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女人才是幕后主角
历史往往是由女人推动向前的。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女人绝大多数的时候都处于从属、附庸的地位，甚至经常是被蔑视、凌辱的对象。正如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女权作家波伏娃在她最负盛名的作品《第二性》中所说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除了天生的生理性别，女性的所有‘女性’特征都是社会造成的。”
说女性是社会造成的，倒不如说是千百年来一直主宰社会的男性造成的。主宰社会的男性，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男人主宰了历史的进程，而女人的作用，除了为男人生儿育女，供男人淫逸玩乐外，还可以替男人来承担历史罪责。但女人们却在不经意间甚至是在极为被动的状态下改变了历史。
即以中国的历史来说，我们早已认定，夏朝因妹喜而败，殷商因妲己而亡，而西周正是毁在了一笑倾城的褒姒身上。但事实上，当妹喜、妲己和褒姒这三个漂亮女子以及她们所代表的女性群体被冠以“祸水”恶名的同时，我们不正是承认她们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吗？若非她们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又怎能导致夏桀、商纣和周幽王这些一国雄主做出一系列祸及国祚的决策呢？
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确实是男人们在历史舞台抛头露面出风头，但幕后的真正主角却非女人莫属。
颇能支撑这一观点的经典案例非春秋中期的“夏姬之乱”莫属。
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容貌绝美，因嫁给陈国的夏御叔为妻，而被称为夏姬。夏御叔早死，留下夏姬与儿子夏征舒。夏征舒成人之后承袭父职，担任陈国的司马。夏姬年轻守寡，其绝代容貌倾倒众人，引得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仪行父等人都不顾礼仪与她私通。夏征舒深以为耻，一怒射杀了陈灵公。孔宁等人逃奔楚国，请楚师讨伐夏征舒。
楚庄王派兵击败夏征舒，以“弑君”的罪名对他施以车裂之刑。楚庄王、楚国重臣公子婴齐倾慕夏姬的美色，均想据为己有，但却被大夫巫臣以“不祥”为由劝阻。夏姬随后被赏赐给连尹襄老为妻。巫臣不便再出言阻止，只好强自压抑对夏姬美色的向往。
襄老不久战死疆场，觊觎已久的巫臣终于等到了机会，借着出使齐国的机会，弃公务于不顾，与夏姬暗通款曲，私奔至晋国。
楚庄王大怒，灭了巫臣的全族。巫臣发誓报仇，派儿子巫狐庸去辅佐楚国的近邻吴国。吴国开化较晚，原本只知水战，不习陆战（车战），屡屡败于楚国之手，饱受欺凌。得了巫狐庸的帮助后，吴国的军事实力大增，成为楚国最难对付的敌人。巫狐庸也被任命为负责在晋吴之间联络往来的“行人”之职（意为“客卿”，后来吴王阖闾也沿用此例，任命伍子胥为“行人”，待之以客礼）。
吴楚之间多次交兵，楚国实力日衰，到最后终于演变至吴越两国的相继雄起。这一历史大格局的变化，归根到幕后，谁又能说夏姬不是冥冥中的推手呢？
到了春秋末期，楚吴越三国间的局势错综复杂，波诡云谲，而楚国的王太后孟赢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幕后主角。
孟赢的儿子楚昭王当政之时，楚国经历了一场国破人亡的空前大劫难。
给楚国带来这场空前大劫难的正是楚国的旧臣伍子胥。伍家累世为楚国重臣。伍氏先祖伍举，辅助楚庄王称霸诸侯。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也曾深得楚平王（楚昭王之父）信任，被委任为太子建的老师（太师），后来因受佞臣费无忌谗害，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太子建也因此被废，亡命天涯，最终惨死郑国。伍子胥历经千难万险，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间的重臣。伍子胥以无比的坚忍和决心，在吴国熬过了长达16年的艰苦岁月，终于在公元前506年，率领吴军攻入楚国郢都，烧毁楚国宗庙，并掘开楚平王的陵墓，鞭尸三百，酣畅淋漓地报了父兄之仇。
深究起来，背后的推手正是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的孟赢。
