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随笔，超值收藏：“香江第一健康笔”林行止先生的经典随笔集，收录经典随笔四十余篇。林行止对事态的敏锐、对人情世故的通达，使其文章突破门限，红酒、股市、松露、鹅肝、婚姻、赌博等都是他涉猎的范畴，可谓“中外不分，雅俗兼收”。

香港社会良心的本真文字：林行止被誉为“香港社会的良知”，林行止随笔涉及的世情，秉持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坚持，《四时山色》独立敢言的文风、妙趣横生的笔触，为中国散文的类型创造了新品种，开拓了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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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山色》为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精选集。分春山如笑、夏山如滴、秋山如妆和冬山如睡四部分。《四时山色》文字取自林行止“财经短评”和“林行止专栏”，他将社论和随笔完美结合，五十余篇文章，关注当下话题，港事、国事、天下事尽收眼底。经济学家林行止对社会现象的独到分析，以及妙趣横生、雅俗兼收的笔触，也为中国散文的类型创造了新品种，开拓了新领域。

序——世事原来如此

I 春山如笑

 你OK我OK OK何来？

 浑然天成 防身利器

 “丑女”折桂 行销手段

 上帝失公之郎“财”女貌

 长人信心强 身高酬亦高

 勾引可训练 试情价不菲

 江东子弟 卧虎藏龙

 盖茨父子上网补习

 网络迫使传媒起革命

 人人哥伦布 事事茫茫然

 手袋硕大 奴役征象

 政客嬉春

II 夏山如滴

 中东三国记小

 乘兴到法国西南

 奥国“野”游“乐与食”

 见怪不怪在荷兰

 橘子红 火腿“风”与“露”

 修墓园立塑像：迟来的纪念

 英国钓鱼

 环球化意识增添语言生命力

 唐人番名可以休矣

 以钱换肉 世无肥人

III 秋山如妆

 高楼落成经济见顶

 股市理论与时机

 羊群心理普遍 专家散户跟风

 贪念人人有 致富有几人

 富者可愈富 贫者怎更贫

 主动出卖私隐 艺人新辟财路

 女乐手测试 造诣与机会

 投资名画 回报难测

 新闻有偿坏品 娱乐无财不行

 “公共知识分子”应有坚持

 媒介评论者何必妄自菲薄

 乐在其中 妙在无穷

 温情无价 礼物难免

IV 冬山如睡

 礼品、礼券、私惠、公益

 谋生语言 母语教育

 香港往前看——富人乐土

 女性压倒男性的强项

 外母节不了了之

 习武练功夫 沏茶费工夫

 阅读有计较 开会算成本

 画意入馔 桃色薰风

 鱼生热 海鲜价 全球化

 家族财宏富“敌”国

 赌波合法累穷人

 小提琴工艺之秘 科学难破解

 卧床自遣记闲书

 渔火偷渡客 江上数峰青

“公共知识分子”应有坚持

作为一个阶级，“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亦是英国人所称的“媒介知识分子”[media intellectuals]）是否已沦落，因为法学经济学家波茨纳的近著《走进民间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沦落》而引起“知识界”的热烈讨论。西方象牙塔内塔外知识分子有系统地讨论知识分子的著作，可说琳琅满目，远的不说，八十年代末期便有英国历史学家（曾任亲工党的著名《新政治家周刊》老编多年）保罗?庄逊的《知识分子》问世（他还写了多本大部头大题目的书如《基督教史》、《犹太人史》、《美国人史》等，论者对这些书都有好评，惟指《知识分子》写得最差劲）。至于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在波茨纳大著之前，《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半学术性季刊）去年春季号已有普林斯顿历史学教授格列夫顿（A. Grafton）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美国大学》的长文。……

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所以引起这么多的讨论，完全是他们的言论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之故。这里应该对“公共知识分子”稍作说明，据梁福麟教授一月二十二日在本报所撰短文《大众化知识分子的冒起》的解释，他们有别于目的在传授知识的象牙塔学者，与目的在影响政府政策而加入智囊组织的知识分子有异，与学有专长的论政学者亦不一样，公共知识分子“观察社会事态，……无论外交、内政、时事、民生、经济，他们都提出观点，让各界（作）百花齐放式的讨论”。

