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非常大的贡献：它结束了封建帝制，确立了共和政体。因此，我们应该弄清楚它的整个历史过程，牢记这段意义非凡的历史。由吴剑杰编著的这本《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在湖北》就是这样一本可以帮助我们清晰了解辛亥革命在湖北的整个历史过程的书。

由吴剑杰编著的《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在湖北》以通俗流畅的文字，叙述了武昌起义酝酿、准备、发动并取得成功的历史过程，揭示了辛亥革命得以在湖北首先取得胜利的主客观原因。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在湖北》对新生的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的政策措施和领导武汉保卫战的过程也有翔实的论述，并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对湖北首义与各省响应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围绕着推翻清朝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展开的各种政治势力间的博弈所导致的革命在湖北的暂时失败，进行了明晰的解读。

序 从张之洞“种豆得瓜”说起

第一章 早期的革命团体与革命活动

 一、吴禄贞与花园山聚会

 二、以“革命排满”为宗旨的科学补习所

 三、宗教外衣荫蔽下的日知会

 四、革命团体由分散走向整合——文学社和共进会

 五、湖北革命党人的特点和优点

第二章 武昌首义的准备

 一、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革命重心的转移

 二、同盟会设立中部总会推进长江革命

 三、山雨欲来：革命时机的成熟

第三章 武昌首义的实施

 一、起义总指挥部的成立和起义计划的制订

 二、临危不乱，熊秉坤勇敢打响第一枪

 三、占领武昌，光复汉阳、汉口

第四章 湖北军政府成立及其政策措施

 一、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军政府

 二、制订和颁布《鄂州约法》

 三、内政与外交

 四、扩编军队与布防应敌

第五章 英勇的武汉保卫战

 一、清陆军南下，海军西进，进逼武汉

 二、可歌可泣的汉口争夺战

 三、艰苦卓绝的汉阳保卫战

 四、武昌孤危，停战与议和

第六章 武昌首义的多米诺效应：全省光复与各省响应

 一、传檄而定的各府县

 二、汉川起义和京山起义

 三、宜昌起义和荆沙战争

 四、鄂北江湖会起义和襄阳光复

 五、季雨霖招讨安襄郧荆与出师北伐

 六、鄂军资州起义及回师湖北

 七、各省响应

第七章 武昌首义打开通向共和之门

 一、黎元洪倡议组织中央临时政府

 二、孙中山回国与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三、袁世凯逼宫，清帝退位

第八章 袁世凯当国与北洋军阀统治湖北

 一、孙中山让权与袁世凯当国

 二、黎元洪集权与湖北革命党人的继续斗争

 三、袁黎合流，北洋军阀统治湖北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和同盟会直接领导和发动的第十次反清起义，也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起义行动。

孙中山从1894年11月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起，选择了武装夺取政权、推翻清朝帝制的革命道路，同时也确立了首先武装袭取边省边城以作为根据地，然后伺机徐图发展、以奠大局的起义策略。这可能是借鉴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经验。太平军先据广西而逐步拥有半壁江山的史实，一定给熟悉洪秀全历史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的孙中山以深刻的印象。1895年1月，孙中山便在香港策划了袭取省城广州的起义计划，但因事机泄露而夭折。孙中山从此长期流寓海外，远离祖国，更促使他坚定了武装袭取边省边城以为根据地的选择，认为“起义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和“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声威于四方，奠定大局”。具体的做法是，先在海外物色同盟会中的敢死之士组成负责临机发难的突击队，在华侨中募集充分的经费，购买武器弹药，同时派人秘密联络和收买会党头目或清军军官，然后择机择地，“外突内应”，发动起义，由孙中山在越南、新加坡等地源源接济人员枪械。按照这个办法，孙中山接连发动了九次起义，包括1895年未遂的广州起义，但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起义的一败再败，不仅使同盟会革命党人元气大伤，灰心气馁，而且使仰赖于海外华侨的筹款活动越来越困难。但孙中山并不气馁言败，决定作最后一次破釜沉舟之举。他一贯认为是否有足够的经费，是决定起义成败的关键，便于1910年11月在新加坡槟榔屿召开会议，表示要“尽吾党人才物力”作最后一搏，希望爱国华侨继续踊跃捐款。并说： “设天不祚汉，吾党此举复遭失败，则予当无下次再扰诸同志，再向诸同志捐钱矣。”但他深信“此次机局较前尤佳，且有弟就近指挥策划，一举必可成功，决无疑义”。参加会议的人受了孙中山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感召，一致同意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按照起义计划，首先在海外和国内的同盟会会员中挑选八百名“选锋”组成敢死队，肩负起义的发动和分路突袭政府重要机关的任务。同时联络会党和新军、巡防营届时如约响应。

