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来，简·奥斯丁属于那个几乎遥不可及的过去。据我们所知，她没有留下日记，没有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那样的录音资料，更没有一张乔治·艾略特（GeorgeEliot）那样的照片——尽管艾略特本人矢口否认照片中的是她本人。然而，目前存世的所有资料都表明，她无疑是一位相貌平平的女子。
简·奥斯丁倔强的沉默，大大掩盖了她显然健谈的特质。在某种程度上，她不透明的生活状态，是由于和姐姐卡桑德拉（Cassandra）的生活重叠在一起，后者为她提供了伪装，或者至少说掩盖了她的生活。姐妹俩的生活彼此渗透，抵消了可供识别的部分。（卡桑德拉有一段著名评价，形容妹妹是“我生活中的太阳，快乐时锦上添花，悲伤时抚慰心灵”。）她俩相依相伴，这种命运的安排影响着彼此的生活，同时也体现在妹妹的小说中，不断引发人们对创作行为的本质提出质疑。艺术从何而来？它又怎么会源自平凡，就像这位自学成才、埋首于汉普郡（Hampshire）乡间的教区牧师之女。她究竟是什么人？她的作品究竟想取悦谁？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三个，抑或众多形形色色的无名读者？他们代代相传，以不同的音高频率议论纷纷，其影响力随着欣赏口味和价值观的变迁而悄然壮大。
简·奥斯丁存世的书信共160封，都写于二十岁以后。还有很多信件在她去世后毁于卡桑德拉之手。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些被抛弃的信件最能揭示真相，也最引人入胜。不管怎样，我们没有足够的机会倾听她不设防的心声。她一贯的嘲讽语气不但没有增强反而削弱了她的真实语调。她的自我描述带有保护性，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对他人的描述又常常带着打趣的口吻，或者不留情面。她下笔神速以求文本能够反映自己的心声。这种书信写法，在当时颇受欢迎。所以，其看似松散而又令人屏气凝神的书信风格并非随意而为，而是深思熟虑的产物。
奥斯丁家有八个孩子，只有两人没有享受过画像的殊荣：简和她的残疾哥哥乔治（George）。我们现在有两幅卡桑德拉给简·奥斯丁画的非正式的素描像。一幅是拱背曲肩的背影图，显得人物又矮又胖，毫无美感可言。另一幅，画中人物脸庞圆润，唇型小而平直，传达出一丝心不在焉、满腹牢骚、因过于理智而落落寡欢的神情。画中的她，目光斜视，望着平淡无奇的远方。人们都说，平淡无奇是她一生的写照。侄女安娜（Anna）很崇拜她，曾经满怀崇敬地描述过这位姑姑的种种容貌特征：“她具备这么多优点，却没能成为风姿绰约的女子，这太令人费解了。”话的意思很明显，简不是美女，尽管她有幸逃过天花之疾，而很多同龄人却因此容颜损毁。奥斯丁家的一位朋友曾说，她那稚子般的神情是如此“充满活力而幽默感十足”。许多人描述过她纤细的身材，有几个人提到过她活泼的举止和敏捷的步态。她的头发是黑色还是金色？这个问题的答案因观察者距离的远近而迥然不同。不过，奥斯丁家族的后裔收藏的一绺头发证实，她留着深棕色的卷发，里面夹杂着些许灰丝。她的一位邻居是知名作家玛丽·米特福德（MaryRussellMitford）。米特福德就相当刻薄地将她比作扑克，说她“身材僵直，刻板，不苟言笑。”
读者之所以对简·奥斯丁的容貌感兴趣，有满足好奇心的成分。但主要原因是，众所周知，在她那个时代，出众的美貌偶尔也会眷顾那些像简·奥斯丁这样家产微薄的女子。美丽有价，历来如此。在安排嫁妆时，诱人的魅力也会被非正式地当成一个因素加以考虑。相反，才华却很可能会起到减分的作用。聪慧的女子往往难以驾驭，而驾驭女人是丈夫的责任。
简·奥斯丁身为“婚恋小说”作家，却终身未嫁。人们必然想知道，无论漂亮与否，她的容貌到底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近年发现的一幅侧面剪影像，它模棱含糊的轮廓，似乎让人联想到一个面容姣好、甚至“漂亮迷人”的简·奥斯丁。此画引起的轰动非同凡响，人们满怀希望，无比兴奋。这也说明了奥斯丁深受喜爱的程度。不光读者，可能还有学者，都热切地相信上天终究待奥斯丁不薄，因为这意味着她对自己的选择拥有更多的掌控力。很多人都怀疑，卡桑德拉作为肖像画家并不可信，身为姐妹之情的见证者甚至不怀好意。可惜，这幅剪影像的来历始终未能得到证实。P2-7
