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鹤影编著的《在诗歌的十字架上(鲁藜评传)(精)》是一部传记文学作品。它翔实、详尽又生动地记录了中国新诗界引人注目的“七月派”的重要诗人鲁藜不平凡的一生，如同描绘翔安土地上巍然屹立的一棵古树的年轮，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捧读这部著作，你一定会为鲁藜一生许多曲折蜿蜒，感人泣下的真实故事而动容。

鲁藜是从翔安走出去的著名诗人，是‘七月派’代表人之一，但是现在在我们国内，特别是青少年，懂得他的很少。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鲁藜评传)(精)》作者蔡鹤影伏案两年，四处寻找诗人鲁藜的踪迹，经多方收集、采访、调查、研究，完成了这本作品。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鲁藜评传)(精)》名称出自舒婷《一种演奏风格：舒婷自选诗集》，全书共分为29章，详尽又生动地记录了诗人鲁藜不平凡的一生，作品后方附有鲁藜年表，标明鲁藜生前的重要事件。

序／洪龙泉

引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永恒纪念

鲁藜年表

鲁藜研究文章索引

参考书目

附录

后记

1955年夏季，诗人鲁藜徘徊在天津的家里，不是在构思一首美丽的诗篇，也不是在酝酿一次壮阔的漫游，他是那么焦躁不安，沿着屋里的对角线来回踱步，越来越急促，连脚步也有些变形，像一头呼啸于山林的猛虎，突然被赶入逼仄的铁笼子，惊慌、焦灼、烦恼、不知所措……

世变的剧烈使人不遑宁处，生活本身就成了大大的磨难。

造化如小儿，真会恶作剧。1955年初，全国轰轰烈烈开展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当时谁也没料到这是一场文化革命)，而正在领导天津作协搞大批判的鲁藜，出乎意料地，突然从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的“宝座”跌落成“阶下囚”。对这迅猛异常的“革命”行动，鲁藜是一头雾水，心里茫然。

树有根，水有源。这一场文化大浩劫的祸根，竟然是与诗人鲁藜不在同一个界面上的两个人——胡风和周扬的矛盾。

胡风是鲁藜引以为导师的人。

周扬是文艺界的掌门人，是鲁藜的领导。

胡风，生于1902年，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他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成为追求进步的青年。1926年他肄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1929年赴日本留学，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1933年因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而被驱逐回国。

1930年3月“左联”成立后，因为成员较为复杂，宗派活动和人事矛盾一直存在。对此，鲁迅十分不满，“左联”的活动他也就逐渐减少参加了。到了1933年，周扬、夏衍等“左联”权力人物，对鲁迅的意见越来越不尊重，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胡风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加入了“左联”。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便陪鲁迅前去看望他，并通知他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后来因茅盾辞去“左联”行政书记，胡风又接任了这一职务。在工作中，胡风和鲁迅接触频繁，关系日趋密切，自然而然就引起了周扬等人心中不满。

胡风与周扬的矛盾开始于1934年秋，起因是“左联”成员穆木天被捕释放后反向“左联”党团“告密”，说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周扬等人信以为真，特地去通知鲁迅：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鲁迅回答：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后又因韩侍桁在中山文化教育馆说胡风“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言下之意，说胡风拿国民党的法币和苏联的卢布，这一说，使他的处境很尴尬，愤而辞去了“左联”行政书记职务。这为胡风与周扬日后的矛盾埋下了隐患。

从此，他就开始了专以稿酬为生的作家生涯，先用笔名谷非，后用胡风。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风和周扬有过两次较大的论争：一次关于现实主义，另一次关于“两个口号”。

1935年5月，胡风就阿Q形象着重谈文学典型，写了《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参加《文学》的征文。事过半年后，周扬针对胡风的观点发表不同意见，也写了《现实主义试论》一文，发表在1936年1月号的《文学》上。以此为发端，双方展开一场笔战，论争激烈，最后以胡风的文章压轴。此后，胡风和周扬在文艺理论问题上，没再两军对垒，发生直接交锋。

后来，围绕“两个口号”之争，胡风与周扬又一次发生冲突。

1935年，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并在刊物上倡导国防文学创作。

随即出现了“国防诗歌”、“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等口号，逐渐形成了“国防文学”派。

