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现代中国》内含十二篇作者杨善华对北京城内普通居民的深度访谈记录，从询问被访者生活轨迹出发，连带出社会、经济、政治、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变迁。从这些点点滴滴，可以透射出宏观层面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史，发现普通民众如何回应社会变迁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亲历现代中国》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主编的口述史著作。

20世纪这100年是中国城乡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0年。在整个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中国社会其实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断裂，而仍然体现出一种延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延续是通过生活在中国社会，而又跨越了不同时代的人的延续表现出来的。

本书记录的就是这样一段埋藏在普通人记忆中的城市生活历史。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以及默默无闻的街道中，这些平凡的小人物或随波逐流，或起身反抗，这里没有英雄史诗般的传奇，也没有置身政治和生活旋涡之中的紧张和激动，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恒常。但这恒常中蕴含的何尝不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轨迹？

理解普通民众与他们的生活世界（代前言）

烧锅炉的老北大

胡同里的镶黄旗

胡同里的镶黄旗（回访）

追求不一般的西城小柳

甘愿平淡的柳大姐

渡尽劫波今独在，千头万绪忆逝年

勘破人生真谛：隐做市井凡人

九旬沧桑话当年，“西安事变”在眼前

当工人也得有一身正气

积淀生活经验，取到和谐真经

为家庭操心也得有智慧

共产党培育我成长

编辑札记：跟韩大爷的谈话其实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笔者觉得反常，疑惑，但是决定不反诘不追问将谈话继续下去。第二部分就是跟韩大爷摊开直说，使他决定不再继续圆他开始编的假话，从而让访谈回到说真话的轨道。

记得那天上午走进韩大爷家门，笔者就有反常的感觉。如访谈开始时，居委会干部是很自豪地将对韩大爷与他老伴这对孤老的照顾作为街道和居委会帮助低保老人的政绩来介绍的。我们进屋的时候韩大爷正在吃早饭，作为一个从事经验研究的社会学者笔者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观察的机会。当时看到韩大爷吃的是饺子，觉得他们生活还算可以。但是打量一下他家室内陈设立马有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感觉，屋里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具，连彩电都没有。再看老两口的外貌都是皮肤细嫩皱纹很少，不像是底层出身的人，但却住在这样一个大杂院中——这背后一定有故事。心里存着这种想法，笔者就对被访者的言语行动格外注意。安排坐下后韩大爷开始说那番充满套话的欢迎词（参见访谈记录中开始那段），只见他忽然站起来，开口就是“报告”两宇。当时笔者心中一个直接反应是：这不是监狱中犯人和管教说话的姿势和用词吗？而且后来他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基本上都是先站得笔直，然后再说话，还大都是以“报告”开头。这可以肯定是多年养成的行为习惯，也是当事人不可能加以掩饰的细节。再联想到他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老北大法律系的毕业生，在新中国成立后那么紧缺人才的情况下居然会到袜厂去织袜子，所以在访谈进行了三分之一的时候笔者心里已经肯定他一定在监狱中被关过多年。这才是对他的话语和行动的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根据以往的访谈经验，笔者知道他们老两口在昨晚接到今天我们要来访问的通知后一定商量过明天如何应对，而他们采取这样的应对策略也一定有他们的苦衷。所以作为主访笔者决定就这样问下去，等到时候可以了再揭开。  由生活史入手的访谈的一大好处是被访者不太容易掩住他们不想讲述或者想隐瞒的事实。比如韩大爷说在31中学当临时工去烧锅炉一直干到77岁，这太离谱了（如果前面是刑满释放就业那倒也基本符合事实，只因为他没有如实说前面这一段这才离谱）。在问到三年困难时期他们是怎么度过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破绽，当笔者问韩大爷老伴他是不是跟她一起时她居然笑着说不知道，让我们直接问韩大爷自己。这和后面的去31中烧锅炉在时间上根本无法对上。所以笔者马上转到问去31中烧锅炉的时间（不过如果仔细阅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韩大爷的老伴在前面讲自己家的事情的时候其叙述还是基本可信的。所以等到后边笔者将事情挑开之后韩大爷的叙述就流畅了，事情也清楚了。

访完韩大爷出来，我们大家也是无话可讲。从1951年29岁被捕到1979年57岁回到北京，韩大爷几乎是在劳动改造中度过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听到他在访谈中两次自豪地提到自己烧锅炉烧得特别好时，笔者心里不是喜悦而是苦涩和辛酸。新中国的成立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用我们社会学者的行话来说是伟大的社会变迁。但用韩大爷的话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个相互“敌对”的党，地主阶级和工农阶级是“敌对”的阶级。所以一旦新政权建立，它必然要对敌对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此时个人的道德评价之高低几乎没有作用，专政首先看你从属于哪个阶级，韩大爷的不幸就在于此——他既出身在将要被新政权专政的阶级中，又是领导旧政权但现在已经被推翻了的国民党的成员，因此必然会成为新政权专政的对象。两个阶级的斗争就是这样影响了一个人及其亲属一辈子的命运。

