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传》由王建华和谢一彪著，记录了著名书法大师的一生。

毛泽东：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支笔。

江泽民：长征过来人，书坛谱新章。

温家宝：舒同同志是值得纪念的。他不仅有非凡的革命经历，而且有深厚的艺术造诣，他的书法凝聚了他的精神和人格。

曹禺：一代宗师，吾党之荣。

何香凝：国共有两支笔，国民党是于右任，共产党是舒同。

启功：千秋翰墨一舒同。

《舒同传》由王建华和谢一彪著，内容介绍：舒同引导当代中国书法的开拓发展，他的既有传统功力又富时代特色的舒体字进入电脑成为新的文化符号，他的革命加书法的人生在中国历史上闪射出独特的光芒。舒同留下数不胜数的书法作品，成为神州大地上永不闭幕的展览。

《舒同传》适合传记文学爱好者阅读。

代序 千秋翰墨一舒同

第一章 竹笔黄泥伴少年

第二章 革命洪流逞英豪

第三章 黑暗室里暂存身

第四章 战地黄花分外香

第五章 雪山草地砺英雄

第六章 东征西伐讨顽军

第七章 边区建军抗日寇

第八章 冲破封锁奔延安

第九章 有理有节争和平

第十章 隐蔽战线立新功

第十一章 渤海整军肃奸特

第十二章 毛驴鞠躬负重任

第十三章 华东革大育新人

第十四章 奉命赴鲁绘新图

第十五章 一天等于二十年

第十六章 深入基层听民声

第十七章 执行“左”倾害无穷

第十八章 珠玑遍地落万家

第十九章 秦岭巍峨飞鸟惊

第二十章 物是人非不用惆

第二十一章 雪压青松挺且直

第二十二章 寒冬过后绽春芽

第二十三章 书坛谱写新篇章

第二十四章 巨星陨落动地哀

后记

舒同，号宜禄，又名文藻。舒同父亲舒仁兴是个农民，在东乡县城孝岗城郊租种7亩薄田。农闲时节，舒仁兴就挑着一副剃头担子，走村串户为人剃头刮脸梳辫子。舒仁兴粗通文墨，懂得一些兽医知识，兼给农民的病畜看病。母亲乐洋红为东乡县菇畲村人，中等个子，胖胖的脸庞，能说会道，深明事理，能做一手道地的江西风味菜肴。清朝末年，内忧外患，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繁重的徭役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屋漏偏逢连阴雨，舒仁兴生了一场大病，不能下田劳动，更无法徒步到各地为人理发。舒仁兴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用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钱，租了孝岗临街口的三间瓦房，改行开了一爿客店，由乐洋红独自打理。

父亲名叫舒仁兴，卅岁以前在乡下当理发员，同母亲结婚后才到城里来改务农兼开小饭店。母亲死后饭店不开了，专门耕地，共有薄田七亩，大部分是租的，房子无片瓦半椽，全是租别人的，每年都有人逼债，常常邀会还债。

舒仁兴和乐洋红尽管生活艰难，却和睦相处，夫妻恩爱。可夫妻俩年龄加起来已70开外，还没有一男半女，成了困扰夫妻俩的一块心病。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乐洋红不能生育，舒仁兴也是一筹莫展。东乡下层社会流行“典妻”习俗，一般平民结婚后妻子不能生育，又无钱再续小妾，为了传宗接代，便租典别人的妻子合法同居。同居期间所生子女，归典夫所有。舒仁兴征得妻子同意，也租典别人的妻子同居。1905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廿五日)，典妻生了一个男孩，舒家喜气洋洋，乐洋红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按东乡旧俗，要给孩子取个贱名，如“猪崽”、“狗崽”、“女俚”之类。据说阎王老子不上册，可以延长寿命。舒仁兴夫妻相信神灵，所以给男孩取名“老囡”。

