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的全球排名，近年来不但一直保持居高不下，而且还在跃进，足见科大教授的实力之雄厚。科大之能够选聘到优良的教授，是因为科大有一套完整的游戏规则，也就是任免的规章和制度，并严格执行。

《我的科大十年(续集)》作者孔宪铎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参与了科大创建初期筚路蓝缕的历程。本书为作者沉淀数载、继续反思科大十年创建历程之后写作的续集。则侧重记述如何选拔世界英才，并把他们留在科大，用“以人为本”的精神，使之乐不思蜀、做出成就。作者在书中记述了与众多世界级顶尖学人交往的细节，精妙动人之处随手拈来。书中呈现的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重现了一个风卷云涌、群英荟萃的年代。

香港科技大学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百分之百由“海归派”华人留学生创办的大学，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跻身世界名校之列，堪称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我的科大十年(续集)》作者孔宪铎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参与了科大创建初期筚路蓝缕的历程。曾出版其著作《我的科大十年》，而《我的科大十年(续集)》则为作者沉淀数载、继续反思科大十年创建历程之后写作的续集。

前一本书中，作者主要记述的是创办香港科技大学之经验和谋求成功之道；在《我的科大十年(续集)》中，作者则侧重记述如何选拔世界英才，并把他们留在科大，用“以人为本”的精神，使之乐不思蜀、做出成就。《我的科大十年(续集)》以众多的案例，展现了香港科大东西方并济的办学理念与精神风貌。

作者在书中记述了与众多世界级顶尖学人交往的细节，精妙动人之处随手拈来。书中呈现的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重现了一个风卷云涌、群英荟萃的年代。

第一章 续集缘起

第二章 负笈问道：象牙塔里师长的启蒙

第三章 耳濡目染：象牙塔文化的熏陶

第四章 理念相通：三位大学校长的激励

第五章 身体力行：将“以人为本”付诸实践

第六章 领军人物：创办香港科大的校长

后记

附录

1979年，我申请提前升级未通过，赌气离开UMBC。马丁多次劝我、留我都未成功。我写了辞呈，转职美国农业部工作。为了替我留条后路，他把我的辞呈改为请假，希望我半年之后归队。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在处理别人的事上头脑非常清醒，可一旦轮到你自己身上就糊涂了。”马丁说得对，我去美国农业部工作了不到半年就又回到系里了，要谢谢他为我想的和做的都很周到，这是他“以人为本”作风的最佳注脚。马丁知道什么适合我，什么不适合我，他更知道我擅长什么和喜欢什么，他的决定是依据这些因子和站在我的立场构成的。他知道UMBC对我来说比农业部适合。他是对的。可是他这么深人地为我考虑，不是没有风险，后来就有人说他不公平，尤其是对我太偏心，可他还是那样做了。今天我在此执笔记下这段故事时，内心感触很深，感动更深。

马丁是犹太后裔的美国人，1925年生在麻省，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系毕业，随后去了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读的是植物。在系里他认识了一位中国同学崔征(图33)，那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过天津南开大学植物分子研究所所长的崔征院士。由于这层关系，他对中国人有一种亲切感。我是中国人，他一见我就很亲切。

马丁曾在宾州大学教过书，又转去巴尔的摩一所称为RIAS的研究机构从事光合作用的研究。1969年来UMBC，担任生物系的主任。他一心要把这个起初以教学为主的校区转化成为一个以研究为主的校区。他先把系里九位教员中六位只教书的人解职，从头重建生物系。他很有雄心壮志，到处招兵买马，把生物系办得有声有色。到1974年，教授已从3位增加到了14位，我算是第15位。前面那些新人，都是出自名校，个个年轻力壮，上进有为，于是UMBC的生物系生气勃勃，成为全校的名系。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参加了生物系，系主任对我寄予厚望，加倍地关心。

马丁在督促年轻人科研猛进方面，到了爱才如命、嫉懒如仇的地步。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做法，既是他成功的基石，也成了他失败的主因。在系里，研究有成的人支持他，在研究上挣扎的人反对他。一个系分成两派，灾难就来了。我从头到尾一直支持他。在这样的情况下，马丁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不是一位政治家，在他连任要经过选举时，有几位反对他他都不知道。我告诉他，这次投票会有七张反对票，他说不会这么多。我不幸而言中，支持他的虽仍有十一票，可是不到三分之二。为了保持颜面，我请求校方不要坚持要有三分之二票数当选的原则，让马丁当选。我亦去劝说马丁只做一年下台。即使另外请人，亦要一年的时间，大家接受了我的折中办法。

