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号召备战
纽约
1941年12月
自1938年希特勒联合奥地利之后，形势大变。那年年底，捷克斯洛伐克投降。1939年8月24日，德国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周后的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1940年5月，纳粹的blitzkrieg（闪电战）转向西线，击溃英法同盟军，攻占了比利时和荷兰。到6月，德国占领巴黎，截住了惊慌失措正在撤离的法国人。7月，不列颠之战开始。接下来到了9月，就是长达五十四天对伦敦的一连串轰炸，史称“Blitz”。至1941年5月底，轰炸已导致成千上万英国平民丧生，破坏或摧毁的建筑物超过一百万座。6月22日，希特勒在确信西欧已经臣服之后，转而对付斯大林。到9月9日，德国大军已席卷苏联西部，直扑圣彼得堡。历史上持续了近九百天的列宁格勒保卫战此刻已然打响。
至少对于官方尚表示中立的美国人来说，这一结果逐渐加重了紧张气氛，让人们心里的弦慢慢绷紧，并在三年时间里积聚了足够大的压力。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博物馆界一样，美国博物馆界也动作频繁。大部分活动都集中在制订保护计划上，从安排疏散方案到建造可控温的地下室，内容不一而足。当纳粹占领巴黎后，托利多艺术博物馆主管写信给大卫·芬利——华盛顿特区当时尚未开放的国家艺术馆的主管——鼓励创设全国计划，并称：“我知道（遭受入侵的可能性）目前尚小，但在法国这一可能性也曾不大。”英国耗时近一年才将位于威尔士曼诺德一处大矿场改造成疏散艺术品的安全存放地。美国艺术界真的还能有一年时间准备吗？
在美国国土遭受史上最惨重攻击的珍珠港事件后，这种紧张感已骤然升温，迫切需要采取行动。美国主要城市遭受空袭的可能性大增，日本或德国入侵，或者两国联合入侵也并非杞人忧天。在波士顿的艺术博物馆里，因为担心遭愤怒的民众攻击，日本陈列馆关闭了。在巴尔的摩的沃尔特斯画廊，金制和珠宝镶嵌的小件物品均从展示柜里取走，以免让带着斧头在紧急情况下进来的消防员心生贪念。在纽约城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傍晚时分就关闭了，怕参观者在灯火管制期撞倒物品或盗窃画作。每天晚上，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都要把画作搬到一处有沙袋保护的地方，早上再重新把它们挂起。弗里克收藏馆遮住窗户和天窗，好让敌方轰炸机无法在曼哈顿中心城区发现自己。
1941年12月20日一个寒冷的早晨，当美国的文化界领袖们从出租车里出来，登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台阶入口时，难免会心情沉重地思考着这些问题。他们都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主管、艺术博物馆主管协会的会长弗朗西斯·亨利·泰勒和华盛顿特区国家艺术馆主管大卫·芬利通过西联召集而来的。那天早上从大都会门口鱼贯而入的四十四位男士和四位女士大多是艺术馆主管，代表着落基山脉以东一流的美国学术机构：弗里克、卡耐基、大都会、现代艺术、惠特尼、国家艺术馆、史密森尼，还有巴尔的摩、波士顿、底特律、芝加哥、圣路易斯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市的各大博物馆。在他们当中，都是些行内响当当的人物，如吉尔·艾博特、威廉·瓦伦丁纳，还有阿尔弗雷德·巴尔、查尔斯·索亚和约翰·沃克等。
P15-17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我们听过那骇人听闻的死亡数字，也见过欧洲城市被夷为平地的惨相。然而，当我们漫步于罗浮宫这般雄伟的博物馆中，欣赏沙特尔这般巍峨孤寂的大教堂，或凝视列奥纳多·达·芬奇《最后的晚餐》这般伟大的画作时，心中是否想到：“这么多古迹和伟大艺术作品是怎么躲过这场战争的？拯救它们的是些什么人？”
“二战”的大事件——偷袭珍珠港、D日、突出部之役——既成了我们集体良知的一部分，也同样成了许多书籍、电影的名字——《兄弟连》、《最伟大的一代人》、《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的名单》，还有那些作家、导演和演员——安布鲁斯、布罗考、斯皮尔伯格、汉克斯，他们又一次为我们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史诗性事件和英雄主义。
