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散谈录(一个国乐家半个世纪的亲历)》这部由上海著名文化人庄永平先生著写的自传体笔记体现出了回忆录的文化价值。比如1960年代“中华国乐”在京剧界进行改革,启动了从戏曲出发试图探索出一条“中国式歌剧”的新思路,在“海港”创作中,对“中西混合乐队”的探索和对传统戏曲唱腔的改良所取得的一系列的经验还是有相当的价值。但长期来,这些当年的探索情景和具体的经验特征并不为人所知,作者因是当年进行组建“中西混合乐队”的骨干成员,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加之作者是个具有相当理论素养的学者,对当年的情景观察细致,记录详实,对这些实验与价值具有亲身的体验和理性的判断,致使这些极具文献价值的记忆被保存了下来,这也突显了这部书稿的出版意义。
一部回忆录如能反映时代的变迁,就是一部有价值的档案;如能揭开一些历史的迷案,就是不可多得的文献。《海上散谈录(一个国乐家半个世纪的亲历)》这部由上海著名文化人庄永平先生著写的自传体笔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体现出了这些价值。新中国的大半个世纪,“国乐”发展带出的是一条曲曲折折的路径,庄永平的艺术道路基本上于此同步;曲曲折折的路径会衍生丰富的故事,庄永平的故事里自然珍藏着宝贵的信息。从进入新中国第一个“民族乐团”,到成为“海港剧组”的一员;从执著于“中华国乐”的建设与研究,到著作等身,成为这个领域著名的专家,他注定要被写入中国当代的音乐文化发展史。
——“中西混合乐队”是我国曾经出现过的一种“实验性的”乐队形态,在“海港”创作中,这种乐队形态的探索有过充分的发挥,现时过境迁,不为人所知。所幸的是,作者因是当年组建“中西混合乐队”的骨干成员,亲历了整个过程;加之他学养丰厚,对当年的情景观察细致,记录详实,终保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再比如,1960年代起,京剧艺术让人产生过从戏曲出发,探索一条“中国式歌剧”的新思路。后来一些实验成果因“样板戏”的争论而被淡化,但这种试图寻找到一条能与西方歌剧艺术“并驾齐驱”的具有真正中国精神的“中国式歌剧”的努力还是让人记忆犹新。
《海上散谈录(一个国乐家半个世纪的亲历)》这部自传体笔记,由庄永平书写,其中的“记忆”却属于我们共同所有。
我们小区有个银行面向自己职工办的小学,就是古柏路小学,后改名为富民路小学,这种内部小学在当时是较为少见的。而在校就读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联合银行职工的小孩,因此,哥哥、姐姐为同班同学,弟弟、妹妹也为同班同学。我有一个同学叫顾大伟,就是后来有点名气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二代“阿福根”顾超,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起改用顾超名字的。他的爸爸也是联合银行职员,哥哥顾大龙和我大哥庄永嘉是同班同学,我和他是同班同学,本来他们一家住在72号,我们一家住在70号,靠得很近,经常在一起玩。后来他们搬家了,失去了联系。记得后来唯一见到他的一次,是我到北京东路2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音乐节目时与他偶遇,才知道他就是“阿福根”。那次,我们回忆起作为同学时的小学生活,他是个有名的“顽皮大王”,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却想不到后来竟会在“讲上海话”方面有所作为。一直听老人说小时候顽皮的孩子大了常常会有出息,看来此话不假。记得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实在顽皮得出了格,语文老师陈炳文要拉他出去,但他人较胖,又像是没有骨头架子似的,紧紧粘住课桌椅不放。陈老师一会儿抓住了他,一会儿又被他滑掉,后来干脆将他连人带课桌椅一起甩出了教室。而陈老师手上戴的名表也给砸坏了,气得他直喘大气说不出话来。