势如行云流水，洒脱舒放，秀逸多姿，别具风貌。

李廷华著的《草之韵(马世晓传论)》讲述了他学习书法的经历，研究书法的过程，并对他的书法艺术风格特点进行了探讨。

  李廷华著的《草之韵(马世晓传论)》是当代书法名家马世晓传记，记述了马世晓一生的主要事迹，特别是他学习研究书法的过程，对他的书法艺术风格特点进行了探讨。

長憶草聖續春秋(再版代序)

草翰誰潜百代幽(初版代序)

第一章 家世童年總依依

 1 馬世曉的家族

 2 少年不識愁滋味

第二章 人生憂患讀書始

 1 少年多藝

 2 快樂是最脆弱的東西

 3 卸下了心中一塊石頭

第三章 說起青春也斷腸

 1 急風暴雨

 2 匠心

 3 他到哪裏去報到

第四章 欲報款曲于人間

 1 紅海洋

 2 欣喜憔悴都為它

第五章 翰墨風骨有高標

 1 拜見林散之

 2 紅十齋

 3 杭城老輩的文化性情

第六章 且看涓流引大潮

 1 從效法王鐸到追騖大草

 2 青年朋友

第七章 華家池畔燃紅燭

 1 開創非藝術院校書法教育之先河

 2 一個當年學生的回憶

 3 筆劃、結體、章法、風神

第八章 筆力風神一望新

 1 “筆力”與“草書”

 2 “前期”草書代表作

 3 “定見”與“定力”

第九章 造藝當舆古人争

 1 “横尺與直尺”

 2 天風萬里烟霞客

 3 “草書之難，難于上青天”

第十章 草書“今典”《滕王閣》

 1 《滕王閣序》行草二種

 2 對困惑的澹定與超越

第十一章 古質今妍撼眾心

 1 論“杜詩”，談“草書”

 2 登高倡“帖學”

 3 書壇名家的評價

第十二章 書史千秋《論張芝》

 1 蘊蓄已久的積愫

 2 草書在中國書法中的地位

 3 純粹的深度

 4 張芝和鍾繇的比較

 5 毫不松弛的“推勘”

 6 對中國書法精神的本質張揚

第十三章 妙詣錦章 追古賢

 1 訪問美國

 2 章 法獨創超邁前賢

第十四章 澹静觀書研益深

 1 旅行香港

 2 新紀筆意

第十五章 “取法乎上”再說帖

 1 談“新時期”書法及“流行書風”

 2 對自己書藝狀况的解剖

 3 “二王”書風是萬古高標

第十六章 滿目青山意正濃

 1 在重慶演講“草書八題”

 2 衛俊秀研討會和西北之行

 3 為黄君實杭州展覽作品集寫序

 4 滕州書展及《草之韵一一馬世曉傳論》出版

第十七章 凌雲健筆動京華

 1 出版《馬世曉書法作品集》，准備北京展覽

 2 中國美術館展覽及研討會盛况

 3 杭州展覽及捐獻

 4 與癌症的抗争

第十八章 故園回望更情殷

 1 徐州和滕州

 2 中央文史館講草書

 3 臺灣之行

第十九章 東南一筆今誰柱

 1 病榻猶難舍詩書

 2 告别

逸氣氤氲縈我心(初版後記)

中國書法的當代命題(初版續後記)

1 馬世曉的家族

曾祖父的“武學” 文韜 牽挂惟“林樹二百余株” 馬家河口義學

少年時期的書法和藝術熏陶

1934年2月1日(農歷癸酉臘月十八日)，馬世曉出生于山東省滕縣(現滕州市)鮑溝鄉馬家河口村。滕縣離山東省會城市濟南200多公里，而離以后劃入江蘇省的徐州市只有80公里。古“滕”之立國，因境内有泉流騰涌。隋朝時的滕縣屬徐州部彭城郡，唐朝時屬河南道徐州。滕州人對于徐州的熟悉和親近，不下于濟南。徐州人良己，不論從生活習慣還是語言，普遍地也還是多有山東人的特點。馬世曉的家庭，他以后的生活和命運，也和徐州這座城市發生着難以割舍的關系。

