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超过《世界是平的》的全球未来总预言！

　　正在影响全球政要抉择的人类命运图谱——贫穷的代价最大，而暴力的成本最校。

　　联合国、欧盟、美国国家安全局海量机密数据，真实的全球政治军事地图。

海拉德·威尔则编著的《不平等的世界(21世纪杀戮预告)》的重点并不在于推测未来的可能性，而在于陈述过去和现今的暴力的形式和目标，为的是判断暴力在21世纪会有怎样的未来。

《不平等的世界》由海拉德·威尔则编著。

《不平等的世界》内容简介：气温升高、水资源匮乏、土壤流失、沙漠蔓延……在地球这座孤岛上，人类正在把自己当作最后一种资源全部耗尽。而生态的毁灭带来的不仅是环境的恶化和生命的消失，激增的生存压力压垮了道德的脊梁、蚕食了所有平等的奢望，于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制度崩溃、文化衰落，战火连天。在我们所认为的“和平的”近五十年里，围绕着资源、土地和信仰，全球爆发了七十多场战争和武装冲突，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卢旺达大屠杀、苏丹内战……世界早就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的样子了。

21世纪，最主要的冲突就将是全球化的阶级冲突、全球化的信仰冲突和全球化的能源冲突。我们就算可以制定计划，却无法预料事情的进展——单纯的人口迁徙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变成驱逐，而驱逐又可能变成大屠杀。

“明天会更好”已经注定是一个幻境，究竟谁才能拯救我们的未来？

序言 沙漠中的一艘船——暴力的过去和未来

第一章 从气候冲突到种族屠杀

严防死守的欧洲

被战争摧毁的国家

谋杀无罪

杀戮有理

高效专业的大屠杀

全球变暖与社会灾难

“可爱”的科学家

“我们”是谁？

一纸空文——京都议定书

史无前例的全球不平等

名为“度”的美丽幻境

第二章 尸骨堆上的历史

年前的“世界末日”

由恐惧引发的种族清洗

不分男女老幼的大屠杀

从屠杀中建立起的国家政权

第三章 从未消失过的大屠杀

“我吃了你妈！”

卢旺达种族屠杀

当“杀人”成为“耕种”

侩子手们的前程

达尔富尔——第一场气候战争

被战争摧毁的家园

失败的社会制度

正在崩溃的国家

贫穷与战争

不平等的世界

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屠杀

第四章 战争永远不会结束

变态的暴力——持久战、种族清洗、恐怖主义……

“文明的战争”

战争永远不会结束

吞噬生活的战争黑市

我们会慢慢习惯战争

逃命的人、丧命的人和捡回一条命的人

战斗，为了水和空气！

美元一个的人肉炸弹

“正义国家”=恐怖组织

“打砸抢”中的年轻人

看不见的边界战争

铁丝网和刺刀

被遗弃在沙漠中的难民

密不透风的欧盟边境

偷渡，死亡之路

千里之外的国界线

“疯狂”的和平

从无法想象到彻底遗忘

第五章 谁能拯救这个世界？

被世界改变的人类

你还记得多少过去？

无知的卡夫卡

“他是个好人，你可以杀了他”

人肉炸弹们的道德追求

为信仰送葬

法制国家的倾颓

有人被杀，有人逃亡

开向冰山的坦克

世界靠我们拯救？

献给已经死去的未来

你想活在什么样的社会？

“明天会更好”——无可救药的幻想

当“我们”成为历史

可悲的乐观主义

谋杀无罪

2007年年初，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①的三份报告公布，代表西方国家开始密切关注起这个问题及其引起的后果。尽管全球景象总体一片惨淡，但也有局部地区因气候变化而得利。在德国北海的海岸，旅馆业主就因为客源大增而欣喜，而葡萄种植地区也越来越向北部延展。斯特恩报告将任由气温升高而将付出的代价与为了遏制温室效应而付出的代价做了比较，人们惊讶地发现，高技术发达国家的经济前景将完全改变。根据世界银行的前任首席经济师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测算，未受控制的温室效应所产生的经济损失约占全球人均收入的5％至20％，尤以20％更有可能。而假若控制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至2050年不变，所需要的耗费只是社会生产总额的1％，与正常的经济发展完全相协调。