“公共知识分子”的沦落，由大学的普及化开始。在大学教育仍属“小圈子”专利的年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知识分子见不平而发出狮子吼，他们免费在任何有听众的地方演说，为财政捉襟见肘的同仁刊物廉价甚至免费写文章，把著作交给不见经传的出版社出版，通常过着清贫淡泊不滞于物但无拘无束因而能率性而为自由发表意见的生活。一般而言，他们都未受过专业训练，即并非世俗人心目中的专才，并且没有固定收入，在职业或事业上均无所成。可是，他们有写一手好文章或滔滔雄辩的本领，由于没有专业（lack of professionalism），不必受专业知识的规范，使他们有挥洒自如的空间，什么题材都是好题目，从反贫穷、反独裁、男女平等、环境污染、倡和平反战争以至城市规划及拉近贫富差距等，他们都直叙胸臆，各有一套言之成理的说法。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影响力最大的一段时期。

踏入五十年代，配合战后教育事业的发展及智囊组织纷纷成立，它们亟需人才，遂向这班“无依无靠”的“公共知识分子”招手，很少人能够抗拒物质的诱惑而成为建制中人。大学以高薪吸纳人才非自今日始，在十九世纪末期，芝加哥大学便以当年属天文数字的年薪七千美元在国内及欧洲“挖角”（当“挖”到著名学者时，教职员和学生还在校园“上街游行”以示庆祝）。现在大学和智囊组织的薪金仍甚吸引，还有顾问工作的收入及有机会申请各种基金会的研究经费，加上对终身职的追求或亟亟于左右政府决策的虚荣，令过往百花齐放的言论市场大为失色。……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八○年之间，“公共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大部分为建制所“编收”。建制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在传授知识、为政府出谋献策，对世事的品评有了这样那样的限制，不是偏左、偏右、中间偏左便是中间偏右，持平公正的言论在这期间内大倒退！

“公共知识分子”的“复兴”，始于八十年代，消费经济旺盛造就了大量的出版物，令他们有充足的园地高谈阔论，而电视的普及特别是网络的发明，使“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发挥到极致。值得注意的是象牙塔学者，尤其是那些已获得终身聘书及荣休教授，亦纷纷在非学术性媒介发表意见，不少学者甚且薄学术性刊物而专写非供行家阅读的大众化作品。这些学者兼具“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参与，令“公共论坛”大放异彩，亦使他们的影响无远弗届。

