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心腹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利司普斯(他是著名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的侄子和继子)听到了皇帝讲的这些话，正是他把这个命令传达给那个军团将领的，因此他害怕自己会受到这件事的连累，因为无论他讲真话还是说谎话，对他来说都同样非常危险。因而他就劝利维拉最好不要把这桩宫延秘事、朋友们的劝告以及军队干的事情声张出去。而且，不要把任何事情都交给元老院，这样会削弱提贝里乌斯的权力。克利司普斯指出，专制统治的总的宗旨就是，统治者必须是唯一的仲裁者，这样一切事情才能够顺利进行。
这时，在罗马，执政官、元老和骑士都在争先恐后地去奴颜婢膝。而且地位越高的人，越是急不可待，越是虚伪。他们需要十分恰当地控制自己的表情：既不能对皇帝的去世表示不合时宜的欣慰，也不能为另一位继位者的登基表示不当的忧郁。因此他们要将眼泪和微笑、哀悼和谄媚这些表情恰如其分地糅合在一起。首先向提贝里乌斯·恺撒宣誓效忠的是执政官塞克斯图斯·彭佩乌斯(二世)和塞克斯图斯·阿普列乌斯二人；然后在这两位执政官的面前，近卫军长官路奇乌斯·塞乌斯·斯特拉波和粮务长官盖乌斯·图尔拉尼乌斯宣誓效忠；接下来是元老、军队和普通民众。因为提贝里乌斯有个习惯，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是先让执政官主动提出来，仿佛共和体制依然存在，而他本人还不能确定是否由他掌握统治大权似的。甚至在发布敕令、召集元老到元老院开会时，他所使用的也只不过是奥古斯都赋予他的保民官的权力。他的布告十分简洁，而且非常谦逊。在布告中他说，他打算料理父亲的后事，而且要守在他父亲的遗体旁，这是他敢擅自处理的唯一一件国家大事。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奥古斯都逝世的时候，提贝里乌斯就已经以统帅的身份向近卫军发布了口令。并且还已经掌握了宫廷的一切，拥有诸如哨兵、卫士等宫廷的全套装备。他到广场或者是元老院去的时候，都有士兵护卫；他给军队写信时，已经完全是一副皇帝的口吻。只有在元老院里讲话时，他才表现出一些犹豫不决的神态。他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日耳曼尼库斯，因为日耳曼尼库斯这时在国内拥有极高的声誉，他还拥有许多罗马军团和行省的大批辅助军队。提贝里乌斯担心目耳曼尼库斯会立刻夺取帝位，而不愿在那里静静地等待自己将来再将帝位传给他。除此以外，提贝里乌斯为了博取舆论对他的支持，还极力想让人们把自己看成是被公众推选出来的，是国家的召唤。他的继位既不是由于奥古斯都在晚年收养了他的缘故，也不是老奥古斯都的妻子阴谋暗算的结果。后来我们才看到，提贝里乌斯之所以假装出那种犹豫不决的神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想弄清楚贵族们的想法，他把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曲解成犯罪的迹象，并且深深地牢记在脑海里。
在元老院的第一次会议上，他不谈论别的事情，只允许人们讨论有关奥古斯都的葬礼的问题。首先，维司塔贞女把皇帝的遗嘱拿了出来。(按照古罗马的惯例，遗嘱和条约都存放在神庙里，特别是维司塔神庙里，维司塔贞女则是维司塔神庙的住持。)遗嘱中指定提贝里乌斯和利维拉为继承人，利维拉被接纳为尤利乌斯家族的一员，并被加上奥古斯塔的称号。遗嘱还确立了他的孙子和重孙作为第二亲等的继承人。奥古斯都还指定了国内一些显要贵族为第三亲等的继承人，虽然其中大多数人其实是他所讨厌的。他把他们纳入他的后裔之列，目的是想表明他一直是他们的朋友。如果不把他赠赐的钱计算在内的话，他的遗产的数目和罗马普通公民的财产水平相一致。赠赐的钱的分配情况是：给罗马国家和人民4350万谢司特尔提乌斯，近卫军士兵每人1 000谢司特尔提乌斯，驻在罗马城的士兵每人500谢司特尔提乌斯，还有罗马的军团士兵或辅助步兵中队的士兵， (辅助步兵中队不属于军团的编制，在帝国时期有三十多个这样的步兵中队，其地位和待遇与军团相同。)每人300谢司特尔提乌斯。
接下来，人们开始讨论有关葬仪的问题。其中，人们认为盖乌斯·阿西尼乌斯·伽路斯和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两人的提议最有价值。伽路斯建议葬仪的仪仗队应当穿过一座凯旋门，阿尔伦提乌斯建议，在遗体前面应当用一些布告牌子列出奥古斯都在生前所制定的一切法律，以及他所征服的所有民族的名称。玛尔库斯·瓦列里乌斯·美撒拉·美撒里努斯(一世)则建议每年人们都应该向提贝里乌斯反复宣誓效忠。当提贝里乌斯问他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否是出于提贝里乌斯的授意的时候，美撒拉说，这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并且坚决表示，只要是涉及公众利益的时候，他发表的永远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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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的《罗马帝国编年史》是一部影响巨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名著，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多种英译本，其中“企鹅丛书”(Penguin Books)中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的英译本、“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Classical Librarv)中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的拉英对照本、“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中阿瑟·墨菲(Arthur Murphy)的英译本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格兰特英译本的译文富有文采，英译者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在原文比较难于理解的地方，有时加入一些阐释性的语言，使文意更加鲜明，语言更加流畅。因此，格兰特译本在基本保持塔西佗原著主要风貌的基础上，更加通俗易懂，一部板滞的历史学著作也因此增添了几分生动。
