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上,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叫安德里亚。某个晚上,她在父亲的图书室里寻找着那个秘密,寻找着一个能击败这伙匪徒、并最终摆脱他们的方法,却发现了一本古老的魔法书。第二天晚上,安德里亚就带着书去了树林里的秘密集会。安德鲁斯惶恐不安,因为女人是不允许参加集会的。诗人担心女人会被驱逐出岛,因为“女人”和“女人们”这两个词里都有O。
“他们还会驱逐‘母亲们’。”安德鲁斯说,忘记说话时不能带O。
“我是一名少女,‘少女’自然是安全的,”安德里亚指出,一姑娘’也一样,还有‘女孩’、‘闺秀’、‘处女’和‘老处女’。”
“还有‘爱人’和‘亲爱的’。”安德鲁斯说,“但你始终是个‘女人’。”
“我能变成一位‘新娘’和‘妻子’,”安德里亚说,“新娘和妻子可不只是‘女人’那么简单。”
“然后你将成为一位‘主妇’,”安德鲁斯说,“而且无望拥有一个‘小宝宝’、‘幼儿’、‘小男孩’或是‘小娃娃’。”
“受够了这样喋喋不休!”一个修车轮的工人控诉说,“我造的车轮没有辐条,没了辐条的车轮就跟没了。的词差不多。”
“我做蜡烛不能用油脂,”蜡烛工抱怨,“没了油脂的蜡烛不是蜡烛!”
“别害怕说出带。的词,”最后,安德里亚说,“我们活着、说话都不能少了‘希望’。‘希望’少了。就什么都不是了。即使‘空无’少了o,变成了‘空浮’,也不如‘空无’本身有意义…。‘希望’包含着最意味深长的O。我们不能失去它。”于是,她把那本从她父亲的图书室里找到的书递给安德鲁斯。
“书名是《中魔的城堡》。”安德鲁斯说。
“我知道这本书。”一位白胡子老人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还能告诉你们里面说了些什么,免得你们浪费时间,也避免读书的时候,字句里不能带。的麻烦。”
“那么告诉我们它说的是什么吧,”安德鲁斯说,“书上满是注解,现在我们称为‘朱假’。”
老人清了清嗓子,开言道:“听好,我的孩子们。你们听到的是一个有魔力的城堡,就在今年,自今晚算起一个月后,它将现身。”然后,他讲述了这个魔法城堡的故事,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地听着。“一千年前,这岛上曾有个国王,但是就像如今有一伙人到处打砸抢、祸害我们一样,有人把他从城堡中赶了出去。他们让城堡分崩离析,一砖一瓦地寻找着并不存在的宝石和藏宝图,或者说,即使有也无法找到。国王被驱逐出岛,但他离去时,在城堡曾经矗立的地方下了个完美的咒语。”老人停下来,挠挠头。
“咒语怎么说?”安德鲁斯追问。
“也许这儿这位少女记得。我的记性大不如前了。”老人说。
“每过几百年,城堡都会再次出现。”安德里亚说,“外观上看,就是一座中了魔法的城堡,和孩子们在梦里看到的一样。”
“那么有谁可以进去吗?”安德鲁斯说,“凭什么呢?”
安德里亚举起手,又垂下来。“书的最后一页不见了。”她说。
“书的最后一页绘着一张地图。”老人轻轻地说,“我的记性不如以前了,但我记得是地图。”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无论是谁找到了地图,都能在打开的每一样东西里发现一块宝石。我的记性不如以前了,但我记得是这样。” “地图在哪儿?”安德鲁斯问,“你能想起来吗?”
老人不说话,想啊想。“我好像有印象,是在一面墙里,城堡的旧墙。找到地图的人就能找到一种宝石,没有宝石人们就会迷路。”
“那城堡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抢先赶到。”安德鲁斯大叫。
老人黯然摇摇头。“只有恶棍才能进去,”他说,“国王的咒语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以前知道,现在也忘了。”
“现在我们迷失方向了。”安德鲁斯说。
“既然‘迷失’失去了中间的O,我们就不可能‘迷失’。”老人说,“不是吗?”