几乎从一开始读简·奥斯丁的小说，我就对她的人生产生了好奇心。创造出伊丽莎白-班纳特、范妮。普莱斯和我最喜爱的爱玛·伍德豪斯的这位女性，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她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力来自何方?她又是如何掌握了使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的功力?有人指点我，应当阅读她的侄子1870年写的回忆录。詹姆斯·奥斯丁一利的文风尽管有些古怪且有着难以弥补的漏洞，但仍不失为一个好的起点。(他是奥斯丁最喜爱的侄子，英俊而有才华，回忆录中满含姑姑对他的感情。)戴维·塞西尔勋爵的《简·奥斯丁画像》同样饱含深情，好像他也是一个受宠的侄子。没有戴维·吉尔森包罗万象的《简·奥斯丁书目》，我就无法完成此书。玛丽莲。巴特勒的《简·奥斯丁与观念之争》和玛丽·拉塞尔斯的《简·奥斯丁和她的艺术》一样，都是学术著作的典范，二者都极具可读性。托尼·坦纳的《简·奥斯丁》针对她的小说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信息。奈杰尔·尼科尔森的《简·奥斯丁的世界》、吉恩·弗里曼的《简·奥斯丁在巴思》和艾琳·考林斯的《简·奥斯丁和牧师》，为我提供了亟需的背景知识。
我还借鉴了许多其他有关简·奥斯丁的传记作品，对此我感激不尽。帕克·霍南的作品、约翰·霍尔珀林的作品(1984)和海伦·勒弗罗伊的《简·奥斯丁》，都给我带来了新的视角。西尔维亚·沃纳短短二十九页的《简’奥斯丁》，以活泼的散文风格，描绘了简·奥斯丁辉煌的一生，显示出小型传记作品的巨大魅力。每一位作家，无论是已功成名就的还是渴望成功的，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不可思议的小书。最近出版的两部传记作品，不但再次提升了简·奥斯丁研究的学术水准，同时也让阅读传记作品成为一件难得的乐事。克莱尔·托马琳的《简·奥斯丁的人生》，以优雅宽容的文笔带来了崭新的心理学见解和评论。我们时常好奇于简·奥斯丁生平是否还有挖掘的空间，而托马琳已经发现了情感的细微差别，并巧妙地将其解读出来。戴维·诺克斯的《简·奥斯丁》，在介绍她时既注重细节也强调戏剧效果，以令人羡慕的博学，勾勒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
《简·奥斯丁书信集》由迪尔德丽·勒费整理编辑(首版于1995年，后来有更新版)，提供了一个非凡的窗口，使我们了解到简·奥斯丁是怎样的一位女性。简·奥斯丁的书信，曾经被她姐姐卡桑德拉(或许还有其他人)过滤过，也许是出于对于家族声誉极其敏感，也许是要维护简圣人般的形象。
感谢《企鹅人生》传记丛书的编辑詹姆斯·阿特拉以及我的众多好友，他们就简·奥斯丁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耐心的讨论，向我提供他们的意见、理解和鼓励。我欠简·奥斯丁本人的恩情则无法估量。
序言：人生一瞥
1996年秋，我和我的女儿——作家安妮·贾尔迪尼（AnneGiardini），来到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向北美简·奥斯丁学会提交了一份合作的研究报告。该学会除了有一批全球最受尊敬的奥斯丁学者外，还有我们这些纯粹的业余爱好者。学会举办的年会满怀深情，旨在认真研读简·奥斯丁的作品，探讨这些作品对她生活的时代和我们所处的当代的启迪作用。会上极少有人恭维奉承，更无人试图贬低奥斯丁的观点或用嘲讽的态度把它们拉入我们的现代生活。年会态度宽容，学术严谨。与许多学术性会议不同，它是一个包容性的盛会。与会者既有来自底特律、身穿摄政时期[在英国指1811—1820年乔治三世精神失常后由其子摄政的时期。——译者注。书中页下脚注均为译者注。]服装的中年狂热粉丝团，也有眼光锐利的加拿大终身教授，还有零星几个一心要赢得问答比赛的欧洲人。（无论在哪里，但凡有三四个人以简·奥斯丁的名义聚在一起，势必要来一场涉及鸡毛蒜皮的问答比赛：那些次要人物早餐吃些什么，给女儿们赠送了多少财产，一场败兴的野餐举行了多长时间。对于奥斯丁的作品，我始终坚持一种印象派的态度，从不关心这样的细枝末节，因而心中不免有一丝担心：作为她的一名忠实读者，这种态度会给周围的人留下什么印象。）
1996年年会的主题是“简·奥斯丁笔下的男性”。然而安妮和我准备的报告却不断偏离主题，拐进两性世界，并进而滑向另一主题：被剥夺了社会权利的女性为何能够发挥如此活跃甚至强势的作用？奥斯丁笔下的女主角们，尽管被剥夺了话语权，却能运用复杂的肢体语言。肢体语言是20世纪60年代才发明的术语，不过这无关紧要。简·奥斯丁熟知生动细致的肢体语言，极为倚重肢体的表现力，尤其在戏剧性的结尾中。
我们的报告着重讨论的是安妮和我称之为的“一瞥策略”(“politicsoftheglance”）。在奥斯丁的小说里，既然女人的舌头受到管束无法动弹，那么眼睛就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了。一个犀利的眼神，就能改变故事发展的方向，甚至似看非看的一瞥，就足以令别人感到羞愧、受到鼓励或是改变情感的方向。