但如果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关于“二战”的重要故事未曾讲述，这个故事意义重大，发生在整场战争行动的中心位置，故事中的人物都是一群你闻所未闻的英雄，由最不可能的人物组成，你会作何感想？如果我告诉你，前线地区有一群人拯救了我们现有所知的世界，却没拿机枪，没开坦克，也不是正式的政治家，他们不仅具有远见卓识，理解什么是文明中最伟大的文化和艺术成就，而且接下来还奔赴前线，有所作为，你又作何感想？
这些无名英雄被称做“古迹卫士”，他们是一群士兵，从1943年起便参与盟军军事行动，一直服役到1951年。他们最初的任务是减少战争的破坏力，主要是指对建筑物的破坏，包括教堂、博物馆和其他重要古迹等。随着战争的升级，盟军攻入德国边境，他们的重点变为搜寻被盗或失踪的可移动艺术品及其他文化物品的下落。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占领欧洲期间，实施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盗窃”，没收了超过五百万件文化物品，并运送到第三帝国。以古迹卫士为排头兵的西线盟军作战因此也就成了“史上最伟大的寻宝行动”，这里头的故事离奇古怪、匪夷所思，都是些只有在战争中才会出现的事。这也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因为成千上万世界最伟大的艺术杰作被埋藏在最难以想象的地点，其中一些地方还为当代迪土尼世界的睡美人城堡以及《音乐之声》等深受大众欢迎的标志性作品提供了灵感。这些艺术杰作有许多是纳粹偷窃而来，其中包括一些价值连城的画作，出自列奥纳多·达·芬奇、扬·维梅尔和伦勃朗之手，还包括一些雕塑作品，由米开朗琪罗和多那太罗创作。而且，一些持有此类作品的纳粹狂热分子还打定主意，确保如果第三帝国无法拥有它们，则世界其他国家也都别想得到它们。
最终，有大约三百五十名来自十三个国家的男男女女在“古迹、艺术品和文献”部门(MFAA)服役——比起数以百万计的参战大军来说，这个数目少得可怜。然而，到战争接近尾声时(1945年588B)，只有大约六十位古迹卫士尚在欧洲服役，大部分是美国人或者英国人。在遍地古迹的意大利，只有二十名古迹保护军官。在D日(1944年6月6日)后的头几个月里，只有不到十二名古迹卫士登陆诺曼底。此后一直到敌对状态结束，又有二十五人陆续加入，其职责范围涵盖了整个北欧，让人望而生畏。看上去，这项任务都似乎难以完成。
我编写此书，最初计划讲述古迹卫士在遍及欧洲的活动中发生的故事，通过在前线地带服役的八名古迹卫士——另加两名关键人物，包括一名女性——的经历，集中笔墨书写1944年6月到1945年5月的诸多事件。在讲述之中，将用到他们的实地勘察日志、日记、战时报告，还有更重要的，将用到他们在战争期间写给妻儿亲属的家信。由于故事庞杂，我又决心忠实讲述，最后的手稿篇幅太长，只能遗憾地把古迹卫士在意大利的活动内容从书中去掉。我将北欧——主要是法国、荷兰和德国——作为理解古迹保护工作艰辛程度的考验之所。
古迹保护军官迪恩·凯勒和弗雷德里克·哈特都是美国人，约翰·布赖恩、沃德·帕金斯则是英国人，他们和其他人一起，在意大利困难的工作中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我们的研究找出了一些见解深刻、情真意切的家信，详细展示了他们为保护无可替代的文明摇篮所面临的过重职责。在我接下来写的一本书里，我将使用这些英雄们的许多原话，把他们在意大利难忘的经历包括进去。
为了保证行文连贯，我自由创作了对话部分，但绝不影Ⅱ向基本事实，都是基于大量的文件记录而成。我一直力图不仅仅去理解和转述相关事实，并且去理解和转述相关人物的性格品质及观察角度，还有事件发生的那一刻他们的看法。由于我们已知后来结果，他们这些看法和我们的看法相去甚远；因此，描述这些看法，是对历史的巨大挑战之一。如有任何错误判断，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古迹卫士》在本质上其实是个关于人的故事，主题是人。下面，请让我再说一个关于人的故事。2006年11月1日，我乘机飞往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镇，去见古迹卫士·雷恩·小费森，并对其进行采访。