其他人转过脸去,以免把大难临头的表情流露在脸上。老人又开口说:“我好像听到一种新奇的钟声,一种古老又熟悉的钟声,这钟声我从未听过,却又似曾相识。”
其他人又把脸转向他,睁大了眼睛。在一片颓丧中,安德里亚低声说:“是胜利的钟声?还是丧钟?”
老人叹了口气:“时间会表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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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表面上是给孩子的,他们会爱上它的智慧、节奏和自由流淌的想象力;而事实上,它对手那些具有成熟头脑,幽默感和美好心灵的人,同样有着无法抵抗的魅力。
——《波士顿先驱报》
这本书里充满着欢喜:爱的、自由的、语言的,尤其是幽默的。不管我们在何处,这本书都值得我们去寻找、去阅读——免得我们哪天忘记。
——《华尔街日报》
在早期的美国《纽约客》作家群中,出现了两位写童话的高手,一位是E.B.怀特,他创作的《夏洛的网》已被译成二十三种语言,也是中国小学生的必备课外读物;另一位就是詹姆斯·瑟伯,他的《许多个月亮》(又译《公主的月亮》)由路易斯·斯洛博金绘制插图后,一举夺得1944年美国凯迪克绘本大奖——如今此奖项已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绘本领域的至高荣誉。南海出版公司引进了由他的好友马克‘西蒙特重新配图后的版本,这也是他唯一的、已被引进中国的专著。
瑟伯与E.B.怀特是至交,当初正是E.B.怀特把瑟伯引荐给《纽约客》的创刊人哈罗德·罗斯,从此瑟伯结束了流浪的记者生涯,也逐步找到了他清晰、简洁、幽默的散文基调。后来瑟伯式简笔漫画风靡一时,同样得盏于怀特的慧眼识珠。但在童话创作上,瑟伯与E.B.怀特是迥然不同的。怀特的语言温柔乖巧、一副好心肠,更符合传统的儿童阅读标准;而瑟伯童话语言跳跃性很大,含有浓郁的哲学气息,与写作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这也使他的童话赢得了很多成年读者。瑟伯的一只眼睛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哥哥威廉误伤,这导致他整个童年都无法参与任何体育及游乐活动,年老时更几近失明。瑟伯承认,他童话中那奇崛的想象力与衰弱的视力不无关系,失明使他对世界进行了超现实主义的误读。“失明的国度有些像奥兹国,又有些像爱丽丝的奇境。”瑟伯写道,“你想到的任何事,还有很多你从未敢想的事,都能在那儿发生。”
瑟伯的童话作品总共有六部,按时间顺序分别是:《最后一朵花》(1939)《许多个月亮》(1943)《了不起的奎卢》(1944)《白鹿》(1945)《13只钟》(1950)和《不可思议的O》(1957)。
从严格意义上说,《最后一朵花》是一篇图画寓言,花儿象征着永恒的爱与美。1939年11月,它首版时二战全面爆发才刚刚两个月,但瑟伯从早先已发生的西班牙内战和苏、德入侵波兰事件,已深刻地洞察了二战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种灾难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文学、艺术以及人性上的。更难能可贵的是,瑟伯反战,却并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激进的乐观主义者,他以历史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指出战争和人类始终此消彼长,同处一个历史循环当中。在他生前出版的二十六本书中,瑟伯和他的妻子都最爱这一本。瑟伯去世后葬于俄亥俄州格林劳恩墓园,人们便把最后一朵花的形象铭刻在他的墓碑上。
《许多个月亮》是瑟伯把哲学融进童话的成功尝试。童话借用了传统的模子——公主要求一样不可能得到的事物,国王一筹莫展,小丑比“聪明人”更高明。但与民间的机智童话不同,瑟伯用哲学思辨来处理这个问题,结果整个儿颠覆了人们的阅读经验。瑟伯告诉读者,影响生活的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主观认识,所以月亮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月亮消失了,就会在原先的地方长出一个来,时光也是,万物都如此更替。这是文人童话对民间童话的极妙改编,令该书成为现代儿童哲学教育的必读书。
从《许多个月亮》开始,对语言的哲学思考也进入了瑟伯的童话创作。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地方,瑟伯辛辣地嘲笑了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比如国王召见皇室数学家时,数学家认为自己曾向国王提供了很多服务,包括“估算出‘上面’有多远,‘离开’需要多长时间,‘消失’是去了哪里”。 语言干枯,生命衰败。在《了不起的奎卢》中,奎卢为巨人设计的三个圈套中的第一个,就是告诉他“如果你听到所有的词语都变成了同一个词,你就是生病了”——这本身又是个多么强烈的政治隐喻!