舒同出生在东乡县城，但舒同的故里却备受争议。一说为孝岗镇，东乡县城；另一说为东乡县店前乡东岗积的黄鹤桥。1985年10月，东乡县地方志工作者专程到北京看望舒同，并就《东乡县志》的一些问题向舒同请示。谈到舒同故里时，舒同笑着说：“出生在县城梧桐巷；父亲舒仁兴是位剃头师傅，母亲是家庭妇女。后来父母亲在县城十字街租了一个店面，开了一家小饭馆。母亲因病早逝，父亲是1941年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我生在县城，童年也在县城度过，青少年时代一直在外读书，以后又参加了革命。父母亲从未向我说起过我的祖籍是何处，所以我也说不清楚。”舒同又风趣地强调：“横直我是东乡人。”

舒同容貌俊秀，聪明伶俐，舒仁兴夫妻视如掌上明珠。光阴荏苒，转眼就到了舒同满周岁的日子。舒仁兴夫妻早就准备了几贯钱，在家中挂起红灯笼，点上红蜡烛，并在上房横桌摆上祖宗牌位，顶礼膜拜以后，放了一串鞭炮，从典妻家抱回儿子。东乡有个习俗，男孩满周岁时，不管再穷的人家，也要举行“摸周”仪式。舒仁兴夫妻请了三亲六戚，并在八仙桌上摆满书、纸、笔、墨、砚、尺、算盘，以及食品、衣物等，中间还有一方道士印，以代替官印。据说“摸周”的男孩摸上什么东西，将来就会从事什么艺业。

“摸周”仪式开始后，舒同看到琳琅满目的东西，充满好奇。舒同左手拿起一支笔，右手抓起一条墨，往嘴里一塞，又朝脸上一抹，立即成了一个唱戏的大花脸，在场的人笑得前俯后仰。几个老年人伸出大拇指，连声称赞：“不要生得早，只要生得好。”并预言：“老囡长大肯定会写字，会读书，将来还要戴顶子呢！”“顶子”意即清朝的官帽。舒仁兴夫妻对此也是深信不疑，喜笑颜开。舒同曾深情地回忆自己的童年。

父亲舒仁兴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除下地做农活以外，为养家糊口还学了理发手艺。常在农闲时间，提一个小包，走村串户给人理发。因家贫无钱，父亲很晚才结婚，母亲只生了我一个孩子就不再生育了。因此，父母亲对我极其疼爱，总想让他们的宝贝儿子有出息一些，于是就省吃俭用，积攒些铜钱，在我五岁那年让我去读私塾。

舒同乃舒家三代单传的独子，舒仁兴夫妇倍加呵护。乐洋红更是喜上眉梢，全身心地照顾舒同吃好穿好。

乐洋红见舒同长得不如同龄孩子壮实，就不断给孩子进食补品。而补品味道欠佳，舒同总是耍娇不肯吃。乐洋红则百般哄劝，一直看到舒同将补药丸吃下为止。日久天长，舒同对补品大倒胃口，与母亲对抗，又无济于事，只要母亲稍有疏忽，就将补药丸塞入墙脚下的老鼠洞中。待母亲查问时，舒同则谎称已吞咽下肚。

舒家虽然贫困，但舒同却从未穿过破衣裳，常常是身高没有赶上，新衣服就已做好。由于新衣服做得比他的身子还大，裤管必须一层层卷起来，长袖子也是挽了又挽。舒同喜欢与小伙伴玩捉迷藏，在街上追逐嬉闹，可不合身的衣服却碍手碍脚，招来小伙伴的嘲笑。舒同看到宽大的新衣裳很不高兴，总是将新衣裳脱下来，掷在床上，朝母亲发脾气。乐洋红过来抱着舒同，一口一个“宝贝”哄着，帮着舒同将新衣裳穿上，目送舒同高高兴兴地出门找小伙伴玩耍。

