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是旧中国的一大特色，不了解土匪就不懂旧中国国情，土匪现象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民族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研究剿匪斗争等于读一本百科全书，而研读这部百科全书，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无裨益的……

《灰霾1950(下新中国大剿匪秘密档案)》(作者江永红)详细再现了建国之初，在我中南、华东、西南、西北方向进行的剿匪斗争。

《灰霾1950(下新中国大剿匪秘密档案)》是黄河出版社已出版图书《灰霾1950——新中国大剿匪秘密档案》的下部，衔接上部，续写了第三编“扫荡边区匪巢”、第四编“安定民族地区” 、第五编“痛歼海匪飞贼”、第六编“挖除千年匪根”，从“第三十二章”起、“第六十四章”止，共33章内容。本书详细再现了建国之初，在我中南、华东、西南、西北方向进行的剿匪斗争。

《灰霾1950(下新中国大剿匪秘密档案)》的作者是江永红。

不能淡忘的一段历史

第三编 扫荡边区匪巢

第三十二章 毛泽东站到指挥剿匪第一线

 蒋介石发笑，毛泽东为难

 加速剿匪，解难的钥匙

 转祸为福，变“危机”成机遇

第三十三章 坐镇南京，陈毅巧念“山海经” 

 一部难念的“山海经” 

 毛泽东转发华东剿匪经验

 老乡亲活捉“袁司令” 

 加速剿匪，解脱被动

第三十四章 福建：从“必须检讨”到“极为欣慰”

 福建剿匪落后的三大原因

 “检讨原因”之后

 终于让毛泽东“极慰”“极为欣慰”

第三十五章 闽赣边：三个短命的“中将” 

 风雪夜严正落网

 悬崖下“廖肚子”丧命

 烂泥坑朱树棠就擒

第三十六章 闽西“杀”出新局面

 不杀匪首的头，群众就不能抬头

 老百姓壮了胆，土匪就丧了胆

 没窝的“兔子”好打

第三十七章 湘西土匪的最后覆灭

 两大军区联手，湘鄂川黔会剿

 瞿波平投降，师兴周伏法

 杨永清险挨千刀，姚大榜难逃乱枪

第三十八章 广西：统帅问责，叶、陶督阵

 毛泽东扬鞭策广西，中南局专题作决议

 张云逸带头作检讨，叶剑英要求打“快板” 

 匪“广西省政府”如此覆灭

 镇压匪首，“十恶”不赦

第三十九章 陶铸穿草鞋，桂南传捷报

 陶铸亲自带队抓匪霸

 女匪首韦秀英毙命床下

 “飞行组”“飞行”抓匪首

第四十章 瑶山进剿：让你看“天罗地网” 

 进剿大军才2万，民兵群众千千万

 瑶民起来了，土匪的窝没了

 “网中兽”枉自挣扎，“无根树”必死无疑

第四十一章 起义部队成了剿匪主力

 四十八弃关门打狗

 为什么重蹈覆辙？ 

 有章 有法的收官之战

第四十二章 广东“何以很久没有剿匪成绩的报告？” 

 土改未搞，镇压太少

 “军政民联合部队” 

 一个土改工作队员的见证

第四十三章 毛泽东两天三赞邓小平

 邓小平凭什么敢拍胸脯

 人民武装守故乡

 八面风雨会贵州

第四十四章 从会剿战场到朝鲜战场

 会剿川黔湘鄂边，12军紧急集结

 会剿川康黔滇边，15军完美转身

 会剿湘黔桂边，16军转入机动

第四十五章 减租退押，“减退”出千军万马

 毛泽东四天四转西南经验

 吃饱了才能站起来

 “听到敲锣打鼓就心惊肉跳” 

第四编 安定民族地区

第四十六章 成吉思汗陵的马蹄声

 乌兰夫说：“派蒙古族军队去也不行吗？” 

 攻下王府“不让进”，围住骑匪“不准打” 

 小王爷回府，蒙文信安民

 蒙汉之公敌，蒙汉共诛之

第四十七章 “马家军”散了，马匪来了(上)

 毛泽东极度重视“马家军”