马丁做了13年的系主任之后，在1982年交差了，谁都没有想到的是，继任者是我。我是在一个暑假中由14位在校同事参加的系务会议上，以12票对2票当选的。那两位同事不服气，其中一位大牌教授对院长说当系主任的应该是他，不是我。

为了团结系里的同事并共同努力把学系办好，我首先邀请全系的每一位同事到家里晚餐。为壮行色，我更邀请了UMBC的校长(图34)、副校长和院长一同参加，他们从上到下都到了。更难得的是，连总校校长Dr.J.S.Toll和夫人(图35)亦到了。Toll和Dorsey殷殷地鼓励大家同心协力，把这个在马大的生命科学领域最好的生物系办得更好。Toll还说，若有分校校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会尽力帮助，并特别为我打气。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我既已接受了这项挑战，只有全力以赴。

这次家中的餐会以后，我还邀约了每位同事，分别单独交谈，特别选了一家好的中国餐馆。我对每位同事说：生物系是大家的系，生物系的前途是大家的前途，系的命运和今后我们的命运都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已为此献出了我的时间和精力，希望大家能和我一样，为了系的发展和我们工作环境的改善贡献出一份力量。没有一个人反对我的着眼处和建议，有一位同事还开玩笑地说：“除了我太太之外，谁都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题外的插曲。

我在每天早上开车上班的途中，不断地自我提醒：我做系主任，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我是系里每个同事的系主任，不是我自己的系主任；每做一件事，都要以全体同事为对象，都要为全体同事着想；不能有私心，更不能报私仇，昔日给我小鞋穿的同事，我也要对他一视同仁。那位不认为我该是系主任的同事，一直对我不友善，一直以大牌教授自居，又很不服气，后来更是明目张胆地拒绝担任系里任何委员会的职位。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一天早上，我约他到办公室恳谈，我说：“Tom，假使我告诉你我喜欢你，我是在说谎，因为我压根儿就不喜欢你。但是，当我告诉你，你是我们系里的成员，一位很优秀的成员，我这个系主任对系里的同事，一视同仁，这是事实，你应该相信。你和我一样，都不享有任何特权。”此后，我们心平气和地以同事相处，没生积怨。到了年底，评价成绩的时候，他的科研甲等，我以甲等成绩奖励他。待我任期期满的时候，系里的同事中，是他主动地在家里为我开了一个给我惊喜的欢送会，我事前一无所知。这样的欢送会，由他在家里主办，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双料的惊喜。我不禁给了他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拥抱。人是会被感动的，我做到了“以人为本”，用这种精神感动了他。P46-50

这本书写到这里，已有十三四万字和一百多张相片，记述了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十多位师长和朋友。在师长中，许多位都是大学校长，很成功的著名校长，有的是机构和单位的主管；在朋友中，有的是学界宗师，很知名的世界级的大师。现在，是应该评述自己的时候了。以前很少评述过自己，只有在《我的科大十年》里，曾经写过自己是一个“锲而不舍，屡逢知遇，好运高照”的人，仅仅用了12个字，现在再描述自己，想加上一项“背水一战”，一共成了四项、16个字。让我来详述一下，在这四项中的16个字是说了些什么。

1.锲而不舍。我这一生，能从那样一种悲惨的童年，到今天这样一种安逸的老年，像是做了一场美丽的梦。奇怪的是，美梦也可以成真。我常常自言自语地对自己说，我这一生真是死而无憾，因为厂在这个世界上，人力所能及的，我都做到了，即使我可以重来，重新做起，我也不可能做得比现在更好。譬如说，我常常提起自己是：没有读过中小学，也获得了加拿大最好的大学多伦多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和中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的人文博士学位。在香港睡过水泥马路，也在内地住过豪华的总统套房。在香港的纱厂做过多年的小工，也在内地、香港和美国做过大学校长。在江苏溧水讨过饭，也在北京中南海做过上宾。我这一生，是名副其实的能伸能屈，从大屈到大伸，靠的都是这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从1950年15岁偷渡到香港，就在工余时间读书，在夜里用手电筒照着做习题，直至今天75岁了，60年来，从未间断读和写。自退休之后，每天花在读书和写书上的时间，都不下于10个小时，我这一生做事的精神就是锲而不舍，从小到老都没有停过。