馬世曉出生時候的中國，處于抗日戰争開始前的一段相對的平静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打土豪”、“分田地”運動主要的範圍在南方，山東滕縣地區還是沿着中國農商社會的固有發展趨勢，也就是“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滚動着。馬世曉的家族，歷代以來都是耕讀傳家。中國農民，如果只耕不讀，那就只有終身終世以“勞力者”、“治于人”。只有讀書，并且在朝廷嚴格規範的程序下通過科舉考試，才有可能改變命運；而要想在嚴酷的競争裏出人頭地，除了個人天賦和努力之外，往往要依靠家庭甚至家族幾輩人的力量，像“接力賽”一般地不懈努力，才有可能實現。中國農村和社會的穩定也依靠的是世世代代的農民這樣的希望和運作而得以保持。馬世曉的曾祖父得到的是武科功名。中國科舉制度發展中的一個特點，是在以四書五經為不變圭杲的同時，也根據國家需要而臨時設立擢選科貝，如“博學鴻詞”、“賢良方正”等等。清朝以武騎得天下，在繼承中原王嘲的科舉制度之后，在一段時期裏對武科恥士也是頗為熱衷的。尤其是咸豐朝因為受到農民起義的嚴重打擊，朝廷安危成為當局面臨的主要問題，選拔能够帶兵打仗的武備人才也就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内容，而在中曰甲午戰争之后，統治者發現舊式的武科考試不能適應現代戰争的人才需要，又在完全廢除科舉制度之前先行取消了武科考試。馬世曉的曾祖父，就是中國武科制度的最后得益者。而他的家族，又是武科制度被取締蒙受直接犧牲者。

中國的一切學問，都是講究“道”與“術”的“形而上”與“形而下”之分，處于兩者之間的是“學”。考取武科功名當然要有很高的武功、但是，這不叫武術，而叫“武學”。馬世曉没有見過他的曾祖父，但是，他收藏着曾祖父的一件墨迹，就是他的遺書。這是用毛筆寫在普通印刷用紙上的小楷，是老人臨終前不久，已經病勢沉重，在炕桌上寫就的。書法是典型的顏真卿體勢，雖然為重病中所書，依然端凝莊重，筆力也絲毫不懈，或許也正是一位有武術、武功、武學的中國傳統文人(也可以說是有傳統文化教養的武人)，才會把自己對后輩的囑托用這樣莊重的筆墨方式表現。這件遗囑的文字内容也可以讓人發生很多思考，引錄如下：

“馬訓誥名水西字鏡秋號渭川誌：余無兄無弟，孤影獨立，八字命蹇，有志難成。自幼苦讀寒窗，十七歲應童試，牌取三次，未得入库，至廿八歲，文武兼考，取入武库第一，由是奮志武闈，連赴三科，蒙取武德騎尉之職，赏帶藍翎。無如家道貧寒，父母在堂，未能就仕，僅可教讀糊口。所生二子，亦有志于功名，正值無道之秋，權臣當道，亂政百出，止科考，興學堂，變衣冠，剪毛髮，無君臣，無上下，號民國，曰中華，則朝廷無真主，閭閻無正業。抱濟世之才者，隱居獨處，有讒諛之能者，位高顯仕。各有其黨，朝令夕改。吾等庸人，終日冒冒，無所措手。次子寶光，因功名未就，投環自縊。嗚呼，天時為之，畏之何哉。現年已六旬，無能為也。僅治田產百數十畝，植林樹二百余株，勤于灌溉，以終暮年，惜吾目聩手戰，援筆自志，囑我后世子孫，體我創業之心，勤儉持家，勿剪無伐，即為賢孝矣。”