 马继援的9封应变信

 解放前唯一没有共产党组织的省

 一个崭新的课题

 霎时腥风血雨来

第四十八章 “马家军”散了，马匪来了(下)

 大通、桥头保卫战

 来去沟马英毙命

 无名烈士墓的诉说

 “斧头砍醒了我们” 

 剿匪要剿出民族团结

 匪首的谎言为啥有人信？ 

 哪里参加暴乱的人多，就到哪里做工作

第四十九章 僵尸“马建中”的还魂梦

 马步芳·“马建中”

 到底谁把谁赶出了回民区

 为“马建中”殉葬的匪首们

第五十章 “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昂拉千户项谦

 17次劝降

第18次咋就降了？

第五十一章 临夏捅了“马蜂窝”

 箪食壶浆，“西进以来所未见” 

 不建“统战政府”必乱

 临夏事件震惊中央

第五十二章 刘少奇批示解乱麻

 罪魁是匪首，祸根是“左倾” 

 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

 刘少奇批转临夏事件的报告

第五十三章 平凉哪来那么多“土匪”？ 

 平凉“五八暴乱”

 毛泽东亲自写批语

 匪副司令枪毙了司令

第五十四章 “老虎屁股不能摸”

 先救命再剿匪

 西海固“四二暴乱”

 一份被毛泽东称为“很有用”的报告

第五十五章 哈萨克部落土匪的消亡

 美国人支持新疆土匪搞“疆独” 

 周恩来发唁电，伊吾县被围困

 部落土匪为啥不能全歼

 杀了乌斯满，匪患仍未了

 剿特殊土匪，要特殊政策

第五十六章 最后剿灭的藏区小台湾(上)

 台湾直接指挥的汉藏回混合股匪

 中央及军委直接指导进剿

 天宝上山盟誓，头人下山投诚

第五十七章 最后剿灭的藏区小台湾(下) 

 藏民抓了傅秉勋

 镇反扩大化酿出的苦酒

 匪首最怕“奸党对我政策” 

 “捆着我去抓马良” 

第五编 痛歼海匪飞贼

第五十八章 海上剿匪如是难

 5次解放洞头岛

 海上拼刺刀

 小艇游击战

 近在咫尺，拉锯三年

第五十九章 胡宗南演“秦东昌”演砸了

 胡宗南化名“秦东昌”

 渐入角色的“秦东昌” 

 “秦东昌”黯然谢幕

第六十章 登陆海匪的100公里死亡线

 美国顾问送他们上路

 穿解放军军装的海匪

 一个要找死人的“和尚”

第六十一章 美蒋最后一项“敌后”计划的破灭

 空特出自“淡水游干班” 

 “第三势力”：“自由中国运动” 

 湘鄂西“天上钓鱼”

第六编 挖除千年匪根

第六十二章 贫穷线下藏暗礁

 十个匪区十个穷

 不挖穷根，匪不断根

 安居乐业，匪患自灭

第六十三章 基层稳才坐得稳

 建国初十会九匪

 底层的“精神皇帝”

 你不去组织群众，别人就会去组织

第六十四章 告别水浒式思维

 《水浒传》是土匪的“圣经” 

 侠与匪咫尺之遥

 公平靠法不靠侠

后记

参考文献

对蒋家父子来说，这的确是个好消息。本来美国总统杜鲁门已经抛弃蒋介石了，他成了棋盘上的一颗“废子”，朝鲜战争一打，这颗“废子”又可以回到棋盘上来了。蒋介石情不自禁地来了一句“天不绝我也！”接着问：“经儿，对邵‘大使’的分析，你如何看？”蒋经国说，但愿韩国军队尽快获胜。不！蒋介石摇了摇头说，如果韩国军队迅速获胜，美国还会出兵吗？我们要的不是这个……哦！蒋经国明白了，那就是战事闹得越大越好，时间拖得越长越好。最后，蒋介石诡秘地说，要不了三天，美国人就会站出来的。

果然，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即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声明，说如果“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因此，他已命令美国驻远东的海空军支援和掩护韩国陆军抵抗朝鲜人民军的进攻，同时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逻，以阻止中共军队从大陆对台湾发动进攻。不过，他要求台湾的蒋介石军队也停止对大陆或对公海以及中国海域的航运采取军事行动。这个声明还抛出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背弃了美国签了字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战后台湾归属中国的立场，也背弃了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中所说的“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胡说什么“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和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由联合国考虑”。

