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人物传记系列”自出版以来，不仅成为统一战线工作者的案头书，更受到众史学工作者和读者的欢迎。从统一战线的视角、采用纪实的手法，聚焦钩沉老一辈革命家与爱国民主人士的历史交集、人生交往，以丰沛的细节再现中国近现代史的演进历程，本套书属于首创，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项富有开拓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这本《毛泽东与谈家桢》(作者张光武)是其中一册，通过毛泽东和谈家桢一段交往，表现了毛泽东对我国科学事业和科学人才的重视和关心，展现了谈家桢等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和学术情操，同时也展示了我国建国初期科学事业的发展历程。

谈家桢少年有志，学有所成回国后致力于我国遗传事业的研究；毛泽东关心我国的生物科学发展，与科学家经常来往。《毛泽东与谈家桢》通过毛泽东和谈家桢一段交往，表现了毛泽东对我国科学事业和科学人才的重视和关心，展现了谈家桢等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和学术情操，同时也展示了我国建国初期科学事业的发展历程。

《毛泽东与谈家桢》的作者是张光武。

回顾与展望

《毛泽东与谈家桢》代序谈家桢l

第一章 领袖与学者

第一节 西湖边上的一个冬夜

第二节 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一、从第一师范到农民协会

二、北方来鸿

三、“一十八年了”

四、迎接解放

五、中南海聆教

六、“没有人怪你！”

七、《五一节晋见毛泽东》的前前后后

第三节 情系文字缘

一、中国的《西行漫记》

二、“你善于用曲笔”

三、“要‘软中有硬…

第二章 谈家桢与遗传学

第一节 “中国的摩尔根”

一、少年谈家桢

二、人是谁创造的？

三、情钟达尔文

四、他不是死读书的学生

五、谈家桢初识费孝通

六、李汝祺与谈家桢

七、“中国的摩尔根”

第二节 大洋彼岸的科学群体

一、赴美深造

二、摩尔根、杜布赞斯基和谈家桢

三、“蝇室”生涯

第三节 唐家祠堂的追求

一、竺可桢和浙江大学

二、抗战岁月中的谈家桢和浙大

三、终生难忘唐家祠堂

第四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输送人才为国服务

二、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

三、李森科其人和前苏联的一幕悲剧

四、摩尔根学派在苏联

五、“我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第三章 毛泽东与谈家桢的友谊

第一节 毛泽东与自然科学

一、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

二、畅谈非欧几何学

三、“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

四、“毛粒子”的故事

五、“主席啊，您是有意考我吧？”

六、二约李四光

七、毛泽东与杨振宁、李政道

第二节 毛泽东与斯大林

一、毛泽东初晤斯大彬

二、斯大林的让步

三、谈判

四、签约

五、反客为主

六、中苏分歧

第三节 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

第四节 “青岛会议”前后

一、“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l

二、毛泽东与“双百”方针及遗传学

三、毛泽东和周谷城的形式逻辑

四、毛泽东和青岛会议

五、为李汝祺文章写编者按语

第五节 “二龙抢珠”与“三八线”

一、“二龙抢珠”

二、“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

第六节 “老朋友啦。谈先生！”

一、整风开始

二、谈家桢的三条“辫子”

三、毛泽东为谈家桢剪掉了“辫子”

四、“最好回去还是当总编辑吧！”

五、“宋高宗的‘哥哥”’

六、《新民晚报》办得好

第七节 “毛主席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气！”

一、敢于坚持真理

二、“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三、留得青山在

四、新中国的遗传学正在急起直追

五、难忘广州会议

第四章 “文革”中的毛泽东和谈家桢

第一节 劫难

第二节 毛泽东与周谷城的最后一晤

第三节 家破人亡

第四节 心有千千结聚散两依依

第五节 “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第六节 坚持真理

第七节 “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文章？”

第八节 相濡以沫的慰藉

第九节 大难不死

第五章 一个没有画上句号的故事

第一节 科学的春天

第二节 夕阳无限好

一、一个严峻的事实

二、抓住机遇与国际接轨

三、三个到位

四、万紫千红春色满园

五、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第三节 宝岛之行

一、初访受阻

二、再访成行

三、谈家桢重晤蒋纬国

四、台岛人民的心声

第四节 NE×TSTOP——WHERE？——北京

一、回忆与思考I

二、智珠在握赢得成功

第五节 跨越时空的对话

第六节 心系教育上书中央

第七节 民族之光

第八节 保护人类基因资源再度上书中央

第九节 总书记的关心

尾声

再版后记

而后，他们被告知将去杭州，并被安排上了车，直驱机场。当他们登上飞机时，紧张的心情渐趋于放松，因为他们得知：所乘坐的专机，竟是毛泽东主席坐的！

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也许，是毛泽东主席要召见他们。专机平稳地穿行在云海里，他们已无心观赏座舱外的景致，原本放松的心情复又变得激动起来。