事实上,英语语言向来是瑟伯钟爱的议题,他曾在《纽约客》发表过文章公开讨论时下滥用词语、乱加后缀、生造词语的种种时髦病,如《你说“Brillig”是什么意思》《由“你知道”说开去》《新“词汇专家主义”》等。瑟伯戏仿地把这些都写进了童话里,造成了佶屈聱牙的生涩感。这其中,最突出的篇目是《白鹿》。《白鹿》创作于1945年,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散文名作《政治与英语语言》(1946)差不多同一时期,但相比之下,《白鹿》还只停留在对语言的表层戏谑上,没有对语言的社会学、哲学意义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探讨。
最终奠定瑟伯童话大师地位、哲学意蕴更深邃、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是《13只钟》和《不可思议的O》。
《13只钟》以瑟伯式精密的文字游戏著称。文中使用无韵诗的写法,用文字内部的节奏来代替显而易见的韵脚,使得整篇童话读来朗朗上口,民间色彩非常浓重。瑟伯还仿效早期神话的做法,直接以抽象名词和动词来给人物命名,如公爵的密探叫“倾听”、“聆听”和“低语”。而钟,即时间,可以死于实体的剑下。公爵和萨拉琳达公主则不只是“意味着”,而是完全等同于过去和现在。人物的对话时常充斥着赤裸裸的辩证法。此时,瑟伯童话中的哲学思辨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很少有作家敢于这样来写童话,但出人意料的是,这篇童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57年,在瑟伯的生命还剩下四个年头的时候,《不可思议的O》问世了,评论家称其为“最纯粹的”瑟伯作品。其形式的完美、思想的深刻都令世人震惊。故事讲述一群海盗在海岛上寻找宝藏而不得,归罪于字母“O”,决定将它从当地人的语词中取消。一开始是书籍和标牌变得不可辨认,接着,凡是名字中带“O”的事物都被毁灭、禁止或是驱赶出去:乐器、家畜、水果蔬菜、花草、纺织品、游戏、学科、野生动物……直到生活中的一切。
于是,当人们被迫用不带。的词语说话时,语言衰退了,口语词汇缩减了。人们再也不能说“嗨嗬”、“喂”,或是“唷嗬”,甚至最平常的“哈罗”。镇上的剧院关了门,因为莎士比亚的台词没有O,听起来寡淡又沉闷。没有人能表演《奥赛罗》,它已成了“阿赛拉”。苔斯狄蒙娜…则在一开始就遭扼杀。有一些句子变得很奇怪,听着像是外语。比如“楚饿的食人丫向不成的努食人丫暗送七比”意思是“丑恶的食人妖向不祥的女食人妖暗送秋波”,但只有学者看得懂。说出来的话变得嘶嘶的、咕咕哝哝的,或者是沙沙的、嗡嗡的。有个男人叫奥特奥·奥特,说他的名字时,只能发出突突地响声。奥菲莉亚·奥莉弗叨念着她自己的名字,从男人堆里消失了…。
20世纪50年代,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崛起,瑟伯很可能受其影响。他在这篇童话里触及了一个根本的认识论问题:语言即“命名”,也是立身之本。他提出“如果语言,这个认识工具残缺了,世界会怎么样呢”,又用整篇童话去回答这个问题。瑟伯的回答用萨缪尔·贝克特的话说,即是:“除了语言,我们一无所有。”用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的话说,乃是:“语词破碎处,万物不复存。”
瑟伯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这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二战后,美国经济形势严峻,罢工潮涌动,几百万工人走上街头。美国议会借机指责工会已被共产主义势力渗透。1950年,参议员麦卡锡公开指责有两百多名共产党员混入了国会,揭开了麦卡锡主义的序幕。人们互相猜忌,书籍被焚烧,政府和军队里的民主进步人士自杀、辞职,受到迫害和清洗,甚至其亲属也受到株连。1950~1954年成为美国历史上极其疯狂的白色恐怖时期。