听到杜鲁门的声明，蒋介石在鼻子里“哼”了一声。他不满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不是台湾的总统！我还是要回大陆的。他更不满杜鲁门要求他停止对大陆的军事行动，这明显是对他5月16日广播讲话的一个警告。在那次讲话中，他明确提出了他的“五年光复大陆”计划，后来被概括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可恶！美国佬左手给你一颗“糖”，右手就给你套上一根“缰绳”，我不能被他套住！

蒋介石要挣脱杜鲁门的缰绳，而要充分尝到那颗“糖”甜头。按他的判断，只要美国参战，那就很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联合国已经通过南朝鲜李承晚政府的提议，组成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的性质已经从朝鲜内战演变为国际战争了，而只要发展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他重返大陆的机会就来了。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收到了韩国总统李承晚和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电报，希望他出兵援韩。他马上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决定派最精锐的52军3个师共3．3万人参战，可被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口拒绝，理由是此举或可招来中共的强烈干预。他热脸对了个冷屁股，好生没趣。8月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对蒋介石颐指气使，他也得忍气吞声，强装笑颜。他把麦氏亲吻宋美龄之手以及与他合影的大幅照片登在台湾报纸的头版上，以此宣示美蒋蜜月期到来了。在麦氏访问期间，敲定了美空军第13联队常驻台湾，美军在台设立军事联络办事处等事项。骄横的麦克阿瑟甚至提出了双方陆海空军由他统一指挥的要求，未能得逞。此后，蒋介石又先后4次提出派兵入朝，均被拒绝。他恶狠狠地骂道，娘希匹！美国佬也怕毛泽东了？

且不管美国佬是否怕毛泽东，反正毛泽东不怕美国佬。遇到朝鲜战争这个天大的难题，他照样挥洒自如，谈笑自若。在杜鲁门发表声明的次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上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本是一件坏事，他却说很有利益。利在何处？利在美国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从而使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丢掉了对美国的幻想。这是从长远结果来看的，而在眼前，他必须考虑如何应对。

当时，新中国成立还只有9个月，百废待兴，头绪万端，恢复经济，剿匪斗争，准备新区土改，进军西藏和解放台湾以及党内整风，都是他手头的大事。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未雨绸缪，成立东北边防军，调4个军(第38、39、40、42军)和3个炮兵师(第1、2、8师)于7月底在安东(丹东)、辑安、本溪一线集结，以防不测。他和周恩来等人预见到了美军会在仁川登陆，并将这一预见转告了金日成，可惜因种种原因，9月15日，麦克阿瑟几乎毫不费劲地在仁川登陆成功了。从此，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联合国军狂飙北进，攻克朝鲜首都平壤，并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金日成派特使送来了请求中国出兵援助的亲笔信。在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支持下，毛泽东以伟大战略家的眼光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毅然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P3-4

有一段历史正在渐渐被人们淡忘，由这段历史得出一个历史结论也随之被人们淡忘。

这一段历史，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剿匪斗争；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消灭了匪患。

