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发抖的时候才会笑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哲学家阿兰 大致说过这样的话：艺术品不属于实用范畴。评判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应该看到的不是它能在哪些方面服务于我们，而是看它向我们传达什么样的思维定势。昆德拉的小说《玩笑》推翻了我心中原本颇以为然的一种观点：生活——不仅是个人生活，也包括集体生活——是一部小说，而哲学则在于将《基督山伯爵》的故事情节扩展至世界历史的维度。布拉格，1948年，共产党刚刚掌权，革命进入高潮。到处都洋溢着一种热烈而凝重的喜悦之情，尤其是在大学里面。在学生会担任要职的卢德维克·扬一心追求美丽的积极分子玛格塔。可是，全身心投入历史进程的后者却过于单纯、过于天真地反对体现“目的决定方法”这一原则的实践，因此她的同志们决定在假期来临时将她派往波西米亚中部的一座城堡，参加为期半个月的党员培训，以完善她对于革命运动战略和战术的认识。这一决定打乱了卢德维克的计划，加上玛格塔毫无意见地服从了安排，甚至还表现出难以打消的兴奋劲头，他更是心生不悦。玛格塔没有对他恋恋不舍，到达培训地点后，她给他寄去了一封“满是对她所经历的一切表示真诚赞同”的信。气恼、失望和嫉妒之下，卢德维克买了一张明信片，在背面写道：“乐观主义是人类的鸦片！健康的心智散发着愚蠢的臭味！托洛茨基万岁！卢德维克。”这番话与分裂分子宣扬政见毫无关系。卢德维克没有否定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他只是玩笑般地对意识形态操纵生活中的一切这一点提出异议。就此而言，他既不是正统派，也不是异端分子，他没有传达任何信息，并非一气之下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公诸于众；他只是私下里表现得与真实的自我有所不同，摆脱了本我的约束，为了看上去特立独行以吸引女孩子的注意而穿上了借来的衣服。为了让太过平静、太过知足的玛格塔脸上露出别样的笑容，一时间有些桀骜不驯的他不再相信自己的信仰。卢德维克没有说假话，只不过，在他所使用的开玩笑的口吻中，实话和谎言之间非此即彼的关系被悬置起来了。但是，在这个大家都是同志的国度里，这种轻率冒失的行为非但不为人所接受，甚至可以说闻所未闻。人类的解放实业是不容开玩笑的，就算开玩笑也不能令历史的进程有所动摇，必须要遵循其指令，对其所做之决定心怀敬畏。革命者的世界观中没有模棱两可或是半信半疑的可能。一旦出现两种阵营的对峙，一切都变得不苟言笑、一板一眼，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约束——只要开口说话，就必须表明立场。是还是不是，已经成了唯一的问题和唯一的两种回答。儿女私情也是不被允许的。革命是为了替普罗大众谋取幸福，不可能允许个人记挂私事或是纠结于情感问题。它有权知晓每一位革命战士的时间安排，也有义务在他们擅离战场时给予惩戒。新时代人类的风尚同马里沃对人类心理的刻画 是格格不入的。
卢德维克的明信片是一个为其带来致命后果的轻率之举。假期一天天过去，玛格塔却音信全无。到了九月份开学时，因为与之失去联络而万分焦急的卢德维克被传唤到党办。在那里，三位看上去不可一世的学生把他写在明信片上的内容念了一遍，要求他对此作出解释。尽管他不断重申自己从未读过托洛茨基的著作，也不认识任何托洛茨基分子，那段话不过是为了逗趣而已，但已无济于事，问讯程序已经启动，事态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第一次问讯结束后，卢德维克又在学院大会上接受了审问。没有人支持他——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不仅投票决定将其开除出学院，甚至禁止其继续完成学业。他因此而失去了缓期服兵役的资格，最终来到位于矿业城市奥斯特拉瓦 一处荒凉郊区的兵营里。无处不在又无所不能，行事武断又冷酷无情的党毫不留情地将其扔出了生活的轨迹。