1936年4月27日，参加了瓦窑堡会议的冯雪峰，由陕北到达上海，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向左翼文艺界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针对“国防文学”的口号，冯雪峰指出：“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征得鲁迅同意后，胡风受权执笔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发表在《文学丛报》第三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一来，周扬等人对这个口号反应强烈，立即组织力量围攻。胡风准备回击，后被冯雪峰压住了。倒是鲁迅抱着病躯，在逝世前两个月，以四天的时间写出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给了以周扬为首的“国防文学”派致命一击。在这篇名文中，鲁迅讥讽周扬等人为“四条汉子”，并特别表示他“对于周起应(周扬——引者注)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因鲁迅公开表态了，对胡风的攻击也就越来越少了。“两个口号”之争，后因鲁迅逝世，中共中央高层的干预，文艺界各方面代表人物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各方面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而告结束，但已形成的嫌恨与仇隙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为日后埋下了祸根。

随后，周扬从上海奔赴延安，在抗战烽火中百炼成钢，成了我党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在抗日根据地开始领导文艺运动。但胡风仍在上海从事创作，“七七”事变后，他辗转武汉、重庆等地，精心编辑《七月》杂志，奖掖新人，培养了一批诗人、作家。

20世纪40年代，又一个人物出场了，他就是舒芜。那时候，舒芜在重庆，胡风也在重庆。舒芜通过路翎认识了胡风。

舒芜原名方珪德，安徽桐城人。人们往往认为，他是我国清初桐城派古文大师方苞(方望溪先生)的后人，其实并不是，他和方苞是同里同姓不同宗。抗战爆发后，他被迫辍学，高中学业还未修完就出来教书，自学成才。他学步的一些哲学论文都是经胡风推荐给《文风》等杂志发表的。后经胡风建议，他开始转向现代文艺研究和杂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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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感觉翔安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树林。2003年10月19日，历史为这一片古老的土地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天，厦门市最年轻的行政区诞生了。翔风万里，新区翱翔，国泰民安，百姓安康，这个有着1720多年历史的厦门新区就叫翔安。

乘着海西建设的浩浩春风和凭借厦门发展的强劲态势，历经六年多的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如今翔安的“五大基地、一座新城”正在崛起、翔安隧道建成通车、产业发展和新城建设“双轮驱动”……新生的翔安如一片蒸蒸日上的新生林，处处呈现朝气蓬勃、生机盎然。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区域。从唐宋时期的古窑址到宋代起就兴盛不衰的香山文化，从南宋朱熹题写的古道关隘到今天依然焕发着百姓智慧的闽南民居，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蕴涵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每一个乡村街镇都积淀着深厚的闽南文化底蕴。这里的古陆道，纵横交错，有形成于唐时的小盈岭至凤南南山岭的官驿干线，有形成于宋代的沈井至刘五店的千年古道……还有建于唐时的倒桥、建于宋时的通济桥、建于明时的翁墓桥……这些云散于翔安各处的古道、古桥，都给我古老年轮的感受。

翔安古老的年轮，在我的心里永远地厚实丰赡、意蕴深沉！

我感到翔安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树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这片依山傍海、地形广袤、总面积351.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多少百年乃至千年的古树！古榕、古樟、古银杏……在这里举目可见。例如金柄村开基祖唐朝的黄肇纶手植的一株高达18.3米的古樟，就有1300年的树龄。星罗棋布、葳葳蕤蕤的古树，又为这一片方兴未艾的热土增添一道壮丽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景观。

古道热肠的翔安人是何等珍惜这些古树啊，视若家珍，甚至尊敬如神明，节日为之披红结彩，向之顶礼膜拜。他们知道家乡拥有多少古树，而且熟悉每一棵古树的年轮，要不，他们平时怎么能随口回答异乡客人的询问，报出每一棵古树的年纪呢。

翔安物质世界拥有很多古树，这片古老而又年轻、人文荟萃、五彩斑斓的土地，还曾经孕育出林希元、洪朝选、辜鸿铭、林巧稚、彭德清、蔡启瑞、林有声等优秀的翔安儿女。他们无疑是翔安人精神世界的另一片古树林。

