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羡慕舞台上那些众星捧月般的表演艺术家，可是，你可知道他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辛劳？下面，就让我们翻开由蔡其康、蒋志良编著的这本《说今唱新上海风：黄永生》，来看看我国一级演员黄永生先生的艺术人生。

黄永生，浙江宁波人。一级演员，袁一灵的嫡传弟子。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曾任上海电视台艺术团曲艺队队长、上海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曲协上海说唱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永生上海说唱艺校校长、上海黄永生演出团团长五十年代参加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业余曲艺活动，经常演出“说唱”。《说今唱新上海风：黄永生》一书为我们讲述的就是他的艺术人生。

《说今唱新上海风：黄永生》由蔡其康、蒋志良编著。

艺术访谈

 为“说唱”开一片新天地

艺术传评

 第一章 国难家仇年少时

 第二章 学滑稽无钱拜师

 第三章 兵工厂岁月

 第四章 当上文艺兵

 第五章 从海岛到怀仁堂

 第六章 “文革”拗断三巧板

 第七章 演艺生涯第二春

 第八章 拜师袁一灵

 第九章 永生难忘的五月

 第十章 师长和搭档

 第十一章 传授和总结

 第十二章 上海说唱大家唱

附录

 从艺大事记

 后记

10点，“程刘俞”固定节目准时结束，黄永生大胆地走到程老师面前，提出要求拜师的事。程老师亲切地按按他的肩背，说这拜师的事，你去和管事具体商量，还要挑一个吉祥的日子。

拜师的学生要出钱办几桌拜师宴，他曾和母亲说过这件事。只要程笑飞能收下强根成为飞字辈的学生，母亲勒紧裤带也要想办法挤出这几桌拜师宴的钱。母子俩合计，办上两桌宴席也就可以了，最多办三桌。钱还差一些，就问他舅舅去借几十块凑一凑。

这天，演完日场，黄永生帮着整理好道具、服装，就跟管事商量拜师的事。管事认为，光是剧团就有30多个人，“程刘俞”还要邀请些场面上的人，四桌还不一定能挤得下。

黄永生说：“鸿运楼一桌酒桌价佃(价钱)很贵，我母亲在香烟厂上班工资不多的，她说最多办三桌酒席。”

“这多一桌少一桌的事也可以商量的。”管事说，“那拜师的礼金，你家里是要准备好的。”

“还要礼金啊？”

“这是行规。”

“那要准备多少？”

“20担大米的价佃。”

黄永生一听，傻呆了！当时的老百姓家中能有一小半担大米已经不错了。

母亲听说要20担大米拜师礼金，一下子被压瘫了。

在香烟厂包锡纸虽然每个月工资只有38元，但加上夜班费、加班费和其他津贴，每月也有50元收人，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每月能存进银行20元。家里存的钱只够办三桌拜师酒席，但20担大米的拜师礼金，即便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的。

母亲见强根愁眉苦脸，安慰他：“程笑飞当初把你收下来，想来还是看中你的；小刘春山还和你很讲得拢，让你唱堂会、唱电台；俞祥明还送给你两件衬衫，虽说是旧的，我替你改一改，你穿着也很好。剧团三个大演员对你都不错，想来也不会计较礼金的。”

黄永生仍很沮丧：“管事说的，送拜师礼金，这是行规，人家唱京戏的名角收徒弟，徒弟还要送金条呢。”

母亲继续安慰他：“金条送来送去，那是解放前的事，共产党提倡艰苦奋斗。要不，你亲自去跟程老师说说，能不能少收些礼金，五六担大米的钱，行不行？”  黄永生说：“程老师整天忙，跟班两个多月了，说过几次话都数得清，什么事都是剧团管事跟我们学员说的。”

母亲说：“那你去跟管事好好说说，再送两条香烟给管事。这白壳子香烟是烟厂作为福利，很便宜，买给工人的，味道还比外边买的正宗。”

“那五六担米的钱，咱们家也拿不出这么多的。”

“假使你去说定了，到时候我就跟你舅舅、爷叔他们去借一些，凑拢来我看也差不多了。这是眼面前的急事，想来他们肯借的，打借条，以后再陆续还。要是你以后出道了，不要忘记他们。”

黄永生对学艺的事内心一片茫然，出道以后的事根本没去想，只想过拜师这一关，日后能唱唱电台、堂会，在台上跑个龙套就不错了。18岁的他根本想不到，几十年后他会成为新时期海派说唱“上海1号”。

