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透析中国历史上人杰精英择业得失现象！

纵观“星宿”闪耀的历史长卷，终是殊途同归。一条通渠之径时隐时现。

由陈云发所著的《错位的人杰》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以中国历史上人杰精英的择业得失，诠释了“星宿”闪耀的历史进程中。

人才上位的最东方式规则！

由陈云发所著的《错位的人杰》以人才英杰如何在社会上找准自己位置角度入手，解剖了中国君主时代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指出随着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人才机制从部落联盟时代的世袭制逐步发展成为帝制时代的察选和科举制选任人才，但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君主的世袭和专制，所有看似公平的人才机制，都只是有限的公平，一方面确也选拔到了许多英才人杰，创造了个人业绩、社会道德和历史进程的辉煌，但也造成了许多英才找不到施展空间、庸驽劣才把持朝堂官场的不堪局面。

引言

第一章 寻觅人生舞台的方法

 01、天生一代骄子

 02、世袭选才

 03、察选制选才

 04、科举制选才

第二章 贤才的“上位经”

 01、自荐是一门学问

 02、伯乐的慧眼

 03、野贤的自成

第三章 才能的悲剧

 01、人才使用点乱鸳鸯谱

 02、任人唯亲的苦果

 03、兄弟阋墙的悲剧

 04、太子不都是幸运儿

第四章 欲望的熔炉

 01、在朝与在野

 02、选择明主的诀窍

 03、炼成官僚的奥秘

第五章 专业藩篱内的角逐

 01、找准自己的位置

 02、最怕入错行

 03、造就英才和魔鬼

 04、专家是被逼成的

第六章 官场体制中的操戈智慧

 01、政治不好玩

 02、平安着陆

 03、为何做不好官

第七章 人杰精英的身前身后事

 01、英杰和庸者

 02、在弱势中雄起

 03、性格决定命运

第八章 谁来为人才错位买单

 01、“君天下”的是与非

 02、选才任官的潜规则

 03、机会无法均等

后记

通过禅让取得施展空间的平台，是帝王的“专利”。禅让的本意，是指在部落联盟时代，原有的联盟首领不再适合在位，而由各部落中自然形成的一个强势部落首领，经过各部落推举，成为新的联盟首领，从而取得统治之权，废黜原先的联盟首领，这一过程就称为禅让。

有史籍记载的禅让发生于黄帝时代。据《尚书-虞书》及《史记．五帝本纪》等记载，当时的天子炎帝神农氏已进入晚年，因政事废弛，威权不立，各部落之间频繁侵伐，其中有个叫蚩尤的部落首领最为横暴。炎帝想整顿统治秩序，各诸侯部落却都不买账，无奈只好听之任之；但对于弱小的部落，炎帝却一味欺凌。

这时，有个叫有熊氏的部落出了一位能干的首领公孙轩辕，他“生而神灵，弱而能言，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见蚩尤等部落闹得太不像话，于是便开始重建道德秩序，扩充军事实力，发展黍、稷、菽、麦、稻五谷生产，经过一番收聚民心之后，公孙轩辕力量强盛，开始反抗炎帝的压迫，他率领部落势力与炎帝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打败了炎帝，实际控制了中原地区，使得炎帝神农氏只保留了一个天子的名号。实力同样强大的蚩尤部落不肯臣服公孙轩辕部落，公开起兵反对。公孙轩辕依靠树立起来的权威，向各诸侯部落征召军队，发动了一次对蚩尤部落的大讨伐，双方在涿鹿(今河北省涿州市)平原上展开大决战，结果是公孙轩辕为首的部落联盟大胜，联军擒获蚩尤后将他杀死。炎帝神农氏更被架空了，各诸侯部落一致推举实际掌控天下征伐之权的公孙轩辕代替炎帝为天子，称黄帝。