前面，我提起了偷渡到香港，日期是1950年7月7日，我这个13岁就到处流浪的孩子，跟着两位大我十多岁的山东同乡偷渡到香港，做纱厂小工谋生。41年之后，在1991年6月8日，我又重回香港，以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的身份和百多位同事们创办香港科技大学。在当年10月1日开学之前，香港的港督卫奕信(图146)举行了一个茶话会，备有饮料和点心，招待我们这第一批的创校者。在会上，他很客气地问我：“孔教授你以前是怎么来港的？”我面有难色地对他说：“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他有些不解。我坦诚地说：“你是港督，也是我们的校监，我不能撒谎。否则就是犯上。若说实话，你又可能把我递解出境。”“你说吧，没有关系。”他微笑着说。我的脸上有点发烧：“我是偷渡进来的。”我说。他以英国人擅长的外交辞令说：“香港是一个让人创造奇迹的地方，你正是一个好例子。”港督的话，值得回味。

2.屡逢知遇。我心平气和地好好地想一想。自从在1954年，自香港到台湾，进了台中农学院，挤人这个东方的象牙塔之后，每次向前走一步，或每次登上高一层的台阶，都有贵人助我一臂之力。实际上，还不仅如此，他们对我都有知遇之恩，恩惠可能有深浅之分，但是，恩就是恩，都是出自他们的爱心，也都是在某件事上踢了不可或缺的临门一脚。在台中农学院，没有王志鹄院长的恩慈，免去了我四年的学杂费和四年的住宿费，我不可能读下去。毕业之后，没有他用院长之尊安排，当助教不可能轮到我，我就无法出国留学。没有恩师黄弼臣教授的安排，我就娶不到同班的美女也是才女傅静珍同学为妻，陪我一生辛勤地走来。到加拿大之后，不是系主任Dr.Hilton的恩准，我和内人不可能在同校同系获得相同的奖学金，能够成家和立业。在多伦多大学，要不是我的导师Dr.Williams的全心力挺，植物系那位有偏见的系主任，很可能令我误了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那么，我的一生就不可能是如今的模样了。到了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UCLA)，受到四年栽培和提携，也都靠导师Dr.Wildman的用心爱护和提拔，否则，我不可能做出好的成果，不可能在《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多篇重量级的文章，结果一定是找不到教学与科研的职位。从加州到马里兰大学UMBC校区，有幸遇到了一位待我如同家人的系主任Dr.Schwartz。是他，为我在马里兰大学从上到下奠定了人事上的基础，让我像爬楼梯一样地步步登高。我不能不感激他的知遇之恩。从院长到校长们，他们日后对我的器重，都是因为Dr.Schwartz。Dr.Dorseyr校长对我的礼遇，令我真是感激涕零。我的其他的上司如Dr.Neville、Dr.Colwell、Dr.MaZZocchii，不仅是提携我，实际上是对我有恩，尤其马里兰大学的总校长Dr.Toll，对我更是恩重如山。在马里兰大学这座西方的象牙塔里，我能以十多年的时间，从最底层一直爬到高层，可以说是层层都与Toll直接或间接的有关。

