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青年“明史学家”吴晗
这第一批到达昆明的外省人中，浙江义乌人氏吴晗是一位史学界的青年才俊。尽管此时他年仅二十八岁，可就已是学界公认的“明史学家”了。
1934年吴晗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做教员，主讲“明史”课。仅有三年教龄的吴晗，便被爱惜人才的熊庆来校长破格以“教授”职称聘到云南大学了。在清华多年的熊庆来对吴晗的情况是很了解的。经过协商，清华大学同意吴晗请假离校应云南大学之聘。于是，这位个子不高，衣着朴素，胖乎乎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青年教授，带着几箱史料图书，来到了云贵高原上的春城——昆明。
吴晗字辰伯，原名吴春晗，说着一口带浙江口音的国语。他从小在爱好文史、能诗会赋的秀才出身的父亲的严格教育下，学习抓得很紧。从七岁起，父亲就开始教他念家藏的一部史书《御批资治通鉴》，还规定每天要背多少页。直到十二岁升入中学时，他才把《御批资治通鉴》全部读完。这部史书培养了他最早对文史的学习兴趣。吴晗上中学时，父亲就要他学吟诗填词。他在少年时代就把父亲的全部藏书都看完了，这还不够，他又四处借书看。乡亲们称他是“读书人了迷的书呆子”。
吴晗考上了浙江金华省立第七中学后，对历史的兴趣愈益深厚，语文成绩也特别好。他聪明，天分高，但也顽皮，在中学就学会了骑马、打麻将。十六岁中学毕业了，一心想报考清华、北大，以在史学方面求得深造机会的吴晗，因家里经济日趋窘困，父亲罹患肺病，无力再供他读大学，他只好在村中苦竹塘小学当了个教员。
后来，吴晗在义乌县城得到朋友们的资助，到杭州考进私立之江大学预科。再往后又到了上海，考进中国公学大学部。他选读了校长胡适教授的中国文化史课程，写出第一篇论文《西汉经济状况》，初露头角，受到胡适的赏识和重视。他为到清华深造，卖了《西汉经济状况》那篇文稿，得八十元大洋，以此做盘缠转学到清华大学插班考进了历史系二年级，并在胡适的关照下，在清华得到了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每天课后在图书馆工作两小时，每月报酬十五元。他刻苦攻读，勤奋钻研，发表了大量有独到见解的学术文章和史学考证，还写了一篇被胡适认为“功力和判断都不弱”的长达四万多言的《胡应麟年谱》。
吴晗的求学日子很艰苦，全靠半工半读和写文章卖的稿费解决学费和生活费，还要负担弟弟吴春曦上大学和妹妹吴浦月上中学的生活费、学杂费。
吴晗的治学方法受胡适的影响很大，1934年的《清华年刊》上登着一张吴晗的学生毕业照，照片下有吴晗自己题的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之先生语。”吴晗治学强调要先打好基础，主张“多读多抄”。他鉴别史料的态度很谨严，积累了一万多张摘抄史料的卡片。吴晗毕业留校，被史学系聘为助教，月薪一百元，比一般的助教高出四十元。不久，又升为讲师，月薪一百二十五元。在大学开设专门的明史课，是吴晗的首创。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教课之余，他还写了《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明代之农民》等二十多篇论文，在研究明史方面成果显著。
到云南大学报到后，吴晗住进了学校的临时教授宿舍。这个民房大四合院与云大正门斜对着，是学校临时租来专供自省外聘来的教师们暂住的。吴晗与施蛰存和从法国刚归来、被聘为数学系教授的王士魁先生，合住楼下有三个小间相连的一个大房间，各人用一个小问。这个大房间只有一道门，吴晗住最里间，出进都必须穿越施、王两位的卧室。
初到昆明那段日子，吴晗白天上课，晚上也不时地同施蛰存、李长之去逛福照街的夜市。直到后来沈从文来到昆明后，他才没有与施蛰存去逛夜市了。
吴晗在云大开的课是自己擅长的“明史”课。他讲课条理清晰，充满激情，深得学生的好评。在与学生的接触中，他诚恳热情，不摆架子。有一个云南路南籍的学生李埏，就得到吴晗的很多指导，并与吴晗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李埏是抗战前两年由云南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七七事变”后避乱回到昆明，暂借读于云大文史系。他选了吴晗的“明史”课。按照吴晗先生的指导，他读《明通鉴》和《明史纪事本末》，读《明史》的一些纪传。李埏是初学明史，遇到的疑难很多，课后常去请教吴晗。一段时间后，吴晗对李埏说，他很想到昆明郊外去逛逛，“看看山川形势，名胜古迹，我们还可以边逛边谈”。于是李埏给先生做起了导游，这是向先生求教的多好的机会呀！这时的昆明没有公共汽车，但有供人租用的马匹。于是，师生二人多次租上两匹马出游郊外。吴晗很爱骑马，有时在星期天会出游一整天。李埏后来回忆说，出游途中，吴晗与他谈到治学，细致地讲述了怎样做卡片、笔记和写论文的经验。吴晗对他说：“别人研究宋史、明史，多从正史人手；我没有师承，是从笔记小说开始的。幼时喜看宋明人笔记小说，看得多了，觉得某些历史公案应当考证，于是进而系统地读史书、做笔记、写卡片，并写起论文来。你看我的行李中，不是有一个木箱吗？那就是我写的卡片。皮箱很重，因为其中有我多年所写的笔记和所发表的论文。”