黄帝即位，他不坐享安乐，而是继续平顺讨逆，治理天下，颇得人心，故天下大治，东拓疆于海滨，西伸展于空桐(今陇右地区)，南征至江南湘山(今湖南省岳州)，北到荤粥、釜山(今长城以北)，取得了“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达致“万国和”的局面，从而成就巍巍功德，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通过禅让获得平台，黄帝终为中华万年立国于世界民族之林打下了坚实基础。

帝王靠禅让取得天下的第二人，是上古时代的虞舜。虞舜名叫重华，他实际上是黄帝的后裔。黄帝共有正妻妃四人，其正妃为嫘祖，传说她发明了养蚕。嫘祖为黄帝生二子：玄嚣、昌意，其中昌意又生子高阳。黄帝死后，庶孙高阳氏继位，称为帝颛顼。颛顼崩逝后，由玄嚣之孙高辛氏(帝喾)继位，故颛顼之子穷蝉未继天子帝位。这样，穷蝉这一支便逐渐败落沦为庶民，至七世而传至重华。

重华父名瞽叟，姓妫，乃是一介草民，他并非真是瞎子，而是个是非不分的糊涂虫，孔安国称其“有目而不能分别好恶”。重华自小丧母，瞽叟另娶，又生子象，特别宠爱，瞽叟及后妻和异母弟象常虐待重华，甚至想杀掉重华，赖重华恭顺笃谨而获免。为此，重华的孝悌之行传开去，获得诸侯的赞誉，他逐渐拥有了一股势力，俨然一方诸侯了。当时的天子是帝尧，也是黄帝后裔，尧年老了，想找天子的接班人，他的儿子丹朱是不肖之徒，担当不起天子的大任，便问四岳诸侯哪里有贤者，四岳齐声推荐了强盛部落的首领重华。尧没有办法，被迫选重华为天子接班人，自己“辟位”(保留天子名号，但交出实权)，让重华摄行天子之政；尧生有娥皇和女英二女，都尚未出嫁，尧为了考察重华，便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重华。二女辅佐重华，不敢以贵而骄，这样，重华便取得了国家的实际权力。

又经过二十八年，帝尧崩逝。这个时候，国家大权都落人重华之手，重华居尧丧三年，仍要把天子之位让给丹朱。但在尧“辟位”的二十八年里，重华已大权独揽，最后八年重华更是当了摄政者，尧及丹朱父子都被架空了，所以重华虽把天子名号让给丹朱，诸侯却不向丹朱朝觐而跑到重华那里去朝觐，狱讼案子不去请示丹朱处理而送重华处决定，讴歌者不赞颂丹朱而歌颂重华。丹朱完全成了光杆、摆设，被迫让重华践天子之位。号为帝舜，这是中国上古史中第二次禅让的真相。

帝舜在天子之位做出了不凡业绩。帝尧晚年虽然有重华(舜)、禹、皋陶等十二位重臣，但他不善于统帅臣下，这十二位大臣处理朝政时“打浑账”，没有将各部门分工管理。帝舜当天子后，他将国家政事分设二十二个管理部门，每部门设一位大臣负责，任命禹为司空，兼管水利；命契为司徒，负责教育人民；皋陶为士，负责刑狱司法事务；垂为共工，负责建设事务；以益为朕虞，掌山泽；让后稷负责粮食生产，等等。自此，国家被治理得井井有条，“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于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皆臣服帝舜，禹又制《九招》之乐，罗致奇珍异宝，凤凰亦来朝，天下明德由此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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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家乡常州农村生活，每当夏夜，都要在堂屋门口前的场地上乘凉，这时，母亲便会指着头顶上方的无限苍穹，指着镶嵌在天幕上的无数星星告诉我：凡间的杰出人物，都是天上星宿转世的，一颗流星落下，就是玉皇大帝又派一位星宿下凡了。所以，我从小就陷入了一种认识误区：人世间各类杰出人物，都是天上星宿下凡。再大一点，村里大人们也常常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星宿”下凡的故事，称唐太宗李世民是天上紫微星下凡，他的大将薛仁贵是白虎星；宋仁宗是上界赤脚大仙下凡，有文曲星包拯、武曲星狄青辅佐，还说太白金星下凡后成为盛唐著名诗人李白，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界，等等。