1911年，舒同已是5岁了，舒仁兴夫妻为儿子的前途早早操起了心。舒同曾回忆父母对自己的期望。

那时我家里在东乡街上，开了个饭馆子，父亲是个剃头工人，母亲也是个很穷的人家的女儿，常受人欺侮。我家住的房子就是租的“二先生”的(后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了)，我那母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受人欺压，都不敢讲什么，忍气吞声，而我父亲却不同，他常咒骂那时的社会不公平，并讲，无论怎么样，也得让我念书，他的意思是因为受了地主的欺压，想让我读了书好出口气。于是，我父亲就借钱让我读书了。

舒仁兴为舒同取了学名舒文藻，购置一本《三字经》，还买了纸、笔、墨、砚，吩咐儿子要到圣殿(孔子庙)发蒙，勉励儿子努力读书，将来为祖宗争光。舒同抚摸着父亲买来的文具，乐得连蹦带跳进了私塾。

私塾乃是明清时期办学的主要形式，初级称为“蒙馆”，又称“蒙学”，而高级则称为“经馆”。“蒙馆”属于扫盲性质的启蒙教育，学生多为农家子弟，就读一至三年休业，使用的教材以《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四言杂字》《五言杂字》为主，以《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四书》为辅，并学做对联。私塾先生所教限于读书与习字，并无算学。教学进度也因人而异，因课文没有标点，由先生逐一点教，只读不解，学生以背熟为限，聪慧者可多点多背。写字则先学“描红”，后学临帖。

舒同拜过孔夫子以后，更加懂事了。舒同体会家庭贫困，读书机会来之不易，非常珍惜自己的文具。舒同在私塾读书写字，也十分认真。私塾的杨先生教舒同学习写字，成了舒同的第一位书法启蒙老师，并影响了舒同的一生。舒同直到晚年，对杨先生仍记忆犹新。

P002-004

千秋翰墨一舒同

舒安

王建华、谢一彪同志所著《舒同传》即将出版，此书的写作自始至终得到我全力支持，不仅提供了我珍藏的所有有关资料，还几次应作者之请校阅全稿，尽我所能去伪存真，帮助作为文学、历史学者的他们给公众还原一个真实的舒同。所喜大著完成，他们希望我写个序，便将所撰《千秋翰墨一舒同》呈上，以代序言，并期抛砖引玉罢！

舒安

2012年8月于沪上

先父舒同(1905一1998)出生于江西省东乡县一个贫寒之家，幼年时聪颖好学，得父母及私塾先生钟爱而入私塾。读书刻苦，尤酷好书法，有削竹为笔、调泥为墨的佳话。少时因书榜书“如松柏茂”而以神童誉于乡里。现存一块当年他书写的“杖国延年”匾，从中可以看到其颜筋柳骨的功底，气貌昂扬，且已蕴有厚重丰盈、雄劲灵动的特征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舒同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文化青年，很自然地接受了新文化的影响，并渴望从中得到一个改变自己、改变民族命运的浩然正气。他在江西第三师范就读时，与同学交流革命理想，办《师水声》杂志，宣传革命。并写有《中华民国之真面目》等文章，表达了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抨击当时政府的虚伪，以致弓I起当局注意，要予以通缉。而他自习书伊始，即对书法史上以忠君爱国、伸张天地正气为内涵，以正大雄阔为突出特征的颜体情有独钟。他早期书法在颜体的框架中，充满着向前的活力与追求光明的勇气。

1926年后，舒同在北伐革命的洪流中，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并担任了东乡县党部书记，却又很快在革命高潮后的国共分裂中，因成为江西省头号通缉犯而逃亡！他坚持理想与气节，一直到处寻找转入地下的中共党组织，由江西到上海、安徽、武汉、南京，一度不得不卖字为生。最后他化名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军校为录事，隐蔽了一年多时间。当得知江西红军活动动向之后，即以回家侍奉老父为名挂冠而去，几经周折，加入了红军。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又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他的文章与书法，一直是服务于革命与战斗的武器，虽“从戎”而未曾“投笔”，在大起大落的革命生涯中，逐渐锤炼磨砺成自己独特的风貌。不仅一直有文章抒发胸臆，更在行军途中、战斗间隙，处处书写标语以壮红军的士气！当时便被毛泽东主席和广大指战员誉为“马背书法家”、“军中一支笔”。

