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湘江后的愤怨
通道会议，是中央机关和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作者注）以来，中央领导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博古到苏区后，全面贯彻他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洋顾问李德到苏区后，被博古奉为太上皇，更一手执掌军事作战的大权。他们不仅批判打击毛泽东，对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也不信任了。
不了解实际情况却发号施令，光凭地图在办公室内指挥作战，置同志和下属意见于不顾，自以为是，专横跋扈，必然要在实际工作中碰得头破血流。
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守。广昌是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红都岌岌可危。
第五次反“围剿”连连失利，博古和李德仍不听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正确意见，反而推卸责任，李德胡乱指责前线指挥员，撤职刘伯承，枪毙萧劲光（在毛泽东挽救下才免了一死）。
在局面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博古决定离开中央苏区，向西转移，到湖南与二、六军团会合。为此，博古成立了由他和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决定一切行动。
由于博古采取“大搬家”式的转移，军事行动缓慢，遭到国民党军队重重阻拦，十分被动。尤其是在冲破敌人在湘江一线设的第三道防线时，我军损失惨重。离开苏区时有8万多人，两个多月后，特别是湘江之战后锐减到3万多人！
这是我军有史以来最大的败仗！
很多指战员愤怨至极：红军为什么失败？战士们在想：过去为什么能打胜仗？继续这样指挥能行吗？红军何去何从？
面对败局，连博古都感到没有出路，甚至想自杀，幸亏聂荣臻劝阻未采取如此下策。
毛泽东可能比别人想的更多。
大转移的路上，他经常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宿营和讨论党的路线、方针和红军行动问题。入湘后他多次指出博古和李德从五次反“围剿”和大转移以来，军事指挥的错误。王稼祥最先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召开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接受了毛泽东的看法。本来在第五次反“围剿”后他与博古、李德就有了分歧，与毛泽东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多共识。现在局面越来越糟，他在政治局内首先开始与博古、李德斗争。
毛泽东接着做周恩来和朱德的工作，又取得了他们的支持。
湘江之战惨败后，基层指战员意见很大，愤怨日增，上下都为红军命运担心。毛泽东向中央正式提出讨论失败原因问题。毛泽东公开“挑战”了。
这时敌情也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已觉察到红军将由湘黔边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马上改变其军事部署，重新集结20万大军，设置四道防线，布置成口袋阵地，等待中央红军钻入，以全歼之。
在这种情况下，如不改变原来作战计划，仍按博古、李德原计划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无疑自取灭亡。因为只剩下3万多人的红军主力已经不能与敌人死打硬拼了。
中央最高三人团，博古管政治，李德管军事，周恩来管抓落实的。现在博古和李德在失败面前颇有些束手无策了，周恩来的地位和作用在上升。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对部队进行了整顿。12月4日，他和朱德、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这样，既减轻了各兵团的负担，又增加了战斗力。 周恩来到苏区前就了解熟悉毛泽东，并支持过他的工作和复职。到苏区两年多的时间里，与毛泽东并肩战斗，对毛泽东更加了解，也更赞成和同情他，但有些问题他做不了主。
现在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他认为是对的、适时的，他从内心明白博古和李德领导不行，希望毛泽东参加领导。所以他不仅认真倾听了毛泽东的意见，而且尽量采纳他的主张。
当时在中央最高领导层，除博古、李德，就属周恩来地位高，有发言权。周恩来的态度很关键。周恩来能从最高三人团转入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这个长征路上的“新三人团”中，使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
从通道到县溪
通道是湖南和贵州交界处的湖南的一个小县。
红军过湘江后，西行翻过老山界等山岭，便到了通道县。而后可以北上进入湘西。
如果不是红军长征路过这里，特别是在这里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它绝不会出现在中共党史书籍和领袖著作中。如果我不是研究党史、研究会址、研究毛泽东，我也绝不会到通道县的。因为它太偏僻了。
我去通道县大体上是沿着长征路走的，不过我主要是乘车，只有在无车时才走路。与红军战士完全步行是有区别的。走了一些捷径，少吃不少苦。
我先到了兴安，从这里去界首看了血战湘江的地段。重点考察了当年彭德怀的指挥部。这一建筑原来叫三官堂，现改为红军堂。回兴安又参观了县里修建的红军血战湘江纪念园，拜访了县委党史办主任陈忠生和烈士陵负责人蒋小平，他们还给了我一些相关材料。我搞清了湘江血战和通道会议前的一些情况。