后来读书了，长了知识，才渐渐懂得天上并没有星宿，世间英杰人物都是靠自身的智慧和奋斗炼成的。大干世界，自古至今，在汪洋的人海中，每个人都想施展自己的抱负，有的还为此奋斗毕生，成为创造历史的成功者。当然，成功是有条件的，在奋斗或施展中，必须找到自己最合适、最准确的人生位置或舞台，成功者都懂得自己该干什么，适合干什么，奋斗的平台在哪里，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搏击中游刃有余，铸造成功的人生。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社会精英在历史恢弘中演绎了壮阔的人生，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或能工巧匠、奇异人物，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但是，也有一些人本质上德才兼备，曾是有很大社会影响的“大佬”、政坛宠儿、风流文人、商界老手，却由于未能正确认识到自己拥有的优势，未找准施展才能的空间，终于在人生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悲剧：有的亡国失家，有的废政害民，有的身败名裂，有的损毁事业，有的荒废专长，有的错失良机。所以，人间英杰的准备，不在于学识有多渊博、物质有多优裕，甚至是血统有多高贵还是多卑贱，而是在于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空间、谋成的社会位置，做到不错位、不僭位、不避位；同时，精英也要善于控制自己的非分欲望，及时调整个人的目标，把智慧、才华、时光奉献给适合自己的事业。

天生我才，何处安放？所谓“星宿”，如何归位？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碰到，人皆有理想，凡有理想者，必须要找准自己的职业、实现抱负，达致为自己设计的人生目标；每个人都不能脱离自己头顶的一片天空，这就是人生的第一智慧，把握好了，就能登临古人的“天人合一”境界。

这里，我想用历史上两位巨贾沉浮的故事，来诠释“星宿错位”这个现象：

话说秦王赢政十年(前237)，正在渭河之南洛阳的秦国前丞相、文信侯吕不韦刚刚送走一批宾客，突然接到咸阳宫中秦王发来的文书，那位后来成为中华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赢政，在诏书中严厉地申斥了实际是他生父的权臣吕不韦，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诏书声言要把吕不韦进一步放逐到蜀中去，这使昔日炙手可热的吕不韦感到十分恐惧，当夜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回顾自己作为商界枭雄做成的一桩大买卖，把整个秦国都赢到手了，却不料获巨利之后，竟会受！IIJL子逼迫，如今自己虽坐拥这大笔赢利，却无法再享用，为免再受诛杀之辱，他最终选择了饮鸩自杀。

吕不韦的不幸结局，表面上是败于政坛角逐，实际上这场父子相搏，仍不过是生意场上的角斗。吕不韦生意做砸，血本无归，这和现代许多做亏本生意、欠债无法偿还的老板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吕不韦的悲剧，源于他在商场上对暴利的无限贪欲。

吕不韦曾在政治商界掘得大桶巨金，当了大秦国的丞相，还封了食邑十万户的侯爵。但身在官场的他，本质上依然是个商人，他只关心从“企业(秦国)”继续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作为商人，吕不韦最初的投资方向是对的。

据《史记》等史书记载，吕不韦是战国时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人，他往来于魏、赵等国，擅长于将货物贩贱卖贵，获利甚多，家中积累的财富达黄金数千两，成为能打通政界人物门路的大商人。一次偶然的邂逅，促成了他将投资方向从货物生意到政治领域的转型。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9)，因太子病死，秦国以昭王次子安国君赢柱为太子，赢柱生有20多个儿子，其中有个庶出儿子叫赢子楚，因生母夏姬并不受赢柱宠爱。秦国为了与赵国搞外交，便把赢子楚派到赵国当大使(实际是人质)。由于秦国经常攻打赵国并蚕食赵国领土，赢子楚在赵国的处境很尴尬，常常受到冷遇甚至粗暴对待。更可怜的是，秦国供给他的车乘简陋、经费微薄、住处狭小，有时连零花钱也没有。