遗憾的是，现在已找不到他在长征路上书写的书法作品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时，受毛主席之命为著名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题写的校牌、校训(照片)；1939年他协助聂荣臻同志开创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期间，在《抗敌报》上以聂荣臻、舒同署名发表、被后人称为“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对话”的《致东根清一郎书》；看到他那时为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的追悼会与陵园所题写的大字；以及抗战时期所写“精神总动员大会”的横额与对联；还有他回到延安再受毛主席之命为“延安新市场”题写的匾额。经历了艰苦的人生磨砺与苦心孤诣的追求，他的书法艺术有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已从颜体走出，以更浑圆、饱满、生动的崭新风貌独立于世。

作为一位“马背书法家”，舒同以自己的天赋悟性，注意从总体的气势、精神内涵，以及动笔上把握了正大宏阔的颜体楷书的精髓，又将其融入行书的丰富多变生动流畅中，形成更富有活力与动感的时代风貌。舒同作为革命家与军人，亲身投入了长期革命的残酷斗争，经历了无数生死血火的险境与磨难。作为他精神体现的书法，自然有着文人少有的博大的政治家胸怀，豪迈的将军气概，始终保持着积极的革命理想主义。从外部的复杂形势一步步化险为夷，到内部的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凶险，都使得他对锋芒不露的韧性的战斗有着更深刻的领悟，因而表现在书法上便又有了充分的厚重、内敛。这个时期的舒同书法因为革命事业一步步拓展而显得日益自信，深发于传统而又寄托着大众的强劲呐喊，汇合了民族自由解放的浩然正气，既雄浑博大又生动活泼，既庄重沉稳又灵活多变，以气贯长虹之势使人振奋，独树一帜。

在成为执政的领导干部之后，舒同的人生又经历了大起大落。他作为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与陈毅等一道进入解放后的大上海，先后任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文教主任委员，党校、华东革大校长，解放日报主编等多种要职，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以书法服务社会，留下许多牌匾书作至今仍可见到。后调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政委，更为工作所需题留多种墨迹。在全国性的“刮五风”错误中，他被撤去第一书记职务，下到章丘县为县委书记。住院疗养期间，更精研书艺，在人生遭遇挫折之时，走上书法艺术的更高阶段。

中国书法家协会在纪念舒同诞辰100周年专文《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中评述道：“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60年代，是舒同书法展现其成熟面貌稳定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数量迅速增加，技巧上的把握越来越熟练，风格面目也是更加明显和突出。他借鉴唐代颜真卿‘颜体’书风雄壮的字形结体，在用笔的动作上强调连绵飞舞的变化，并通过聚散开合以及连带顾盼的技巧处理，对字形加以重新组织塑造，从而构成了自己的艺术语言。特别是他的行草书，用笔流畅洒脱，擒纵提按的转换自然。结字行草互用，在统一的特征中穿插着不同的姿态处理，因而在整体上形成豪迈恣肆而又富于虚实节奏的艺术效果。”