孟赢是秦哀公长妹，本是楚平王为太子建所迎娶之妻。但孟赢的绝世容貌却令楚平王见色起意。在佞臣费无忌的极具机心的谋划、撺弄下，楚平王不顾父子人伦之义，使诈将孟赢据为己有。孟赢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楚平王的夫人，并为楚平王生下了儿子珍（即是后来继位的楚昭王）。后来，得知真相的孟赢郁郁寡欢。楚平王为弥补内心歉意，终于废了太子建，改立珍为太子。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孟赢没有远胜楚国后官的绝代风华，楚平王还会不会对她动心呢？显然不会。如果孟赢得知真相后，随遇而安，并无幽怨，楚平王还会不会为了讨她欢心而更立太子呢？可能也不会。
那么，太子建在迎娶了孟赢后，就会如愿继位，而不是命丧异国；忠心辅佐太子建的伍奢也将得到重用而不是家破人亡；这世上也根本不会有楚昭王这号人物；伍子胥也根本用不着远走异国，也根本不可能有复仇之举……
所以说，尽管在楚国政坛的大变动中，不能否认小人费无忌在其中翻云覆雨起了很大作用，但如果孟赢的美色不足以让楚平王强烈动心，并甘心为她背弃人伦道义，疏离亲生骨肉，残杀忠贞之臣，费无忌再上蹿下跳，恐怕也不能完全得遂所愿。
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孟赢才是这一幕幕风云变幻背后的第一推力，尽管她并没有主动地参与其中。
梅加吉于1969年所做的一个心理实验，对女人之于历史进程的隐性支配力给出了有力的证明。P2-4
老调重弹说历史
以今人的身份再说历史，本身就是件老调重弹的事情。现今坊间有关历史的书又再热兴，其间鱼龙混杂，不乏精心编纂之作，也不乏粗制滥造之作。有些书言之凿凿地说自己绝非戏说，而是取材于史实，百分百地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令我疑惑的是，历史有可能百分百真实吗？
即以治史者最可依赖的正史而言，后世的专家学者也有不同意见。比如，史学大家吕思勉在谈到三国时代的官渡之战时，就几乎把《三国志》的说法全部推翻。他甚至说：“《三国志》上所说的兵谋，大都是靠不住的。”
为什么连史书都靠不住呢？
第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历代的统治者出于为自己粉饰美化的需要，不可避免地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史书的编撰施加影响，甚至明目张胆地加以篡改。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对历史稍有了解者均知晓一二，故而不再赘举实例。
第二个原因则是修史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及情感偏好的影响。人总是不能做到百分百客观的，修史者又焉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比如，史家鼻祖司马迁在修撰《史记》时，就将项羽列入本纪，且次序排在汉高祖刘邦之前。而本纪是专为帝王而设。项羽并未一统天下而称帝，严格--来说，是不能列入本纪的。这是因为司马迁彼时正对汉武帝刘彻心怀不满，却又无处宣泄，只好借此浇心中块垒。司马迁还把孔子列入专为诸侯所设的世家之中，而孔子又何尝身列诸侯？只不过是司马迁个人对其推行礼义十分景仰罢了。
又比如，司马光在主持编撰《资治通鉴》时也有其明显的个人倾向。他抑曹扬刘，一些有利于曹操，或不利于刘备的史料，就被删去。可见修史者的个人好恶对于史实的可信度也颇有影响。
其他诸如年月迁延、资料散失，也可能影响史书的真实性。
所以，我们处在千年之后，遥究先人往事，实在是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真实的。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
当然，这一个看法却不等于说，我们尽可在历史的真实性上放松要求，甚至是应需而取，随意诠释。
但尽管我们坚持认真负责的高标准严要求，也还是会在诠释历史上犯以上两个错误，从而不自觉地更加偏离历史真实。这普遍存在于在坊问诸多谈古说史的书中。
首先，是忽略了历史人物本身在历史进程及其生命历程中的发展变化，总是以一个标签式的定义来涵盖、推理其整个一生的言行举止。