翌日，管事见到了两条白壳子香烟，懂的，说：“这只有香烟厂内部有买的，谢谢侬姆妈。”他答应黄永生，拜师礼金的事剧团里再商量商量。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程老师每天忙忙碌碌，也没顾得上给学员讲课。不过，那个拜过师的学员唱电台、唱堂会的机会比没拜师的学员明显地多了。

在一次唱堂会上，原来安排小刘春山和俞祥明双档演《开无线电》。这天，俞祥明感冒咳嗽得很厉害，小刘春山就和学员们搭档演唱《开无线电》。黄永生唱了京剧、沪剧、越剧，淮剧和宁波滩簧等，唱得还很有味道，反响不错，唱完时还有人鼓掌。

堂会结束后，东家在一旁的方桌上招待艺人们。程笑飞、小刘春山唱完后要赶夜场，先走了。老师不在，大家动筷子就很随意。席间，管事赞扬黄永生方才演唱得有点苗头，又悄悄地跟他说，剧团里商量过了，说你说唱的基础还不错，有培养前途，同意拜师礼减少些，只要拿出15担大米的礼金就可以了。

黄永生眉头打结，心里在默算，这15担大米的钱穷人家还是没法承受，借也借不到的，穷人只有穷亲戚。

黄永生恳求：“能不能再减少一些。”

管事说：“这已经是最少了。”

“能不能减到七八担大米的钱？”

“这不可能的。”

拜师礼金没谈妥，黄永生还是跟班打杂、学习。4个学员中2个已举办过拜师宴，他们进播音室和唱堂会的机会多了。“程刘俞”和杨华生的大公滑稽剧团联袂献演的((活菩萨》排练得差不多了，布景、服装也准备就绪。小刘春山的形象好，是西装架子，他一个人在剧中就要换3套西装。《活菩萨》演出地点在天宫剧场，这剧场在新世界商场南面，是市中心的中心，黄金地段，方圆两三百米内游乐场、影剧院和市场有30多家，入夜霓虹闪烁，凸现了上海滩不夜城的繁华景象。两个剧团的人都为这个大有票房潜力的新剧和演出场地而喜笑颜开。黄永生心里琢磨，往日里小刘春山对他不错，说他说唱基础很好，会有出息的。于是有一次唱完电台出来，黄永生就上前叫了一声“刘老师”，直说了拜师要送拜师礼金的实际困难。

小刘老师也很同情他：“就凭你妈妈在香烟厂这点工资，要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礼金是有困难的。拖几天也不要紧的，你们向亲戚朋友借一些，有朝一日你出道了，唱红了，再把钱还给人家。”

黄永生再没做声。他知道，舅舅、叔叔在厂里上班，每月也只有几十块钱的薪水，他们都是多子女家庭，粥少僧多，这么多张口吃用开销下来，也剩不了多少钱的。他10岁失去父亲，自小就很懂事，8年来母子相依为命，不想再让母亲为他操心了。

《活菩萨》的海报印出来了，黄永生也和大家一起出外张贴。海报上，程笑飞的名字放在首位。除了“程刘俞”还有“杨张笑沈”(杨华生、张樵侬、笑嘻嘻、沈一乐)，这七大滑稽名角联袂演出，堪称未演先热。这天是周末，在9点至10点这档电台节目中，订《活菩萨》的电话特别多，4门电话响个不得。有一个电话询问程笑飞是否还招收学员，黄永生便请管事接听。

管事接过电话，没等对方说完，便明确地表示：“飞字辈”招收学员已经结束了，只收了3名学员。对方还要说话，管事的话语有些不耐烦：“程笑飞最近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再招学员的。”就挂断了。

黄永生在一旁听着，感觉“飞字辈”已经在他心中“飞”掉了，没指望了。在节目插播广告时，小刘春山走出播音室，黄永生紧随其后，低声说：“方才听管事师傅接听电话时说，招收‘飞字辈’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只招了3名学员，那我……”

小刘老师说：“是的，程笑飞也忙，顾不上了。我直率地劝告你，你就另找门路吧。我对你的印象还不错的。你拖了这么长时间，错过了这个机会。”

另找门路，上哪儿去找门路啊。黄永生也就大胆地直说：“刘老师，我没当学员前就一直很崇拜你的，你是我的偶像，既然‘飞字辈’不再招人了，那刘老师你就收我当徒弟吧。”