《纽约客》的初衷虽是一份深度的幽默刊物,但实际上它经常刊发严肃的新闻报道和社会议题。作为《纽约客》作家,瑟伯也继承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用幽默来掩盖作品中锋利的政治批判。但是1945年之后,瑟伯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在以民主、自由立国的国度丧失了话语权。在一本访谈录里,瑟伯回忆说:“我们都处在爱丽丝漫游奇境的那种疯狂的精神状态中。”
我不会拿走他们的“声带”、“舌头”、“喉咙”,不来客说,但是我会让这些窝藏宝石的家伙,开口说的每个词里都没有O。
童话中,正义的人们需要找出必不可失去的带O的四个词,人们找出了爱(love)、希望(hope)、勇气(valor),却怎么也想不出最后一个。直到决定性胜利的那一刻到来时,人们大呼“freedom”,才恍然大悟那个词是“自由”。
瑟伯之意如此明晰,以至于出版前,自创刊人罗斯去世后已变得小心谨慎的(《纽约客》要求他进行删节。瑟伯当然不会答应。他保留了这篇杰作的原始样貌,不仅发出了自由之声,还表达了对语言与政治关系的深刻认识。
要全面了解瑟伯的创作,这篇童话不可不译。但从翻译的角度来说,这篇童话几乎又不可译,译成汉语会损害它形式之美。因为,英语是拼音文字,而汉语是象形文字。英语重结构,而汉语重语义。在《不可思议的O》里,瑟伯尽可以将带。的名词罗列在一起,组成有意义的一句话,但是翻译成汉语后,这句话里的内在规则就消失殆尽。如,“foods,goods,Crops,tools,schools”,译成汉语即是“食物、商品、庄稼、工具、学校”,用词毫无规律可言。又如,“We Can’t tell shot from shoot”,译成汉语为“我们不能分辨是子弹还是射击”,连理解句意都成了问题。译者能想出的最好办法,是在每个原文有。的译词上加引号,提请读者注意,如上句最终译为“我们不能分辨是‘子弹’还是‘射击一。
由于字母。被取缔了,人们的交谈中出现大量的生造词,如“lcksmith”,指的是“locksmith”,锁匠;“btmaker”,指的是“bootmaker”,靴匠。为了表达文意,译者采取前辈翻译家常用的“写别字”的办法,分别将它们译为“苏匠”和“需匠”,并加上引号。其他类似的地方都如此处理。
译者翻译完稿时,发现《不可思议的O》已通篇都是引号,这实在是出于无奈。相对于另外一些处理方法,这也是最好的方法了——比如把每个词的原文注在页底,或把原文词汇加括号放在汉译词汇的后面,又或者在译词上缺笔少画,那样不仅会造成行文繁琐或排版困难,而且必然会大大损害读者的阅读乐趣。加引号之后,这篇童话虽然丧失了原作的部分冲击力,但读者仍然可以畅读全篇,管中窥豹,理解瑟伯的创作思想。
毕竟,瑟伯是一位在美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他的童话曾参与塑造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一项以他命名的文学奖自1997年始,每年都会颁给一位美国作家;一位著名主持人坚持做一档“瑟伯星期五”的节目,品读瑟伯作品,直至退休……介绍瑟伯到中国,使我国读者了解国际童话界这样一个开阔、幽深的心灵,意义不言自明。
最后,感谢这套书的策划人孔新人编辑给我译介的机会,感谢陈冬梅编辑辛苦审读。译文中有不当乃至错讹之处,请读者谅察。
李捃君
2011年11月
詹姆斯·瑟伯编写的这本《最后一朵花》是《纽约客》与童话的完美结合,是关于自由、智慧与和平的最富想象力的笔触。
面对强权和恐惧,我们可以坚持什么?《最后一朵花》这本童话给出了它的答案。
詹姆斯·瑟伯,美国著名幽默作家、寓言作家、插画家,文风辛辣。由他编写的这本童话、寓言故事集《最后一朵花》以简洁流畅的漫画控诉了战争对人类文明的摧毁,而只要这地球上仍有一朵花存在,人类文明就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