昆德拉的小说于1968年在巴黎出版时，受到我们这些对当时现状不满的人的热烈欢迎。由于我们在读这部小说时，时常遭遇对“布拉格之春”运动被镇压情况的描述，因此自然而然将其归入世界各国反抗压迫的作品之列。以满足欲望为由挑战社会公约、政治体制和收益原则的我们,在卢德维克的不幸中看到了自己，将其视为我们中的一员而加以颂扬。我们故意掩盖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卢德维克并不是政权或体制的受害者，而是造反热情的受害者。降临在他身上的暴力是社会主义的暴力，而这种社会主义源于火热的激情。这个靠逗趣来讨女孩子欢心的人并非被某个冷冰冰的铁石心肠之人所驱逐，而是被处于白热化状态的人们集体扫地出门。革命的火焰在审判者眼中闪耀，激发他们的言论。卢德维克所面对的法庭并非“老大哥”的体现，其成员并非行事机械的官僚、神情木讷的政客、达官显贵和旧世界死气沉沉的代表，而是和我们当年一样兴奋、一样友爱、一样活力无限、一样怒火迸发的学生们。同我们一样，这些面孔上毫无岁月印迹的造反者们确信一切皆有可能，宣布公私间的对立不复存在。当然，我们更希望将革命延伸至性的领域，而不是让性成为革命的附庸，但是，对我们这些主张及时享乐的人而言，这意味着要同故作风雅地谈情说爱时那种委婉的兜圈子的做法和过时的化简为繁的做法分道扬镳。
《玩笑》于法国出版十年后，昆德拉又在为老朋友乔瑟夫·史考弗瑞奇的小说《波西米亚的奇迹》撰写的序言中再次强调这一点：“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一次年青人的反抗；‘布拉格之春’则是由成年人发起的，他们的行为建立在自身历史经验和对往昔失望的基础上。（……）巴黎的五月是一次革命激情的爆发，‘布拉格之春’则是后革命时代怀疑论的爆发。（……）巴黎的五月充满激进，而多年里作为‘布拉格之春’这一爆发之前奏的，却是温和派的大众式反抗。”
反抗与温和：无论是对1968年这一代人而言，还是对每隔十年就会纪念这一肇端性重大动乱事件并将长此以往下去的人而言，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都是格格不入的。这是两个相互敌对的词，两个无休止交战的词。反抗意味着违背、逾越、动荡、冒险、同习惯决裂、全面失控、粉碎旧体系，是生命对世人称之为传统的陈规旧俗的支配发起的抗击，是脱离了神的枷锁、如抵触对往昔历史的追忆般抵触世上一切事物、信服安德烈·布勒东所说之“一切终将成为过去”这一观点的现代人类迸发出的普罗米修斯般的冲动。与此相反，温和令人想到的是家庭生活的安逸，壁炉前的闲适，生活中的因循守旧、胆小怕事、庸俗不堪、窝囊透顶、平淡无奇，碌碌无为的中庸之道抑或天赋异禀的孩童成年后倒退回墨守成规、孤陋寡闻的古板的生存轨迹。
……
P1-6
必须赶紧将这本书送到所有人手中，人们将在其中发现文学真正的力量，尤其是阅读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快报》
本书是对阅读的一曲赞歌！这样的文学批评令人赞叹：深刻、独特、宽容、热情。人们读了这样的批评随笔后，恨不得立即钻到文本之中去。
——法国《读书》杂志
用文学对抗过分简单化，用艺术对抗善恶二元论。这就是阿兰·芬基尔克劳交到我们手里的有力武器。就像本书的书名一样，这是一件为心、为智慧而战的武器，它摧毁了我们的时代通过电视、杂志、电波提供了万千样本的偏见和愚蠢……
——《十字报》
阿兰·芬基尔克劳不像那些一直顺风而行的时髦学者，他的文笔艰涩、立场复杂，但《一颗智慧的心》足以为他正名：在对文学致敬之余，本书更是对细腻和尺度的赞歌。
——《世界报》
拯救世界的文学之美
张晓明
中国有句老话，叫“读书以明心智”。明心智是读书的目的所在，这一扎根于中国人意识深处的集体共识为我们展卷阅读阿兰·芬基尔克劳的《一颗智慧的心》提供了认知基础，因为，如果将“读书”视为进入文学的必经之路，那么，作者在本书“前言”中做出的“但若没有它（文学），我们便永远无法获得一颗智慧的心这样的恩赐”的论断，便几乎是“读书以明心智”的另一种表述了。不过，相比于这句在中国人看来道理不言自明的格言，芬基尔克劳试图通过《一颗智慧的心》表达的思想却要复杂和深邃得多。为了洞悉这种复杂和深邃，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其思想的整个脉络走向。
