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编著的《善听》内容简介：很多烦恼的根源，都是因为不会听话。有距离要协调，有误会要化解，包容对方无心的错误，也是一种尊重的表现。日记详细记载了星云大师每目的弘法行程、心得、计划，熔佛法、哲学、文学、慈心悲愿于一炉，实为一代高僧之心灵剖白与济世旅程，为现代佛教历史的进展保存或提供了至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亦为吾人陶冶心性之良方、修养精神之津梁，从中可获得许多做人做事的启示与新知。

星云大师编著的《善听》内容介绍：日记，是生活的痕迹，是成长的写照、经验的记载。也是一个人生命的历史，大部分的日记是私密的，或深植内心深处，或随着岁月泛黄……这是一份特别的日记，来自众生，属于众生，读《善听》，仿佛进入一个开阔的胸怀，一页内心最深层的省思。

自序 星云

平凡的人·不凡的事业 简志忠

拒绝的艺术（1995年9月1日-9月15日）

不比较、不计较（1995年9月16日-9月30日）

义工精神（1995年10月1日-10月15日）

善听（1995年10月16日-10月31日）

编辑后记

九月一日星期五

这两天各报对选举的回响，似乎比较注重各层面的音声，其中《民生报》上的“民生论坛”中题为《是非竟变得如此晦迷混沌》，及“《中国时报》”上作者郭正典先生的《佛教徒能否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很多信徒看了都反应：“越来越有公平的声音。”节录如下——

是非竞变得如此晦迷混沌——民生论坛社评

陈履安先生宣布要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后，政界有些人即不断在讨论，质疑他的佛教徒身份和过去的修行活动，甚至怀疑他历年学佛的动机，且声称其宗教身份会影响到台湾的政教关系云云。

近日以来，质疑、嘲讽、批判者的文章，与支持、辩护的文章都越来越多，仿佛成了一个真正值得注意或探索的问题。可是。为什么佛教徒陈履安或星云参与了政治，就成了大问题，而长期从事政治运动的基督教长老会，却不存在这些问题？难道某些教派教团从政、干政是合法的，某些宗教若涉及了政治便应受质疑？这是什么逻辑？

每年选举，透过国民党“社工会”的运作，各宗教其实都会发表声明或宣言，支持国民党。可是，这些支持仿佛都是“应该的”，一旦支持了非当权者，支持者便仿佛有罪似的。

这正是台湾当前社会病态之一。许多事，只有某些人才拥有特权，只有他们能做；别人同样做了，就是居心叵测，就无正常性！

像陈履安一宣布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马上被指为滥用其职位及行政资源，可能违反行政中立，并鼓噪要他立刻辞掉监察主管部门首长职务。可是，同样的逻辑，为何不用在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先生身上呢？背德者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却以极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别人，以道德为攻伐异己之工具，这比单纯的败德者，更为可议。

就像林洋港出版《诚信》，政界别有用心者不去检讨政治人物应有的诚信原则问题，反而指谪他缺乏民主素养，未弄清楚民主时代权位是不能再私相授受。可是，林洋港所指出的，只是李登辉先生多次公开表明不连任，这与私相授受有何相干？背信者不遭责难，反而去羞辱相信诺言的人，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这里举了一些参选人的言行来做分析，并不是为了支持谁或打击谁，而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已经病了，风俗浇薄、是非错谬，而舆论界似乎仍在鼓扇这种风气。显而易见的真理，在权力及利益的操作下，变得如此晦迷混沌，其实是世所罕见的。保持我们清明的辨别能力，恐怕需要每位民众自求多福。

佛教徒能否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郭正典

在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领导人大选中，陈履安先生的参选无疑地是最出人意表、最震撼人心的举措，有人叫好，有人猜疑。  佛教教主释迦牟尼曾舍弃王位，走度化众生的宗教之路，但度化众生也不一定非现出家相不可，历史上有许多当政者是佛弟子的例子，如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中国的梁武帝、陈武帝、陈文帝、陈宣帝、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肃宗、唐宣宗、清世祖等帝王。不是受过菩萨戒、皈依就是出过家。他们以帝王之尊弘扬佛法，反而更能济世利民、广度有情，为何佛弟子一定不能从政呢？盛唐是我国最强盛的时代，也是佛教的黄金时代，不仅高僧辈出，连皇帝也多是佛弟子。以前的佛弟子可以当皇帝，现在的佛弟子为何不能选领导人？