吕不韦此时因生意上的往来，正在赵国都城邯郸。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秦国派驻赵国的人质兼大使赢子楚一副寒酸样：车子是旧的，顶篷布已经破了。吕不韦得知这个人是秦国的王孙，他那根寻找商机的“生意弦”便被拨动了，发出了“此奇货可居”的感慨，这话不单是创造了一个汉语成语，更引出了他此后投资秦国政界的一笔大买卖。

吕不韦虽是有眼光的商人，但此次投资前，他仍咨询父亲：“种田获利几倍？”吕父说：“十倍。”吕不韦又问：“做珠玉生意获利几倍？”吕父答：“一百倍。”吕不韦再问：“投资政界人物，立一个国君获利几倍？”吕父答：“无数倍。”论证已罢，吕不韦很快便去拜见子楚，对子楚说：“我能让你成为秦国政坛的显贵。”子楚不相信这个生意人有如此能力，便带着嘲讽口吻说：“你先让自己成为显赫人物，再来帮我变成显贵吧。”吕不韦说：“这你就不懂了，我的显贵要靠你先变成显贵人物才能实现。”他告诉子楚：这不是做白日梦，据我所知，你父亲安国君现已被立为秦国太子，安国君正妻华阳夫人虽得宠，但没有儿子，她必定要在诸子中选一个作为她的嫡嗣。你们兄弟有20多个，若将来大王薨逝，安国君接了位，你和你的兄弟便要争太子之位，你的年龄处于中间，又长期在外国当人质，便没有优势。子楚说，这是客观事实，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吕不韦说，这好办，我以千两黄金为你到秦国进行一次公关，保证说服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你为嫡嗣，但有一个条件：事成后别忘了分给我利益。子楚马上朝吕不韦磕头拜谢，并说：“君之策若成功，我一定分秦国的领土给你共享。”

于是，吕不韦开始规划这笔投资。他先将五百两黄金交给子楚，让他去贿赂权势人物及收买手下人，自己花五百两黄金买了许多奇珍宝物带到秦国，通过关系见到华阳夫人。他对华阳夫人说，贤达的子楚日夜思念夫人恩惠，以夫人为天；华阳夫人很高兴。吕不韦进一步说：夫人您今天因美色而获得太子的欢心，但若日后年老色衰就有后虑，不如早点选一位贤者认为嗣子，然后让安国君立为嫡嗣，这样，即使将来安国君百年之后，你也不会失势。此乃“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如今，在赵国的子楚知道他的地位不占优势，母亲又不得宠，假如夫人在安国君前美言，收他为养子，又以您的能力立他为嗣子，他将来接了大位，岂不永远感戴您吗？

吕不韦的生意经打动了华阳夫人，随即他又以子楚的名义给华阳夫人送上厚礼。华阳夫人决定与吕不韦合伙做成这笔大生意，她运用自己的影响，使安国君刻下玉符，立子楚为嗣子。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不仅赏赐子楚许多财物，还聘请吕不韦辅导子楚，吕不韦这桩生意先赢了一笔。

作为精明商人的吕不韦，他虽然与子楚、华阳夫人合了伙，但还要进一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亏本，增大获利的保险系数。他出钱在邯郸文艺界包养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歌舞演员赵姬，等这女人为自己怀了孕，再把子楚请到家里来，让赵姬在宴席上表演歌舞，她的美貌一下把子楚迷住了。子楚色性顿起，提出要吕不韦把美女转让给自己。吕不韦装出一副既生气、又不得不忍痛割爱的样子，答应了子楚的要求。子楚不知赵姬已怀孕，还以为得了大便宜，带回去日夜玩乐。不久，赵姬生下一个儿子，取名“赢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子楚一直以为赢政是自己的儿子，哪知这儿子竟是吕不韦投资所获取的“暴利”。