访：来来来，这儿还可以坐两个……把那轮椅搬开就能坐……挤着点儿坐……这两个是低保家庭，没儿没女，完了咱们为老人服务办得不错，为两位老人免费送餐，你看这轮椅啊、被子啊、褥子啊、窗帘啊都是政府给的。  访：就是社区养老。

访：对，社区养老，这个杨教授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的生活……杨教授啊，我们的这个社区服务中心专门有人为老人送餐，分好几档，然后有一部分是我们街道，就是政府承担的，这都由政府买单，他们家还有（洗衣打扫卫生的）小时工，都是政府买单……他们俩我已经给你们介绍了，我们回居委会去了啊。

访谈时间：2008年12月23日上午9：00—11：00

访谈地点：北京市西城后海韩大爷家中

被访者：韩大爷（以下简称“韩”）、韩妻

访谈者：杨善华、廖炳光、孙超、街道人员、齐永峰、范金华等（文中均由“访谈者”统称。简称“访”）

访：好好好……

访：那我们就回去了，你们自己访，他如果不想回答的问题不必没有保留的回答……

访：那个给你们添麻烦了。

韩：列位同学，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访问，谢谢，谢谢，请坐，请坐，诸位请坐……

访：大爷您坐，您坐。

韩：这儿请主任坐……

访：您坐，您坐，老大爷……主任走了……您坐，您坐，您坐这儿吧。

韩：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同学啊？

访：我们是北京大学的。

韩：北京大学的，哦，那是老校友了。

访：哦？！

韩：我1947年北京大学毕业。

访：那您那时候是胡适当校长还是谁啊？是胡适还是蒋梦麟啊？

韩妻：胡适校长。

韩：哦，是胡适校长，胡适的校长，地点那个是在……

访：沙滩那边，沙滩、红楼。

韩：沙滩红楼。

访：您坐，您坐，老大爷，您坐这儿。

韩：我我我……坐当中。

访谈时间：2008年12月23日上午9：00—11：00

访谈地点：北京市西城后海韩大爷家中

被访者：韩大爷（以下简称“韩”）、韩妻

访谈者：杨善华、廖炳光、孙超、街道人员、齐永峰、范金华等（文中均由“访谈者”统称，简称“访”）

……

P11－13

理解普通民众与他们的生活世界

2003年，笔者曾提出：“20世纪这一百年是中国城乡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社会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断裂，而仍然体现出一种延续（至少在外观上是这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延续是通过生活在中国社会中而又跨越了不同时代的人的延续表现出来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我们才有可能通过对人的记忆的发掘，去追溯历史事件的真相，进而在微观层面达成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史的把握和描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致与宏观层面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史的把握和描述相互印证，并在某种意义上补充和完善宏观变迁史这样的目标”。对普通民众的口述史研究的目标与可能就在于此。这既表明我们的研究视角一定是历史社会学与现象学社会学的结合，也可以说是我们编辑这本资料集的初衷。

收在现今这本书里的访谈录音整理源于自2002年开始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文化与人际关系”这一课题。这本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97级本科生史征同学的一个建议，他在2001年写毕业论文时跟我说北京的四合院这种居住方式形成了北京独特的地域文化，也对生活在四合院中的市民的人际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考察四合院文化的特色和这种文化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他的建议有道理，就在北京市妇联研究室的帮助和支持下，联系了西城区厂桥街道后海社区以及当时的宣武区天桥街道，在2002年5月和9月分别在这两个社区中进行了入户访谈。因为考虑到对北京社会变迁的了解，所以希望居委会多帮我们找一些经历过解放前生活的岁数大的老人。我跟程为敏老师带着我们的一些研究生与1999级本科生最终利用四个周末的时间在两个社区一共访问了33人，整理出约34万字的访谈资料。后来在做“社会转型期北京市民家庭代际关系研究”这一课题时，在结束了问卷调查后又在西城与宣武两个区联系了一些愿意接受访谈的被调查者，在2003年和2004年我们带着2000级和2001级本科生访谈了39人，整理出大约48万字的访谈资料。之后对北京市民的访谈就和家庭社会学课程的实践结合在一起。这样自2004年后规模就小了些，每年在北京城区访谈7—8人次。读者可以看到，收进这本资料集的被访者基本上属于2002年到2004年接受访谈的家居西城和宣武的市民。

翻阅本书时读者可以发现，我们访问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当然这与我们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兴趣有关，我们本来就想“小中见大”，通过这些小人物的经历来透视20世纪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伟大的社会变迁以及这样的变迁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同时我们也想知道民众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社会变迁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访问的都是工人、家庭妇女、居委会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笔者在2004年写的《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兼谈女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占女性人口多数的非精英群体即普通妇女群体，这样的妇女既非政治精英，也非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但却是城乡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她们的思想轨迹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现代中国，尤其是1949年后的社会变迁的深入影响。”她们“并非‘后知后觉’，因为她们有着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清晰和理性的认知，知道如何在观念和行动方面达到和社会环境的协调，以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空间；知道如何将自己个人的利益融人家庭（家族）或集体的利益，以在‘家本位’或‘集体本位’的体制下获得‘自主性’；在她们的意识和行动中同样有着中国妇女几千年所积累的生存智慧的显现”。这些判断显然适用于收入本书的女性被访者。