正因为匪患绝迹已久，现在的人们已不知匪患为何物。对土匪的了解多是通过电影和电视剧，如《林海雪原》《乌龙山剿匪记》等等。有些地方为了发展旅游业，把过去的匪巢开发成旅游景点，让游客装扮成土匪，玩一回警匪大战，因此很多年轻人甚至觉得土匪很好玩儿。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很多老人特别是匪患严重地区的老人，说起匪患却至今心有余悸，因为土匪的残忍让他们刻骨铭心，往事不忍重提。作者的出生地是湖北的江汉平原，与山区相比，旧社会的匪患要轻得多。夏天村民们在打谷场乘凉时，儿时的我常听大人们说，共产党特别有两样好，一样是不用躲土匪了，一样是不怕淹水了(水灾)了。就是说，共产党消灭了匪患和水患。少不更事的我看过《水浒传》，也听老师讲过一点政治历史知识，便自以为是地与大人们辩论起来，说土匪是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诬蔑，梁山上的宋江就仗义疏财，人称“及时雨”。伯父气得差点没有打我一巴掌。后来我才从别人口里知道，伯父当时为什么会如此动怒。原来我的父亲就被土匪绑架过，并且险些丢掉了性命。土匪绑票不是只绑富户吗？我们家是贫农，怎么也会被绑票呢？事后方知，是本村一个恶霸为报私怨设计了借刀杀人的诡计。而一旦被抓走，土匪才不管你是穷是富，骨头也得熬出二两油来。在被折磨得奄奄待毙之时，幸好关押他的那户人家恰好也姓江，念在同姓的份上，夜间乘土匪赌博之际，悄悄将他放走了。十多里地，他是一路爬回来的，爬到离家还有两三百米的一块湿地时，再也爬不动了，伯父似乎听见有人在远处喊“哥”，打着灯笼去找，叫人一起用门板将他抬回家来。虎口逃生的父亲回来后在村里也不敢呆，未等伤愈就躲到外地去了。在我们那个并不大的小村子里，遭受土匪戕害的远不止一家。有次躲土匪，一个小孩儿哭，大人就用棉絮堵住他的嘴，等土匪走后一看，孩子被活活憋死了。前面所说的那个恶霸，在贺龙红军长征后，勾结土匪，当上了“铲共中队长”，回到村里大开杀戒，有好几家被杀绝。不是枪毙，而是被砍头，如想保全尸，就得拿钱来，改砍头为淹死。被杀头者中，就有我的堂伯，他是共产党员，当过农会主席。但是，许多被杀的人其实与共产党根本不沾边，就因为拿不出钱来“孝敬”那些杀人魔王。杀人之多，让国民党驻军的一个团长都惊讶不已，骂那个恶霸说，你把人都杀完了，将来谁给你种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对这些土匪武装也尽量争取。有一股势力较大的土匪是以散兵游勇为主组成的，因头子姓陈，故号称“陈部”。李先念当时是新四军五师师长，所部活跃在鄂豫皖敌后。他手下的一个政委叫方尚武，是我们村的人，去与“陈部”谈判，“陈部”答应接受收编，可当方政委如约前去收编时，这些家伙却突然翻脸不认人，竞将方政委乱枪射死，接着就打出了伪军的旗号。这些土匪有奶就是娘，见当时日本人势力大，便不惜当汉奸，帮日本人打新四军。我高中一个同班同学的父亲是新四军的指导员，解放战争时奉命带部队剿灭这股盘踞在渔薪镇的土匪，不幸英勇牺牲。这次战斗，除匪首以外的土匪全部被歼。匪首本已被包围在一栋临街民房的二楼上，但他突然从窗户跳到一匹战马背上，身子贴着马背策马狂奔，因街道上人多，部队怕误伤群众而不敢随便开枪，让匪首侥幸逃脱。

上述虽然只是旧中国土匪情况的只鳞片爪，但多少反映出土匪的一些特点，同时，由于受害者是作者的亲人至少也是身边的人，又都是村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所以比从书本上看到的更加让我记忆深刻。穷地方出土匪，山区和边区出土匪，这大概是一个规律。如前所述，我的家乡江汉平原在农业社会算是富庶之地，所谓“湖广熟，天下足”也，既非山区也非边区，旧社会匪患尚且如此厉害，何况那些著名的匪窝呢？当我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全国的匪患后，发现我们村的那点情况与匪患严重的地区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旧社会有一句成语，“兵来如梳，匪来如篦。”篦就是篦子，如今已经成了古董，只有在民俗博物馆和词典上才能见到了。篦子其实是一种比梳子齿更密的梳子，密得只容一根头发丝过去，用于清理头发中的虱子和头皮屑。“匪来如篦”就是抢劫不分贵贱一扫而光，有时连老百姓的锅碗也不放过。老一代的村民告诉我，反动军队包括日本人来了还可以人躲起来，把东西藏起来，而匪来了，东西往往是藏不住的。因为土匪是地头蛇。伯父曾经给我举例说明，本村一个富农怕粮食被抢走，便将一皇桶(可装千斤的大木桶)稻子埋在一贫农的竹园里，结果照样被土匪挖走了。这就是说，坚壁清野只可以对付兵，却对付不了匪。