此后的事情照着吕不韦设计的方向发展，他和华阳夫人、子楚共同经营的“生意”越做越大：秦昭王于五十六年(前251)薨逝，太子安国君接位，称秦孝文王，华阳夫人成为王后，子楚被立为太子。赵国很快就把子楚及夫人赵姬、儿子赢政送回到秦国。秦孝文王即位仅三天就死了，太子子楚接位，称秦庄襄王，华阳王后成为华阳太后，赵姬成为秦庄襄王的王后，赵姬与吕不韦的私生子赢政，顺利地被立为太子。吕不韦被“董事长”秦庄襄王任命为“总经理”即丞相。“股份公司”业务范围扩大到整个秦国，吕不韦获利十分丰厚，封了文信侯，食邑十万户。

已获暴利回报的吕不韦仍不满足，认为他们的“股份公司”仍有继续取得利润的空间。他以丞相的权力资本进一步运作，把昏庸的“董事长”秦庄襄王玩弄于股掌之中。仅仅三年，秦庄襄王被酒色所丧，年纪轻轻就死了，大秦国“董事长”位置传给了庄襄王的儿子赢政。这时，赢政才13岁，他哪有什么能力当秦国的“董事长”？于是，“大秦公司”的一切权力便都落到“总经理”吕不韦的手中，这是吕不韦最得意的一段时期，“大秦公司”几乎成为他的独资公司，“公司”里他的“股份”最大：秦王是他的儿子，王太后赵姬是他的旧欢。秦王赢政不仅尊吕不韦为相国，还认吕不韦为“仲父”——干爹。

吕不韦的事业达到顶点，当初投入的资本千两黄金和一个宠姬，现在取得的丰厚利润，何止他投资的千倍、万倍？按一般人想法，吕不韦可以凭赚得的丰厚利润坐享一生，即使退就文信侯国，那十万户封邑的收入也足以保证他过上帝王般的生活了。但吕不韦商人的本性是无度、无限地逐利，在生意场上疯狂地追求利润不止。

正如《资本论》所引邓宁格在《工会与罢工》中所指出的：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地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跃起来；有500k，，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吕不韦就是这样一个商界赌徒，做生意赚了一个国家，仍然不肯歇手，还想继续牢牢地控制秦国的一切“生意”。他的“公司”内，光是食客就养了三千多人，还开展了一个巨大的著作工程，集“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为自己树功德碑，这巨著之名就叫《吕氏春秋》。

吕不韦似乎忘记了，他经营的“公司”，其性质叫政治，“政治公司”的经营，与物贸生意是有区别的，它更复杂、风险更大，搏杀也更残酷，常常要押上身家性命。如果商场博弈无父子亲情的话，那么封建政治疆场上的搏杀更无情，是你死我活、尔虞我诈、不讲任何亲情的格斗。

骨子里仍是商人、只知道将本求利的吕不韦，在理念上还停留在生意经上。控制一家公司，需要遵循的是商业规则；但控制一个国家，需要遵循的则是政治规则，两者规则不同，手段也应该不同。在这方面，吕不韦没能与时俱进，又不愿控制自己的欲望，在功成名就获得大利后不肯及时退休享老，焉得不身败名裂？他的儿子便以政治家手段对付只相信无限获利的商人父亲吕不韦，两人在“特殊商场”一交手，吕不韦立刻败北。秦王赢政九年(前238)，已长大成人的赢政先消灭了淫乱、嚣张的嫪毐集团。缪毐是吕不韦扶植起来为自己顶替给王太后(即赵姬)当性伴侣的替身，由于案子牵连到吕不韦，赢政毫不手软地对亲爹下手，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将他逐出京城，出就河南封邑，继而又将其逼得饮鸩自杀。大商-人吕不韦最终还是亏得把性命赔了进去。