佛教徒常给人洁身自好、消极避世的观感，这可能与时下佛教徒一心念佛，但求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修行方式有关。近年来慈济功德会的社会救助，与佛光山的人间佛教才稍改人们对佛教的刻板印象，佛教徒已开始人世了。佛教本来就有大、小乘之分，往生净土只是小乘佛法；效法观世音菩萨的“寻声救苦、普度有情”及地藏菩萨的“我不人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才是大乘佛法。陈履安先生在两岸关系紧绷、台湾内部政经动荡、社会不安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投入选战，这在笔者看来，正是大乘佛法的显现，也符合禅宗“直下承担”的精神。将陈履安先生的参选视为“将自己包装成宗教家，遂行的却是政治图谋”，恐怕不是持平之论。永嘉玄觉禅师的《证道歌》里有一段“大象不游于兔径，大悟不拘于小节，莫将管见谤苍苍，未了吾今为君决”，或可提供给与履安先生有相同疑虑的人参考。P13－16

我从童年开始，就喜欢写日记。但因那时生活艰苦，纸笔不周，只有将一些人事、新知、杂感、生活等记于脑海中。

一九四九年我初来台湾，最初几年曾写了二十多本约两百多万字的日记。后来自己翻阅时，发觉日记中尽是写些人我是非、他人得失，写到自己也是一副愤世嫉俗的丑陋面目。因此，在一九五二年的元旦，我重新在一本日记簿上写道：“我，是自私的；我，是丑陋的；自赞毁他，妄自议论，实在是人类的劣根性。”写完，我就将二十多本日记付之一炬了。

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感到有点可惜，因为日记是一个人生活的痕迹，是一个人成长的写照，是一个人经验的记载，更是一个人生命的历史。假如那些日记至今还保存着，或者从那时起我一直将日记写到今天，相信一定会有许许多多有关人事、生活、知识方面的往事可以追忆，不管好与不好，我相信一定可作为做人处事的龟鉴。

一九六三年，我参加“中国佛教会”访问团到亚洲国家进行友好访问，由于行程紧凑，我就在飞机、火车、渡轮上，甚至有时没有桌子，如在印度天气太热，还趴伏在地面上，写了八十天的日记，每天写好后，要赶在《觉世》旬刊上发表，后来并将之定名“海天游踪”，交由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想不到却因为内容涉及一些对佛教人士的看法，因而引起不少风波。之后，我又至印度朝圣多次，对于佛国当初值得记述的事迹，并没有留下雪泥鸿爪而深感可惜。

一九六七年，我开始创建佛光山，最初在《觉世》旬刊上发表每天大事记，约数年之久，后因凤山张致良居士认为太过把人事公开报导，故而反对刊出，从此，我对开山时的心情经过未能留下丝毫痕迹，至今回忆，也觉得不无遗憾。

直至一九八九年春天，我组织了“国际佛教促进会大陆弘法团”到大陆探亲弘法，当时台湾各大日报纷纷邀我写访问日记，可能是因为事情太过繁忙，加上许多敏感问题，实在不易着笔。只有一一婉谢。虽然没有将日记在报纸上发表，但是我仍然写了三十天的日记，后因飞机输送行李时的失误，在大陆所买的书籍和那些珍贵的纪念品，甚至日记统统都遗失了，至今还不晓得流落何方，也许数百年后有人发现到的时候，说不定是一桩历史公案哩！

是一九八九年的七月吧，我为了顾念《普门》杂志的发行量，对其聊尽一点心意，便自告奋勇地向主其事的依空、永芸提供日记给他们发表，从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起，迄今四年，未曾间断。这些日子，我将自己个人的生活、工作、弘法度众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等一切皆公诸于读者之前。只是我的日记挂一漏万，没有真正顾及到生活方面，像有很多书信、谈话、友谊、计划，并没有记录下来，工作、演讲等内容，也由于篇幅的局限，没有完整地详录。尤其是对事情的看法、内心的感受，自觉表达得很不完全。  其实，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负责笔录日记的永庄，四年来他最辛苦，尤其因为他没有跟我讲话的习惯，也没有问过我日记要怎样写，或许由于他不讲话的缘故，我也没有特意告诉他我的一些看法。所以，他无法确实地了解我心中的体会，唯有待日记写好后，我在字里行间补上几句就草率地完成。

这本日记除了永庄之外，曾经为我代笔过的有慈惠、慈容、依空、慧军、永妙、满果、依日、依筏、依门、依宏、依晟、永贤、永均、永芸、慧传、满义、永海、满和、永有、依益、觉幻和李仁玉等人，他们有的为我写过一月半月，也有的只写了一天两天，无论记录的多与寡，我仍然要向这些徒众表示感谢，因为有他们，才没有让我的日记在四年里中断过。