诞生于翔安内厝镇许厝村的中国现代诗人鲁藜，是翔安知名历史人物中的一位。鲁藜是中国新诗界引人注目的“七月派”的重要诗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对他的诗传诵不已，至今还在吟读、品味着他的名句：“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泥土》)。而他艰难曲折。跌宕扑朔的人生历程，弥漫时代的风云、赤子的啼笑和情爱的得失，折射出翔安人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鲁藜也是一株傲然耸立，阴翳翔安一方热土的古树。当人们看到鲁藜故居后面的大榕树，就感觉到诗人的生命与树融为一体；他像树那样枝干遒劲、绿叶繁盛，并具有树的风骨、树的气节。鲁藜为这株大榕树充满激情地写了一首诗，其中四句诗可以说表达了他的心灵与情愫，不妨抄录如下：

啊，我的老榕树；我的父老

在我那漂泊、流亡、工作、战斗的异乡里

你常常被我的梦魂萦绕

你是那样虔诚的恭立着，就像伟大信仰的殉道者

不管鲁藜身在何处，故乡的大榕树始终是他的梦、他的魂，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为了追求革命的真理，鲁藜甚至愿意像大榕树那样做一名“伟大信仰的殉道者”。这就是树的不朽精神、鲁藜的不朽精神。  为这，我得感谢年过七旬的本土作家蔡鹤影先生。近年来，蔡鹤影先生以锲而不舍的求索精神，追寻着这位诗人乡亲的足印，多方收集、采访、调查、研究，呕心沥血完成的传记文学作品《在诗歌的十字架上》，翔实、详尽又生动地记录了诗人鲁藜不平凡的一生，如同描绘翔安土地上巍然屹立的一棵古树的年轮，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捧读这部著作，我不由为鲁藜一生许多曲折蜿蜒，感人泣下的真实故事而动容。我想，许多读者和我一样，渴想着读毕掩卷之后，镂骨铭心，终生难忘。

这些从翔安土地上涌现的人杰，永远是翔安人的骄傲，他们的形象是翔安历史的天空璀璨的明星，他们体现的人文精神是留给翔安后来人一笔宝贵的遗产。翔安人像对待古树一般，对待这些翔安历史上的精英人物，不仅知道拥有多少古树一般不朽的人物，而且像熟悉每一棵古树的年轮似的，追踪溯源，谙熟每一位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加以保护与弘扬。

为此，愿意更多的读者与我一起瞻望这一棵翔安的人文古树，透视诗人复杂而壮观的年轮，从而又一次体味我们翔安人也是闽南百姓奉为圭臬的一句话——“爱拼才会赢”。

想为诗人鲁藜作传由来已久了，因他是从翔安走出去而成为享誉中外诗坛的“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我忝为他的同乡，为之感到自豪。1955年，他因“胡风案”，遭受了灾难，一生坎坷，我曾为之扼腕。直到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1980年2月，他在《诗刊》发表《云之歌》，宣告重返诗坛，重新歌唱。。1981年3月19日，天津市委下发文件彻底为他平反，后任天津市文联、作协副主席，我为之庆幸。

鲁藜的一生，有三分之一强的黄金时间是被囚禁、下放、监管劳动，坎坷曲折，被尘封数十载，以至于在抗战时期，就在延河畔唱出：“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曾经闻名遐迩的“泥土”诗人，今天却被广大读者渐渐淡忘了，尤其是60后的读者，对他更不甚了解，感到非常陌生，我为之感到痛惜。

鲁藜是一位“伟大信仰的殉道者”，是“忧患的宠儿”，他艰辛而跌宕的人生历程，充分体现了我们翔安人的勇气与毅力，其不朽精神值得我们弘扬，为此，我有了为之作传的动向。

但真正动笔却是近两年的事，因先前应集美校友会理事长任镜波先生之聘，我为原集美学校校董、陈嘉庚先生的得力助手、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亲民教育家——陈村牧作传，当《陈村牧与集美学校》与《学村牧歌——陈村牧画传》先后杀青付梓，才得空来了却此夙愿。