凭吕不韦的才智，他若一直做生意，一定可以成为列国首富。但可惜，他未能找准自己的位置，错误地把资本投向了政坛，终于在“赚过一把”后血本无归，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起春秋时的一位商界首富，他的名字叫范蠡，号称“陶朱公”，他与吕不韦一样，在政治商场和物贸商场都赚了个盆满钵满，不同的是，他会控制自己的欲望，及时转变投资方向，所以他得到了善终。

范蠡在当代小说、戏剧作品中都是以政治人物形象出现的，但其实他骨子里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的经商经历与吕不韦正好相反，是先投资政治，后投资物贸，成就了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第一位成功的商人。

古籍记载中的范蠡的来历较难确证，高诱的《吕氏春秋·解》说范蠡是春秋时楚国三户人，字少伯；太史公《素王妙论》称范蠡是南阳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中引《会稽典录》说：“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将军也。本是楚宛三户人。”而《列仙传》则称范蠡是“徐人”。看来，范蠡的籍贯和出生地，后人至今也没有弄清，但他是楚国人的可能性极大。

范蠡年轻时虽有经商的才干，但缺少运作的资本，所以生意做不成，穷困潦倒，整天牢骚满腹，史称他“佯狂倜傥负俗”，不为一般人见容，可却引起宛城(今南阳)令文种的注意。文种派吏役去礼聘他，但派去的小吏回来汇报说，范蠡是“狂人”，不堪用。文种笑着说，我听说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他必定怀抱独特见解理想，却为公众不解，这样的人，你们普通人是不懂的。经此一番折腾，范蠡估计文种会亲自来礼聘自己，便对哥嫂说：今天会有贵客临门，请将哥哥的衣服帽子借我一用。果然，当天文种亲自坐着车子去拜谒范蠡，两人一见如故，抵掌而谈。

这时楚国适逢昏庸无道的楚平王当政，他不仅夺媳逐子，还残杀正直的大臣伍奢。伍奢的儿子伍子胥逃到吴国，辅佐吴王阖闾富国强兵。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吴国在伍子胥的竭力主张下，会合唐、蔡二国联合伐楚，第二年联军攻入郢都，时楚平王已死，在位的是他的儿子楚昭王，失败后狼狈逃出了郢都。这场吴楚大战，对楚国破坏极大，也刺激了楚地的俊杰，他们不满吴军的暴行，纷纷投奔吴国的敌人，以图报仇。估计就在此后，文种携范蠡投奔了越国的国王勾践。果然到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吴、越两国就在李(今嘉兴市西南)发生大战，阖闾受伤而死；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阖闾之子夫差为报仇而在夫椒(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击败越军，NNN，俘虏了越王勾践。后赖大夫文种贿赂吴国太宰伯瓠，使吴王夫差释放勾践回国，成为藩属。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越王勾践回国后，悄悄地积蓄力量准备报仇，卧薪尝胆，采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策，重用文种、范蠡二谋士，范蠡更推荐自己的老师计然为越王献上“九策”，范蠡当上了越王的相国，竭尽全力辅佐越王治理国家。为了用女色去迷惑吴王夫差，范蠡又在芋萝山(今诸暨市)搜选到两名美女西施和郑旦，进行培训，“饰以罗毅，教以容步”，然后亲自送往吴国。两美女获得吴王夫差欢心，夫差放松了对越国的警惕。周元王三年(前473)，勾践势力养成，起兵伐吴，攻破吴宫，夫差自杀。

这时候，范蠡的远见卓识便表现出来了，他也可能厌倦了政治舞台上的搏杀，对做生意当富商更感兴趣，认为凭自己智慧计谋，定能为家族获得最大利益，此即《史记·货殖列传》中范蠡所说的“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这段话的动因。产生这个想法的导火线，是勾践在灭吴后举行的一次庆贺宴会上，范蠡突然发现，当越国将相们都欢欣鼓舞之际，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立刻想到，越王很爱疆土，现在胜利了，他一定不肯裂土封给有功的臣子。若臣下索要，他是不惜杀掉功臣的，必须赶快离开他。范蠡私下对大夫文种说，我们该走了，否则，越王必定杀我们。文种不相信，范蠡给他写信道：