20世纪60年代初，舒同结识了山东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关友声先生。在千佛山与家中两地疗养期间，与关先生过从甚多，得以更系统地研究书法史，探讨书艺。特别是对孙过庭的《书谱》有深入的精研之后，书法理论的提升更使他明确了实践的方向，更明确地汲取百家之长。在看到郑桥板自称其书为“六分半体”时，也戏称自己的书法可谓“七分半”——以颜柳楷行草篆隶以及何绍基为主要内涵，形成独特的风貌。此时他有更多的精力临池濡墨，为各界朋友写字，质量与数量都是空前的。甚至留下众人为得墨宝争抢砚台磨墨的“千佛山争砚”轶事。他于1963年调陕西工作，至1966年“文革”前，他的艺术达到了空前的高峰。这个时期的舒同书法有着特别持重与内在激情。无论书写毛泽东诗词，还是唐诗对联佳句，行笔多沉稳含蓄而内力深厚，常可看到一种波动的运行笔势，如同要冲破无形的压迫而舒展恣意的生气勃勃。其突出代表为1965年创作的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七律·冬云》等，前者被有些评论家看做书法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文革”风雨骤降，舒同又经受了8年专案审查(其中6年被军管)的不公正待遇，成为“阶下囚”。但即使在那个人被批斗，作品被迫销毁、砸烂、焚烧的时期，也有人找机会求他的墨宝；仍有人冒着危险藏起他的书法；甚至他写出的检查大字报，也会一夜之间不翼而飞——被书法爱好者偷偷揭下收藏。而他自己以一贯的积极态度面对审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当所谓的专案审查再也拿不出证据，却仍然要一再将他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倒时，终于在6年被军管专案审查的一忍再忍之后。拍案而起，写出了后来被人们称为“全面否定‘文革’”的《致专案组的新年贺词》展示出他外柔内刚、不畏强暴的个性！“文革”中，他也留下许多未留名款的书作，草书“暮色苍茫看劲松”，苍劲有力很好地体现了他这时期的内心世界。

晚年，舒同又迎来了他人生也是书艺的又一辉煌。1976年后，他去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专案审查连同1960年的撤职处分一起得到平反，舒同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大军区正职)，负责战史编著审工作。又被选为十二届中顾委委员、政协常委。1981年他率领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受到隆重欢迎。回国后负责组建中国书法家协会，并被选为第一届主席、第二、三届名誉主席。1984年又率领书协代表团访日，此后又多次接待日方回访，进行文化交流。他不顾年迈体衰，奔走全国各地，促成了各地书协成立，掀起了全国的“书法热”。盛誉之下的他应社会各界要求而笔耕不辍。此时的书法更多的是一种经历磨难之宽博、放松、自然，以及炉火纯青的澄澈、老到、完美。1979年所书《元旦颂》，20世纪80年代所书“汉柏凌寒”，近80岁时所书榜书牌匾“黄鹤楼”，都是一种珠圆玉润的正大光明。一种江河入海的从容舒缓，一种大气如云的饱满酣畅，一种心意满足的通透愉悦。晚年的舒同应社会强烈要求，办了此生唯一一次书展，巡回各地，反响空前。此后，又经上海字模厂、北大方正集团提议，由他的学生完成了电脑“仿舒体”的字形。他因此而成为第一个字体以姓氏命名，输入现代电脑软件的当代书法家，“仿舒体”一发而不可收地传播到世界各地。1997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为首届舒同书法节题词：“长征过来人 书坛谱新章”，文联主席曹禺先生的题词是：“一代宗师 吾党之荣”。

舒同的书法在用笔上，全部藏锋内敛，中锋运笔。其厚实饱满的线含蓄、内敛，却又有着巨大的张力，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而最富特色的是如坠石般浑圆的点，折笔成勾时顿笔回锋又送出，以及波动运行后回锋再缓出的捺，都是极具个性的。结字宽博，字形雄壮，中宫开阔，显得大度豪放庄重；行笔凝重又灵动，张扬活泼的生命力。在行笔与气势上，则体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生气勃勃的动感与沉稳雄壮之势。儒家的正大光明与浩然正气，道家的以柔克刚，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所给予他的积极的革命乐观主义——这些应该是他所以能作为书坛革新家而独创那个时代代表性书体的哲学底蕴了。舒同书法，成为优秀传统的开拓创新的代表，为不同阶层的人们喜闻乐见，雅俗共赏。