可是，数量大增只表示这个“行业”的再出发，不代表他们的质量相应提高，这正是波茨纳引以为忧，认为“公共知识分子”阶级今非昔比已趋没落的底因。

波茨纳根据名字（及其言论）在一九九五年至二○○○年见报率选出美国一百位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其资料来自电脑资料库（Lexis/Nexis），“准确性”应无疑义，惟其遴选标准引起很多争议（表示异议的HotOrNot.Com甚至在网上进行“公共投票”以选出网民心目中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挂一漏万”所不免的后果。“波茨纳一百”第一位是基辛格（他的“老板”尼克逊则没有加入角逐的资格），期内被引述次数达一万二千五百七十次。进出象牙塔的经济学家则依次为森玛斯（第四名，九千三百六十九次，前财长现哈佛校长）、佛利民（第三十四名，二千五百三十四次）、克鲁明（第五十名，二千零七十六次）、凯恩斯（第六十六名，一千七百零五次）、葛尔布莱斯（第七十名，一千五百九十五次）、萨克斯（第八十二名，一千四百五十次）及史特勒（一百名，一千二百次），其他读者可能熟悉的名字还有奥威尔、赫胥黎、萧伯纳和Chomsky等。……被传媒广泛引述不等于“言论正确”，波茨纳特别指出环境学名家艾力克教授（P. Ehrlich）一九七○年警告因为“人口爆炸”，一九七四年美国必须实行食水配给、一九八○年西方世界有数以百万计人因“人口过剩资源不足致死”，已成为学术界笑谈。而投资网站trendmacro.com则大数克鲁明在《期望失落的年代》（见拙著《经济家学》：《克鲁明说了些什么》）对美国经济的预测错得十分离谱……“市场需求”令“公共知识分子”成为抢手货，可惜他们的表现大多令人失望！ 作为自由市场经济信徒，波茨纳对“公共知识分子市场”的运作大惑不解，因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不少劣货但市场照单全收之外，订单还陆续而来。这即是说，那些经常出错的传媒论者，不因言论差劲而乏人问津，反因其大胆敢言而成为抢手货。这是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波茨纳设想一些规范“公共知识分子”信笔乱写信口开河的方法，其一为学者把在传媒发表的言论上网，并电邮至全国图书馆，让行家作客观评鉴；其一是“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公布其收入，令大众监察其是否有“利益冲突”。“英隆丑闻”揭露多名“公共知识分子”曾接受英隆的“好处”，这使他们过去那些炎炎大言皇皇大作成为捧场文章，变得一文不值。不过，波茨纳所建议二法，前者不一定有效，后者涉及私隐，行之不易。

美国“公共知识公子”的言论为人诟病， 作为一个阶级正在沦落， 但从市场角度看则十分兴旺，反而是言论最自由的香港，情况并不乐观。因为“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太多，这主要是大专院校的知识分子因为工作压力、政治敏感及机会成本等考虑而提不起劲，其次是兼收并蓄的园地愈来愈少。不过，香港的优点是“传媒受众”有较高的分辨能力，这令“公共知识分子”必须不断自我完善，才能保住市场。

P233-238

世事原来如此

刘绍铭

我在美国读书谋生那些年间，一直有看晚上六时电视新闻的习惯。ABC、CBS和NBC的主播各有特色。起初的一段日子我总三心二意地跳着台看，后来终于锁定了由Walter Cronkite（1916-2009）主持的CBS Evening News。电视新闻主播虽然不必以色相示人，但面目长得讨人喜欢的在收视率上总占便宜。“靓仔”主播如Peter Jennings（1938-2005）不知迷死了多少女生。若以貌取人，Cronkite实在无法与Jennings争长短。

Cronkite面目慈祥、声音和蔼，看来就像邻居的伯伯。伯伯在二次大战期间是“合众社”（UPI）驻欧洲战地记者。他1950年受聘CBS，但他在这机构的事业巅峰要等到1962年出掌晚间六时新闻才开始。越战期间他的节目收视率最高。大概跟他曾是战地记者，较易赢取公信力有关。越战后期在电视上频频出现一些惨绝人寰的镜头，有引火自焚的比丘尼，有被燃烧弹所伤赤身露体在街上呼喊的孩子。要是负责报道这种新闻的“舵手”情绪一旦失控说三道四当起commentator（评论员）来，那就有失anchorman 的本分了。面对眼前的悲惨世界，Cronkite连自己也觉得语塞时，就干脆let the picture tell the story。谢幕时，Cronkite会惯例地说：“And that's the way it is.”接着报上当天的日期和年份。

Cronkite这句注册商标的“收场白”带有法国人说“ｃ'est la vie”时的无奈姿态。“这就是人生了，叹什么气，认命吧。”“And that's the way it is”听来像句旁白，说话人历尽沧桑，什么事也见怪不怪，因为“世事原来如此”。许多事，就像王国维说的，“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我们或可把Cronkite的句子改写为：And that's the way it always has been，以表示世事由来如此。