比如，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论及孙权的心理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鲁肃投奔孙权后，为他分析天下形势时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将军应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伺机“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但孙权反应冷淡，说，我只能“尽力一方”，你讲的那些话“非所及也”。二十二年后，孙权称帝，又再提起这个话头说，当初鲁子敬就想到了今天，真可谓是“明于事势”了。
易先生由此评论道：“可见‘非所及也’是言不由衷，‘明于事势’才是心里话。”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二十二年前，孙权初立，曹操势大，能否保住父兄基业尚是未知之数。孙权何敢觊觎天下？所以，“非所及也”应该是心里话。而二十二年后，时移世易，孙权本人也在多年的斗争生涯中走向成熟，而天下的形势时机也已经发生变化，孙权也就有底气和雄心来称帝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早在二十二年前就想称帝了。
我们亦可再来看看曹操的心路演变过程。就算曹操真的是一个逆篡之人，他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逆篡之心的。我在《心理曹操》（“心理三国三部曲”之三）中专门分析过这一段。曹操最初的梦想不过是死的时候能够在墓碑上刻着“汉故征西大将军曹侯之墓”。他何尝想过有一天风云际会，他能够官至大汉丞相，成为汉朝的实际掌控者，并最终在儿子曹丕手中实现代汉而立呢？
其次，是忽略了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大背景，而全部以今日之道德标准、社会规范来加以理解。殊不知，即便某一概念在年月流转后依然存在，但其内涵却早已随着时代的推演而流变。这样的理解，只能是误解。
比如，《说春秋》一书中说到伍子胥逃亡途中幸得一位渔丈人相救。伍子胥提醒他不要泄露自己的行藏，渔丈人立即覆舟自杀，以杜子胥之疑。作者以为这绝不可信。故而在其笔下，渔丈人不过是假装自杀，待伍子胥走后，又再现身。作者还评论道：“……于情于理，老渔夫都没有为一个陌生人自杀的理由。从技术角度来说，一个老渔夫投水自尽恐怕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所以，老渔夫只是担心伍子胥杀人灭口，因此做了一个自杀现场保护自己而已。”这样的观点实在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春秋时代的大背景以及这个大背景下的人们的社会认知束缚（或局限）所导致的。
我们暂且先不就此展开详细论述，而是转而看一下新渡户稻造所著的《武士道》这本书。《武士道》里写道：“武士重诺，这诺并不写在纸上，而是口头承诺。倘若写了契约来保证诺的实行，那么不啻对武士身份的侮辱。”实际上，日本武士道的这种精神，不过是我们的春秋遗风罢了。伍子胥之所以要嘱托渔丈人，多少是对他有些不放心。而渔丈人觉察到了这微妙的怀疑，觉得不被信任真是一种巨大的侮辱。与这种侮辱相比，性命又值得什么呢？所以，渔丈，人要自杀以明自己之高洁，亦以坚子胥之信任。这才是符合时代背景的历史真相。至于渔丈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正好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死观。这也正是“心理吴越”全书所要重点铺叙分析的，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总之，上述文字可要之如下：
1．立足今天，回望历史，我们不能苛求历史是百分百真实的。
2．诠释历史，必须考虑到历史人物本身的成长演变过程。
3．诠释历史，必须考虑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社会的主流准则。
以上三点，和历史本身一样，其实也早已是众人耳熟能详的“老调”了。之所以我要在这里“重弹”一下，就是因为，尽管此乃“老调”，但后来的说史者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忘乎所以，连名家巨子也难以幸免（例子前已详述）。为了避免自己也重蹈覆辙，特在此一一列明，以作为我写作这套“心理吴越三部曲”（《鞭楚》、《辱越》、《吞吴》）时的警示。
后两点将作为全书正文的基本标尺。而第一点，在这里要再多哕唆几句。