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筹拍三集专题片《舒同》时，先兄舒关关去请启功先生题字，启功先生欣然题下：“千秋翰墨一舒同”，并笑道：“这个题目好，文辞对仗，意思也准确。”在中华文明的千秋翰墨史上，舒同作为那个英雄时代红色文化的代表人物，留下的极为浓重的一笔，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改好《舒同传》的最后一页，我从电脑的屏幕前抬起头，揉揉疲劳的双眼，发现已是微曦时分。窗外黑漆漆一片，可我的目光却穿越时空，分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那个并不高大的身影。是的，他在我心中是那样熟悉——在调研、走访过程中，在写作、修改过程中，我一次次地走近了他，熟悉了他。虽然作为晚辈的我无缘亲眼见过他。

舒同，一个东乡大地孕育的优秀儿子，一个家乡人民为之骄傲的名字。

东乡，本是赣东北红土地上一个不太起眼儿的小县，在人杰地灵的抚州府的诸县中属于小字辈。明朝弘治、正德年间当地农民起义反抗暴政，震动朝野。为加强统治和管理，正德七年(1512)朝廷将临川、金溪、余江、余干、进贤五县边鄙之地合置成新县，因大部地块位于临川东部，故名之东乡县。在历史上抚州府内各县素有盛名，“南丰蜜桔宜黄布，临川才子金溪书”，后来置县的东乡则曾有谚曰：“东乡样样无，单出萝卜芋头薯”，可见东乡当初的地位。——其实，“样样无”的俗谚并不能准确反映东乡的历史与现实，千百年来这方水土也是钟灵毓秀、英才辈出之地！人们熟悉的北宋熙宁宰相、“十一世纪中国改革家”王安石就是东乡人，只因当时尚未置东乡县故人称其地望名为“王临川”。东乡置县后，还相继出了明朝(洪武四年)的开科状元吴伯宗、明末文坛“四大才子”之一的艾南英等名人。现代的老一辈革命家、中共高级领导人、著名书法大师舒同更是东乡大地孕育和成长起来的杰出代表！

对于被毛泽东誉为“红军书法家”和“党内一支笔”家乡名人舒同，东乡人民一直引为自豪。记得我上小学时就曾从父亲书架上翻看过《东乡革命斗争史资料》，知道了舒同这个名字和他的革命经历，引发了对前辈崇敬的“英雄情结”，也对其后来的境遇颇多不解。十年浩劫之后，舒同曾受到的错误处分得以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并将几十年砥砺的书法艺术升华到一个新的巅峰，在书法界乃至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其创立的舒体字已进入电脑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他与家乡的联系也更为密切，对家乡的建设甚为关切。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革命前辈、书法艺术大师，竟然一直都没有相应的传记出版，特别是在他逝世之后的十几年仍是如此。这种状况令人扼腕，也让我这个东乡学人汗颜。撰写一部详实而又客观的舒同传记，叙述其革命加书法的一生，是家乡的文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2010年初我决定与历史学博士谢一彪教授合作进行《舒同传》的写作。那年4月，我们一行创作人员回到东乡，把写作计划向当时的县委县政府领导胡领高、陈勤等同志做了交流，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初步确定为向东乡建~500N年纪念献礼的文化产品。这给我们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也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与支持。在匆匆而过的两年半时光里，我们在舒同生长的家乡、就学的学堂实地考察，寻访知情者，查阅相关资料，参观了东乡的舒同书法博物馆，见到了不少舒同书法真迹；我们数次上北京、到上海、赴济南、奔西安，在国家图书馆、省、市图书馆档案馆阅览散佚的珍贵史料与文献；我们几经辗转找到舒同的老部下、好朋友和家属了解相关情况，核对历史事实……几经寒暑，数度增补，《舒同传》终y-完成，即将出版，我长舒了一口气——因为长期的遗憾得以补憾，因为多年的夙愿今日如愿。而且在东乡建县50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舒同传》的出版既适逢其时，又意义深远。能为家乡献上这份文化礼品，我感到十分高兴与欣慰。