一瞥可以使人顺从，也可以使人叛逆；可透着严厉，也可含嗔含羞；可以表示不屑，也可以表示崇拜；还可以表示某种审视，但是这种审视在双方看来几乎总有某种程度上心照不宣的意味。眼光一闪，对方当即心领神会。双肩纹丝不动，头部左扭右转，眼睛才是身上唯一忙碌的部位，同时接收和发出信息。如此一来，一瞥可就不仅是一瞥了。它是利器，是命令，或者是表示默许的叹息。
会后，安妮和我各自回家。我去加拿大中部，她去温哥华。在芝加哥转机时，她饶有趣味地发现，旁边座位上新登机的同伴刚刚参加了该市的拿破仑年会。他们在高高的云端之上交换着对会议的看法。不出所料，这位“拿破仑老兄”向安妮提出了质疑：简·奥斯丁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评论甚少。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一个能敏锐地描绘自己周围生活圈子的作家，何以对拿破仑战争却只字不提？
世人大都同意这一观点，即男人是战争的主角。他们也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一般的小说创作可以对战争的严酷和破坏避而不谈。即便如此，难道简·奥斯丁就不该提及哪怕一场战役或是一位将领的名字吗？对于英国迅速兴起的商人阶层和新民主进程，为何也只字不提？还有政治结构的变化、教会权力和派别的演变、科学和医学领域的发展呢？人们经常会这样发难，仿佛小说是“时事”的汇编，而简·奥斯丁只是个披着知识女性外衣的、轻薄的乡巴佬，身处汹涌澎湃的历史大潮竟然无动于衷。
其实，简·奥斯丁的作品涉及了上述所有问题，只是没有采用这位拿破仑迷所热衷的方式直白而详尽地描写罢了。她的每一部小说，都可以看作是对她所生活的社会素材的广泛扫视（glance，这个以“g”打头，发音含蓄庄重的词语再次出现），其中就包含着对当时政治、经济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含蓄品评。这些扫视，如同阳光无处不在，有时一语带过，有时含蓄暗示，有时严词痛斥，有时又提出质疑。《傲慢与偏见》（PrideandPrejudice）中令班纳特姐妹心猿意马的军官之所以驻扎在附近，就是为了防范法国的入侵。（难道还会有别的原因吗？）然而，他们的出现也威胁到了当地社会的稳定。作家充分了解这种社会必然性，她的六部小说都创作于这段动荡的岁月，每一部都有她对历史事件的品评。
通过间接手法、假设和言外之意，我们在奥斯丁的小说背后，看到一位沉着睿智的见证者在关注着那个风起云涌的世界。奥斯丁笔下的每一段对话，泥泞道路上的每一次邂逅，晚间壁炉前的每一场牌局，每一名鲁莽捣乱的民兵，都暗示着相关的历史背景。只需一针见血、心领神会的扫视，便使得她所生活的那个年代（1775—1817）跃然纸上，即使最漫不经心的读者也不会视而不见。这种扫视，或锐利，或婉转，或体现小说的神韵，或交代故事的背景，或成为情节发展的原始动力。这种扫视比比皆是，绝非偶一为之。对于简·奥斯丁的传记作家而言，这样的“扫视”出现过成百上千次之多。奥斯丁短暂的一生，大都处于相对私密的状态。但她的小说表明，她是一个广阔得多的社会的公民，当然也是那个社会的观察者。
《简·奥斯丁(精)》是普利策奖得主、作家卡罗尔·希尔兹为简·奥斯丁所作的小传，收入“企鹅人生”传记丛书。奥斯丁生活于18世纪末19世纪(1775—1815)，但她的作品属于每一代读者经历的“现代”。她笔下的“小世界”或许并没有太多18世纪工业革命或拿破仑时代历史的影子，但却恰恰折射出了人们最普遍也最基本的生活经验。因此两百年来，奥斯丁在世界范围内都一直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希尔兹是奥斯丁的忠实读者，她坦言她偏爱爱玛一角，然而作为奥斯丁研究学者和传记作者，她始终比较克制小说迷的狂热冲动可能对严谨的传记写作造成的偏执影响。对于史料匮乏的人生段落，比如奥斯丁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那段几乎搁笔的时光，希尔兹还是做了合乎情理的设想与尝试，然而她也直言在巨大的沉默面前，“我们的一切所知都纯属揣测”。希尔兹的诚恳，以及她与奥斯丁的共鸣，使得这部《简·奥斯丁(精)》小传既有冷静的分析，又有温和的暖意。
《简·奥斯丁书信集》由卡罗尔·希尔兹编辑，提供了一个非凡的窗口，使我们了解到简·奥斯丁是怎样的一位女性。简·奥斯丁的书信，曾经被她姐姐卡桑德拉过滤过，也许是出于对于家族声誉极其敏感，也许是要维护简圣人般的形象。本书借鉴了许多其他有关简·奥斯丁的传记作品，比如帕克·霍南的作品、约翰·霍尔珀林的作品和海伦·勒弗罗伊的《简·奥斯丁》，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