还有一次“阿福根”把扫帚和簸箕放在教室的门上面,门微开着,老师一推门进来,扫帚和簸箕一股脑儿就砸在头上,引得学生哄堂大笑,可大家都不吱声也不敢说是谁干的,老师虽然十分生气,但也没有办法。这种出格的事情现在大概不太会发生,回想起来内心竟会觉得还是蛮有趣的。但后来听到了顾超在1997年2月录完“阿福根”节目后,骑着助动车沿外滩中山东一路急驶回家,由于路上灯光较暗淡,路中央有一较大的水泥块没有看清,避让不及撞了上去,人飞了出去,经抢救无效死亡。作为上海第二代“阿福根”的顾超,就这样英年早逝实在是令人太惋惜了。从顾超又想到顾超有个叔叔好像是个无正规职业的人,就在我们窗底下弄堂口的公用电话间里帮着传呼电话,平时与我们都是无话不谈的。后来听说与住在我家楼下的金采凤家的娘姨生活上有点“搞七廿三”,大概是金家与大门口公用电话问靠得非常近,这个娘姨又经常进进出出的缘故,被这个电话问叔叔“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吧!事发后他跳楼自杀未遂,拐了一条瘸腿照旧喊电话,过了一阵子就听说他死了。他的形象和谈吐的样子在我脑子里一直挥之不去,不由得让我想起鲁迅《阿O正传》中的阿Q来,总觉得这个“小人物”还是蛮可怜的。
我们的小区比较大且封闭的。我除了上课以外一天到晚在弄堂里“官兵捉强盗”、“躲猫猫”,今天掉了纽,明天破了鞋,总免不了父母的一顿训斥,但父母是很少打我的。想想现在的孩子整天围着功课转,你要他破鞋也难啊!人是不能被剥夺童年欢乐的,这对人的一生成长是有着极大的关系。记得我家的门口也就是弄堂口,有一棵偌大的榆树,长得和我们的三楼房子一样高。有时伸手也能抓住树枝的,我们经常去采摘它长得像元宝一样的果子,后来这棵树不知怎么就死了,也不见再有人来重新栽树。想起儿时每到夏至的时候都要在这棵树上,吊上一杆很长的秤,秤砣也大得不得了。干什么呢?称人!每到称人的时候这里可是一道风景线哦!以前我们小区有印度“阿三”,也就是请印度或安南(越南)巡捕看门,后来改用中国巡捕看门了。现在叫小区保安,也是整天日夜值班的。有个蒋大胖子住在我们弄堂里,他是长期给我们看门的,大概有几百斤重吧!每次秤人他总是冠军。我们在三楼往下看,看得很是出神,也感到非常有趣。小区内最角落处49号隔壁有一条窄小的夹弄,大概只有一人的宽度。每次玩“官兵捉强盗”穿过这条夹弄,水泥地底下就会发出“咚咚”的响声,大概下面有空洞所致,使人感到汗毛凛凛的。据母亲说,49号三楼住着一个“痴子”(精神病人),也是银行里的一个职员,因为感情上的纠葛受到刺激而发病的。母亲吓唬我们说,你们小孩在夹弄内跑来跑去她会把刀抡下来的,这使我们每走过去感到非常的害怕。而有时我们小孩生病了,父亲也会到弄堂里兜来兜去地喊“魂灵头”,据说是魂灵出窍了才会生病的。他去把你的魂灵喊回来了毛病也就会好的,现在看来有点愚昧,但也蛮有趣的。
小学毕业以后,我考进了淮海中路、汾阳路、襄阳南路三岔路口的淮海中学。这个地方后来改为教师进修学院,现在又将房子拆了改建成商业性的高楼大厦了。每天我从富民路穿过长乐路,自东湖路一直走到淮海中路去上学。经常一路上东看看西望望,感到非常的新鲜。首先,在今新乐路和东湖路转角的那个地方以前是上海三大亨之一杜月笙的公馆,据说是他的门人金廷荪,因包销航空奖券发了横财,于是耗资30万美元,于1934年在杜美路(今东湖路)70号(今东湖宾馆)建造了一幢花园豪宅送给杜月笙。于是,这条马路就以杜的女儿杜美如取名。抗战胜利后,杜月笙以60万美元将这栋楼卖给美国新闻处,并一度成为美国上海领事馆,而他自己则住到了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南楼,茂名大楼)。后来杜月笙携五夫人孟小冬迁居香港,故此处虽称为杜公馆但杜氏却一天也没有住过。引起我兴趣的不是什么杜公馆之类,而是正好在这个犄角内建有一个中国式的亭子,直到今天还完好地保存着。
P10-12
三国时期诸葛亮年轻有为隐居古隆中,敝人年老无为蛰居今吴中。京剧《空城计》诸葛亮唱:“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又,《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号湖海散人,敝人亦自喻吴中散淡人且刻章明志,写此自传式《海上(吴中)散谈录》。此段文辞原欲作全书“题记”,经立平兄建议而改成后记是也。
庄永平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