《史通》日：“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敦。”对人物传记的写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作为第一本全面反映舒同生平事迹的传记，《舒同传》的写作十分不易，首先是年代久远，传主已逝，当事知情者也越来越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由于种种原因一时很难找全。其次是舒同本人身兼革命家、政治家与书法大师多重身份，从事的工作领域宽广，传记需要综合反映他真实的全面的情况。再次是他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经历了大起大落，其中的历史原因复杂，涉及的一些人与事需要认真的梳理，功与过需要客观的描述。为此，我们确定的写作方针是：坚持信、实、真的原则，客观记述舒同的生平、事迹和功过。在尽可能占有丰富、翔实资料的前提下，细心鉴别，去伪存真，严格坚持史实的可靠性、准确性。对于舒同丰富多彩的人生画卷，我们力求全面细致的叙述，尽量不遗漏，不夸张，符合历史事实，坚持其事迹的真实性、可信性。而对他一生的功过也不隐疾扬善，不虚构渲染，不拔高溢美，不贬责降低，而是据事直书，努力做到人真、事真、言真、情真。在表达方式上，我们坚持“志传”笔法，不在词藻和文采上下功夫，也尽量避免直接议论和评价，而是以客观叙述为主，让读者从字里行间看出人与事的历史本相。写作中我们深深感到坚持这种信、实、真的原则，正与舒同的人格品质和一贯作风相契合。作为一个几乎与上世纪相始终的革命前辈，他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经历了党内严峻的政治生活考验，有过事业的成功和辉煌，也跌入过执行“左”倾路线犯错误的谷底。他坦诚地说出自己做人的原则：“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对于工作中所犯错误他坦然地承认，也曾流露过自己不被人理解时孤独与苦闷的心情，但更重要的是，舒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极强的党性原则。他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有鲜明的革命立场和政治信仰。”他实事求是，埋头苦干，勇于负责，敢于担当，不推诿塞责，不文过饰非。这就如他的书法艺术。含蓄内敛、温尔文雅、柔中有刚，正所谓“字如其人”。对于这种人格魅力，我们的传记就是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出来，力求“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应该说在现阶段的条件下我们努力了，也尽力了，说到了，也做到了．比较真实地为社会和广大书法艺术爱好者展现了舒同一生丰富多彩、跌宕多姿的生平与事迹。

在《舒同传》正式出版之际，不由地想起那些对本书写作提供过帮助和支持的人们。我曾在绍兴文理学院工作了六年多，兼任了该校省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越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谢一彪教授是这个中心的常务副主任。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见解深刻，是我学术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助手，也是《舒同传》的主笔之一。在本书的采访、调研、写作过程中，他兢兢业业，认真细致，任劳任怨，做出了他人不可替代的贡献，首先要对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要特别感谢舒同的三个子女。舒同长子李君桐在北京寓所接受了我们的访问，提供了舒同送给他的书法照片，详细地叙述了“文革”期间舒同三次到北京申诉的有关史实，并对初稿提出了修改意见。舒均均也在北京寓所接受了我们的访问，提供了舒同与她的合影以及胡耀邦写给她的信件，叙述了舒同平反的有关情况，并审阅了初稿，补充了有关资料。遗憾的是我们写作时舒同的次子舒关关已去世，未能采访到。舒同的小儿子舒安乃是舒体书法的直系传人，出任舒同书法研究会会长，致力于研究和弘扬舒体书法艺术。舒安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文革”期间与父亲接触最多，对舒同的历史和书法如数家珍。我们三次在西安、二次在上海访问舒安，他给我们提供了大量舒同文稿和信件，以及珍贵的历史和书法照片。他还为本书题写了书名，用家传舒体书写我的《纪念舒同》诗，并欣然以《千秋翰墨一舒同》一文为本书作序。舒安审阅了初稿和二稿，核对舒同的每一张照片和每一幅书法作品，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我们要对他们三位表达诚挚的谢意！