我的一生中不仅是“屡逢知遇”，而且是步步都有知遇。我不是没有想到，在世间，很多人是不可能这么幸运的，因为世事之不顺者，有十之八九。

3.好运高照。我不能不承认，我这一辈子运气很好，几乎在每一重要关头，都会“时来运转”，像是在足球大赛场上，凡是队友踢到球门前的球，我都能赶上踢那“临门一脚”的机会。在这里我只举出几个重要的例子。比如我的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我在1968年33岁时，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植物系得到的。当时我师从John Williams博士，他小我三岁，对我非常器重，不但处处表扬我，而更是谦虚地说我是青出于蓝。在他的门下，我的论文做得很好，题目是他在英国伦敦大学博士论文的延续，使用最新的技术与方法鉴定在植物独有的叶绿体上，有没有细胞核以外的基因。在当时(1965年)，这是一个相当具有前沿性的题目，因为深具前沿性，在早期所发表的文章中，正负面的结论都有。我得到的结果与众不同，系主任认为一定是我错了，不想让我通过口试。我的导师据理力争，认为我的，结果是正确的，把结果搞错的不是我，是别人。论文审核委员会其他的委员们全体站在我的这边，论文通过了，我的博士学位得到了。后来事实证明，我论文的结果是正确的，错的是别人，不是我。到了2009年，我已经74岁了，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比我小30岁的王登峰教授(图147)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基因与人性”。论文审核委员会由八位教授组成，主席由北大的前任校长许智宏(图148)担任，委员中还包括两位不同心理学会的主席，阵容真是空前的强大。论文经由八位委员们一致通过，送到心理学系审核时，也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最后还是导师王登峰博士使出浑身解数力挺，才获通过。这篇论文首创用生命科学来解释人的天性和行为，开辟了一条跨学科的阳光大道，让诸多学者通过并进山采宝。从本书附录七的一篇《推荐<基因与人性>这本书》上，多少可以看得出，为什么这本书或这篇论文引发了不同的声音。学术界的每一项创新上，都是有阻力的，上述的两篇论文都具有前沿性，而日后都会证明是正确的。1968年，在多伦多大学写的那篇论文在日后证明是正确的，只是当时流传着多篇由名教授们执笔但内容却不正确的文章。我有信心，2009年在北大写的这一篇有前沿性的论文也是正确的。这本书出版刚刚两个月的时候，网上已经有多个支持的声音。在网上已经有人根据我的书写了一篇《人之初，性本恶》。我在这两次遇阻中能引以自慰的是，我在学术界有发挥创新的潜力。因为创新而遇阻力是正常的，否则就不是创新了。旧的东西都是已经为大家所接受的，在大家没有接受以前，什么东西都是新的。所有新的东西，在推广上都会遇到阻力。

4.背水一战。除了上述三项之外，我现在新增加的一项是“背水一战”。这是我中文书的处女作之书名，它讲的不是背水一战的场面或战况，而是背水一战的精神。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写了一本自传——《背水一战》，副题为“从香港纱厂小工到香港科大副校长的心路”。读者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本个人奋斗史。

我这一生的奋斗精神，就是“背水一战”，它可以化不可为为可为，又能化不可能为可能。我从13岁于战乱中与家人分散之后，每遇难处，每人难境，就以背水一战的精神来克服困难，从不认输。跌下去就站起来，从来就没有不能站起来的经验，因为我受过跌下去躺在地上的苦，我不再想品尝那种苦楚与无奈。

我10岁和14岁的那两年，曾在上海南市的炒货店里做过两次学徒，吃苦受难。15岁又偷渡到香港，在纱厂做小工，吃的苦更多，受的难也更多。可是我一天到晚，都在设法从这种困境中冲出去。年少地生，无亲无故，求救无路，求助无门，在这个宇宙间，唯一可以救我之人，就是我自己。于是我开始在自己身上打主意，然后下手。要自助才有天助，要自强才能刚强。摆在面前唯一可行之途，就是自修、工读。在生活上省吃俭用，一年中都不舍得上街吃一碗面，在时间上争分夺秒；留下的工资去上补习班，积下的时间去读书。上天不负有心人，四年之后，我在19岁的时候，很幸运地考取了台湾的台中农学院，在人生旅途上，来了一个大转弯。

我没有中小学的基础，连H2O是水都不知道，怎么能在大学里读书呢？我能在大学一年级读下去，靠的不是在中学学的课业，靠的是背水一战的精神。大一过了关，大学二、三、四年级就好过了，因为学的课程多是专业，不靠中学的基础。我又选了不修微积分的园艺系，自己还有一份小聪明，所以成绩很好，还以全班第三名毕业。

到加拿大留学，靠的也不是自己的学识根基，靠的还是背水一战的精神。什么是背水一战的精神？说穿了就是“努力”两个字。我一生靠的都是努力，我深深地体会到“努力”是我最大的本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本钱。图149是在山东老家一所中学里所照的照片，我是这所中学的名誉校长，鼓励学生努力，他们就把我对他们讲的话，像标语一样地写在操场的一堵墙上，用以鼓励学生。

为了鼓励学生努力，我还在由北大出版社发行的一本《东西象牙塔》(2004)书中，写了一篇小品《你的本钱》。其中也提到努力的重要性，下面摘抄其中的头两段(共12段)如下：

