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编著的《我为什么要写作》内容介绍:没有人喜欢人家告诉他他写了一部扣人心弦的激情小说,足可以同英语本身一起长存不衰;不过,当然,如果没有人告诉你这个,也是令人失望的,因为所有小说家都有人对他们说这样的话,你给看掉了,这很可能意味着你的书销不出去。
乔治·奥威尔编著的《我为什么要写作》内容介绍: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懒惰的,在他们的动机的深处,埋藏着的是一个谜。写一本书是一桩消耗精力的苦差事,就像生一场痛苦的大病一样。你如果不是由于那个无法抗拒或者无法明白的恶魔的驱使,你是绝不会从事这样的事的。你只知道这个恶魔就是那个令婴儿哭闹要人注意的同一本能。然而,同样确实的是,除非你不断努力把自己的个性磨灭掉,你是无法写出什么可读的东西来的,好的文章就像一块玻璃窗。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词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我为什么要写作》与你探讨写作的真谛。
很难相信,奥威尔去世已有三十年了。他仍旧在对我们说话,说得比今天的报纸上可以读到的大多数评论员和政治家还要有力,还要清晰。但是,似乎许多人仍旧误解了他;这种误解可能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形成的,很像那些——比如说在五十年代——使得萨特和波伏瓦遭到左派知识分子的排斥,使得加缪和库斯勒因有同样的清晰眼光而获咎的政治原因一样。
许多读者从《读者文摘》编辑的同样角度来看待奥威尔: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们只保留《一九八四》,把它断章取义,硬把它降低为一本反共的小册子。他们为图方便,对奥威尔反极权主义的斗争的动力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视而不见,对他来说,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的事业,不仅动用了他的全部精力,而且使他几乎在西班牙内战中为之送命。
奥威尔本人就说得不错:
我认为我们这样的人比所谓专家更了解情况,这不是因为有什么能力能够预见到具体事件,而是有能力了解我们所生活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的确,就是这种洞察力赋予他一种独特的权威:不像那些世所公认的专家和学院派的智囊,他能够看到显而易见的东西;也不像精明的政治家和趋时附势的知识分子,他不怕把它说出来;更不像大多数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能够用简单明白的英语做到这一点。
这种罕见难得的能力,使他具有一种没有骄气的自信,即使有时不免冷酷无情和伤人感情。他偶尔也意识到自己“思想上的残酷”,但他认为这样做是责任,而不是过错。他在这样做的时候能够既不专横武断又不自以为是,因为他身上的自信不是随便简单化的产物,它反映了一种真正的单纯,也就是看到皇帝裸体的孩子的单纯(《皇帝的新衣》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故事,他甚至有过把安徒生的这个童话改编为现代故事的想法)。他性格的这个方面在他生前曾引起一些眼光敏锐的评论家的注意,例如维·索·普利彻特①在一篇极为精彩的速写中就认为他具有“未开化初民的天真”。
单纯和天真是儿童和初民可能很自然具备的品质;但开化了的成人不先经相当严格的训练是不容易达到的。在奥威尔身上,这种美德是言行一致没有丝毫差距这一坚定的正直品质达到登峰造极的结果。他真实清白;作家的他和作人的他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个方面,他正好是一般“文人”的反面。也许这里就有他与亨利·米勒保持那看来有违常理然而却很坚定的友谊的原因:显然没有事情比这个极权劫运的悲观预言者和那个性解放的猥亵预言者之间的亲密交情更加稀奇的了;但是实际上,他们都认识到对方的纯真:两人都能用自己的生活来证实自己所写的每一个字。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要想了解奥威尔传记的详细内容的愿望(如今这一愿望已因伯纳德·克立克的令人钦佩的权威之作①而得到了满足)并不等同一般的好奇。他的生平可能不如他的著作那么重要,但是他的生平证明了他的著作的真实性。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