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精)/余英时作品系列》编著者彭国翔。

《余英时怀旧集：师友记往》共收文字十七篇，其中有六篇是发表在大陆之外的出版物上，而以往大陆出版的余先生文集中从未收录。这六篇文字包括：《刘大中先生与新亚书院》（1975）、《吴君火狮行谊》（1986）、《追忆费景汉先生》（1996）、《悼念邢慕寰教授》（1999）、《一位尊人爱国的伟大书生》（2002）、《回忆诗友兼戏伴陈颖士》（2011）。

为方便读者阅读，《余英时怀旧集：师友记往》不但在注释中简要介绍了余先生所回忆的这些师友的生平，同时还配上了不少珍贵的图片。例如，钱穆与杨联陞的一张合影，就是余先生亲自提供，而以往从未公开的。

《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精)/余英时作品系列》编著者彭国翔。

《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精)/余英时作品系列》是一册非常有意义的“回忆录”，收录了余先生数十年来缅怀与纪念包括杨联陞、钱锺书和钱穆等师友的文字，情致款款，音韵绵长。透过这些“温其如玉”的追记，读者足以深刻感受像余先生那样老一辈中国知识人的深情厚谊，以及真正的文化人对于价值、理想和学术的追求与信守。

刘大中先生与新亚书院（1975）

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1981）

吴君火狮行谊（1986）

犹记风吹水上鳞（1990）

一生为故国招魂（1990）

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1991）

费正清与中国（1991）

追忆牟宗三先生（1995）

追忆费景汉先生（1996）

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1996）

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1998）

谈钱锺书（与傅杰的问答）（2008）

悼念邢慕寰教授（1999）

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2001）

一位尊人爱国的伟大书生（2002）

追记与唐长孺先生的一次会谈（2004）

回忆诗友兼戏伴陈颖士（2011）

编后记

编后记之二

钱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同时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他是一个十分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但是这个感觉是完全错误的，不过等到我发现这个错误，那已是一两年以后的事了。

当时新亚学生很少，而程度则参差不齐。在国学修养方面更是没有根基，比我还差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钱先生教起课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他必须尽量迁就学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亚教课绝不能与当年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时相提并论。我个人受到他的教益主要是在课堂之外。他给我的严肃印象，最初使我有点敬而远之。后来由于新亚师生人数很少，常常有同乐集会，像个大家庭一样，慢慢地师生之间便熟起来了。熟了以后，我偶尔也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请教他一些问题，这样我才发现他真是“即之也温”的典型。后来我父亲也在新亚兼任一门西洋史，他常常和我们一家人或去太平山顶或去石澳海边坐茶馆，而且往往一坐便是一整天，这便是上面所引诗中的“犹记风吹水上鳞”了。钱先生那时偶尔还有下围棋的兴趣，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因为两人棋力相等。我偶尔也被他让几个子指导一盘，好像我从来没有赢过。

这样打成一片以后，我对钱先生的认识便完全不同了。他原本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而又深厚的人。但是他毕竟有儒学的素养，在多数情况下，能够以理驭情，恰到好处。我只记得有一次他的情感没有完全控制好，那是我们一家人请他同去看一场电影，是关于亲子之情的片子。散场以后，我们都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湿润的。不用说，他不但受了剧情的感染，而且又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他在怀念着留在大陆的子女。但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爱。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为他感到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我跟钱先生熟了以后，真可以说是不拘形迹，无话不谈，甚至彼此偶尔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但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我想这也许便是中国传统语言所谓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

这种尊严使你在他面前永远会守着言行上的某种分寸，然而又不觉得受到什么权威的拘束。说老实话，在50年代初的香港，钱先生不但无权无势，连吃饭都有困难，从世俗的标准看，哪里谈得上“权威”两个字？这和新亚得到美国雅礼协会的帮助以后，特别是新亚加入中文大学以后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早期的新亚学生和钱先生都是患难之交。以后，雅礼协会和哈佛燕京社都支持新亚了，香港大学又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钱先生在香港社会上的地位当然遽速上升。但是就个人的亲身体验而言，钱先生则依然故我，一丝一毫也没有改变。发展以后的新亚迁到了嘉林边道。我仍然不时到他的房间里聊天，不过常不免遇到许多形形色色的访客。有一次，一位刚刚追随他的文史界前辈也恰好在座，忽然这位先生长篇大段地背诵起文章来了。我没有听清楚是什么，钱先生有点尴尬地笑，原来他背诵的是钱先生几十年前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所发表的一篇文字。这一切都和钱先生本人毫不相干。1960年春季，钱先生到耶鲁大学任访问教授，我曾两度去奉谒，他和钱师母也两度到康桥来做客。他们临行前，还和我们全家同去一个湖边木屋住了几天。我们白天划船，晚上还打麻将，这才恢复到我们50年代初在香港的那种交游。钱先生还是那么自然、那么率真、那么充满了感情，但也依然带着那股令人起敬的尊严。