当然，不同行业面临的前景也存在很大区别。可再生能源的制造商们将获得利益，而滑雪业将损失惨重……总的来说，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气候政策的转变为他们提供了一次经济上的机遇：更完善的能源制造技术、更有效的节能仪器、混合燃料型交通工具、生物燃料、太阳能电池等等，都意味着未来的成功。人们谈论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却忘记了，正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了今天的问题。

气候变化给人们带来的思考产生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举动。人们现在坐飞机时可能不像以前那样感觉良好，而是带着负罪感，以此显示出他们的环保意识。买车人纷纷改变初衷，选择马力更强的车型，因为生产12缸、500马力大型越野车的年代很可能一去不返了。更有一批所谓的“气候和可持续发展基金”申请上市，理由是，在气候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企业的行情将比总体市场更加“可持续”发展，“购买基金的个人投资者不仅将在经济上获利，同时还会自觉采取行动抵制气候变化”。

以上事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人们面对变化的环境所作出的调整。而我们应该清楚，人们的调整不仅表现在不同的行为举止，也表现在对问题的更进一步认知上。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说明了加利福尼亚海湾的渔民对于鱼群数量减少这个问题所持的态度。虽然鱼群数量大幅减少，在近海地区也存在过分捕鱼现象，但是年纪越轻的渔民，对此怀有的忧虑越少。与老渔民不同，以前在海岸附近能够捕获到的很多海产品种群，这些年轻渔民已经根本不认识了。

至于即将到来的气候问题，人们可能将它看作一个机遇，或看做一种非常遥远而模糊的可能性，或看作根本不重要的问题。面对这个隐约的威胁，人们采取不同的立场，与它建立起某种关系。和南加州的渔民一样，在已经改变的境况面前，身为其中一分子的人的态度也会改变，尽管会出现心理混乱，但人们也有很多种办法去除掉这种混乱。而要去除这种混乱的话，其实只要做到一点就够了，即对于问题要具备一种意识，不能对它漠不关心、无所思考，或者听之任之。人们需要改变的是自己对于问题的态度，而不是问题本身。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态度和行动是两码事，就算有联系，也极其疏松。态度可以脱离具体情境，不受现实考验，也不受具体决断条件的限制，而行动往往处于压力之下，取决于情境的要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经常会产生与自己的态度相抵触的行动。有趣的是，人们在接纳这些矛盾方面往往毫无困难。人们将自己的行动与其他人的更糟的行动做比较，以总的问题标准来看发现自己的举动以平均标准来看其实并不重要，并不构成什么严重问题，他们就兴许还会决定在未来再采取不同的行动。而所有这些都消减了存在于代表道德的行动和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①

这种消减矛盾的方法并非不重要，在极端情况下，它会发挥强大的作用——比如，在人们被迫杀人，却很难将杀人任务和自身的道德约束相结合的情况下。我在研究灭绝性战争的种族大屠杀时曾试图指出，这些杀人者遵循某一个精神参考标准，而在这个标准下，他们行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都确定无疑，也就是说，他们通过这样一个精神标准成功地将谋杀和道德融为一体。

这些人远离他们惯常的社会环境，集体行动，因此，其内部形成并得到相互印证的规矩便得不到任何来自外部的批判和质疑。他们在“极端的”情况下行动，缺乏正常社会的异质性。在正常的社会里，不同的社会角色、不同的社会关联和标准会相互纠正，彼此作用。而在这些人当中，杀戮本身被视为一项必须的任务。但是另一方面，杀死手无寸铁的人，尤其是屠杀妇孺，实际上是完全不符合这些人的自我的，因而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正是由于他们在道德上备受这被看成必须完成的任务的折磨，他们觉得自己还像一个人，觉得其道德自我还是“好样的”。这样一来，高尚的道德与残忍的任务达成了和谐。②也正因此，在战后的日子里，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产生负罪感，大多数人都可以成功地悄无声息地融入战后的德国社会。P10-13