在采访、写作的过程中，舒同的老师梁翘的孙子梁腾渊在东乡接受了我们的访问，梁腾渊曾任东乡县党史办副主任，九次到北京访问舒同，潜心练习舒体书法，还兼任舒同书法研究会副会长，熟悉舒同的历史和书法，特别是早年舒同在东乡的历史，他为我们提供了早年舒同在东乡的资料以及大量舒体书法史料。前不久得梁腾渊去世的消息，表／-一：F悼念的同时深为及时采访到他而感庆幸。杨世航提供了舒同母亲乐家的材料和有关照片，以及与舒同的来往信件。我们还通过电子邮件与沙飞的女儿王雁取得联系，王雁给我们提供了抗战期间沙飞拍摄的舒同在晋察冀边区的照片以及其姑姑方林的照片与事迹。舒同秘书孟凡俊在北京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提供了舒同在军事科学院的有关资料。我们电话访问了舒同秘书周硕寰和揭晓，请教了舒同的有关史实。舒同在军事科学院的警卫员赵宝利为我们到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查阅资料提供了：h-f~。原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生钱吉虎，寄来有关华东革大的大量资料和图片，还专程前来绍兴介绍舒同在华东革大的情况，并审阅舒同任华东革大校长时的部分书稿。原山东省副省长余修的儿子鲁勇在山东博物馆接受了我们访问，提供了大量舒同在山东的历史资料和书法资料，并赠送了自己撰写的《我记忆中的舒同》。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宗元和济南市党史研究室副处长孙兴杰审阅了舒同在山东的部分稿子，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对以上各位我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还要感谢为我们查阅舒同资料，提供了诸多方便和帮助的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陕西图书馆、山东图书馆以及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感谢东乡县委宣传部和舒同博物馆提供了相关的舒同在家乡的史料。限于篇幅，本书删除了附录的参考文献。书中引用的有关舒同生平事迹的相关著作都注明了出处，在此也对这些著作的作者表示感谢。

《舒同传》的写作和出版一直得到中共东乡县委和东乡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从列为建县500周年献礼作品到实际的经费资助，都为本书的顺利面世提供了重要帮助。特别要感谢吴信根、许萍乡、陈文、陈勤等领导，他们以开阔的胸襟和睿智的目光将文化建设提上东乡发展的议事日程，全国“书法之乡”的建设目标将使舒同书法艺术在家乡的红土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还要感谢抚州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甘良淼、龚建华、张和平、黄晓波、黄赛荣、陈克等领导，他们对《舒同传》也给予了不同方式的关心和支持。还需要提到我的家人。上世纪80年代我父亲王师赴京就医时曾拜访过舒同并得到他的热情相助。老父亲知道我在撰写《舒同传》十分高兴，多次对我谈起这段往事，并嘱咐要认真写好。我的妻子陈华为本书的写作默默地付出了很多。亲人们的鼓励、理解和支持是我努力写作的精神动力。

《舒同传》能赶在东乡建县500周年庆典之前正式出版，还要特别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高效率。胡建华社长以最快的时间审读了本书的相关章节，并及时通过了出版的计划。责任编辑蔡锐华以极大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提前完成了书稿的编辑和版式的设计。他们把对舒同本人的尊敬、对舒同书法艺术的喜爱融入了高效的工作之中，他们的精心编辑和美工设计，为本书增色添彩。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临川文脉留四梦，龙山才子有舒同。

书生戎装赴国难，公仆勤勉理华东。

传世舒体寓文藻，一代大师开新风。

天道长存人如客，臧否毁誉青史中。  这是我2010年所作的《纪念舒同》小诗，表达了我对舒同的由衷钦敬。在漫长的人生途中，舒同以自己独特的经历和贡献书写了绚丽的篇章，成为中国现当代史的灿烂星空中一颗熠熠闪亮的星星。每一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历史上留传下去。而舒同“虽然成为了历史，却留下了文化”。他留下了文化作品、文化符号、文化现象、文化精神，他即使离去，却仍然生动地活在神州大地；他越是远去，就越是令人亲切、令人感动……

希望《舒同传》还原了一个真实可信的舒同，一个生动可亲的舒同。

若果此，则幸甚！

王建华

2012年9月12日于杭州西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