P1-3

長憶草聖續春秋(再版代序)

李廷華

《草之韵——馬世曉傳論》于2005年7月初版，我在“續后記”中曾說：“馬世曉先生的探索，超越了‘碑’與‘帖’的人為畛域，也超越了‘碑帖融合’的現代話語，直接介入對中國書法傳統原典中不同美學風格的融會。适應該是中國書法現代發展的標志性收獲。而要讓書法界的最多同好了解，則必須有馬世曉書法全面性的展示，我相信，适將是既具書家風格個性的藝術表現，也會引起關于中國書法諸多話题的學術討論。”以后，這些期待與希望都得到了實現。2006年底，馬世曉書法藝術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同時舉行了兩場學術討論，來自中國書法界與文化學術界的諸多專家學者發表了意見，其中既有對馬世曉書法藝術的具體評論，也有將馬世曉書法和中國歷史上最具經典意義的草書大家的比較，近乎一致的認識是：馬世曉的書法藝術特别是他在大草方面的卓越成就，可以作為這個時代的典範而傳續古賢。

“書法熱”在當代中國持續了幾十年，書法已經可謂“顯學”，但是，馬世曉先生在這“亂花漸欲迷人眼”的陣仗裏的表現，却具有持久的藝術創造熱情和清醒的學術冷静。他的藝術成就的取得，固然來自天賦和勤奮，同時，也因其對中國書法藝術發展脉絡的敏悟和沉潜。先生在草書特别是大草方面的成就，實際上回答了中國書法在當代遭遇的最主要的學術命題，即帖學與碑學的關系，美術化與書法文人傳統的關系。熟悉馬世曉先生或者閱讀過《馬世曉傳論》的讀者，對他一貫堅持“帖學”為中國書法正脉的觀念必耳熟能詳，但是，在馬世曉的作品裏，特别是他的北京展覽及以后的杭州展覽作品裏，人們驚奇地發現，他的那些筆意渾厚、氣勢恢宏的大幅草書，在以前的“帖學”經典裏是難以尋覓的。在這裏，用“碑帖融合”為說已經難以詮釋。可以說，馬世曉先生的創作實踐為書法學術提供了全新的研究内容。先生在多次演講和文章裏强調“用筆為核心”，但人們發現他以“飄逸”為主要特色的風格和“横向取勢”的結構方法，實際上在章法方面更多創造。怎樣解釋書家觀念和創作實踐中出現的這些現象?其實，如同文學創作和理論闡述之間的關系，實踐往往是走在理論研究前面的，形象是永遠大于理念的。作家在創作中出現的神來之筆，以及因豐富想象產生的藝術形象，往往并非創作理論可以局囿，甚至為作家最初構思所未有。這正是優秀文學作品最可貴之處。以馬世曉先生的大草書法而論，反復强調“帖學”是他的理論主張，而他揮毫之際，最為投注的却是要將草書的美感形式發揮到極致，這樣，他將篆書的中鋒用筆，隸書的横向取勢，將摩崖擘窠闊大沉雄的氣象融匯于指顧之間，已經渾忘“碑”“帖”畛域；他在筆筆不苟的書寫之間，對繪畫藝術的形式感也發揮無遺。這使人想起黄賓虹先生的某些作品，全然是中國傳統筆墨，却又有頗多油畫的色彩感覺。比較馬世曉先生的創作和理念，無疑，他的創作甚至超越了他的理念，而實踐和理念依然統一在邏輯規範裏。這是時代對馬世曉的賦予，也是馬世曉對時代的回答。他的回答之所以引起書壇諸多學者的共鳴，也因為他的創作實際上撥動了很多人内心蘊蓄已久而未必有清晰答案的問題。近代以來，因為“西學束漸”和“集體審美疲倦”等社會文化原因，給中國文化其中一隅的書法藝術帶來諸多悖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碑”“帖”之争和“美術化”、“形式構成”與中國書法本質屬性之争。這兩大範疇的争持實際上涵蓋了當代中國書法的幾乎所有話題。以“碑”代“帖”與以“美術化”、“形式構成”改造書法内涵，既有外在的社會文化原因，也有中國書法發展到當代的“内在理路”。由于實踐的貧弱與理論的迷失，這些帶有頗多復雜因素的問題竟至裹纏不清，造成越來越多的困惑。馬世曉先生在堅持“帖學”的同時，實際上將“碑學”的積極因素充分展示在創作之中；他在堅持“用筆為核心”的同時，也把“形式構成”這樣純然美術化的因素運用在作品裏；他不回避在以展覽為主要傳播方式的當代書法藝術展示中“視覺刺激”的作用，但總是在視覺媒介中體現有豐富美感内涵的精神愉悦。在發揮這些遠非傳統“帖學”可以局囿的因素至于極致之際，他并没有放弃或游移自己的知見，無論他的巨幅草書怎樣沉雄壯闊，都依然保留着飄逸倜儻的韵致；他的書作不論怎樣給人美術作品一般的視覺欣賞效果，他還是堅持從具體的書寫内容出發，從心靈的感動和愉悦出發。他依然認為“二王”書法是萬古高標。

