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要劝阻郁达夫去杭州？有人说是因为鲁迅不喜欢杭州。
的确，鲁迅似乎一直不喜欢有着“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1924年，他“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便高兴地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文章开头后他就写下了这么段话：“(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通过这段话就可以看出，鲁迅对杭州及西湖似乎早无好感。1928年，鲁迅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不但明确表达了他对杭州的西湖没有好感，而且还说出了其中的原因：“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在这儿，鲁迅表达了他不喜欢杭州西湖的原因是： “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
然而，这里鲁迅仅仅只说出工一个原因，也是表面原因，另一更深的原因则与社会政治有关。
辛亥革命后，杭州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都在这场革命中得到的洗礼，但是由于杭州是鲁迅家乡的省会，他的许多朋友都在那里生活与工作，他看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那里因革命而牺牲，同时也看到不少人，也在那里是如何的镇压革命、出卖战友，为此鲁迅写过许多以此为题材和为背景的小说与散文。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实行文化戒严和文化迫害，当时的浙江当局竟趁机发出通缉令，通缉鲁迅、郁达夫等“堕落文人”。正是因为这些，鲁迅对于自己家乡的杭州，可谓因爱之深而恨之切。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当郁达夫要移家杭州时，鲁迅才竭力劝阻，先是口头相劝，后又以诗相阻，且这首律诗也写得章法别致：一般律诗都意思上常常是四句一转，分上下两层，但这首七律，鲁迅竟然连用六句写了杭州的种种不是，道明目的的只有最末两句。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旧体诗研究最深、创作水平最高的作家，对于鲁迅这首诗的内容和深意肯定是一目了然的，更何况这首诗鲁迅虽然是写给王映霞带回家的，但郁达夫一见后便说：“他(指鲁迅)这意思早与我说过。”
然而，郁达夫终究还是没有听鲁迅的劝阻。
后世的多数研究者主要将其归因为政治气候，因为郁达夫离开创造社并与之发生论争，又加上当时风传上海国民党当局要搜捕郁达夫，所以他才不得不离开上海。然而这看起来很有道理的归因，其实并不太合逻辑：一是如果确是这样，那郁达夫只要离开上海就行了，为什么一定去的地方是杭州呢？二是为了躲避风传的搜捕而投身到曾经发出过通缉令的地方去，显然也说不通。
其实郁达夫移家杭州的原因是多重而复杂的。
1932年11月10日晚，临时去杭州的郁达夫住在一间旅店里，孤寂难…眠之际给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的妻子王映霞写信——仅仅小别几日，竟就忍不住要写信对妻子嘘寒问暖，这本身足可说明，他们那时夫妻关系还如胶似漆——将自己在杭州的活动作了一番告知后，或许是郁达夫发现杭州的房地产市场较有前景，在信的后半部分他告诉妻子王映霞说：“《弱女子》(即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名作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落得卖去，有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了，最低不得比一千元少。这钱卖了，可以到杭州来买地皮或房子。”
十天后，郁达夫又在一封给王映霞的信里说：“我将有一篇东西(短篇小说《瓢作和尚》)寄出，字数在八千字左右。你送去后，可先向刘某说明，此系创作，非十元干字不可也。中华数字，也同商务一样，标点空格，都须除去，必要十元千字才能合算。”
《她是一个弱女子》20000多字，最终郁达夫得稿费1000元(大洋)，《瓢儿和尚》8000多字，郁达夫最终得稿费只有80元。两相比较起来，那1000元的稿费对于郁达夫来说，无疑是得到了一笔巨款。得到一笔较大的收入，想到投资，这是人之常情。郁达夫首先想到的是买地建房，或买房。这应该是很自然的事。
那么为什么要到杭州来买呢？便宜！
郁达夫后来在杭州的“风雨茅庐”，据今天实测，占地1.8亩，当时花费5000一元左右，其中1000元是地价，核算下来，杭州当时的地价每亩在556元左右。而据有关研究者考证，当时上海的地价比之要高得多。租界地价极其昂贵自丕必说一每亩价格在…150000元以上；即使是相比均价低了105倍的华界地价，也在1500元左右。所以根据郁达夫当时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在上海买得起地和房的。前面就已说到，由于种种原因，浪费如郁达夫者，此时也不得不为柴米油盐而精打细算，所以他在得到一笔较大收入考虑投资时，不得不考虑效益，而选择移家杭州未必不是一明智之举；更何况王映霞本是杭州人，他的这一决定未必没有讨好爱妻的原因；至于有没有讨得王映霞的好，我们虽不能轻易断言，但是一个事实是，郁达夫的这项巨大的家庭投资也好，消费也罢，很快就不但得到了作为家庭女主人的王映霞的批准，而且事实上也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而这倒让人不禁想，如果郁达夫选择的移家地不是杭州而是别处，她还会同意和支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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