但是我忽略了一个问题：以为通道会议会址就在通道县城或县城边。其实我错了，又犯了一次错误。
我到了通道县城一问才知会址在县溪镇——历史上的通道县城，二者相距几十里。因到通道县城比较晚了，只好住下。
从通道县城到县溪虽不太远，因为多是山路，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不过山里的风景很好，与大城市的风光大不一样。
进入县溪后，又是一派山里乡村风情。
从汽车站到镇郊恭城书院没有公交车，沿着主街道要走一段路，过铁道即可见到一所小学。现在书院和小学在一个大院，由学校代管。
在前往书院途中，遇到了一家出殡的。好家伙，太隆重了！锣鼓震天，鞭炮雷鸣，依大礼数人抬棺，队伍几乎占了半条街。我只好在道一侧边看边往前挤着走。来到学校大门口，我见门牌是这样写的：
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中心小学
P119-122
把研究中共重要会议会址作为重要课题，是我退休之前就确定的事。
2008年春节后，我开始实施为期3年至5年的中共重要会议会址和毛泽东足迹的考察活动。
2010年4月初，我与中共党史出版社编辑姚建萍同志相识。在谈选题时，我提出准备写一本《中共重要会议会址考察记》，作为献给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的礼物。我具体地谈了本书的指导思想、体例、风格、篇幅等问题，她很感兴趣，当即同意我的想法，同时也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离京后，我继续按计划进行考察工作。我一边考察一边编写写作计划。到7月初，我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并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
我依照合同规定时间，制定了一个倒计时的工作时间表，规定自己每天的工作量，并做到“雷打不动”和“绝对遵守”。同时与姚编辑保持热线联系，使她掌握选题运作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有需商量的问题或些许变动我都向她汇报，一是请她知情，二是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
我以花甲之年和“老朽”之躯，与夏日炎热的袭扰相对抗，每天爬几千字的格子。
在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特别是在夫人陈玉芳女士的全方位参与下，我终于把这部书稿写了出来。
坦率说，我是喜欢这个选题的，我以为它有教育意义——我自己在考察和写作过程中就受到很大教育和启迪；我也为之付出巨大的劳动和代价——我自费到全国进行考察，包括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更包括现在依然交通不便、生活困难，甚至环境不佳的“穷乡僻壤”，更不用说“挥汗疾书”了。
当然，自己喜欢，未必别人就喜欢。但，我还是希望读者能喜欢这本书。因为亲自考察后叙述和体验，总比一些不切实际的抽象说教、冒牌史学家的随心演绎、“宝贝作家”的骗人作秀，实在、实用和可信一些。这是我的大实话。
在考察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相关部门和同行朋友的热情接待和大力帮助；得到了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姚建萍等同志的信任和支持。可以说没有这些部门和朋友的帮助与支持，本书是不会这样顺利出版的。将来我准备专门写一本介绍他们功德和友善的书。
今日借此机会，先向这些部门和同仁、朋友深鞠一躬，表示深忱的谢意。
2010年11月我将书稿交给出版社，2012年6月返给我进行校定。我对书稿中个别几处进行了补充修改。其中有这一年多时间里新的考察所得，也有纠正自己的个别错字。
本书写作中参考和引用了一批重要的研究著作，对这些著作的作者和出版单位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杨庆旺于冰城毛学馆
2010年10月25日定稿
2012年6月25日校定稿
只有触摸历史的肌理，才能写出时代的华章。
1999年，我在撰写《毛泽东指点江山》这部著作时，深刻地体会到：要想真正地了解和理解毛泽东，绝不能仅仅停留在二手三手资料的研究和分析上，一定要置身于毛泽东当年生活工作的地方进行深入地考察和体验，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他的英明伟大或偏颇失误。
在进行党史研究和党史文学创作中，我也有这种感觉：只有联系实际，亲临其境，到党史上重大事件的发生地走一走，看一看，搞清当时的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地理乃至生活细节等的情况，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
由此我产生“追寻毛泽东足迹”和考察党史事件的想法。过去囿于承担的社会工作使我无法脱身而难以实现这一愿望。后来我看到不少党史工作者和作家与我有相同的认识，甚至走在了我的前面。如不少人重走长征路（主要是党史工作者和作家），而著名的党史专家石仲泉则明确提出“走党史”的观点，并身体力行，颇有体会。这一举动更坚定了我原来的想法，使我增加了付诸行动的紧迫感。
在退休之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2008年春节后，开始了我为期三至五年的“追寻毛泽东足迹”和考察党史的“大工程”。我之所以带着这两个重大问题是因为二者不能分开。
四年中，我基本上沿着毛泽东的足迹走了一遍，有些地方，如韶山、长沙、赣南、闽西、陕北、广州、杭州、上海、武汉、北京等去过多次。同时我以中央机关驻地变动迁移和重大事件为线索也基本上走了一个“全过程”。我不敢说做到了“穷尽”，更不敢说研究“透彻”，但我敢说自己获得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还发现了一些书本上的错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产生了一个大“飞跃”，对很多情况和问题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考察的收获是多方面的，我将逐一地整理出来。
