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想到父亲的故里，我眼前定要浮现出这样的光景：一条细窄曲折的胡同，四周是低矮的土墙，灼热的太阳毒辣辣地晒着，周遭一片死寂。可尽管如此，还是感觉有人屏住呼吸，向外窥视。
这幅情景怪就怪在，不知道看到此情此景的时候我身在何处。我是待在圈着土墙的家中？还是独自走在被太阳烤炙的路上？
我被稠血淤塞的墙内的人们孤立着。我甚至不知道我是为什么来到这个村落的。造访离父亲出生的地方有段儿距离的金刚轮寺时，走过一条长长的参拜甬道，或许是那时的印象，而今出现了些许变形？可我小时候却并没有去过那家寺。
可以确定的是，我并未打算加入到墙内的人们中间去，而且，我讨厌他们。当然，我也知道，这是无法用一个“讨厌”就可以了结的。毕竟，那是父亲的故里，更何况，如果真正从外人的角度来看，我也是墙内的人之一，我有这个自知之明。而之所以有稠血淤塞之类的认识，也无非是因为，我晓得，“这里”、抑或说“那里”，是父亲生长的村落。说“这里”的时候，我是在土墙之内，而说“那里”的时候，我虽不是一个游客，却是一个局外人。
只是，我在幻觉中看到的果真是父亲的故里吗？
他是滋贺县东烟郡六个庄人。他出生的时候，那里不过是有一片耕地和十儿户人家的小村子，在后来百十来年的时间里，才发展成现代化的庄园，合作社的筒仓鳞次栉比，农耕机械轰鸣着在田间穿梭，人们都是开车到农场来。那情形，似乎只有形式上可以套用“上班”这个词。土墙已不复存在，也闻不到肥料的味道。所以，我看到的绝不是现如今的父亲的故里。可是，我看到的难道是过去的情景？我从来没看到过父亲出生的明治二十二年前后的六个庄的模样，不论是图画还是照片。
父亲在虚岁三十九岁时有了我，我上面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良子是父亲和发妻、同乡山东友梨所生，大我十八岁；哥哥孙清，是父亲到东京后边上大学边经营邮局那会儿和在那里工作的岩边苑子所生，长我十四岁。
孙清这个名字很少见，取父亲最为敬爱的曾祖父楠清太郎的曾孙之意，但我们无从知道，对于给长子起了这么个名字的父亲来说，当时，维持和壮大楠家的想法有多么清晰。
我对关于家族规矩的言论的最初记忆，是上中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偶尔会流露出反抗的姿态，父亲大概是要预先教导我“正确的”想法，就说：“有些家伙说我品行不端，但是，能守住你爷爷传下来的楠家，可是非同小可，等你长大就明白了。”这前后的原委我已经记不得了，只有父亲说这番话时罕见的思前想后一般吞吞吐吐的语调和阴郁的表情，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父亲曾参加过早稻田大学雄辩会，在东京学生辩论赛上争得过冠军，在外面可谓口才凌厉，在家中，也惯常是用断然的命令口气说话，所以这种劝说的语气着实令我吃了一惊。或许，是我说想上海军学校时父亲说了这番话的。我能想到的，再就是父亲和新女人的关系被养母发觉，他内心惊惶，求我哪怕不站到他的一边，就算中立也好。
那正是“年轻人要奔赴战场”、“要自觉成为天皇陛下的赤子”之类的思想宣传大行其道的年代，为了不论什么时候孩子充军、家中的香火都不断，父亲心里很自然地会有“生吧养吧”的理由。但是，这种劝导对我却并不奏效。
首先，我还不懂“品行不端”是什么意思。那时候，我正在读楹口一叶、森欧外等作家的小说，以“信使”同样的感觉，把这个词听成了“品信”，以为是指四处送信的人呢。明白父亲说的是“品行不端”，是在上大学之后，而且，弄明白这个词的意思的时候，我却直觉地感到父亲是在瞎说。 一想到父亲，我总是会在世人对楠次郎的印象和我自己亲眼所见的父亲形象的差异前止步，同时，在这种困惑之中，还有这样的困难纠葛其间：因我自身年龄和立场的变化而对父亲的评价产生的动摇。
我对父亲产生强烈的敌忾心，是上大学的时候，那时我醉心于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打倒资本家和大地主这些万恶的根源。回首那个时代，莫如说是对父亲在思想上的反感和生理上的反叛，让我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我是比以后的任何时候都纯粹地面对父亲的。
我动议整理父亲的传记，是因为年过花甲、从公司和业界团体的要职上退下来以后，我自觉得已经站在了人生最后一段路上，心中生出这样一种感觉：自己也开始朝着七十六岁这个父亲离世的年龄迈进了。
我为何物？我是谁？每每探究这个问题，我最先意识到的，都是父亲之于我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首要工作，我觉得客观地检验楠次郎是十分必要的。关于叙述的样式，我犹豫了一阵子，最终决定以作为政治家的父亲和作为事业家的父亲为主要内容，使用楠次郎这个个人名字，而尽量不使用体现家族血缘关系的“父亲”这个称呼。我不断告诫自己，传记是要求有极大客观性的，而且，我是要从父亲的故里写起，才绕不开赤Et炎炎的细窄胡同，绕不开偷窥者的迹象的。
在历史上显示出其重要存在的楠次郎的故乡——近江，曾是从关东、三河或甲信越起兵的势力攻向京城的途经之地，那些路经东海道、沿着中山道从若狭、福井、石川一带南下的势力都要分别经由长浜、草津、大津等地逼近京城。此外，县内城镇到处都留有“朝鲜街道”的称呼，则是因为即便是锁国时代，滋贺县的很多城市都位于朝鲜信使经过东海道去往江户的路线上。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