沙漠中的一艘船——暴力的过去和未来

“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轻微的锒铛声，我扭过头去。六个黑人正排成一队艰难地沿小路攀登。他们身体笔直，行动缓慢，头顶着装满土的筐子保持着平衡，每前行一步，就发出一阵锒铛声……我可以数出他们的肋骨来，他们四肢的关节好似绳索上面打的结。他们每人戴着一个项镣，一根铁链将他们系在一起，链环悬垂在他们之间，发出均匀的锒铛声。”约瑟夫？康拉德在他的小说《黑暗的心》中描绘的这幅图景发生在欧洲殖民扩张的血腥时代，距今约一百多年了。

早期工业化国家用极端的残忍来满足自己对原材料、土地和权力的欲望，并在世界各大洲打上自己的烙印。昔日的残忍在今天西方各国的政治中已经无迹可寻，对剥削、奴役和毁灭的记忆已经成为民主遗忘症的牺牲品，仿佛西方国家向来便如今日这般民主，虽然他们的财富和领先的权势都建立在一段谋杀的历史上。

早期工业化国家对矿物能源无尽的贪婪导致气候变暖，而这个恶果却对最贫穷地区打击最大，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嘲弄着所有对于公平的期望。像是著名的“爱德华？波仑”号邮船，它的残骸被掩埋在纳米比亚的沙漠中将近百年了。在巨大的不公平的历史上，它扮演了一个小角色。1909年9月5日，这艘船在雾中沉没了，地点是在一个昔日被称作“德属西南非洲”的国家的海岸前。今天，轮船的残骸位于陆地内200米处，沙漠吞噬了越来越多的海洋。“爱德华？波仑”号从1891年开始服务于汉堡的沃曼航运公司，作为邮轮定期驶往“德属西南非洲”。在德国殖民征服赫累罗人和纳马人的灭绝性战争中，它被用来运送奴隶。

在20世纪这第一场种族灭绝的战争中，不仅西南非洲的极大部分原住民遭到屠杀，而且德国人还建造了集中营和劳工营，并且把战俘当作奴隶来贩卖。战争刚开始，德国的殖民指挥部就将282名俘虏卖给了南非的商人赫维特，由于没有更好的安顿办法，他们把这些奴隶带到“爱德华？波仑”号上，赫累罗人当时尚未被征服，人们一时不知道该拿这些奴隶怎么办。赫维特由于获得这个良机而大为兴奋，他将奴隶的价格压到每人20马克，理由是，这些人已经在海上了，他不能为已经办完手续的货物支付正常的价格和税金。于是他廉价买到了这些奴隶，“爱德华？波仑”号1904年1月20日离开斯瓦科普蒙德，驶向开普敦，奴隶们将在那里的矿厂做工。

1904年1月11日晚到12日，赫累罗人发起了反抗德国殖民统治的战斗，他们摧毁了一条铁路线和多条电讯线路，123名德国男子在赫累罗人对农庄的袭击中被杀。调停谈判失败后，柏林的帝国政府任命洛塔？冯？特洛塔为德国护卫军司令，冯？特洛塔一贯主张灭绝战争，因此，他不仅要在军事上击败赫累罗人，而且，在一次奥马海凯沙漠战役后，他将赫累罗人赶进水源已被德军占领的沙漠，要将敌人渴死在那里。这个计策完美而残忍，据报告，缺水的赫累罗人割断牲畜的喉咙，喝它们的血，最后还从它们的肠子里挤出最后一点潮湿的残留物，以得到水份，但最终他们还是渴死了。