在毛泽东研究和写作方面，我已经完成《毛泽东旧居考察记》（第一部分）一书；在党史研究和写作方面，第一本书就是《中共重要会议会址考察记》。
中央机关召开的会议在党的工作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党的重要会议在党的历史和工作中更具有指导性、方向性、全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具体说，党的重要会议的决议，包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一定时期内对全党工作的指导。因此，全党都很重视党的会议。从党史研究和宣传教育的角度看，研究和宣传党的重要会议也成为这方面工作的首要内容。从已经出版的著作和电视电影以及报刊文章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但我认为以往这些研究、宣传中央重要会议的作品，包括文章、图书、电视等，尚缺少会址的实际考察研究，更缺少系统的考察研究，以及普及性的宣传教育。本人斗胆，就想弥补这一缺憾。
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就党史研究而言，既可检验书本或理性知识正确与否，如会址的社会地理环境等；还可以得到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尤其是会址演变的情况。从党史知识的普及看，将历史再“回放”到当时发生的环境，再向人民群众讲解这段历史，更形象、更真实，教育效果也会更好。从作家创作角度看，可以帮助作家避免违背基本历史史实和脱离实际的错误。总之，这样的研究成果含金量会更高，这样的教育效果会更好，这样的作品也更真实、更受欢迎。
不少专家、作家已经这样做了，他们的作品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将以他们为榜样，朝这个方向努力工作。
本书在写作上，我还想说明以下几点：
一是本书介绍的会址，在选择上遵循三条原则：首先，应属于中共重要的会议。除党的代表大会还包括党的全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重要会议；党的工作会议；也包括虽然不是中央的而是某个方面的重要会议，如古田会议等。因篇幅有限不可能全部介绍，只选择一部分有代表性，包括个别做出错误决定的会议。其次，必须尚有会址可考察、可参观。有些会议很重要但会址已不存在，如西湖会议，无法寻找到有形的会址。再次，必须是我亲自考察过的，而且我将真实地告诉读者考察的过程和感触。
二是要写成思想性、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具的读物。写作风格上，要在坚持实事求是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注意故事性、可读性，以及写作技巧、语言风格。
三是突出文图并茂的特点。尽可能多地配置我自己近年拍摄的与会议有关的照片。也有少量的历史照片，我将予以注明，避免新旧混同，造成混乱。
四是注意系统性。考察的过程，我从考察工作的方便出发。在研究问题和写作上以历史事件发生先后为序，而且尽可能考虑到前后会议的联系。这样可以有利于思考问题。
最后，我要特别说明：本书所写的这些会址，只有六大会址由于种种原因我未“入室登堂”亲临考察，其余都是亲临会址现场考察后写出来的。这是笔者所刻意追求的。
本书不仅专门介绍了会址的自然属性和功能，而且还特别介绍会址的社会属性和功能，包括会议背景、起因，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会址考察的角度，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和极其丰富的经验与教训。这些恰恰是我们当前和今后学习、研究的重要内容。
2012年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年，此时，重温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前往先辈进行重大问题决策的地方看看、想想，对于提高个人思想觉悟，加强党的建设，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意义的。
杨庆旺于冰城毛学馆
《中共重要会议会址考察记》作者杨庆旺历时5年自费考察革命旧址和毛泽东的足迹行程15万华里深入到26个省、市、自治区考察革命旧址1500多处采访知情者1200余人受赠、收集有关资料9500多万字拍资料照片15000余张……
《中共重要会议会址考察记》不仅专门介绍了会址的自然属性和功能，而且还特别介绍会址的社会属性和功能，包括会议背景、起因，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会址考察的角度，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和极其丰富的经验与教训。这些恰恰是我们当前和今后学习、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央机关召开的会议在党的工作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党的重要会议在党的历史和工作中更具有指导性、方向性、全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具体说，党的重要会议的决议，包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一定时期内对全党工作的指导。
杨庆旺编著的《中共重要会议会址考察记》亲寻亲访，考察党的重要会议召开地的历史与现状，形象真实再现党的重要会议的历史场景，深刻挖掘党的重要会议的诸多历史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