《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在谈到创作动机时说，他晚上加班回家，每当看到妻子和孩子熟睡的情景，就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就想起他剿匪时的战友。他是否有些神经过敏了？老婆孩子睡得安稳，这么个事，就能让你感到幸福？幸福感也太容易满足了吧？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他的身世和经历之后，我们就会觉得他的上述感受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深刻的。小说《林海雪原》中的故事并非都是虚构，包括作者在内的正面人物如杨子荣和反面人物如座山雕等都是真实存在的。这部小说只不过是通过艺术加工，让这些真实的故事更加集中(把几个人的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把几次发生的事集中在一次)，更加生动而已。据与剿匪部队的战斗记载对照，这部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可以找到出处，每一个人物都可以找到模特儿。在某种意义上说，《林海雪原》基本上是一部纪实小说。如果你是这部小说中的一个老百姓，或者是剿匪部队中的一个战士，就会与曲波有同样的感受。

幸福是什么？就是对渴望的满足，渴望愈强烈，得到后的幸福感就愈强。对于经历过旧社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能够有一个和平劳动的环境，能够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晚上能睡一个安稳觉，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人身安全是最基本的人权，是人的第一位的最基本的心理需求，而最基本的东西往往是最大的。没有安全保障，即使腰缠万贯，又何有幸福感可言？

中国的匪患可以说由来已久，自从有了阶级压迫，就有了土匪。不过，在清代以前，还没有土匪这个词儿，土匪不叫匪，而称之为“寇”“贼”“盗”。“匪”这个字主要作“非”字用，另外还是“篚”“斐”“菲”等的通假字，即使是“匪人”一词，也是指不亲近的人，到清末才引申为指行为不端的人，进而直指土匪。到民初，“匪”字其他用法与现实和口语渐行渐远，而主要用来指土匪、海匪、烟匪以及五花八门的匪了。我们无意在这里做文字考据，只是想说在旧社会，历朝历代都不乏土匪，即使在所谓盛世也有不少土匪，并且历代统治者都没法从根本上消灭土匪。只能说盛世土匪少，匪患轻；乱世土匪多，匪患重。一方面，匪患是社会的毒瘤，而另一方面，剥削制度又是产生土匪的土壤。翻开一部二十四史，虽然封建史家们本着孔夫子“为尊者隐”的修史原则，对匪患的记录可谓惜墨如金，但即便如此，有关寇贼的记载仍然让人目不暇接。我们不能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把所有的农民反抗压迫的武装统统称之为寇贼、土匪，也不能不加分析，把所有的非政府武装一概视之为农民起义，因为其中许多根本不是什么义军而就是土匪。而且，即使在一些农民起义军中，也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土匪习气。《水浒传》中的好汉大秤分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李逵的两把大板斧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杀的难道都是贪官污吏？明末的张献忠杀人如麻，把四川杀得十室九空，是义军还是土匪？有时候你很难分得清。尽管土匪古已有之，史不绝书，但清末民初之后，特别是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是中国匪患的又一个最高峰，这是确定无疑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新解放区可以说无处无土匪，土匪遍四方。成千上万股的各类土匪割据一方，各有各的地盘，是名副其实的地头蛇、土皇帝，即老百姓所说南霸天、北霸天，是广大乡村特别是偏僻乡村的实际统治者。

从一般意义上说，土匪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非法武装集团，但在解放战争开始后尤其是在蒋介石政权灭亡前夕和逃到台湾之后，国民党事先潜伏下来的特务和派遣潜入的特务，大量收编土匪为反共武装，委任匪首为司令、军长、师长、团长、支队长，等等，不一而足，大多数土匪武装都有国民党的背景，或者直接为特务所掌握。有些土匪武装甚至是美帝国主义直接训练和掌控的。陈云在东北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时曾经说，东北的土匪都是政治土匪。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土匪都是政治土匪，纯粹的经济土匪已几乎归零。所以，剿匪斗争已经不是一般的维持社会治安的问题，而是成为与国民党反动派较量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从解放战争开始就全力剿匪，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剿匪斗争以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5月起到1953年止。整个剿匪斗争，人民解放军共消灭土匪260余万(1949年5月前不含)，为根治匪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消灭了匪患。