你的本钱

假若青春是你的本钱，你的本钱，正在日夜地减少。

假若知识是你的本钱，你的本钱，正在日夜地增多，因为比你更青春的人，正在日夜地增多，比你更具有知识人，正在日夜地减少。

假若聪明是你的本钱，你的本钱很少。

假若努力是你的本钱，你的本钱很多。因为比你还聪明的人太多太多，要找比你更努力的人太少太少。

在加拿大读博士学位受挫时，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做博士后不顺时，我都靠“背水一战”的精神继续前进。尤其是初抵马里兰大学的时候，知道这一教授的职位来之不易，而且还有“过了这一村、没有下一店”的危险，一报到，就以“背水一战”的精神工作。白天努力，晚上努力，工作日努力，周末还是努力，所以才能做出骄人的成绩。那些成绩都不是天上掉下来，都是从血汗中拼出来的。连在香港科大做学术副校长，靠的也是“背水一战”的精神。

我除了有上述“锲而不舍”和“背水一战”的精神，以及“屡逢知遇”和“好运高照”的运气之外，还有从小就被教训出来的“不好犯上”的习惯。有这个习惯，一来是从小被父亲打出来的，二来是从《论语》书本上学出来的。在小的时候，父亲教训我很严，不管他对不对，合理不合理，只能是，他说什么你听什么，不可以和他顶嘴，挨打时还不能哭，否则就都是犯上，犯上就是不孝，这是家教中最不能触犯的教条。同时，在《论语》上，还念过“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读过《论语》之后，我一直以为这就是孔家传下来的“家规”，神圣而不可侵犯。我这一生都在奉行这一个“家规”，所以，从来未曾和上司顶过嘴，翻过脸，甚至大声发言。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不喜欢我这种习惯的上司。这也许就是我所跟从的老板都很提拔我的原因之一。

与这个习惯相连的，还有不使人家讨厌你，这也是从小跟着比我大的人一起生活而磨炼出来的。你人小，需要大人照顾，你不能让照颐你的人讨厌你。你要知道大人是不是讨厌你，就必须有察言观色的本领。这个本领不都是天生的，多半也是磨炼出来的。从小我就知道什么是“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低头，就靠察言观色了。这些都是小时候在上海二度学徒时练出来的。

由于小时候多年只身流浪、无依无靠，我对每一个帮助我的人都特别感恩，特别知恩图报。我在UMBC的恩人、系主任Dr.Schwartz下台时，无人理他，我就每天中午约他一起吃饭，陪他整整吃了一年，他很心领，别人亦对我另眼相看。

我现在想来，我的一生中，世事多变，人生有起伏，但是人生总是有得就有失，有失就有得。小时候，十岁以前，没有见过亦没有吃过糖，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到老年时的牙齿还是这么的健康。我在20岁以前，很少能吃到肉，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的身体到了七八十岁还很健康。我从小时候到现在，没有得到太多的父慈和母爱，十岁就离开了家，全靠人与人之间的情来情往，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擅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小时候总是寄人篱下，受尽折磨，现在能顶天立地、自由飞翔，小时候付出的代价，现在都变成了利息进账。

评述我自己的16个字中所指的都是人性中的文化性，不是人的天性，它们没有一项是天生的，都是来自文化环境的影响。其中的“屡逢知遇”和“好运高照”说明了东西象牙塔中都充满了这种环境。仔细想想，也许是因为我一生一直是在象牙塔中，所以才能“屡逢”，所以才有“好运”。果真如此，则是象牙塔内的环境，尤其是文化环境，与塔外的实在不同。这使我想起来冯元桢院士(图150)十年以前，曾在一封给我的信中写道：“……除了能力、性格和态度的功劳以外，还得加上运气，运气(使)你所遇到的人是好人多，运气(使)你选上的事业在学术界、教育界，那里面的确很少坏人。我自己一生也很幸运，所遇到的人都很公道，很有见地。领导者一般皆才德兼备，没什么可批评的，这可不是运气好吗？”

重读冯元桢院士十年以前的信，又回头想想我在象牙塔里五十有五年，真是三生有幸。象牙塔里，就是与象牙塔以外的文化环境不同。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在象牙塔里，有几个人知道或觉得象牙塔里的人是多么的幸运。我就不知道。直到现在才知道，我写自己的一生“屡逢知遇”和“好运高照”，是因为我一生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一直到今天，每次回山东，也都是回到不同的象牙塔里。尤其是重读冯元桢院士信中的提醒，才让我像是大梦初醒。象牙塔里的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如果还不知道，就请你细细地读一读冯院士在1999年12月18日写给我的那封信(附录八)。