第二天，吴晗就让李埏到自己宿舍来看卡片和自己做的笔记，并以“靖难之役”为例，教李埏怎样查有关的卡片和索引。接连让李埏去看了几个上午。又教李埏如何联系思考，读书得间。吴晗对李埏强调说：“有了这些材料，还不等于有了学问。这只是第一步功夫。必须更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审查真伪，消除抵牾，分析取舍；然后运用匠心，构思组织，下笔属文。”吴晗还多次给李埏讲自己写作论文的用心和遇到的困难，以及修改易稿的原因。吴晗的这些教导让李埏大开茅塞，终身受益。多年后，李埏成为了知名历史学家、云南大学著名教授。P13－16
后记
昆明不仅风景秀丽，四季如春，而且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抗战时期，为保存中国的文化余脉，很多名人、大师、教授、学者，从北方和沿海城市南迁到这里，在这里生活、工作、教学、写作，或长住，或短居，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虽然现在他们都已远去，且大多已作古，但他们的事迹极大地丰富了昆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成为了昆明的光荣和骄傲。他们的足迹还留在这里，他们那些感人的故事还在这里悠悠流传……
为了让我们一代代后人不忘记他们在那样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为国家为民族而做出的努力和奋斗，为了让他们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一代代后人去继续努力和奋斗，笔者愿和读者们一道去倾听、去传扬那些年的那些事，一道去思索，去感悟……
这便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初衷。
责任编辑王宏波先生亦有此共识，于是，促成了此书的问世。
此书的出版得到江苏文艺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宏波热情认真、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令笔者心存感动。谢谢宏波。
最后要说明的是，书中采用到的部分照片引自网上资料，虽经多方设法，仍难以联系到照片的著作权人，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意和歉意，请见书后与笔者联系，随即奉寄样书和稿酬。
张维
2013年10月8日于云南大学再次修订
1937年，昆明还是西南边疆的一座边陲小城。虽然是云南省的省会，可这小城里的人口并不多，仅有十四万多人。城市不大，还有城墙围着。城墙是从明朝延续下来的，周长九里三分许，换成公制的话，也就四千三百多米。共有六座城楼，东、西各二，南、北各一。抗战发生的这个时候，昆明城的东、西、北三面的城墙都还完整，仅是南边的城墙在1923年的时候，因市政建设需要，拆除了南面一段，开辟一门，命名为“护国门”，以纪念护国起义成功，俗称小南门。继之又拆除了南边的丽正门，保留了“近日楼”。1930年拆除了正义路以东、护国路以西的城墙，填河建路，取名为南屏街。
云南边疆交通闭塞，虽资源丰富，但经济却落后，文化也欠发达。这时的昆明是一个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连接中原内地、却有铁路连接国外的地方，而且是“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火车没有汽车快”。这里有一条于1910年修建起来的“滇越铁路”，通往中越边境的河口，再出境连通越南的海防、河内。
滇越铁路是中国西部地区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的第三条铁路。这条铁路是法国人设计修建的一条米轨铁路，贯通滇南的崇山峻岭。这条铁路开通后，客观上给云南这个落后的省份，带来了一些物质文明，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西方的生活方式。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间，昆明就有一些建筑在模仿法国式的建筑了，连建筑材料都是进口的。特别是云南那时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东陆大学（1934年更名为云南大学）的主楼——高耸于贡院山坡顶上的会泽院，可以说就是模仿法国式建筑风格的典范，楼里的地砖和窗户玻璃都是从法国远道运来的。白兰地、咖啡、香槟酒也开始在昆明流行了，内地出版的报纸、书籍、科学仪器、文教用品、西医新药也逐步输入云南了，电影业也走进了这所不大的边疆城市。街上出现了几家电影院，放映的片子中有不少外国影片，甚至有国外刚开始放映不久的影片。