但是，如果撇开性别视角，我们就会看到对男性被访者来说，其实也是如此。因为在中国社会中占了人口大多数的正是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就人口来说，他们构成了我们的社会基础的主体部分。他们的生命过程，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深刻）体现了社会的意志和社会对个体价值观和行为的形塑。当然我们也看到，社会意志的体现（首先表现为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社会对个体的形塑是会因个人社会身份的不同而呈现出某种差异的（在许多时候它甚至表现为一种质的差异），然而这种个人社会身份的不同通常是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为先赋的因素（例如个人所出身的家庭所属的阶级或阶层）所决定的，这就使这样的社会意志的体现和社会的形塑表现出很强的社会分层的特征，因而具有立体性。虽然从启蒙运动开始，思想家们就一直在强调人的平等，但是只要社会分层这样一种社会分化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就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们只有将社会的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都作为我们的考察对象才能获得对社会的全面的把握和认识，而且也只有这样全面的把握和认识才能深刻触及社会的本质。

……

当然，编辑这本资料集还有一个意图，就是希望它可以成为如何做深度访谈的教学参考。多年的教学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从一个茫然无知的初学者到一个成熟的研究者，中间的距离绝对不短。如果不提供实践的机会，没有自己的领悟和思考，这段距离也许永远也跨不过去。现在很多愿意接受社会学深度访谈训练的初学者还苦于没有入门的途径。考虑到这一点，在编辑的过程中笔者还在每篇访谈录音整理前面加写了编辑札记作为导读。这些札记长短不等，但都是有感而发。如果是笔者参与的，则还会加写一段对访谈场景的回忆和对被访者的印象，方便读者去理解被访者叙述的含义。通常在札记中笔者会点评被访者的叙述并对分析这些访谈材料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包括对他们叙述的“意义的脉络”可以做什么样的提炼和概括，指出哪些话语是被访者人生智慧的显现，哪些话语具有社会学的意义和价值。

点评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确立一个“好的”或者说“成功的”访谈和一篇“好的”访谈记录的标准，前者当然也要通过后者来体现，但是前者更关注的是记录中表现出来的访谈场景以及访谈者与被访者的互动。在对宁大爷的访谈记录的点评中笔者指出这是一个“成功的访谈”，并提出“成功的访谈”的标准是：（1）访谈气氛好，被访者配合，能畅所欲言；（2）访谈者能敏锐感知和把握访谈的关节点，提出恰当的问题以引导访谈深入；（3）被访者记忆清晰，叙述清楚，访谈信息量大；（4）故事和细节好，能启发研究者思考，可做进一步的提炼和概括。应该说这个访谈记录在这四个方面都有所体现。而对焦大妈访谈的记录则提供了一个录音整理的典范。因为阅读这样的记录不仅会让你真切感受到访谈当时的气氛（甚至可以帮助一个未参与访谈的人进入访谈场景），还有助于参与访谈的研究者借助整理的录音回忆起访谈当时一些重要的但又无法记录到录音整理中的细节，这样的录音整理才有长时效的研究意义。正如笔者在焦大妈的访谈记录的编辑札记中所言，好的访谈整理应该能够还原当时的访谈场景，因为一次访谈其实就是由访问者和被访者共同创作的一件作品。而且，这样的作品是不能被复制的，这是因为访谈过程是被访者和访谈者的互动过程，双方虽然都有自己的意图（访谈意图和叙述意图——向被访者问什么，向访问者讲什么），但是问答循着一个什么样的路径发展或深入，这必须要看互动当时双方对对方话语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即时反应。有鉴于此，一次访谈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件即兴创作。这可以说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访谈之后一点由衷的体会。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我们对好的访谈和好的访谈记录的标准也处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也是在实践中逐渐明确和完善的，所以读者在阅读这些访谈记录时会发现在格式上未能做到完全统一，因为这真实反映了这样一个探索的过程，又因为它不影响读者阅读和理解，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记录整理时的原样。

最后我要感谢程为敏、刘小京和罗沛霖，作为一个团队的成员，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才使本书有可能编成；同时我还要感谢所有参与访谈与录音整理的1999级、2000级、2001级、2005级本科生与我们研究团队中的同学，这本小书的出版也离不开你们的辛勤劳动，特别要说的是，杨可细致周到地为书稿做了大量的文字编辑工作，没有她的努力，这本书稿也不可能面世。最后，我还要感谢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多年来对我们研究的大力支持，这几年我们能取得这样一些成果与应用科学系的支持显然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