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吾诚简论——读王蒙《活动变人形》
一
你一定也战栗了。“正视历史正如正视现实，要能战栗，能不战栗。”但在你战栗过了之后，你不得不承认，你我都应该感谢王蒙，这个对倪吾诚及其全家对封建传统文化对中西文化冲突进行过“挚爱到冷峻的精神审判”的作家，尽管他的笔未免有点儿冷酷，尽管他给我们所涂抹的这幅人生图画也实在惨不忍睹。作者以其特有的散漫而又有机的结构，以其挥洒的文体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文学中的“这一个”，无论是静珍静宜还是倪萍，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作者最大的贡献却在于在他的笔端站立着的倪吾诚这一文学形象，这个卑劣畏琐可怜可悲的知识分子。他的出现，不仅给我们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给我们以一种陌生的经验，他的一生恰如其子倪藻所归结的：“他一生追求光荣，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耻辱。他一生追求幸福，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痛苦。他一生追求爱情。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怨毒”。假使我们把倪吾诚纳入整个新文学史的知识分子画廊，那么你会发现，他既不同于郁达夫笔下自杀的沉沦者，也不同于鲁迅先生笔下的魏连殳，更不同于路翎笔下的蒋少祖。或许他们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正是这相似却见出了他们的相异，也正因这相异才使得他们有并存的必要，才显出了倪吾诚这个人物的独特性来。他独特的性格，独特的悲剧命运，独特的审美价值，无不给我们以新奇的感觉，以陌生的经验，以未经历过的人生体验。倪吾诚确有极其丰富复杂的性格内涵，他是不能被其他知识分子形象所替代的，他的存在将给新文学史上的知识分子形象画廊增添新的光彩。研究倪吾诚，分析他在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的扭曲变形，将会使我们达到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更全面的观照。尽管有论者认为：“让倪吾诚来代表‘百年以来’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太牵强附会了。”①但我认为，最起码，倪吾诚可以代表二十世纪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命运。而他对于现实生活的痛苦，他在严酷现实面前精神的全面崩溃，则完全可以毫不武断地说是属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
以上的认识正是笔者写作此文的动机。
二
首先，让我们的目光投射到隐身于倪吾诚形象之后的中西文化强烈冲突的背景上去。
十九世纪后半期，整个东方世界在西方资本主义“船坚炮利”的冲击之下，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开始不情愿地参与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文化的发展再也不可能成为孤立和封闭的，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与古老的东方传统文明发生了剧烈的撞击。而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撞击尤为剧烈。陈独秀曾写道：“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接触相冲击者盖十之八九。”②这段话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直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状况。至五四时期，这一冲突达到了高潮，在西方文化民主自由等进步思想的猛袭下，封建传统文化发生了表面上的断裂。但由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由于传统文化尽管是一具僵尸，但毕竟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在当时的中西文化大交汇中，封建传统文化的断裂是不彻底的。尽管西方文化显示了许多优于传统文化之处，但实质上也并未从根本上撼动封建传统文化这棵大树。然而，毕竟有过强烈的碰撞，而且这碰撞还将持续地进行下去。毕竟有过西方文化的积极接受者和传播者，这就是当时首先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沉沦者，魏连殳和蒋少祖，同样也就有了倪吾诚。
小说具体描写的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那已经是经历了五四退潮期以后的又一次中西文化大撞击了，这次撞击更为深入而不表面化了。在新文化史上，这已是第二次大规模的撞击了，不同的是，这次撞击的文化背景上重叠着政治背景，显得更加复杂，以至于不能把它们离析开来。倪吾诚的悲剧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这就使我们的分析更为艰难。
“对形象和‘形象史’的分析最终不能不归结为对文化和文化史的分析。知识分子是文化的自觉创造者和敏感承受者。文化内部的破裂、崩溃，外部的撞击、交融，所有这些冲突最集中不过地在知识分子形象及其形象史中烙下印痕……”③的确如此，黄子平讲得非常中肯得当。现在就让我们收回投射于文化背景上的目光，重新注目于倪吾诚。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在中西文化大冲撞的背景下一代知识分子的灵魂是怎样扭曲怎样变形，终于成为令人惨不忍睹的畸形人物的呢？
倘要回顾倪吾诚的一生经历，那是可以很简单地勾勒出轮廓来的。他辛亥革命前三个月出生于一个逐渐没落的地主家庭里。他的祖辈中。爷爷曾参加“公车上书”，伯父是个疯子，父亲则是个大烟鬼。他很早熟，出于聪颖的天性，十岁时就能声泪俱下地慷慨陈词女人缠足的愚昧野蛮，大谈耕者有其田，地主是寄生虫。十四岁则扬言早晚要砸烂祖宗的牌位。由此可见，倪吾诚从小身上就“有了些要‘革命’的种子。”尽管十五岁时，他曾受母亲表哥的调唆，一度学会抽鸦片和手淫，但很快就以坚强的意志摆脱了恶习，并毅然＿卜了县城寄宿中学，以后又上了大学，然后旅欧二年。学成回国，担任了某大学的讲师，遂举家迁京，与妻子过了一段堪称安静幸福的生活。后来由于岳母妻姐的抵京，他的幸福生活被破坏了，他与她们产生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后终因无聊的图章事件导致了家庭的分裂，从此走上了另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先在日伪政府某学校任校长，后投奔解放区，成为一名革命大学的教师。解放后，终因一事无成，在碌碌无为中了却残生，写完了自己的悲剧人生。
勾勒人生的轮廓是容易的，而且“从倪吾诚这一生的大致经历看，是怎么也不能成为‘百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或‘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缩影’的”④仅从表面上看，这一观点似乎不无道理，但让我们来细致地回顾一下全书，便会发现作品关于人物生平事迹的描写统共占不到全书的五分之一的篇幅，而其余篇幅，作者则是重点围绕图章事件来描述人物心态和个人行为的。这一部分的繁芜复杂，则绝不是可以几笔勾勒出的。作者的匠心就独运于此，作品的重心也在于此，我们分析的艰难也同样在此。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苟同上引的观点。我们认为，倪吾诚之所以能成为文学中优秀的“这一个”，就在于他处于中西文化夹缝中对当时中国现实彻骨的痛苦经验。这痛苦是倪吾诚独有的，但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共同体验过的。那种处于中西文化大碰撞中的迷惘、犹豫、彷徨、徘徊，那种处于精神地狱煎熬中的人生体验，却只能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了倪吾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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