昆明的茶馆很多，尤其是大西门附近的龙翔街、文林街，还有正义路一带，茶馆都相当多。很多昆明男人喜欢“蹲”茶馆，这“蹲”的意思就是成天泡在茶馆里。悠悠闲闲地喝着盖碗茶，“冲冲瞌子”（聊聊天的意思），烤烤太阳。当然，也有的茶客还就真是蹲在茶馆门口或是墙角，大口吸着云南特有的那种用竹筒做的水烟袋。昆明气候宜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就连冬天的太阳都是暖洋洋的，可以说是四季如春，故俗称“春城”。昆明这座小城安静，祥和，民风纯朴，民众善良，他们的性格也像这里的气候一样温和，各家各户平静地过着与世无争的小日子。不过，从1937年“七七事变”起，昆明人的这种平静的生活状态就开始出现变化了。
抗日战争的硝烟燃起之后，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之国脉，国民政府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到岳麓山下，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可是时间不长，就传来了南京于12月13日陷落、日寇沿长江一线进逼、武汉亦将不保的消息。这样一来，长沙也受到了威胁，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举目望神州，华北陆沉，中原板荡，三吴烽火，九夏蜩螗。此时，云南尚属大后方，暂时还有些许平静。于是，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1月20日停课，决定再迁大后方昆明。2月中旬，师生们动身离开长沙，分几路进人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与此同时，先后迁入云南的内地院校还有国立同济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私立中法大学、私立华中大学、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唐山工学院、国立中正医学院、中央政治大学分校等十余所，另有相当一些研究机构也陆续迁入云南。这些院校和研究机构大多集。中在省会昆明，再加上1938年由省立改为国立的云南大学，昆明一时间人文荟萃，成为了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成为了中国大后方的文化重镇。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全国相当数量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教授、知名人士，都在云南这块偏僻的红土地上会集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昆明这座边陲小城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岁月。他们的足迹留在了这块他们热爱的土地上。他们为昆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骄傲和光荣。
他们当中，有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傅斯年、闻一多、朱自清、冰心、巴金、老舍、李公朴、冯友兰、钱穆、杨振声、周培源、叶企孙、郑天挺、陈岱孙、江泽涵、杨武之、赵元任、沈从文、萧乾、林徽因、梁思成、何鲁、顾颉刚、赵元任、严济慈、赵忠尧、刘文典、吴文藻、张奚若、楚图南、吴晗、姜亮夫、罗庸、罗常培、吴宓、费孝通、吴富恒、尚钺、白寿彝、潘光旦、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马录）、彭桓武、吕叔湘、金善宝、向达、张正平、蒋导江、肖蘧、顾宜孙、闻在宥、施蛰存、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程璟、陶音、林同济、朱驭欧、张为伸、霍秉权、王士魁、王树勋、邹恩泳、李季伟、丘勤宝、严楚江、范秉哲、光未然、李何林、赵讽等等。
这份长长的名单还远远没有开列完。他们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在迁徙过程中，受尽颠沛流离之苦，进入云南后，或辛勤执教，培养人才；或因陋就简，潜心研究，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教书不忘救国，研究不忘抗战，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民主运动。他们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也给云南边疆带来了科学技术知识和民主精神，传播了先进文化，促进了云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文明进步。