上面描写的钱先生的生活的一面，我想一般人是不十分清楚的。我能比较完整地看到这一面也是特殊机缘造成的。钱先生从来不懂得哗众取宠，对于世俗之名也毫无兴趣，更不知道什么叫做“制造社会形象”或“打知名度”。这些“新文化”是向来和他绝缘的。因此他不会在和人初相识时便有意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尤其不肯对青年人说过分称誉的话。除非有50年代香港的那种机缘，钱先生的真面目是不易为人发现的。他对《论语》“人不知而不愠”那句话，深信不疑，而近于执著。50年代初，他和我闲谈时也不知提到了多少次，但他并不是向我说教，不过触机及此罢了。

上面说到我得到钱先生的教益主要是在课堂以外，这也有外缘的关系。我在新亚先后只读了两年半，正值新亚书院最艰困的时期，钱先生常常要奔走于香港与台北之间，筹募经费。1950年年底，他第一次去台北，大约停留了两三个月，好像1951年的春季，他没有开课。P27-P29

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彭国翔先生合作，决定为我出版一套别出心裁的“作品系列”。这一系列包括一部散文集、一部自序集、一部怀旧集，也许还加上一部访谈录。我为什么说，这一系列是别出心裁呢?因为其中所收都是我个人所感所思之作，与我在一般史学论著中尽量将自己放逐在外的风格，适成鲜明的对照。如果借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概念，前者属于“有我之境”，后者属于“无我之境”。这“有我之境”便是本系列的别出心裁之所在。1949年秋季，我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过一学期，燕园的师友和风景后来一直萦系在我的心头。1978年10月我随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其他团员当然都认为到了北大，只有我一个人感觉是回到了离别二十九年的母校。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一伙人经过未名湖畔时，我还极其匆忙地独自跑到当年的宿舍(燕大第二食堂)去探望了一下。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刊行作品系列，我却仿佛感到：这是母校对于一个远方校友的亲切照顾。彭国翔先生费了极大的心力编选这一系列，我对他的感激不是一句寻常道谢之语能够表达于万一的。是为序。

在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两书的编后记中，我对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余英时作品系列》作了相关的说明，交代了该系列所含余先生四本著作的大致情况，尤其指出了余先生贯穿其中的“中国情怀”。时值《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和《学思答问——余英时访谈集》两书出版之际，我想再对这两本书所特有的内容予以简略的说明。

余先生在中国大陆的第一部著作，是l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士与中国文化》。2000年以来，余先生的各种文字在大陆广为流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甚至出版了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余先生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作品，几乎都被收录到了这部文集之中。但是，余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迄今发表于大陆以外出版物的一些文字，仍有一些历来未尝为大陆的读者得见。在《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和《学思答问——余英时访谈集》这两部新出的文集中，都各有不少这一类珍贵的作品。

《师友记往》共收文字十七篇，其中有六篇是发表在大陆之外的出版物上，而以往大陆出版的余先生文集中从未收录。这六篇文字包括：《刘大中先生与新亚书院》(1975)、《吴君火狮行谊》(1986)、《追忆费景汉先生》(1996)、《悼念邢慕寰教授》(1999)、《一位尊人爱国的伟大书生》(2002)、《回忆诗友兼戏伴陈颖士》(2011)。各篇文字长短不一，读者都可感受到余先生待人的深情与厚意。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不但在注释中简要介绍了余先生所回忆的这些师友的生平，同时，还配上了不少珍贵的图片。例如，钱宾四与杨莲生两位先生的一张合影，就是余先生亲自提供，而以往从未公开的。

《学思答问》共收余先生的访谈录十六篇，其中也有六篇发表于大陆之外的出版物，之前大陆出版的各种余先生文集中也从未收录。这六篇文字包括：《学术何以必须自由》(1974)、《朗朗乾坤含弘光大》(1979)、《坎坷求学路儒家在中国》(1987)、《中华文化重建与出路》(1996)、《世纪交替中的中国知识分子》(1999)、《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发展》(2006)。这些文字，都是余先生在其博大精深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对于时代和文化的精辟观察。在一问一答之间，余先生作为一位真正的公共知识人，其“良知”和“中国情怀”跃然纸上。

两书之中，即便那些大陆以往发表过的文字，之前也都是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不便读者搜集。这次结集，也可为读者总览其文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和《中国情怀》、《卮言自纪》一样，《师友记往》和《学思答问》都如余先生在自序中所说，流露了其个人的鲜明色彩。这种余先生称之为“有我之境”之中的我，正是儒家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大我”与“大心”的充分反映。如果说整个中国思想传统历来最为看重的并不是抽象的理念和价值，而是能够自觉体现种种正面理念和价值的人格，那么，贯穿于整个这一《余英时作品系列》的精神气质，无论是“中国情怀”，还是“大我”与“大心”，显然都是余先生这个“人”的“人格”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