馬世曉先生的畢生藝術實踐證明：書法藝術只有從“技術”、“技法”這樣“形而下”的嚴格訓練襄才可能逐漸達于“風神”、“風格”這樣“形而上”的狀態，而且這樣的發展狀態并非可以截然劃分，而存在于學書者的終生習練和反復融匯襄。從本書配合内容而選用的馬世曉先生歷年來的部分書法作品可以比較發現，他雖然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已經知名于書壇，但他作品的藝術質量一直處于不斷提升和變衍之中，直到他生命最后時期，他還在向“精熟”這個頗多技術内涵的目標“沉潜”。多年來中國書法的發展狀態又證明：簡單化的文化標簽無助于書法藝術的健康發展，書法藝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之一域，有其在數千年發展中形成的嚴格規範，并非自以為具有“文化身份”者可以不下畢生功夫即可“一超直入如來地”。對中國傳統文化及書法藝術的血肉關系發生迷惑倦怠，希望以外來藝術形式的簡翠外殼取代中國書法藝術的復雜内涵，試圖將當代書法與傳統書法進行人為切割，亦必使書法藝術走上歧途。以馬世曉先生為例，他秉持的是從傳統而來的書法藝術，在堅持書法藝術“以用筆為核心”的技法基礎的同時，他也十分注重多元文化因素特别是文學和美術因素對書法創作的作用；他追求的是自古以來諸多書法大家共同創造發展而形成的有豐富文化内涵的書法藝術，而非只是在形式結構和视覺刺激方面追求瞬時效果的“藝術書法”。從馬世曉先生以畢生精勤實踐的書法藝術道路和成功範例為觀照，書法藝術及學術的健康發展，不應該是晝地為牢，固執局囿，或蹈虚騖空，炫奇失範，落入理論與實踐脱節，觀念與行為打架的怪圈，而應從文化發展的基本规律與藝術創造的真實體驗出發，在潜研中尋求創造升華。在純粹的藝術勞動面前，學術的真誠和智慧才可以找到深入的場域。多年來，諸多書法學者對馬世曉先生的藝術探尋投注了廣泛關注與深入研究，我對先生生命狀態與藝術創造狀態的觀察和記述，也是和諸多同道互相濡染切磋的過程。在這過程裏，有許多學術問題需要不斷學習、思考、辯證與反復，其中也得到和藝術創造仿佛的收獲和快樂。