阿兰·芬基尔克劳1949年6月30日出生于巴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72年获得法国中学及大学现代文学教师资格——其时法国文学正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挟裹下，极力挣脱传统文学批评重视文学本身价值的“窠臼”。面对这种被其视为带有强烈相对主义倾向的文学发展趋势，他很快便因对犹太裔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思想发生兴趣而转入哲学研究领域。在当下的法国知识界，他的身份是教授 [自1989年起至今，担任法国一流名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哲学与思想史教授）]、作家、哲学家、评论家。自1979年第一次出版著作以来，三十多年不间断的思考和写作已令其著作等身，涉及领域极为广泛，诸如爱情、犹太民族与文化、反犹主义与种族主义、现代性、传统文化和全盘文化主义（le tout-culturel）、文学、身份问题、教育制度等等。此外，他还长期担任France Culture（法兰西文化电台）Répliques（《辩驳》）节目——每期都会邀请在某一问题上观点相左，甚或针锋相对的两位嘉宾展开辩论——主持人，并且经常应邀参加一些关注社会敏感话题的谈话类电视节目。以上这一切令他在各种社会思潮的交织与博弈中，往往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当下法国知识界的一位明星人物，并为普通民众所熟知。他曾在法国电视二台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批评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身穿运动短裤慢跑的形象，认为作为国家元首，露出膝盖是十分不雅的事，并且强调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就从不这样；他建议萨科齐改慢跑为散步，理由是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就常常一边散步一边思考。这一评论折射出其捍卫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反对打着现代性旗号一味追求革新与发展、反对过度扩大文化的内涵和借文化之名赋予现实中各种现象以合理性的立场。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被其传记作者誉为“共和国最不可或缺的传教士之一”；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被视为当代法国知识分子中的反现代派，对现代性的批判成为贯穿其全部著作的思想主线。
芬基尔克劳将自己的这种反现代立场从根本上归因于对日趋消亡的犹太民族这一古老人类群体的强烈归属感。在汉娜·阿伦特、夏尔·贝玑（Charles Péguy）、列维纳斯等前辈哲人对现代性所持立场，特别是他们对现代性之恶所做的深刻剖析的影响和启示下，他始终同兴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种标榜彻底地破旧立新的社会思潮保持着距离。在他看来，“现代性”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自笛卡尔以来的主观主义。如果说前者强调人必须借助昔日文学艺术作品中所积淀的彰显人性特征的印迹来达到对自身的认识，那么后者则毅然决然地在“我思故我在”的指引下，拒斥对往昔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切参照，一味追求个体的解放和对自身命运的独立把握。而世人对“现代性”的最大误解，便是囿于单方面的视角，只为后者摇旗呐喊，而对前者不闻不问。因此，他在一系列著作中所展开的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总是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捍卫，透露出一种深切的文化怀旧感，一如《思想的溃败》（La Défaite de la pensée）、《失落的人性》（L'Humanité perdue）、《忘恩负义——关于我们时代的谈话》（L'Ingratitude, conversation sur notre temps）、《当下的不完美》（L'Imparfait du présent）等书的标题所示。《一颗智慧的心》自然也不例外。具体而言，在这本以经典文学作品解读文集的形式呈现于世的著作中，作者希望展现的，是文学所具有的能够拯救我们逃离现代世界野蛮性的力量。