下了飞机，一辆轿车又把他们直接送至刘庄毛泽东的下榻处。

车抵刘庄，已过晚上十点，毛泽东竞亲自站在门口等候着他们！领袖的破格举动，令三位新知旧识大为感动。

“深夜把你们揪出来，没有耽误你们睡觉吧？”一句风趣幽默的话语，毛泽东轻轻地为客人们卸去了拘谨和不安。

西子湖畔，一个幽静的大庭院。进入室内，一张方桌，四把椅子。毛泽东和三位党外朋友各据一席，品茗畅谈。毛泽东的谈话，广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等各个领域，其思路之敏捷，视野之广阔，见解之精到，言辞之犀利，为凡人之所不及，进而引发了三位学者的无所顾虑、畅所欲言。

1958年1月6日冬夜发生在杭州西子湖畔、毛泽东约见三位党外朋友的那一幕，后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将之喻为“坐机夜半虚前席，先问苍生后鬼神”，并与昔之汉文帝夜召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相比照，更显现出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伟大风范。 ‘又有人将谈、周、赵三人称为毛泽东的“西湖三友”。

毛泽东的“西湖三友”中：

谈家桢，著名遗传学家。1909年9月15日生于浙江宁波。1930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193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谈家桢30年代起为创设现代综合进化理论作出重大贡献，他关于异色瓢虫色斑的基因镶嵌遗传和果蝇性隔离形成的多基因遗传基础的发现，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对遗传学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谈家桢在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学成归国后，应竺可桢校长之聘，历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理学院院长。50年代起任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

周谷城(1898—1996)，著名历史学家。湖南益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毕业。1921年后，任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英文教员，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1927年后，在上海为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撰稿、译书。1930年后，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在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外文化比较领域中均有建树。

赵超构(1910—1992)，著名新闻工作者，笔名林放。浙江文成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1934年开始，先后任南京《朝报》编辑、重庆《新民报》主笔，并为报刊写小言论和杂文。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写下长篇报告文学《延安一月》，被誉为中国人写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一书系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斯诺也因写成此书而声名大振)。1946年任上海《新民报》总主笔。1949年后继续主持《新民晚报》工作。曾发表《关于社会新闻的一些意见》，较早地提倡社会新闻。主持《新民晚报》时，在该报撰写《未晚谈》、《时事随笔》、《随笔》等专栏杂文，笔力雄健，雅俗共赏，深受读者欢迎。

毛泽东一生，好与党外人士交朋友，除章士钊、郭沫若、黄炎培、张治中、程潜外，周谷城也是一位。周谷城和毛泽东的友谊，从20世纪20年代两人在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同事时起，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长达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历史上，跟毛泽东保持这么长时间友谊的，恐怕鲜有其人了。历史学家周谷城，自然也便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综观中国近代史，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从章太炎开始，做学问的人，往往跟革命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因缘。这个话题，涉及面太广，内容太丰富，且留给历史学者们慢慢地去想，静静地去做，本文不待细说。早年的周谷城，就是一位激进的热血青年，他跟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同事时，同是神系华夏，忧心国事，彼此间心有灵犀一点通，相知相交颇深。

其时，周谷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毕业。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通常是，晚饭之后，毛泽东去到周谷城处，谈古论今，彻夜长谈。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周谷城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共产主义小丛书。有一回，毛泽东在周谷城的书架上见到英文版的《资本论》三卷，就笑着问周谷城：“看这个，你不怕惹乱子吗？”周笑而不语。自此，彼此益发引为知己。P2-4

《毛泽东与谈家桢》一书，把我带回到三四十年前的过往岁月中。尽管往事如烟，人故物非，但不少事情，至今忆来，仍历历在目，譬如我和毛泽东主席的那段交往。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1956年3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毛泽东主席本人对青岛遗传学会议的关注，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坦白地讲，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

毛泽东主席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胸襟宽广、学问渊博、平易近人。从1956年3月后，我前后四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其中，会晤时间最长、谈话内容最丰富的是1958年1月在杭州西湖刘庄的那次会见。在那次会见中，毛泽东主席充分展露了他那过人的才学、博古通今的知识面和精辟犀利的见解。

毛泽东主席待人是十分随和的。就以杭州西湖刘庄的那次会见而言，他无论对周谷城，还是对我和赵超构，都显得十分随和。毛泽东主席谈话不是教条式的，很幽默。那次杭州西湖谈话的前后，他正在思考着一些大问题，在跟我们的谈话中也表露出来，譬如，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强调的走群众路线、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再譬如，他在谈话中反复提到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以及宋玉指登徒子好色的例子，在几天后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他都提到了。

毛泽东主席教育人，很讲究方式方法，通常不是直截了当的。譬如，在那次西湖会晤时，他希望我们注意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经过他的譬解，我们心服口服。后来，赵超构就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嘱托，去了自己的家乡，写出了很好的文章。