抗战时期的昆明不仅仅存在敌机狂轰滥炸的威胁，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物价越来越高。尤其是进入四十年代以后，物价简直像断了线的风筝，一个劲地飞涨，物资奇缺，民不聊生。许多教授、专家的生活都艰苦极了。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尽管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而且还要经常为躲避敌机轰炸而“跑警报”、到乡下“疏散”，但很多教授、专家和中青年教师，都不失民族气节，甘于艰苦，甘于淡泊，朝夕系念着教学和科研，严谨治学，诲人不倦，为培养人才而作着不懈的努力。在他们心目中，无论环境如何艰苦，无论敌人如何摧残，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让民族的“学术生命”倔强地存活下去。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
在这些内迁院校中，最负盛名、最有影响、在云南时间最长的是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简直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和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茅屋草舍育英才。在风雨如晦的八年抗战中，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为中华民族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和杰出科学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与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历史学家何炳棣、物理学家朱光亚，以及唐敖庆、王天眷、王仁、王希季、屠守锷、郝志纯、王志达、王宪钟、黄宏嘉、叶笃正、汪曾祺、穆旦、何兆武、许渊冲、王汉斌、彭珮云、林蒲、袁可嘉、杜运燮、郑敏、王佐良、赵瑞蕻、杨周翰、罗寄一、吴讷孙等等诸多文理科英才，都是从西南联大的茅屋里走出来的……
尽管条件极端艰苦，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内迁的其他各所高校的同学们都安贫乐道，发愤学习。大家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希望能多学些知识和本领，将来报效国家，为民族复兴竭尽薄力。他们在昆明这块土地上留下了难忘的青春足迹。在昆明生活、学习的这段岁月，成为了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成为他们铭记于心的一段值得永久纪念的历史。
此外，在抗战期间还有多位各界大师级的名人因种种因缘，或在此短期逗留，或出国路经此地，或来此短暂访问，或来此发表演讲。他们在昆明这块边陲土地上留下了“雪泥鸿爪”。
往事悠悠，岁月如歌。而今，抗战时期来过昆明的这些大师、名人、教授、学者们的足迹仍深深印在我们的心坎里，有关他们的美好记忆仍久久地留在我们脑海中。
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不该忘记……
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之国脉，十几所院校和研究机构战时先后迁入云南，昆明一时间人文荟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文化重镇；全国相当数量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教授、知名人士，都在云南这块偏僻的红土地上会集了。他们不失民族气节，甘于艰苦，甘于淡泊，朝夕系念着教学和科研，严谨治学，诲人不倦，为培养人才而作着不懈的努力。在他们心目中，无论环境如何艰苦，无论敌人如何摧残，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让民族的“学术生命”倔强地存活下去。张维编著的《西南角（民国文人抗战年月的那些事）》挖掘出大量新史料，超越以往关注西南联大的视角，观照更广阔的时空，更多的学者文化人的群体，《西南角（民国文人抗战年月的那些事）》中以丰富的细节再现彼时大西南弦歌不辍、延续民族文脉的精神坚守之状貌，给今人留下了无尽的怀想。
抗战时期，为保存中国的文化余脉，很多名人、大师、教授、学者，从北方和沿海城市南迁到昆明，在这里生活、工作、教学、写作，或长住，或短居，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张维编著的《西南角（民国文人抗战年月的那些事）》再现了那些人的那些年的那些事，他们在抗战中所留下的坚苦卓绝的事迹与精神让人感佩，值得传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