翔安区教育与文化体育局纪清渊局长知道我要为诗人鲁藜作传，便热情地鼓励和大力支持，这增强了我写作此书的信心和勇气。

于是，我开始走近鲁藜，追寻这位诗人乡亲的足迹，寻觅有关他的资料。我遍访全市的书店、图书馆、旧书摊，都很难找到鲁藜的诗文集或有关研究鲁藜的专著。后来我二女儿从厦门大学图书馆借到一本《鲁藜研究文粹》，还是编著者赠送给市社科联原主席方友义先生，方先生再转赠厦大图书馆的。后来，得知同安宣传部还存有张学新、吕金山、王玉树主编的、200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鲁藜诗文集》四卷，我亲家吴进兴先生托人从同安宣传部拿来一套，才得以开始研读诗人的作品。没有这一套诗文集，此传记就难以动笔。在此，谨向同安区宣传部送书的先生和吴进兴先生致谢！

我多方收集、采访、调查、研究有关鲁藜的资料，渐渐置身于悠悠岁月氤氢浓厚氛围中，约略触摸到鲁藜厚重的历史。

鲁藜一生坎坷却矢志不渝，无怨无悔地执著追求崇高理想，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我为之动容，促使我不顾年过七旬、病弱之躯而为这位诗人乡亲作传，弘扬他不朽的精神！

在撰写的过程中，得到诸多文友的热情支持和鼓励。首先，我得知天津市鲁藜研究会会长、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玉树先生对鲁藜有所研究，冒昧去信求教，承蒙他来信鼓励和惠寄一些材料，在此致谢。

在此，要特别提出的是厦门大学中文系柯文溥先生，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作家研究造诣颇深，虽心仪已久，却无缘识荆。好在厦门大学中文系原主任郭启宗先生的引见，得与柯先生晤面，受到盛情接待。柯先生得知我要为鲁藜作传，便给予具体的指导，并毫不保留地把一些珍贵的资料和照片借给我参考，大大充实拙作的内容。同时，当拙作初稿完成时，他不顾自己多病缠身，并即将手术白内障，忍着病痛把二十多万字的传记初稿认认真真审阅，连文本中的注释也一字不漏地校阅，还提出宝贵的意见。若没有柯先生的敦促和支持，这部传记是不可能这么快付梓的。在此，致以衷心的谢意。柯先生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热情奖掖后学者的大家风范，堪为我辈之楷模。

我要感谢中学时代的老友、20世纪50年代初厦门市第一个中学生校际文学团体新苗文学社成员、本土作家王佳兆(黄蜂)先生，对拙作给予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鲁藜许多战友的回忆文章和前辈的学术论文。没有他们那些翔实史料、文情并茂的文章，我不可能走近诗人鲁藜，更无法为其立传。可以这样说，这部传记凝聚着鲁藜众多战友、亲属及前辈学者的心血。我不敢掠美，在此特地说明，恕不能一一列出。对此，表示万分感谢。

本书撰写出版时，得到诸多文友如林碰狮、王达(达之)、陈延杭、陈经华、卢建端、谢春池、蔡燕生、陈江滩、陈尚务等的热情支持，洪素好、黄美珠女士也做了大量工作。对此，深表感谢！

本书图片的拍摄，应感谢鲁藜家乡的许厝村委会提供方便，许牧童先生、郭垂财先生的支持，陈晓州先生不辞辛劳的摄制，还有朱清凉先生的插图，都使这部传记增色不少。对关心促成本书出版的许多前辈和友人，恕不一一列出芳名，也一并表示谢意！

中共厦门市翔安区委宣传部对本书的撰写和出版非常关心，积极支持，尤其是中共翔安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洪龙泉先生在百忙之中精心策划和具体指导，并拨冗为本书作序。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写书难，出书也不容易。本书能够很快付梓，是与中共翔安区委宣传部、厦门大学出版社的重视，翔安区文联秘书长许文跃先生、同安区新华书店经理陈德明先生的热心支持以及责任编辑甘丽锋女士的认真负责分不开的，谨向他们致以谢意。

书名《在诗歌的十字架上》取自著名诗人舒婷《一种演奏风格：舒婷自选诗集》中的诗句，特此说明，并致以谢忱。

由于自己才疏学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望多多批评与指正。

2010年2月28日元宵于鹭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