他当时也在OSS(战略服务办公室)服役，即CIA(中央情报局)的前身。雷恩于1945年夏天到达德国，又很快赶往奥地利的阿尔套斯，协助盘问被西线盟军关押的纳粹重要官员。这项特殊使命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多地去了解关于希特勒艺术收藏和元首博物馆计划的相关情况。战后，雷恩在威廉姆斯大学担任艺术课老师。几乎快三十年了，他和学生一起训练，并分享其天才一般的深刻见解，师生双方既是奋斗者，又是收获者。他的职业传奇故事通过他的学生代代相传，尤其是担任美国一流博物馆领导者的学生：托马斯·克伦斯(所罗门·R·古根海姆基金会，1988—2008)、詹姆士·伍德(J·保罗。盖蒂信托基金，2004至今)、迈克尔·戈万(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2006年至今)、杰克·莱恩(达拉斯艺术博物馆，1997—2007)、A·“拉斯提”·鲍威尔三世伯爵(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1992至今)和充满传奇色彩的柯克·瓦恩多(现代艺术博物馆，1986—2001)。
雷恩虽然九十八岁高龄，看上去仍旧精神矍铄。不过，他的四个儿子中，有个叫戈登的儿子事前提醒我说：“爸爸还没有醒着超过三十分钟的，所以如果你从谈话里打听不到太多东西的话，可别失望。”可那是怎样的一次谈话啊，竟持续了近三小时！雷恩翻着我的《拯救达·芬奇》，不时停下来盯着那些人物景象，似乎被带到了过去。那是我的第一本书，以照片形式向古迹卫士们致敬。随着他的记忆被唤醒，他的眼中一次又一次闪起亮光，讲述每一个让人惊奇的故事时，他热情地挥舞着手臂，一直说到最后我们两个都需要休息才结束。戈登完全不敢相信，后来他几个兄弟也觉得难以置信。
当我起身告辞时，我走到他的躺椅前伸手表示感谢。雷恩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把我拉近他，说道：“我这一辈子都在等着见你。”十天后，就在他九十九岁生日的前一周，他去世了。那天是“二战”退伍军人节。
罗伯特·M·埃德塞、布莱特·威特著的《盟军夺宝队(尘封70年的历史揭秘)》讲述的是：“二战”中，纳粹德军侵略欧洲，希特勒借机掠夺大量珍贵的艺术品和文化遗产，企图建立属于自己的史上最大艺术博物馆，一群历史学家，艺术家组成的“古迹卫士”小分队，不惜献身，深入战争核心地带，奇迹般地保护并夺回了数以万计的珍贵艺术品(价值超过今天的六万亿美元)。
这些令人难以想象的英雄不是军人，大举是些中年居家男人，他们抛开成功的事业，领命于罗斯福总统，受助于艾森豪威尔将军，却没有车辆，汽油、打字机和实权，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与强盗的争夺中，他们汇总零星碎片，蛛丝马迹，与纳粹斗智斗勇，勾勒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寻宝故事，这个故事永久地写在那些现存于各大博物馆的世界名作的介绍词中。
今天，当我们想当然地与博物馆里的展品对视，有没有想过几百年战争来去，是谁，或许用了命才把它们保存下来？
罗伯特·M·埃德塞、布莱特·威特著的《盟军夺宝队(尘封70年的历史揭秘)》：第一本揭示“二战”欧洲战场上艺术品争夺战的历史纪实作品。原著跻身《纽约时报》畅销榜，电影特别版全球首印175000册。与乔治·克鲁尼导演的正在热映的同名电影相比，图书记录、展示了更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包括古迹卫士们如何在盟军高层的粗鲁、傲慢甚至贪婪下艰难地维系着自己的使命，等等。
当我们看到“二战”激烈的战火中还有这样一群文化人，他们为了拯救见证人类文明的伟大艺术珍品而不惜背井离乡，与纳粹斗智斗勇，当这段真实历史被揭秘还原，我们怎能不被深深震撼。在今天，当我们想当然的与维纳斯、蒙娜丽莎相对视，我们是否记得曾经有人为这些伟大艺术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如果“艺术品”三个字只能让你想起收藏、升值，但曾经有人仅仅为了保护它们——见证人类文明的艺术品——而付出生命代价的事实，更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