既然是以心理学为工具来说史，大家的第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此前说过的历史是不是足够真实（因为确实是不可能百分百真实的）？
我所依据的主要蓝本是明冯梦龙编辑，余图、常功校点的《新列国志》（此书后由清乾隆年间南京文人蔡元放略加润色，订正某些错误，并添加大量评语后，易名《东周列国志》刊行于世）。
《新列国志》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史。以这样的一个底本来进行心理说史，是否可靠？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冯梦龙的《新列国志》是在明余邵鱼《春秋列国志传》的基础上重订和改编的。余邵鱼原著在篇章架构、叙事详略先后、人名地名等方面颇多疏漏。而冯梦龙以《左传》、 《国语》、《史记》为主，旁参《孔子家语》、《公羊传》、《谷梁传》、晋史《乘》、楚史《祷杌》、《管子》、《晏子》、《韩非子》、《孙武子》、《燕丹子》、《越绝书》、《吴越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刘向《说苑》等经、史、子、集著作（这其中很多部都是唯正史论者言必称的正史）。对原书进行了重大修整，并对旧时地名、名物制度等，依《一统志》一一查明。可见冯梦龙的创作态度（或者说是治学态度）是严谨的，从而，《新列国志》是基本符合史实的，也是可以用作心理说史的基础蓝本的。当然，在以冯梦龙的作品为叙述脉络的同时，我也参考了他所参考过的主要书目，并佐以吕思勉的《中国通史》、《秦汉史》，钱穆的《国史大纲》、《秦汉史》以及柏杨的《中国历史年表》等著述，以力求准确。少数莫衷一是的地方，则依符合基本心理规律为标准予以取舍。
行文至此，应该告一段落了。但又想起另一个和历史似乎相关的话题，即《新列国志》和《三国演义》一样，是应该列入演义范畴的。这样的历史演义还有很多部。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出现如此之多以戏曲、评书、小说等面目出现的历史演义呢？
事实上，演义正是老百姓所写的史书。
因为，正史的话语权始终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民间的草根一族并不能在正史上参与自己的意见。但他们同样会将自己的道德偏好、价值判断投注于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上，这就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历史演义。而忠奸善恶、抑扬褒贬，正好反映了老百姓的心理认知与抉择。我们的这一部心理说史，以基本符合史实的演义为蓝本，正可以说是共百姓欢与悲，为百姓鼓与呼，又何必去苦苦追寻遥不可及的“百分百真实”呢？
在陈禹安所著的《辱越(心理三部曲2)》这本书中，作者依旧延续其心理说史的独特风格，以社会心理学为主要工具，对春秋时期各色主要人物进行心理剖析，为我们再现了吴越争霸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期幸运无虞使楚昭王形成了泛化预期，直到国家沦陷，他才明白国君的真正意义；申包胥通过超级闭门羹技巧，用七天七夜的号哭攻势赢得了秦哀公的敬重与支援；文种因信念固着认定范蠡是一位奇人，不惜折节下交，两人终成莫逆；夫差凭借相似性法则赢得伍子胥的好感，并经由他的强力推荐成了已故太子波的的继位人；创伤后成长令勾践坦然接受了在吴国的奴仆生活，并最终通过为夫差尝粪获得了回国的船票。楚昭王、伍子胥、申包胥、阖闾、孔子、夫差、勾践、文种、范蠡……《辱越(心理三部曲2)》中诸色人等在独特的文化情境中本色“出演”，他们用生命经历的心灵抉择与命运煎熬，值得我们感同身受，更值得我们引以为镜。
陈禹安所著的《辱越(心理三部曲2)》讲述一个执意将报仇进行到底的偏执狂，一个只顾自己活命失国又复国的晚熟君王；一个不被老爸看好的备胎太子，一个切身体会到“成功是失败之母”的新君；一个偶像崩塌后堕入抑郁深渊的青春少女，一个倾尽所有全心付出偏又求而不得的痴情男人；一个为国为君不计个人得失全无私心杂念的真正君子，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苦无施展平台的圣人；一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疯狂猎杀，一段仓皇逃亡途中盛开的美丽爱情……更多精彩，尽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