这种灭绝战争不仅反映了殖民暴力的无情，而且是日后大屠杀的一个逐渐呈像的过程——其目的是斩尽杀绝，手段是集中营，策略是通过苦役达到灭绝。而这一切在当时是被当作胜利的历史来加以陈述的：1907年，德国总参谋部战史一处自豪地报道，“德军不惜任何代价和艰苦，消灭敌人最后一丝反抗力量，将他们象濒死的野兽那样从一个水源赶向另一个水源，直到他们无可奈何地最终成为自己国家的大自然的牺牲品。缺水的奥马海凯沙漠将完成德军用武力开始的任务：灭绝赫累罗全民族。”一百多年过去了，这期间，暴力的形式改变了，而谈论暴力的话语形式也更是改头换面。现在，西方国家只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对其他国家采取直接的暴力手段，今天的战争具有长长的行动计划和大量参与者，暴力被外包出去，变换了形式，变得隐形了。21世纪的战争是后英雄主义的，看起来仿佛是不情愿地被引发出来的。自从纳粹大屠杀以来，自豪地谈论种族灭绝——已经变得绝不可能了。

“爱德华？波仑”号在沙漠中锈烂，也许，有朝一日——假如22世纪还有历史学家的话，那么，也许在他们看来，整个西方社会模式，以及它在民主、自由权利、自由主义、艺术和文化上的所有成就，正如这艘游弋在沙漠中的奴隶船，一头来自别个世界的怪物，不合时宜地搁浅在此。

这种社会模式，虽然在过去250年中取得了无情的胜利，但在今天，在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以汽车、平板电视和出境旅行为代表的高生活水准吸引的时候，它结束了无往不胜的战绩，开始濒临失败——而之前几乎所有人都没想过它竟然会走向灭亡。以全球升温两度为发端，由排放的有害物质导致的气候效应将不再可控，这一点还不是西方社会模式濒临失败的惟一缘由，另有一个原因是，寄希望于掠夺自然资源达到经济增长的全球化经济模式，作为全球性的经济准则将不再有效。因为，逻辑上来讲，这种经济模式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有效，即强权积聚于世界某一处，而运用在另一处。它的本质是局部性而非广泛性——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剥削别人。

暴力在这个世纪拥有宽阔的前景。不仅将出现难民潮，还会出现解决难民问题的暴力手段；不仅有水源和矿藏之争，还会有资源战争；不仅有宗教冲突，还会有信仰战争。西方运用暴力的主要特征在于，他们想方设法将暴力外包，包给私人安全机构或暴力组织。在边界安全问题上，他们通过将边界外移到经济和政治上依赖于他们的国家内，使暴力外移。在国家政治安全事务中，他们在凶手犯罪前便捕获他，形成事实前移——这也属于暴力行动日趋间接化进程中的一环。当西方国家一方面在诸如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些国家直接采取战争的手段，一方面又更加青睐暴力外移，使暴力间接化的同时，另外一些国家的社会状况则是持久的暴力，人民在以暴力为中心的生存环境下艰难度日。这一切都缘于250年前世界历史所确立的不均衡，这不均衡在今天仍然在发展，并且因为气候变暖而加剧。

倘若围绕未来的战争和暴力冲突做纯粹预测性的研究，未必会有什么收益，因为，社会进程不是直线型地发展。今天，人们并不知道哪一次人口迁徙会使西伯利亚的冻土开始解冻，或者何种暴力将导致洪水淹没一座大城市或整个国家。人们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已经预感到的未来的威胁，以及自己的应对又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对于从自然科学角度弄清气候演变及其后果来说，情况同样如此：气候研究专家的论断基础通常具有历史学性质，这一点太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当专家们对确知年代的冰层或岩层中的空气和水分进行二氧化碳浓度测量时，他们便可以推算出可得到证实的历史演化进程。

引发公众不安的未来图景建立在历史过往的数据之上。同样，本书的重点并不在于推测未来的可能性，而在于陈述过去和现今的暴力的形式和目标，为的是判断暴力在21世纪会有怎样的未来。由于暴力一向是人类行动的选择之一，所以，为解决那些由变化的气候引起的问题而借助暴力手段，也是不可避免的。

未来并不美好。在我看来，气候演变的后果将不仅仅改变世界，产生出不同于以往人们熟知的社会关系，而且它还将终结启蒙，终结启蒙者所提倡的自由。尽管如此，我在写作本书时还是抱着如下希望：但愿自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