可惜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渐渐开始淡忘，讲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党史和军史，只讲消灭了国民党807万军队，而很少讲剿灭了260余万土匪。新中国成立前只讲三大战役，讲百万雄师过大江，新中国成立后只讲土改、讲抗美援朝，讲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而不讲剿匪，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似乎新中国一成立国家就安定了，就转入和平建设了。这是一个对历史的误读。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血色之晨，枪声一直响个没停，直至1953年土匪被剿灭为止。血色的晨光，剿匪斗争是浓重的一笔，甚至可以说是基础色。人民解放军的6个兵团共抽调140多个师、2个旅另20个团以及部分海军的主力部队共150多万人，加上地方武装和民兵，经过四年艰苦作战，才最终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这是一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它既是解放战争的继续之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军事上的最后一战，又是新中国的固本之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清场之战。舍此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没有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翻身解放，就没有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就没有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的巩固，就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

剿匪斗争的伟大意义，更在于这场斗争让没有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逐步学会了执政。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但对许多干部来说，执政的角色转变不是在欢呼新中国成立时，而是在剿匪斗争中完成的。由于解放战争后期进展神速，国民党兵败如水，新解放区很多地方的政权是在我准备不足甚至来不及准备的情况下接管的，加上胜利之师未免会产生的骄傲自负，所以立足未稳就匆忙进行社会改革，结果诚如毛泽东所说的“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春节之后，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经济危机，农村出现了新一轮的匪患高潮，成千上万的征粮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倒在匪特的屠刀之下。在城市打退危机，农村平息暴乱的过程中，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重要经验，那就是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所讲的“不要四面出击”。在某种意义上说，匪特倒逼我们要提高执政水平。

剿匪斗争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政治争取只是“七分政治”中的一部分，最根本的是政治路线、战略策略和各项政策。剿匪斗争是一种军事行为，更是一种执政行为。它与退租退押、土地改革，抗关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是几乎同时或者先后交错进行的。剿匪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基础，又有赖于其他工作的保证或配合。比如，要完成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土改是一个主要任务和根本标志，而要土改，必先剿匪，否则土改就没法进行；同时，不进行土改，就没法彻底消灭土匪。1951年，毛泽东把抗关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称为“三大运动”。三大运动，每一个运动都是以剿匪为前提的。毛泽东关于剿匪和与剿匪有关的批示、电报文稿，作者见到的仅1950年就有30多篇，1951年有100多篇(多与镇反相关)，可见其重视程度。

剿匪斗争大多是由一些战斗，包括一些小战役所组成的，不像解放战争中的大战役那样万炮轰鸣，气吞山河，因此有人觉得剿匪斗争是小打小闹，不过瘾。其实，剿匪斗争的激烈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因为匪首都是一些铁杆反共的死硬分子，又有其长期盘踞的巢穴，在保全其巢穴的最后战斗中，往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疯狂和坚韧。因此，对我军基层指战员来说，剿匪要比打大战役难得多，四野有的指战员从东北打到两广，一路高歌，却牺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剿匪战斗中。作者不掌握整个剿匪斗争中我军总的伤亡数字，但据第19军兼陕南军区统计，所属3万将士，歼匪2万余名，牺牲官兵2200余人(不含伤)。各部队的情况不同，不能按这个比例来推算，但管中窥豹，可略见一斑。

土匪是旧中国的一大特色，不了解土匪就不懂旧中国国情，土匪现象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民族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研究剿匪斗争等于读一本百科全书，而研读这部百科全书，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无裨益的。

综上所述，我们今天重提剿匪斗争，绝不是为了说剿匪而说剿匪，而是想从中看到历史的经验。鉴于关于剿匪的研究本来就不多，并且多是讲具体的故事，本书无立说之野心，有吆喝之诚意，如能抛砖引玉，其乐也融融。