有人说，在我的日记中并没有常常看见我读书：也有人说，读我的日记，很少看到我吃饭修行。也甚少叙述我生活中的细节，例如只见我坐飞机，并没有提及我去买票，只听闻我每天去某个地方，并没有说谁替我开车……事实上，天天要做的事情，常常要做的事情，顾此失彼是在所难免的。

也有人问我：日记是什么？我想了想，觉得日记有时候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观自照；有时候日记是一个知己，可以尽情地向他倾诉自己内心的感受：有时候日记是一张功过表，上面记下了我们处世的对与错：又有的时候日记是一部成长史，留下了成熟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也有时候会觉得日记是一个百味坛，酸甜苦辣尽在其中……

此外，也有许多读者致电来函，给予我莫大的鼓励，像每次日记发表后，都会看到读者的热烈回响：有的赞美我为法忘躯、为教牺牲奉献，也有的说我的日记犹如一帖清凉剂，熄灭了都市里的喧哗和红尘中的纷争；有的说日记好像一盏明灯，为大家学佛的道路指引方向，更有的说日记好比一朵美丽的鲜花，吐露清香怡人的芬芳……若要真的问我对日记的看法。我则觉得日记是我随心自作、随性自遣的生活小品。

感谢很多人写了阅读“星云日记”的感言，如：“《中央日报》”社长石永贵先生、胡志强先生、作家尹雪曼先生、薇薇夫人等。有的人说我的日记有教育性的内容，有的人说有跟随我弘游天下的感觉，但我自己并不满意，因为文字并不十分流畅，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十分深入，尤其有些事情的前因后果、上下关系及诗词古句，我都记不清出处，除感谢外，在此也顺便说声歉意。

现在，《普门》要将我这四年来的日记发行单行本，到一九九二年止，总计有二十册之多（编者注：《星云日记》共四十四册，此序作于前二十册出版时），感谢三宝的加持，和所有亲友信徒的因缘，没有你们，就没有现在这本日记。

一九九三年八月八日开山寮

星云大师，1927年生，江苏江都人。12岁出家，1949年赴台，1967年开创佛光山，以弘扬“人间佛教”为宗风，树立“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之宗旨，致力推动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弘法等事业。1991年成立国际佛光会。被推选为世界总会会长；于五大洲成立170余个国家或地区协会，成为全球华人最大的社团，实践“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想。星云大师一言一行所产生的影响已不限于宗教界，更普及全社会。星云大师自1989年访问大陆后，便一直心系祖国的统一。近年回宜兴复兴祖庭大觉寺，并捐建扬州鉴真图书馆、接受苏州寒山寺的赠钟，期能促进祖国统一，带动世界和平。星云大师著作等身，总计两千万言，已在大陆出版80余种，深受读者欢迎。

《星云日记》收录星云大师1989年7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的日记，最初陆续刊登于《普门》杂志“星云日记”专栏，后结集由台湾佛光出版社于1994年和1997年分两次出版，共计44册。日记详细记载了星云大师每目的弘法行程、心得、计划，熔佛法、哲学、文学、慈心悲愿于一炉，实为一代高僧之心灵剖白与济世旅程，为现代佛教历史的进展保存或提供了至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亦为吾人陶冶心性之良方、修养精神之津梁，从中可获得许多做人做事的启示与新知。

此次岳麓书社出版《星云日记》，分三辑先后推出，第一辑收第1册至第15册，第二辑收第16册至第30册，第三辑收第31册至第44册。各册书名不变，对原版编排格式作了简要调整，极个别文字作了删节处理。此次出版除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外，对有些不便大陆读者阅读的词语用法也作了改订，如原版中“计画”“规画”改为“计划”“规划”，“连络”“连系”改为“联络”“联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径改，不出校记。但原版中专名（人名、地名等）之译名，无论常见或稀见，皆一仍其旧，如“布希”（即布什）、“雪梨”（即悉尼）等，为避免转译之误也，读者诸君明鉴。

台湾某些与大陆名称相同的大学或文化事业机构，或其他容易产生歧义误解的机构名称等，加引号表述，如台湾“中山大学”“故宫博物院”“商务印书馆”等。《中央日报》《中国时报》等涵盖全国性称谓的报刊名称，加引号表述，如“《中央日报》“《中国时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