“一颗智慧的心”（un c?ur intelligent）这一表述出自《圣经·列王记》，芬基尔克劳在“前言”中简要提及了它在圣经语境中的由来。他本人则是在对阿伦特的阅读中知晓和注意到这一表述的。中国读者不太容易感知到的是，“智慧的心”实际上蕴含着一种西方语境下的矛盾修辞——偏重理性的智慧与偏重感性的心本该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存在。之所以要将二者结合起来，是因为在芬基尔克劳看来，智慧一旦获得绝对的独立，便会表现为带有强烈功能主义倾向的工具理性和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官僚主义；而心，或曰主体性，一旦摆脱了制约和束缚，便会陷入媚俗，或者导向另一种更为糟糕的结局——听任主观判断对现实世界各种现象做二元式划分。无论哪种情况，都是现代性无限扩张招致的恶果。因此，芬基尔克劳认为，在告别备受上述现代性双重负面表现蹂躏的二十世纪时，我们迫切需要以获取“一颗智慧的心”这样的诉求，将二者结合。
不过，在这位哲学家的眼中，要想实现这一点，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文学，而非哲学。因为，与哲学倾向于关注作为抽象个体的所谓大写之人不同，同为人学的文学探讨的往往是以多样个体呈现的小写之人。文学在回顾历史、描写生活和揭示世界本质的过程中，并不因为要将某种观点上升到人类的宏观认识层面而牺牲个体多样性。这样的持论当然并不意味着要将文学与哲学对立，芬基尔克劳只是借此反对那种认为“哲学的使命在思考，文学的使命在讲述”的分工论。事实上，思考并不仅仅为哲学所独有，文学亦可通过其特有的感性方式进行思考——特别是通过讲述人物与其艰难命运之间的对抗和斗争来回答“何为人？”这一问题。而且，正如阿伦特所言：“任何哲学、任何分析、任何格言警句，无论它们多么深刻，都无法在广度和深度上同一个精心讲述的故事相比。” 那么，怎样才算得上是可以同那些因为深刻而伟大的哲学文本比肩的“精心讲述的故事”呢？在“前言”中，芬基尔克劳解释说，写作这本书的念头源于朋友提出的“构建自己理想藏书”的建议。因此，我们不可过于简单地理解他在介绍本书选取的九部经典文学作品时使用的“随兴所至”一词。换言之，这种“随兴”是建立在符合作者所谓“理想藏书”的基础上的。芬基尔克罗提出对所读之书做两类基本划分——一类是已经读过的书；一类则是永远正在读的书。后一类是作者在思考的道路上不断翻阅且常看常新的经典，作者内心的很多想法便是在阅读这些“精心讲述的故事”的过程中逐渐明晰起来。本书选取的九部文学作品显然皆在此列。
有意思的是，只需瞥一眼《一颗智慧的心》的目录，便不难发现，这九部作品就体裁而言都属于小说。自然，阿伦特对于“精心讲述的故事”的推崇或多或少促使深受其影响的芬基尔克劳做出这样的选择，但若纯就文学理念本身而言，则米兰·昆德拉对芬基尔克劳的影响或许才是根本原因所在。芬基尔克劳在很多场合公开表示过对昆德拉的敬意，他在自己的著述中也经常援引昆德拉在《帷幕》、《被背叛的遗嘱》和《小说的艺术》等作品中提出的美学观点。他甚至将《小说的艺术》的出版视为一个令“伟大的作家”这一称谓重获意义的文学事件，因为它表明贝玑对哲学家所做之定义——“一个发现永恒之现实某些新的维度、新的真实性的人”——也完全适用于小说家。与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表达的立场一致，芬基尔克劳也认为，只有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才具有对人类命运的启示功能——与条分缕析的哲学话语相比，小说重建了人类命运在本质层面上的模糊性；与作为各种意识形态生成基础的、将客观世界做简单抽象化处理、仅仅在善恶间进行判断的二元世界观相对，小说彰显出人类个体在人性层面上难以穷尽的复杂性。只有符合这样条件的小说，才能真正算得上“精心讲述的故事”，才能称得上伟大的文学作品。
