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红芬的这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对河西地区存在的西夏时期的石窟、碑刻、出土佛教文献等进行系统梳理和吸收,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等,着重论述西夏占领河西前的诸政权及夏政权对诸州占领情况,并对学界有争议的“瓜沙回鹘王国”阐明自己的观点和原由。对河西地区的寺院和佛事活动进行考证,说明西夏的佛事活动与归义军时期是一脉相承。尤其对学界尚未涉及的西夏寺院经济和寺院依附人口等问题作了尝试性探讨研究。利用黑水城、凉州和敦煌等地出土佛教文献探讨了河西地区高僧及其相关佛事活动。对西夏僧尼管理机构、僧官设置、僧人师号和赐衣体系等予以关注,认为西夏帝师封号是受吐蕃僧人师号的影响而出现的。
自确立“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战略方针起,继迁就开始谋划占据河西地区。经过德明、元昊祖孙三代的共同努力,党项政权在景祐三年(1036年)彻底拥有了河西的凉、甘、肃、瓜和沙等州,对河西地区的统治长达近2个世纪,这是河西地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河西佛教在这一时期得以继续繁荣,它前承瓜沙归义军、甘州回鹘和凉州吐蕃等政权的佛教发展基础,后接蒙、元王朝佛教的兴盛,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崔红芬的这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对河西地区存在的西夏时期的石窟、碑刻、出土佛教文献等进行系统梳理和吸收,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等,着重论述西夏占领河西前的诸政权及夏政权对诸州占领情况,并对学界有争议的“瓜沙回鹘王国”阐明自己的观点和原由。对河西地区的寺院和佛事活动进行考证,说明西夏的佛事活动与归义军时期是一脉相承。尤其对学界尚未涉及的西夏寺院经济和寺院依附人口等问题作了尝试性探讨研究。利用黑水城、凉州和敦煌等地出土佛教文献探讨了河西地区高僧及其相关佛事活动。对西夏僧尼管理机构、僧官设置、僧人师号和赐衣体系等予以关注,认为西夏帝师封号是受吐蕃僧人师号的影响而出现的。西夏实行“计亩输赋”政策,寺院和僧人占有土地也要纳税服役。在国家紧急情况下,僧人还被应征人伍,以充兵源,僧人不是一个不劳而获的阶层。还考证了西夏设译场和翻译佛经及陀罗尼的情况,对河西地区流行的佛经及佛经中出现的皇帝尊号进行考证,阐述河西地区人们信仰的延续性及皇室对佛教的重视。佛教兴盛还推动西夏印刷事业的飞速发展,对佛经的刊印和装帧等也有论述。对河西地区的禅宗、净土和观音信仰进行研究。从而证明西夏河西地区的佛教是一种普及信仰类型的佛教,它能够适应不同阶层信众不同需要乃至同一信徒不同心理需要,体现了西夏佛教信仰的民众性和功利性特点。从党项僧人与吐蕃僧人的早期交往、藏文佛经的翻译等方面入手探讨了藏传佛教在西夏发展的具体情况及藏族僧人的生活习俗对西夏僧人的影响。最后《西夏河西佛教研究》就河西地区的佛塔、塑像和绘画进行详细论述,透过洞窟题记、供养人画像及新材料等就某些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个别洞窟的分期提出一些思考,对创造辉煌西夏佛教艺术的匠人的情况作了有益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