林行止随笔涉及的世情，因本着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坚持，立论看来虽然不可爱，但若拿“reality principle”的原则去衡量，应知凡既成事实的，不可不信。他有些文章，破题就露出自己说话“不可爱”的本色。1997年香港“回归”不到半年，他以《母语教育次重要，谋生语言最重要》为题写了篇切合香港现实和利益的文章。香港政府“特许”一百家中学可用英语作教学语言，这种措施让林行止生起“香港已进入‘计划经济’的不祥之感。……如果一百间认可中学的学位供不应求，怎么办？……不少学生家长视英语教学的学校为首选，与他们的‘民族情操’及是否爱国无关，这只是迁就环境适应市场的选择”。

殖民地时代的香港，中文虽然是绝大多数港人的母语，可怜却不是官方“认可”的法定语言。为了谋生，香江子弟读书只好苦练英文。如果学子“重”英“轻”汉，动机无非是两者经济效益比重的取舍。香港是中国领土，大国崛起，如果北京要替英国殖民时期在香港讨生活的中原子弟出一口乌气，大可公布中文是香港使用的唯一法定语言，把英语贬为“黑市”，你猜英语在香港的“霸权”会不会因此而失其强势？林行止立论，以市场为理据，他承认“母语教育固然可令香港人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化，同时可拉近与内地同胞的距离，但大家千万不可忘记，英语是香港人保持国际竞争优势赚取外汇的‘谋生语言’”。“And that's the way it is.”

林行止念经济出身，但文章取材，却没有自设门限。打开他历年著作的目录看，经他涉猎过的题目，绝对可以说得上是“中外不分，雅俗兼收”。就拿“breaking wind”来说吧，骚人雅士不好说，林先生博览群书后，赐名所有关乎“放风”的事为“屁学”。望文生义，“屁学”研究的一个内定范围是“拍马屁”之道。其实，when Nature calls, gentle woman如英女王陛下也要放屁，忍无可忍的事，何必说话半吞半吐，羞人答答。

少时读《浮生六记》，有些段落至今未忘，因其设想之奇堪作“妙想天开”之范本也。作者沈复（1763-？）说话先声夺人：“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看来三白眼睛准有特异功能，说不定正是这种本领教他视物超乎物之表象，藉此领略到他说的“物外之趣”。夏夜被蚊子叮，本来不是滋味，但三白却能把它们“拟”作群鹤舞于空中。他把蚊困于素帐内，“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

林行止文章取材类别，斑斓驳杂，涉及的范围，包括红酒、股市、松露、鹅肝、婚姻、赌博、公厕、娼妓等等等等。虽说日光底下无新事，但视物若像沈三白那样抽离现场，远超表象，所看的东西跟别人就不一样。话说一天林行止陪夫人“行公司”购物，两小时后夫人空手而回，他自己却“满脑而归”。原来他看到那一年的女装手袋多是庞然大物，而且所有“名牌”都摆设了这种货色。他想到了版权、抄袭与手袋功能等实用问题，于是决定“细察其纹理”，研究手袋的“深层结构”。结论是：《手袋硕大无朋，奴役女性征象》。林行止寻根究底的习惯，相信“万物背后必有故事”的本性，让他在大千世界看到水面片片的落花，皆是生生不息的文章题材。

林行止的书写，可笼统分为两大系列：“政经短评”和以“林行止专栏”名目发表的随笔。“政经短评”是《信报》的社论，港事、国事、天下事尽收眼底。因为他对“原富精神”的理解，跟主张经济自由放任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思维一脉相承，多年来“政经短评”吾道一以贯之的立论根据就是“实用主义”。他坚信人民追求私利之心，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富强最可靠的原动力。为此他反对“免费午餐”，怕的是助长倚赖心理，吃过免费午餐，下一步就会要求吃免费早餐和晚餐。

因为林行止崇尚理性，“政经短评”不会表扬“浪漫精神”。在歌谣中劫富济贫的罗宾汉是条汉子，但所作所为不足为法，一来因是犯法，二来因为富人“劫”后余生，也变成了待“济”的穷人。一个劫无可劫的社会，就是“均贫”的社会，一穷二白的社会。