会议结束后，孙中山自告奋勇去南洋和北美，担任最艰巨的筹措起义经费的工作。黄兴等人则在香港设立起义总机关，在广州城内外设立了三十多处秘密据点，周密地拟订起义行动计划和部署力量，同时派谭人凤、居正等人到长江流域各省组织响应。

起义原定在1911年4月中旬发动，分十路同时攻击两广总督府、水师衙门和军械库，得手后立即分兵出湖南、江西、福建，进据长江流域，继续北伐。可是孙中山的筹款募捐并不顺利，急需的枪械弹药迟迟没有购运到位，加之风声泄露，敌人戒备森严，只得将行动时间一推再推，从而打乱了原来一整套完密的部署，使各路起义军无所适从，乱了阵脚。等到4月27日下午临机发动时，实际上只有总司令黄兴自己率领的百余人的敢死队投入战斗，并一度攻人总督府。然而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而败散，牺牲八十余人。黄兴在战斗中身先士卒，极为英勇，负伤后仍领着队伍苦战杀敌，且拒且走。直到最后剩下他一人，才避人一家小店，化装脱险，逃亡香港。几天后，有人收敛起义死难者的遗骸七十二具，合葬在广州城外东北郊名叫黄花岗的高地，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被称做黄花岗起义。

孙中山和同盟会直接领导和发动的十次武装起义虽然都遭到了失败，但它作为武装夺取政权的一种尝试，仍然有力地冲击着清朝的地方统治，鼓舞和激发了相当广泛的各阶层群众起来参加推翻清政府的斗争，对全国范围内不断高涨的革命形势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起义的一再失败，特别是黄花岗之役这样一次破釜沉舟的决死斗争的失败，也使得同盟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牺牲了许多优秀的革命战士。作为同盟会的最高领导者孙中山已表示“亦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而作为多次武装起义的实际领导者和指挥者黄兴，更是心灰意冷，甚至一度想只身与敌人拼命一死，“以酬死事诸人”。孙中山和同盟会已经无力在南方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了。

当孙中山领导同盟会在南方发动武装反清起义时，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烈火也在中部地区燃烧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从1907年到1910年的四年间，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等省，就发生过近百起暴力反抗事件。尤其是两湖地区，由于连年遭受水旱等自然灾害，哀鸿遍野，民怨沸腾，抗捐、抗暴、抢米等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

如在湖北：通山县数千农民攻入县城，捣毁县衙，开监放囚。武昌县令亲自带着衙役下乡催粮，被愤怒的群众围攻殴辱，落荒而逃。广济县武穴、龙坪的几家米店老板哄抬粮价，被饥民抢夺一空。崇阳县饥民数百人拦截奸商贩运的米谷，被官府将领头人捉去，于是饥民群众拿起扁担、锄头，拥人县衙门，救出被捕的农民兄弟，还捣毁县衙门的账房，取走无数的铜元。沔阳县饥民千余人劫富济贫，与前来镇压的官军对抗，殴毙官兵一人，打伤多人，邻近的潜江、天门等县饥民也群起响应声援。

湖南的饥民暴动更是遍及全省各州县，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原来在前一年，湖南北部的洞庭湖沿岸各州县大水为患，而中部和南部各州县又久旱无雨，成千累万的灾民便拥人省城长沙，寻求一条活路，而地主、米商和外商洋行却乘机囤积居奇，高抬粮价，米价由每石两千文竟涨到八九千文。这年4月，盛传平日帮人挑水为生的黄姓一家人因无米下锅而全家投水自杀，激起民众对官府的愤怒。13日，长沙城厢内外的农民、手工业人和饥民数万人齐集在巡抚衙门前，要求官府出面平抑粮价，给人一条活路。哪知巡抚岑春真不但不予理会，竞下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请愿民众愤怒已极，当即举行暴动，一夜之间，将城厢百余家碾米房和米店抢空捣毁。第二天，又放火焚烧巡抚衙门、警察局、税关、银行和洋行、教堂。岑春萁在惊恐慌乱中狼狈逃脱，急电朝廷派兵镇压。朝廷一面调兵前往弹压，一面命令湖南官府开仓平抑粮价，并将岑春萁免职，以缓和民众情绪，长沙的风潮才得以渐渐平息，但从长沙开始的抢米风潮已经蔓延到衡州、宝庆、湘潭、常德、益阳、澧州、浏阳，几乎遍及湖南全省各地。