馬世曉先生既以書法為畢生志業，也不會在成功贊譽面前躊躇滿志。他的晚年生活一直沉浸在對草書藝術的不懈追索裏。北京展覽后不久，他又在杭州西湖美術館舉辦名為“情寄八荒”的作品展覽，他將自己反復潜研在中國美術館展覽中獲得巨大成功的擘窠大草的創作方法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要在草書的“至廣大”與“極精微”之間再作沉潜。其間，馬先生對我說，他要寫到九十歲以后。而當先生患病之后，環境與體力都不允許他再書擘窠，但一生的藝術積纍和創作欲望使他不能自已，他于斗室之内所書的一些作品，在技法氣韵方面的渾融，在心緒節奏方面的恬淡，較以前作品，又有可喜的變化。回顧先生的藝術道路，從《馬世曉傳論》完成到2013年這十年裏，先生的創作一直處于不斷沉潜、不斷提升、不斷變化之中。如果天遂人願，馬先生的書法還將有怎樣精彩的表現?可惜，就在他將筆墨意態演化到順心如意之際，不幸被病魔奪去了生命。在陪奉先生的最后日子襄，我幾次近乎殘忍地安慰他說：“你已經做了你該做的事情”。先生臨去雖然平静，但我還是明顯感覺到他的不甘，他不想走。他留戀這個世界，他留戀書法。探尋中國書法藝術的熱情持續及于生命的終點，這是所有熟悉先生者都見識和感受到的，而先生之“深刻知见”和“文化定力”，即對中國傳統文化本質的理解和對中國書法藝術高雅品格的尊崇，也因其“將中國書法品類中最具抒情特質和寫意精神的草書藝術發揮于極致，而又皈依于法度矩鏝的規範嚴密”還將在中國書壇發生長久影響。

這次再版《草之韵一一馬世曉傳論》之前，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已輕印行了《馬世曉先生書法藝術集評》，對先生書法藝術和中國當代書法文化發展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對照兩書，尋繹判斷。

再版本述論了《傳論》初版以來傳主的主要生活經歷及書法藝術活動。對初版本部分内容有所修訂。寫作《馬世曉傳論》，出于馬世曉先生對我的信任，使我有機會通過對先生生平和藝術的叙述，也探尋中國書法文化的諸多問題。從《傳論》構思開始，直到再版，馬夫人亞楨女士提供了具體細致的幫助。她不僅為馬世曉先生奉獻了青春，也奉獻了才華。再版本以亞楨女士對先生的悼念詩句為結尾，讀者可以感受其精神。伴隨此書的寫作和修訂，我從半百之年逾越花甲，我尊敬而熱愛的馬世曉先生已成古人，撫卷豈不愴然。

2013年6月25日于杭州華家池

中國書法的當代命題(初版續后記)

自《草之韵一一馬世曉傳論》初稿寫成之后，到正式出版，有近一年時間，在這一年裏，馬世曉先生的書法藝術又有新的發展，他在車續不輟的書寫生涯裏，經常有新的體會，而這些體會又總是伴隨着對書法文化的思考，向草書藝術的“精熟”之境深入；在一年時間裏，我和他多次通電話，他的所思所談也促使我希望對書法藝術的思考能有所深入。