要富国强兵，就“浪漫”不起来。林行止言论处处以港人利益为前提，在任何夹杂人道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情绪争论中，为了坚守自己信奉的原则，不能不一士谔谔。他的话，不是“the liberals with a bleeding heart”听得下去的。当年越南船民“投奔怒海”到香港，港府决定收容，林行止看准这将成为港人难以负荷的担子，即以《假情假义假不到底的越南难民政策》为题，提出异议，主张原船遣返。辞典对“实用主义”（pragmatism）一词的解释是：“理性的、合乎逻辑的处理或思考问题的方法是因应独特的问题而取决的，不是取决于既定的理论或观念。”

相对于政经短评，“林行止专栏”的文字是散文类别中的随笔。单看题目，可知《英国钓鱼》、《橘子红，火腿与风露》和《父亲节写父亲节》是随笔，不但内容跟政经短评大异其趣，连文字的颜色也不一样。当然，“专栏”作者毕竟经济出身，写的虽是随笔，难忘的是统计数字。《以钱换肉，世无肥人》应该是个好例子。

过重痴肥本来是个人的负担，用不着旁人说三道四，但因此带来的糖尿病、心脏病和中风等恶疾会增加大量公共医疗开支，痴肥在纳税人心中差不多是一种“原罪”。致肥的祸首不难检定，如汉堡包、东坡肉、薯片等都是“祸从口入”的东西，但食物不像烟酒，政府可以“Sin Tax”名堂加重税。怎么办呢？

据林行止抄录下来的统计数字看，若以超过正常体重三十磅或以上来计算的话，以美国标准来看就是“痴肥”了，人数为五千九百余万，约为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若现时的增重趋势不变，到了二〇一五年痴肥人数将达百分之四十。英国情形更可怕，痴肥人数在一九九六至二零零八年间增加百分之四十九点三，估计到了二〇二〇年，英国每十名男士中有八名痴肥，女士则十中有七。

怎么办？请经济学家出手吧。他们认为痴肥者对医生忠告“听者藐藐”的原因是痴肥者没有减磅的物质诱因。于是牛津和伦敦大学的经济学者说服医疗当局拨款七万五千英镑，在肯特郡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吸引肥人参加一个“以磅换镑”（Pounds for Pounds Scheme）的“有偿减肥计划”。参加者不论用什么“自残”手段减肥，一旦成功，便可拿到“奖金”。规章规定在指定期间减去十“英石”（stone）或一百四十磅并能保持两年不变的，便可得三千英镑现金。在四百零二名参与者中，半途而废者约为百分之七十，余下者人均能减少二十五磅，奖金在八十镑至四百五十二英镑之间。

据说英美学者对这个试验结果极为满意，因为最少证明“利诱减肥”已见成效。当然，见利心喜的“瘦人”也许会故意增磅，然后再减肥以谋取奖金，但林行止认为这类漏洞存于大部分的规章法例中，要鼓励减肥，不能因噎废食。“以钱换肉”看来渐成风气，伦敦大学和哈佛大学也有类似计划，诱导学生“去磅”。除此以外，美国有不少网站开设了一些利己利人的“计划”：比如你跟这类网站“签约”规定每周减一公斤，如不成功，便须捐款一千元给你不喜欢的慈善机构。为了不想白白牺牲，参与者说不定变得个个洁身自爱，敢对麦当劳叔叔说“不”。《以钱换肉，世无肥人》发表于二〇一〇年九月一日。事隔一年，不知美国肥人减了多少？

林行止的随笔不见“荷塘月色”，又看不到老人家的“背影”。古风不再，代之而起的是我们“现代人”日常生活的眼前现实，当下话题。梁实秋的散文话题多多，像《讲价》、《敬老》、《退休》等人生大事，这种题目林行止亦优为之，只是梁实秋文章的架构，哪会动用到统计数字？林行止有《劣书弃之不可惜 开会必须计成本》一文，这话题梁先生当然亦会写，但若说到“机会成本”，没有数字支撑，公信力就会打折扣。为此我们可以说，经济学家林行止随笔，为中国散文的类型创造了一个新品种，开拓了一个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