冯元桢院士，谢谢你的教诲，谢谢你的爱心，谢谢你对后学的提携，更谢谢你写给我的好几封信。冯院士为人、为学都是世界一流，他是在美国难能而少有的“三院”院士，即美国的三个科学院——科学、医学和工程学。更难能而更少有的是，他在留学生中是现在唯一健在的一位获有五个院士身份的学者，除了上述三项之外，还要加上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前面这张照片(图150)亦是本书最后的一张照片，非常具有历史性。在中国留学生中，也可能是在古今的中国学者中，仅有的两位五院院士冯元桢和张立纲都在其中，实在非常难得。

说来难以置信，一转眼就过去了五十有五个年头，都是在象牙塔里的年头。即是在退休以后，我还好像是生活在象牙塔里。唯一不同的是，以前是从东方的象牙塔进入西方的象牙塔，现在则是由西方的象牙塔再回到东方的象牙塔。据最近统计，中国象牙塔里的学生有2100多万。在象牙塔里生活久了，就会忘了象牙塔以外的大干世界，其人口之多。极其无奈的是，我已和这个大干世界脱节了。我感到，能在中外不同的象牙塔中遇到这么多慈祥可敬的老师，是自己的幸运和好运，因此我才描述自己的一生是“屡逢知遇”和“好运高照”。可是重读冯元桢院士的书信之后，我猛然发觉，在象牙塔里和我一样觉得“屡逢知遇”和“好运高照”的人，又何止一个，一定很多很多，可能多到包括在象牙塔里度过一生的每个人。果真如此，则不是我个人的“屡逢知遇”和“好运高照”，而是象牙塔里人人都会有知遇，处处都会觉得有好运。这种象牙塔里的文化环境，是多么好的教育人的环境。人在象牙塔里，不光是在课堂上学到了知识，也会在生活上学到为人处事。象牙塔里的师长的学问重要，师长的言行同样重要。现在有科学证明，人的生而即有的天性重要，日后学习到的习性同样重要。

人性受遗传和环境的双重影响，而人格亦然，遗传和环境对人格的影响各占百分之四十，平分秋色。环境的重要性是值得注意的，否则孟母就不会“三迁”了。美国的好大学、知名大学，在知识的传递上不相上下，采用的也许还是同一本教科书，但好大学和知名大学在生活环境上则大不一样。好大学里的同学，可能是全州或全国拔尖的才子，而知名大学的同学，则有全世界拔尖的才子。2009年，霍普金斯大学的新生来自34个国家。不但如此，知名大学毕业生的同学，假以时日，可能进驻白宫当上总统，这就与好大学不可同日而语了。

中国有句古话，“见贤思齐”。在名大学里“贤”的高度会超过一般，你也会把自己提高一大截。

我在东西方的象牙塔里，渡过了55个年头之后，终于想通了。我以为我是“好运高照”，又以为是“屡逢知遇”，才会遇上这么多恩慈的师长，其实不然。实际上，不是我有多么幸运，而是在象牙塔的环境里，慈祥可敬的师长特别多。所以，不是我“三生有幸”，而是象牙塔里环境特别，特别近于完美。在现代的社会里，我们多么需要更多的象牙塔！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可以算是做了一个长达55年的试验，并以自身为试验品，经历了东方的中国海峡两岸和西方的加拿大和美国，其间也在英国剑桥待过一年。在这55年中，我从未离开东西方的象牙塔和无数位良师益友。

我花了十多年的光阴，在内地到处高倡“国兴科教”和“以父母之心办教育”；花了更多的日子，二十多年，在北京、济南和临沂高呼“临沂需要一所大学”。现在临沂终于有了一所大学，可是我仍未听到有人对“国兴科教”和“以父母之心办教育”有任何反应。我深信，上述的这两项基本观念，在中国普及教育和推行农村教育上，都非常重要。我是一个出生在山东农村的孩子，能有今天，全拜高等教育之赐，因此，我是多么希望所有的中国孩子，尤其是农村的孩子，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又都能在社会上做出应有的贡献。其实，教育不但可以使每个国民都对社会有所贡献，要提升国民的素质，也靠教育。一个国家国民的素质高，国家就富强，社会就安宁，生活就和谐。

摆在面前的大道是，要建设和谐的社会，就必先提高国民的素质，而提高国民素质之路，唯有经由教育一途。教育国民是国家的天职，这就是要“国兴科教”了。

你看完这本书，很难不对象牙塔里的师表们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