最初萌發寫此書的念頭時，我就想以馬世曉先生的人生軌迹和書法藝術表現為個案，將其置于中國書法歷史的發展，具體地就是草書藝術的當代發展裏進行研究。進入七十歲的馬先生，在中國的傳統說法裏，已經是“古稀”之年，其平生事業，也是到了可進行總結的時候，但是，此書一年没有出版，新的内容，新的思考，連我自己也覺得需要有相當的補充。生活在日益變化的文化發展環境裏，“語境”是不斷更替的，我的寫作，是否能够禁得起時間的檢驗，不僅需要“修辭立其誠”的基本素質，需要對中國書法文化及其現代發展的基本認識，也需要傳主的作品禁得起時間淘渌，當得起中國書法當代研究的個案模板。趙甌北曾經說：“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流數百年”。今天的社會，日新月异之變又遠非甌北之世可料，何况是在今天的書法界！在這樣的徜恍裏，2004年六月，再往杭州看望馬世曉先生之機，又希望對這些問題有些新的探究。入夏之月，適逢馬先生的“大忙”，他要出席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藝術專業和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的兩次論文答辯會。幾篇學位論文，都是長達十萬言的長篇，所論問題也都涉及對中國書法歷史的梳理和對中國書法現實發展的分析。馬世曉先生多年來對這些問題都有態度明確的文章和言論發表，參與碩士、博士論文答辯，馬先生抱着對青年學子的關愛之心，認真負責地提供了自己的意見，同時，也表述了自己對中國書法學術話題的一貫看法。這次我往杭州，恰在馬先生出席兩次論文答辯的間隙，他關心的理論問題，又都結合着最近時期的書法學術“話語”，為我所關注。特别是看到他的新伊，對近來中國書法一些學術問題的思考使我感覺有貼近的親切，也因而對馬先生書法的個案分析有豁朗之感。只有在創作實踐這棵大樹面前，理論的枝葉才不致總是灰色。

2004年五月至六月，浙江大學為慶祝建校一百零七周年，舉辦了“當代書畫名家精品聯展”，馬世曉先生以十幅作品參加展覽，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知名于中國書壇以來，馬先生參加過多次國内外大型書展，却還未曾舉辦過個人展覽，一次展出十幅作品，在他的書法生涯裏，也還是首次。在這十件作品裏，最引人注目的是兩件巨幅草書。一件丈六横帔，寫杜甫五律《春夜喜雨》，另一幅丈二立軸寫自作詩七绝二首《游黄山》。因為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美術館展廳的高度不够，立軸裝裱后無法張挂，只能攤放在巨型木臺上供人觀覽。在寫作《馬世曉傳論》以來的一年時間裏，我曾經自問：此書到底有多少屬于感情色彩?有多少學術價值?對書法藝術的認識不斷深入也不斷困惑循環往復，使得馬世曉先生的草書一直處于我近些年的觀照和思考之中，但要看到他的作品的全面展示却不容易。與外界的熱鬧比較，馬先生其實是處于甚為寂寞的境地。2004年三月在西安舉行的第八次全國書展，在眾多接受邀請參展的“老書家”裏，没有馬世曉。還有一些全國性的草書展覽，馬先生也没有作品參加。草書在中國書法藝術裏是難度最大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其中潜研探求，在頻繁的展覽活動裏也進行着有形和無形地競賽。筆者在進入對馬世曉草書的研究和《傳論》寫作時，對國内草書家的大致狀態也是留意的。馬書的風神感我至深，不必諱言亦無言可諱：書法藝術既然是一種審美表現，作用于審美主體的首先必然是情感因素，适襄的情感因素，既是“私情”，是個體的感受、感動、感知、感晤。又含“公理”，要接受書法藝術规律的檢驗。在當今撲面囂囂，讓很多人不知如何云其所以的書法現象襄，能够為馬世曉的草書感動，我當然是十分珍惜自己的審美情感，而在這感動裏，從一開始就聯系着我對當代中國書法藝術的學術觀察，這感動當然也在不斷經受理智的澹蕩。對馬先生的深居簡出，我也不免有些微感慨：他的草書實際上速未為衆多書法藝術爱好者知曉，人們多是從他偶然發表的幾件作品裏得到印象：這印象有時可以幫助一個敏感的心靈探幽索微，也可以淹没在排山倒海一般的展覽和宣傳的陣仗裏。