小刘老师忙摆手，连说三个“不”：“这勿来山(不行)的，你原来是报名参加‘飞字辈’的，程笑飞不收你，我再收下你，就像我在和程笑飞较劲似的，会弄得大家不开心。好在现在还没正式回头你，你暂且找不到门路，再跟班学几天，多学点东西，将来总归有好处的。”

黄永生听了小刘老师的话，还是每天早晨步行半小时，9点以前赶到久久电台，帮着接听订票和点唱电话、打杂。“程刘俞”在播唱间里说唱，他总是用心听着、学着。

《活菩萨》开演的那天，剧组人人笑容满面。做完电台节目，忙得团团转的程老师走出播音室，叫住了黄永生：“小黄，你家庭情况不好，拜师的事就算了，再说我也顾不上这些事。你年轻轻的，又很聪明，想另外找个工作也不难，明天起你就不要再来了。”三言两语，算是把黄永生打发了。

黄永生强忍内心的痛苦，还是礼貌地向在场的人一一告别。

因付不起拜师礼金，黄永生结束了这一段让他毕生难忘的经历。这几个月里，他不能说没有收获，也学习到了不少说唱段子，为以后提高说唱艺术打下了厚实基础。

回家以后，他把被辞退的遭遇告诉了母亲。母亲一声长叹，安慰儿子说：“强根，咱不去也好，开口饭是不好吃的，唱戏的里边杂七杂八的事很多，像你这样的条件，又有些文化(解放初期，小学毕业的也算上有些文化了)，不愁找不到工作的。”

18岁的黄永生迈人了新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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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联主办的《上海谈艺录》丛书项目，邀请我们撰写上海说唱大师黄永生的艺术传记。我俩都在上海土生土长，对“上海说唱”这门上海特有的戏曲艺术，有着亲切的乡土之情，并与之有着一定的个人渊源。

蔡其康曾创作出版过第一部反映沪剧演员情感生活的长篇小说《申江夜曲》，黄永生博采众长，对沪剧也情有独钟，相互间有着许多共同语言。

蒋志良曾是黄永生的爱徒，视师长为偶像。后来因公派去伊拉克工作多年，才中断了上海说唱之路。师徒俩青年时代又都是上海业余乒乓球队高手。回国后，他和老师经常来往，相濡以沫。师徒间可以掏心掏肺地进行交谈沟通。

这些条件使我们的采访和写作如鱼得水，为我们写出一个活生生的黄永生打下了基础。

黄永生老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曲艺界已享有盛名。而他的大红大紫则自1976年演唱了《古彩戏法》、《狗头军师》等系列曲目，用尖锐、讽刺的说唱风格揭露“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及时地反映了民心、民声。此后，他的创作进入了丰产期，从而为上海说唱这一戏曲样式的定型奠定了基础。进入花甲之年，他还着手办起艺校，先后接收了300多名学生，并坚持举办“黄永生曲艺大家唱”的社会公益活动，为说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才艺的平台。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上海说唱后继有人，发扬光大。至今，他年逾古稀，仍在为上海说唱事业辛勤忙碌、奔波，可敬可赞。

现年78岁的黄永生，反应敏捷，思路清晰。在采访过程中，他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记忆清晰，叙述得很详尽，对个人经历也直言不讳。“言”如其人，展示了他直率、开朗、豁达的个性和对说唱艺术不折不饶的执著追求。黄永生近60年的演艺生涯，值得书写的内容很多很多。尽管我们在写作中一再充实内容，可能还会有疏漏不足之处。为此，我们常怀惴惴不安之心。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分工合作，互相修改、润色，并在叙述语言上力求格调统一。上海说唱属于大众文艺，是属于上海老百姓的曲种，因此，我们在行文中尽量去书卷气，不做过多的词藻修饰，而采用朴实、平和的叙述风格，使之更贴近人物和历史的真实。在这个大提前下，我们也力求语言流畅、生动和适度的风趣幽默，增加书稿的可读性。原本，上海说唱就是寓教于乐，总是更多地带给观众健康诙谐的笑。  今年8月，恰逢“黄永生曲艺大家唱”500期之禧，我们祝愿黄永生老师夕阳生活晚霞红满天，希望上海说唱发扬光大，百年繁荣、千年昌盛！

蔡其康蒋志良

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