因此，《一颗智慧的心》以对昆德拉的《玩笑》所做之解读作为开篇，应该说并非偶然。在第一章“智者发抖的时候才会笑——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中，芬基尔克劳开门见山地写道：“《玩笑》推翻了我心中一种原本颇以为然的观点：生活（不仅是个人生活，也包括集体生活）是一部小说，而哲学则在于将《基督山伯爵》的故事情节扩展至世界历史的维度。”所谓“生活是一部小说”，是指人们往往陷入自己凭内心幻觉不断构建的以自我为世界中心、一切皆以自我意志为转移——一如精心设计复仇环节的基督山伯爵令整个事态完全为一己所操控那样——的思维定势中，然而现实中的人类多样性往往足以挫败这样的幻想。在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的对峙与冲突中，以重建人类命运模糊性与彰显人性复杂性为诉求的伟大小说向我们讲述着它们的故事，以避免我们一味编织自己的故事来魅惑自身并将其切合性主观推定为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行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芬基尔克劳继续写道：“人们通常将小说视为想象的梦幻或虚构同客观世界的严峻发生碰撞之地——幻想在现实法则面前破灭，感情用事的想当然与宏伟愿景被客观真实所粉碎。”这番论述可以说为《一颗智慧的心》一书所收录的九篇解读文章定立了贯穿始终的核心基调。由此，我们得以在本书中透过更为清晰的视角，看到了被命运反复玩弄的《玩笑》主人公卢德维克，看到了格罗斯曼为了揭示被公众业已意识形态化的厌恶和反感所掩盖的不同“告密者”的个体特征而对这些“犹大们”所做之类型学分析，看到了塞巴斯提安·哈夫纳对罪恶依仗人际间的“同志化”这一纽带为非作歹的现象所流露出的极度憎恶，看到了《人性的污秽》中被他人以“尽人皆知”这种完全抹杀个体复杂性的公众舆论为由按上种族歧视罪名的大学教授科尔曼·西尔克……
《一颗智慧的心》于2009年出版后，当年即被法国《读书》杂志评为“2009年最佳图书二十种之最佳评论随笔”，入选评语为：“本书是对阅读的一曲赞歌！这样的文学批评令人赞叹：深刻、独特、宽容、热情。人们读了这样的批评随笔后，恨不得立即钻入到文本之中去。”不难发现，芬基尔克劳在这一文学批评之旅中，几乎没有使用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理论来为其批评实践张本，其之所以深刻、独特，当归功于作者的哲学研究背景为其挖掘、把握和凸显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的深刻所在提供了逻辑思辨层面的有力支撑；而其之所以宽容、热情，在我们看来，则是因为作者在解读中刻意淡化理论因素，力求让那些即便从未读过其所论之书的读者亦可在其解读文字的引导下达到同步阅读原作之功。这一点，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非常明确地体会到。
《一颗智慧的心》是芬基尔克劳的著作第一次被译介到国内。作者那种临界于充满诗意的文学语言和闪烁着思辨光辉的哲学语言之间的文字风格，及其博古通今的渊博学识和旁征博引的写作习惯为翻译设置了不小的障碍，译者有幸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法语精英班外教Manon Laurent女士和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外教Jean-Fran?ois Petit de Chemellier先生在文字内容的析疑解惑方面提供的诸多帮助，在此特致谢意。此外，也特别感谢本书责任编辑译林出版社人文社科图书事业部的宋旸女士，感谢她在译稿的交稿时间上一再极富耐心地迁就于我的拖沓并极为细心地对译稿进行校改。
这本文学批评荣获了2009年《读书》杂志推荐的最佳评论随笔荣誉。
阿兰·芬基尔克劳的《一颗智慧的心》评论了九位知名作家的代表作品，例如米兰·昆德拉、瓦西里·格罗斯曼、阿尔贝·加缪、约瑟夫·康拉德等，力图通过系统分析九本小说的主题思想，来寻找文学作品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文笔深刻独特，思想新颖。
中国有句老话，叫“读书以明心智”。明心智是读书的目的所在，这一扎根于中国人意识深处的集体共识为我们展卷阅读阿兰·芬基尔克劳的《一颗智慧的心》提供了认知基础，作者法兰西学术院院士阿兰·芬基尔克劳的九篇随笔，分享了阅读九位文学大师作品的心得。旨在用感性的智慧来对抗甚嚣尘上的功利主义，以及社会对个人命运的漠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