到了1911年春夏，两湖地区又率先掀起了反对清政府实行所谓“铁路国有”的群众性的保路运动，说明长江流域尤其是两湖地区已经成为当时国内矛盾和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它理所当然地把同盟会领导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从而使当时的革命重心由南方转向中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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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到现在整整100年了。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对辛亥革命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解决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定位问题。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是不够的，往往讲它的消极和失败的方面比较多，讲它的历史意义和对中国历史的推进作用比较少。这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同志于1941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讲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当年的青年现在如果还在世的话已经九十来岁了。林伯渠同志70年前讲这番话的时候尚且如此，今天的青年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严重不够也就不难理解了。

时代的原因也很重要：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改变。孙中山也总是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所以在民主革命阶段，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先进人士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面，以鼓舞人们继续奋斗去夺取胜利。因此，以前对辛亥革命的不足方面讲得比较多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已经过了100年，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回过头来看，我们自然可以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作出更冷静、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

把辛亥革命看作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的主要历史功绩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这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于辛亥革命的表述。但这句话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说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说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上提出了新的目标。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到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中华民族在古代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是到近代却大大落后了。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因为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丧失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拥有的完整主权和尊严，走上了听凭外国殖民者欺凌和摆布的半殖民地道路。此后，中华民族逐渐陷入苦难的深渊。当时，压在中国人心头的有两块巨石，一块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块是清政府的反动腐朽统治。

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此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亲历这场事变的革命前辈吴玉章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竞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可见甲午战争对中国人的震动和影响之大。

但事情的发展远没有到此为止。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租胶州湾，自此各国纷纷在中国强租领土，划分势力范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向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后，八国联军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长达一年之久，并实行分区管制，居民要分别悬挂占领国的国旗。这种耻辱，不能不深深刺痛中国人的心。90年后邓小平同志还谈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OO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接下来的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日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朝两国历来唇齿相依，唇亡齿寒。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又给了中国人很大的刺激。中华民族已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

长期以来，清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许多国人盲目自大、安于现状。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但一般人的认识还很不足，危机意识不强。1894年甲午战争前夜，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看到“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的严重局面，觉得需要危言耸听地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但是在书名中一定要加上“盛世”两字，不敢说已是“衰世”，不然受到的压力就太大了。1894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第二年，改良派的严复写了一篇《救亡决论》，最先喊出“救亡”的口号。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反映出当时中国人那种焦虑和急迫的心情。

我们再来看看清政府的状况。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流亡西安的清政府发出一道上谕，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此时的清政府已俨然成为一个“洋人的朝廷”。清政府还是一个极端专制的政府。在民怨沸腾、革命高潮日益逼近之际，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的第一条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它还规定国家颁布法律、召开议会、调集军队、对外宣战、签订条约等权力都集中在君主手中，特别强调“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可见，即使已到了穷途末路，清政府依然坚持那种极端专制的制度。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大体在白银八千万两。而甲午战争失败后向日本的赔款就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加上分期缴付所需利息，相当于三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辛丑条约》按照人均一两白银的标准，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这些钱从哪里来？一方面，清政府大量举借外债，这大大加深了对列强的依赖；另一方面，只能加重税收、加紧搜刮国民。至宣统三年，国家的财政收入猛增到三亿两白银。当然，这不是生产发展而只能是加紧剥削的结果。

如何改变这样的危局？中国的出路在何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维新变法等许多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此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不仅首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组建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也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并且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尽管孙中山的思想中有着空想的成分，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但这些目标的提出毕竟激励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为之奋斗。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历史重担。多少年来，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土地制度，而君主专制制度反过来又从政治上保障维护了封建土地制度。君主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巅。《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就得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而辛亥革命砍掉了皇帝这个封建社会的“头”，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从此以后，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南京政府，像走马灯那样一个接一个登场，旧社会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来。这样的状况和辛亥革命以前显然不同。

有人评价辛亥革命导致了中国军阀割据，社会更加混乱。似乎革命徒然造成社会的混乱，妨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这其实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看法。实际上，辛亥革命将清政府打倒后，旧势力只能靠赤裸裸的野蛮的军事统治，显然这是无法持久的。而且，军阀混战使旧统治势力四分五裂，也有利于以后，人民革命的开展。所以尽管军阀混战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极大，但如果从稍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这种动荡和阵痛是社会转型期常需经历的过程。可以说，辛亥革命在这方面正给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打开了道路。

三、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意识的高涨和思想的大解放

民主意识就是指国民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里，一切都是皇帝“乾纲独断”，老百姓根本谈不上有对国家建议和管理的权力。戊戌变法前的“公车上书”当时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但上书的都是有功名的举人，并且由于都察院拒绝代递，所上之书也没有能送达朝廷。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特别提出要写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他最看重的一点。虽然中华民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当家作主的现实，但民众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民国成立后，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报纸杂志空前活跃，群众活动多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因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创造的这种社会氛围和民众心理状态，五四运动很难发生。另一点是思想的解放，辛亥革命将过去被看得至高无上的皇帝推翻了，连皇帝都可以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能怀疑、不能推倒呢？陈独秀在《新青年》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奇出众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命全国，称作元首。一旦亡了国……比寻常人还要可怜。”五四运动时期对许多旧事物的怀疑和批判，同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有很大关系。