在键盘上敲了近三年，这本书总算写完了。

这是一本奉命之作。三年前应邀到青岛讲课，回程路过济南，蒙黄河出版社社长张勃、编辑室主任武景生(现任社长)的热情款待。谈天说地，神侃到军史上，张勃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建国初期的剿匪斗争这段历史被忽略了，现有的党史军史中叙述过于简略，而这段历史对党和军队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于是乎，大家谈论的话题集中到剿匪斗争上来。谈论的主要内，我后来写在了本书的序言-《不能淡忘的一段历史》中，不重复了。张勃提出，因现有的有关剿匪的纪实作品多是讲具体故事和战斗过程，故有必要来一部宏观视角、战略高度的纪实作品，重点表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各大区首长是如何领导剿匪斗争的，以及重大剿匪战役、战斗中我军官兵的精神面貌。我连声说“好”，但他要我来挑这副担子时，我犹豫了。

此前，我对剿匪斗争的了解只能说是一点皮毛，所以不敢涉足这陌生领域。另外，手头上还有一堆破事需要了结。张勃没有勉强，却让武景生主任一下给我搬来两大箱子剿匪资料，中相关文件和电报就有上千件，足有五六十斤，说让我先浏览一下。看来这家伙是要“绑架”我了。浏览三天后，我答应回京后再考虑是否接手。最后终于抵挡不住他们的真诚，“鸭子”被逼上架了。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和编者有过两次大的磨合。

作者第一次从东北剿匪写起，并且写出了三四万字的初稿，张劾看后觉得“皮太厚”，且超出了剿匪斗争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范围，建议以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为准，时间段定为1949年5月到1953年底。从严格意义上说，本书写的不是剿匪，而是剿匪斗争。人民军队剿匪，可以说从红军时期就开始了，但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剿匪斗争，是指新解放区的剿匪，因此只涉及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大战略区。这样，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的剿匪就只能忍痛割爱了。虽有遗珠之憾，但概念上更为准确，更符合史学规范。

要从宏观上驾驭剿匪斗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写着写着就陷入具体的剿匪故事而不能自拔。上册初稿写了45万字，编者看后觉得太散，像一本剿匪故事汇编而整体性不够，于是有了第二次磨合，进一步明确了以剿匪决策为经以剿匪故事为纬的写作要求，对初稿进行了大刀阔斧地修改，加重了从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到各大战略区的剿匪决策和剿匪指挥的内容，加强了整体性，原稿只保留了20余万字，重写了约10万字。对书稿作如此重大的修改，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还是第一次。有了上册的教训，下册写得较为顺手。

做到文献性与文学性的有机结合，是本书的要求，也是作者的追求。但作者始终认为真实是作品的生命，反对那种为了生动而靠想象编造的伪纪实，力求以信笔来写，写出来能让人当信史来读，做到引用皆有出处，事实皆有根据。对一件事的来龙去脉，除了看当时的文献记载外，尽量找到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县市的党史资料，以资互相补充、印证，去伪存真。此外，能否全面地看问题，不“为尊者隐”，不为胜利者隐，也是决定作品是否真实的关键因素。在剿匪斗争，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同一支部队，同一个人，既有可圈可点的神来之笔，也有客观存在的败笔。作者以为，如果不敢直书剿匪斗争中打的败仗，故意回避政治、军事各个方面的教训，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会误导读者，浪费了教训这一与经验同等重要甚至比经验更重要的宝贵财富。因此，作者采取了直面历史的态度，即使是伟大人物，对其功绩与失误一样直书之。意在告诉读者，剿匪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不断总结经验纠正失误中取得胜利的，而这些经验教训有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建国初，党内军内的风气是很好的。看剿匪斗争中的文件和各级来往电报，都是有话直说，一是一，二是二，对问题和失误毫不隐瞒，鲜见套话、空话和拍马屁的话，包括匪特谩骂泽东的标语也如实汇报，直至报给毛泽东。先辈给我们留下了实事求是的文献，就是要让我们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剿匪斗争秉笔直书，也是对先辈的尊重。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黄河出版社领导的鼎力帮助，解放军报图书馆为作者提供了很多资料，在此一并致谢。本书有三分之一初稿是在北京军区房山油料仓库写出的，因那里地处山沟，环境安静，没有干扰，作者前后住了近4个月，蒙仓库主任张占锋、政委杜宝银热情款待，下士熊新协助打字，这里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2013年12月于北京阜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