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和文章，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其中最令人感到信服的，就是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他的“两论”，也是我们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南。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精辟地阐述了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他指出，实践(包括生产和科学实践)相对于理论而言，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产生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指导实践。当前，我们提出科教兴国，注重加强基础研究，就涉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的温度下，鸡蛋能孵化出小鸡；在这里，“温度”这个外因是必须的，但是，温度不可能让鸭蛋孵化出小鸡来。这是毛主席对内外因关系的生动的譬解。可以说，当年，正是毛主席的“两论”，使我掌握了理论的武器，具备了与李森科之流斗争的力量和勇气。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是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令我印象最深、感触最多的，是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那次大会，被郭沫若誉为“科学的春天”。小平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石破天惊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嗣后，又进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小平同志的话语，小平同志的思想，对于我们广大科学工作者来说，确确实实，是春天，是及时雨，是旱天雷，是一个延续至今的艳阳天的发端！

坦率地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前的近三十年问，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没有大的发展，而且是明显地落后于世界各科技先进国家。中国科学技术真正上去，应该是从1978年才开始。诚然，毋庸讳言，由于欠账过多，差距太大，对于世界各先进国家而言，我们在科学上还是处在跟的阶段，殊少创新的东西。但有一点必须看到，我们毕竟是赶上来了！

创新需要基础研究。“根深始能叶茂”，这个道理是人尽皆知的。

五六十年代盛行浮夸风，诸如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之类的荒唐口号。这股浮夸风对科技界也有影响，例如，忽略和不重视基础研究。基础研究要花大力气，关键是人才的投入。科学技术是要靠人去搞的，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要跟教育的发展结合起来。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科学救国”，我个人也确实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现在提“科教兴国”，把科技和教育放在一起，就全面多了。

应该说，从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以来的这二十年，为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一个大问题也暴露了出来，那就是，我们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已远不适应于当前发展的需要。未来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进入这样一个时代，管理要知识化，生产要知识化，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教育体制丞须改革，科技体制丞需改革。

1995年10月，我曾就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上书中央，受到江泽民总书记、李岚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和支持。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涉及面很广，例如高等教育，50年代初，我们不加分析，生搬硬套地“学习苏联”，结果使我们自己的教育体制，无论在教学思想、教学管理，还是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成为苏联模式的翻版。1956年，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和高等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就高校究竟是单一的教书还是应该成为教育和科研中心的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主席为平息这场争论，风趣地比喻，说是就此画上一条“三八线”。这条“三八线”延续了几十年，使高校和科学院这两大系统产生了鸿沟，其结果是各自都不能发挥最大的优势。2l世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时代。如何培养和造就适应社会需要的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这是教育部门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我举双手赞成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其指导思想是把科技和教育作为兴国之本，并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和超前发展的战略地位，我认为，可以用“科教兴国、教育为本”八个字来概括。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具体加以实施和贯彻。在原有的体制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

高等教育要将大学和专科学分开，大学要进行通才教育，加强基础训练，培养复合型人才，进入研究生院后才讲“专”。

基础教育要加强素质教育。对于学生来讲，要提倡德、智、体、群、劳、美全面发展。“群”，是集体主义，凡属大的科学创造都靠集体的作用，一个人聪明有什么用？有作为、有能力的人，看不起别人，不能团结合作，结果是妨碍自己有更大的作为；科学创造要动手，要劳动，要手脑结合，所以要提倡“劳”。将来的社会要讲语言美、行为美。群、劳、美是要从小养成。

提“科教兴国”，科学技术的质量是由人的质量来决定的。德、智、体、群、劳、美的重要性可知。

知识经济不同于过去的工业经济，是靠人的脑力。因此，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关键在教育，在引导。

高新技术产品，首先要有高新技术。高新技术的形成，则在于高新技术理论。由此可见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今天的理论，明天的技术，后天的产品。”

再好的产品也总是感觉存在着不足，于是就需要不断加强基础研究。事物发展的根本的原因是内因，外部条件、外部环境是第二位的。你的基础研究上不去，你的高新技术产品就出不来。毛泽东主席的“两论”对于今天搞知识经济同样有着指南作用。

建国以来，我们走了不少弯路，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今天由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一切。我觉得，从现在开始的这二十年，一个重点是抓改革。包括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科技体制的改革。在这个二十年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谈突破，谈超越。

可以说，我们国家的真正腾飞，前前后后，总需要六十年的时间吧！也许，以我个人而言，已不可能看到那么一天，但我充满热望地期待着那一天，因为，那一天，也正是我穷尽毕生精力以追求的目标哪！

1998年5月20日

《统战人物传记系列》是本社列入国家“九五”规划的重点图书。初版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同志亲自作序，并指出：“编撰和出版这套丛书，既具有重要文化价值，更可以发挥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的作用。”丛书自出版以来，不仅成为统一战线工作者的案头书，更受到众史学工作者和读者的欢迎。从统一战线的视角、采用纪实的手法，聚焦钩沉老一辈革命家与爱国民主人士的历史交集、人生交往，以丰沛的细节再现中国近现代史的演进历程，本套书属于首创，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项富有开拓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特别是为满足今日青少年学习历史、汲取智慧、健康成长的需要，本社决定修订再版此书。在此，我们向给予此书诸多支持的作者们、读者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华文出版社

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