从近代历史上说，太平天国洪秀全做了天王实际上还是皇帝；戊戌变法是想靠一个好皇帝来实现；义和团运动打的还是“扶清灭洋”的旗号。从世界范围来说，世界大国实行共和政体的只有美国和法国，其他的都不是共和政体。辛亥革命在中国建立了共和政体，这件事不能小看。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严重的弱点和不足。为什么辛亥革命这样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并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第一，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没有足够的认识，许多人认为推翻清政府后革命就成功了，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第二，它没有广泛地发动并依靠群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辛亥革命的主干力量是受过近代教育的爱国青年。他们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后能够迅速得到多数省响应的重要原因。它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群众，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它并没有能依靠和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在农村没有一个大变动。而没有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参加和支持，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就觉得自己势单力孤而易于妥协，这是它失败的重要根源。第三，同盟会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内部就四分五裂，无法形成一个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坚强核心。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没有一个能提出科学的明确的革命纲领、能依靠和发动最大多数群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党。因此，尽管辛亥革命取得了那么太的成绩，但仍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这也促使许多投身过这场革命或受到它影响的爱国者不能不严肃地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找新的出路。  走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和第三步。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历史事件是一步一步走的。中国的近代史就好像接力跑一样，后来的人以前面跑到的地方作为起点，接棒，然后又远远地跑到前一个人的前面去。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10年的历史，是不断探索、不断在矛盾中前进的历史。它留下的经验教训，不仅使我们了解共产党建立的必然性，而且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

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取得众所公认的突出成绩。但有一个问题仍是很值得注意的：中国版图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多样。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风俗习尚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异。辛亥革命是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它的发展在各个地区并不是以同一模式再演。共同性和差异性同时存在，这在研究中国各个时期历史时都需要重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果目光只集中在少数最引人注目的地区，很容易有简单化的缺陷，不足以完整地表现出这场革命的全貌，也难以看清这场革命在整个中国造成怎样的历史性巨大变化。

分省研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比较。这部丛书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省区。中国各地的情况复杂多样，丛书各卷分别对这些省在辛亥革命前的社会状况、哪些社会力量发动了当地的革命、清朝疆吏是如何应对的、革命引起了哪些巨大的社会变化、旧社会势力怎样反扑等等，都有相当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就便于进行比较研究：从相同的地方可以加深对这场革命共同规律的理解，从不同的地方又可以看到各个地区的不同特点，这就是中国的实际国情。不作这种比较，既难更深入地把握住这场革命的发展规律，也难以看到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所以，这项工作对推进辛亥革命研究走向深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期待着的。

但是，要进行这样全国性的大协作谈何容易。我很钦佩人民出版社和各省人民出版社有这样的眼光，下决心齐心合力来从事这项巨大工程。由人民出版社和17家地方人民出版社共同策划并组织出版的这套《辛亥革命全景录》丛书，在新闻出版总署支持下，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其中，《共和大业——聚焦1911》作为综合卷，总述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地方卷几乎每省一册(《直隶惊雷——辛亥革命在京津冀》包括了今天的两市一省)。这样，便全方位地概述了辛亥革命在各地的发展(可惜缺少了新疆、广西、福建和东北)。

承担了这项任务的出版社都把这项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各社社长担任丛书的编委会委员，亲自抓，称为“社长工程”。编委会先后召开三次编辑工作会议，确定：作为历史性纪实丛书，内容必须真实、准确，不得虚构；图文并茂，注意可读性；还制订了丛书的装帧设计方案和印刷技术标准等。

丛书作者都是年富力强、学有专长的本地学者。书稿重点突出地方特色，对辛亥革命中的全局性活动及跨界活动，不写或只作简单的交代。由本地学者写本地事件，有许多优点：史料搜集相对较易，除充分使用现存的文学资料外，作者还亲历有关历史遗迹，走访当事人及其后代，收集整理了不少口述史料，经认真考证后使用，使本书提供了较多新的资料。为了做到图文并茂，责任编辑协助作者查阅大量档案资料，找到不少以往鲜为人知的珍贵历史图片，为丛书增色不少。

总之，这是一部集体努力的产物，必须归功于人民出版社、各省人民出版社和当地专家学者。我所做的工作很少很少，由出版社邀约而承担了主编的名义，主要是表示对这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支持和能够顺利完成的兴奋。我很希望各界学者能够充分利用这部丛书的成果，并且指出它的不足之处，以便把辛亥革命研究更有力地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