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王以铸、崔妙因两位先生翻译的《罗马帝国编年史》，这部中译本是根据1951年英国“洛布古典丛书”中约翰·杰克逊的英译本译出的。“洛布丛书”英译本稍乏文采，但忠实于原著，别具一格。王以铸、崔妙因两先生的汉译本注释颇详，学术价值很高，此次中英文对照本的汉译注释对两位先生的译注成果也有所吸收。
这次《罗马帝国编年史》的译文尽量采用直译的方式，力求忠实于英译本的原貌。同时，也参考了多种汉译本，特别是注释部分，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力求史实准确。对于此书的翻译，译者尽了很大的努力，审慎从事，但是由于译者功力所限，肯定还有许多不准确，甚至是谬误之处，就正于方家，也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另外，本书的译稿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丁玉灵先生反复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杰出的思想，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比大众对真理的形态看得更清楚的人物。他们超越同侪，且有深刻的见解和远大的眼光；他们看到人类问题的全体，免于繁琐、短视的思想。
美国思想家、诗人埃默森说：“从所有文明国度里精挑细选出那些最具智慧、最富机趣的人来陪伴你，然后再以最佳的秩序将这些选择好的伴侣一一排列起来。”这样的人都知道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面临一个不变的问题——关乎个人和其同侪、社会，乃至全人类、宇宙之间基本关系的性质的问题。对这种问题的看法，可以决定他会怎么做，甚至可以决定他成为怎样的人。
对于这类问题，人类把所能想出来的最好的答案流传下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塔西佗，到马克斯·韦伯、熊彼特，以资下一代和更下一代的人去考验、去辩论，而这些最好的答案又汇聚成一部部传世之作。法国思想家笛卡尔说：“读杰出的书籍，有如和过去最杰出的人物促膝交谈。”这些人类最深邃的思想，最高超成就的文字记录，能把我们在过去、现在、未来所面临的问题，能把人类所做过的、即将面对的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最正确而永久的记录。
例如，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不但写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还在更早之前完成了《道德情操论》。该书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概念，进而揭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书，每行都渗透着卢梭的苦苦求索，从各个角度清晰地阐释为什么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卢梭认为，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严重后果的根源。这篇论文可谓卢梭整个政治学说的导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大萧条而作，它的核心主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正是在这本书中，凯恩斯提出了国家调控思想，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扛鼎之作。该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治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该书的出版，称为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并认为它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同为经济学说史上非常伟大的著作。
那些对人类追寻真理有永久贡献的书，我们称之为“经典”。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更深情款款地指出：“‘经典’是那些永远占据着你的书架，又永远不会被你翻读完的书。”也就是永不落架的书。凡是能对重大的事情，给多数人的思想以久远而深刻影响的书，便是了不起的书。这样的书可以充实任何年纪的人，使之能以别的时代、别的人们为背景，从而能真正深刻地透视今日。
《罗马帝国编年史/了如指掌》是塔西佗著作的残篇，所叙述的史事始于公元14年奥古斯都之死和提贝里乌斯继位，止于公元68年尼禄之死，包括了整个克劳狄王朝的史实。《罗马帝国编年史/了如指掌》作者以史学家的眼光和洞察力，对古罗马帝国初期的社会状况和黑暗面作了形象的描述和深刻的揭露。
塔西佗编著的《罗马帝国编年史/了如指掌》以古罗马历史为背景，记述了罗马帝制产生和巩固的历史过程，保存了古罗马最早最珍贵的历史材料。因为作者是带着对共和何以会蜕变为暴政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来撰写这部历史的，所以这部编年史著作除了材料上的详实可靠外，也具有深湛的政治思想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