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美術館，這樣的感受更加鮮明：從印刷品看書法藝術，比之觀照原作，確實是差距甚大。談到這個認識，也必澄清一下中國書法藝術發展歷史上的一個現象變化；如今我們看“二王”作品，不都是印刷品?難道這會影響了我們對“二王”的認識?不。“二王”作品的本來形態和印刷品的大小是基本一致的，最近所見上海博物館印刷出版的《淳化閣帖》司空公本，和“二王”原書是一樣大，我們慣見的《蘭亭序》神龍本的印刷品也可見原大。“二王”的用筆變化在印刷品裏是可以得見大部分精神的。當然，再好的摩拓也下真迹一等，遑論印刷品?可以說：展廳效應裏的書法藝術，是必須到展廳裏去看效果的。

……

在尋繹馬世曉先生草書的當代意義的過程裏，我曾經有這樣的認識：“馬書”追求完美，重“全”而不够“破”，多“熟”而少“生”，尚“逸”而欠“莽”，能巧而乏“拙”；追騖精熟而放弃率意，“信筆出手兩三行”那樣的東西不太容易得見，渾重萬鈞的力感也不易得見。這是不是影響到“馬書”形態的豐富性?這樣的問题地提出，可能本身就出于悖論，在完美的追求裏，又尋找殘缺，如同吃到了精肴美饌，又尋找粗糧野菜。其實，人類精神發展中原本存在着這樣的悖論，不斷發生的集體審美疲倦，在個體的審美歷史裏也不斷出現。在觀賞馬世曉先生的草書新作時，我感到十分興奮的是：馬先生一直在思考這樣的問題，而他的思考也不斷表現在對作品風格的獨特和面貌豐富如何統一的追求裏，而在近些年，因為書法界的“集體困惑”，身為此中敏感的個體，他的思考和行動又有着更多的自覺性。人們比較習慣的書法現象，“帖”的表現必然是温雅、謹飭，多具小橋流水之風，而馬世曉先生的巨幛則若大河奔流，渾茫處浩瀚壯闊，枯澀襄若江行受阻，百計挣扎，若風化高岩，脱落欲崩，而又被一種力量强挽而回。在强烈的视覺刺激襄，在渾然的形式構成間，又完全是由多年寝饋傳統又自出心源而得的用筆技巧的使、轉、點、晝。“壯美”和“秀美”的對應，完美與殘損的會通，睛微與渾茫的涵泳，中國書法傳統中自然風範與人力化成的融合，在适襄得到個性化的充分表現。當代草書的技法與學術探詢，“碑帖融合”是長久的話题，而超越概念藩籬，從書寫實踐出發，從中國書法傳統裏真實存在着的美學風格地吸收融會出發，在真正具有草書精神和創造風格的書家手上，這些問題有可能得到全新地闡釋。在這裏，我又想起錢鍾書先生對中國古代詩歌的基本美學風格的概括：他認為，“詩分唐宋，人不必唐宋”，即唐詩重抒情而宋詩重叙事，而宋詩風格的代表恰恰是唐代大詩人杜甫。這樣的分析幫助我們在欣賞中國詩歌時，風格學標准成為最重要的標准。在中國書法的發展史上，“碑帖之争”顯然也可以從風格的研尋方面“為我所用”。馬世曉先生在書法理論方面是長期的“帖學”堅持與倡揚者，但他没有因此而放弃對中國書法傳統的多種風格的吸收融化，因為他的實踐，使我得出這樣的認識：書無“碑帖”之分，而有風格乏别。只要追入中國書法藝術的浩瀚歷史和真實環境，正本清源，探幽索微，創不離宗，研而得法，帖亦可以碑，碑亦可以帖；此碑非彼碑，此帖非彼帖；凝聚造化功，兩者悉能得。馬世曉先生的探索，超越了“碑”與“帖”的人為畛域，也超越了“碑帖融合”的現代話語，直接介入對中國書法傳統原典中不同美學風格的融會。适應該是中國書法現代發展的標志性收獲。而要讓書法界的泉多同好了解，則必須有馬世曉書法的全面性地展示，我相信，适將是既具書家風格個性的藝術表現，也會引起關于中國書法諸多話題的學術討論。

李廷華

2004年6月3O日于西安兩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