吾闻天有四时，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贤人乎？蠡虽不才，明知进退。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子若不去，将害于子，明矣。

可是文种自认为有大功，不相信范蠡说的话，因为他刚刚辅助勾践灭吴，在“董事长”勾践控股的“公司”中有较大的股份，现在灭吴的大生意成功了，当然想分得巨大的红利而不肯放弃。这样，他最终没能逃掉被勾践逼迫自杀的命运。

范蠡决定离开可能遗祸于自己的勾践，便致书越王，大意是说：当年您受辱于夫差，臣就应该死；但为了复仇，臣不敢死；现在您已成汤、武之功，当年我未尽臣子责任，所以不敢窃居禄位，决定与您告别。勾践假惺惺地说，现在我们成功了，正打算“分国共之”，同享富贵，你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如果你弃寡人而去，就不怕寡人杀你的妻子吗？范蠡不受威胁，说：我对大王已尽忠职守，我既然辞官去，妻子有什么罪呵？请大王三思。范蠡不辞而别后，勾践很恼火，但又不敢真杀了范蠡的妻子，便封赠给范蠡妻子百里之邑，将她和子女软禁起来。

范蠡从会稽(今绍兴)乘一叶扁舟，改名换姓称自己为“鸱夷子皮”，独自出三江口，进入大湖，又北上赴齐，在陶地(今山东定陶)定居下来，改姓朱。陶地为商贸之都，范蠡开始从事货物买卖，政坛高手“下海”后，在生意场上得心应手。十九年之间，三次获得千金巨利，积累起雄厚资本，资助贫友、昆弟，让他们开起“分公司”，把生意做得更大；又对亲友行善，在当地名气很大，后被尊为“陶朱公”。

平心而论，吕不韦和范蠡都是高智商的人杰，但最后一个圆满善终，一个获得巨大利益后却身败名裂，其中关键，便是当事者能否在社会中找准自己的合适位置。吕不韦性格中具有的只是商人元素，故其本质上始终只是个商人，取得红利后不肯罢休，继续以经商的理念、策略、手段去经营政治，错把政治权力当作“公司”。相反，范蠡尽管开始时从政，但他仅以此赚“第一桶金”，还知道自己有着无限欲望的商人性格，不适合久在宦海沉浮，便毅然辞职下海经商，终于找准了自己位置，成就了一段历史件话。

一位朋友翻过这部书稿后，认为我是从政治学角度来解读历史，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我写这部书稿的真正目的，研究历史倒是真的，但亦是兴趣使然，而这部书稿的主旨，是想对中国帝制时代的人才机制作一些解构和批评。书稿虽然只写了八个月，但在我的脑子里，却已酝酿了二十余年。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读《资治通鉴》等典籍时就发现，古代有许多帝王居然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令人嘘唏的是，尽管在其熟悉的领域卓有建树，但他们在帝王的位置上却没有干好，有的还亡国失身：例如大佛学家梁武帝萧衍，年轻时很有作为，南齐朝败亡后，他崛起于群雄纷争中，建立南梁朝并成为开国君主，晚年钻研佛学，大力提倡佛教，不料为降臣侯景所惑，造成一系列政治、军事的错误决策，最终被降而后叛的侯景囚禁于台城饿死。南唐后主李煜，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但由于他一味迷恋写词、尽情享乐，军事、政治上毫无作为，最终一旦为臣虏，荣华富贵付于一江春水向东流，妻子小周后也被宋太宗淫污，自己被赐牵机药毒死。北宋书画皇帝徽宗赵佶，曾独创瘦金体书法；在画坛更是堪称大师级人物，但在治理国家上却腐败又无能，面对金人铁骑威迫束手无策，为逃避责任把皇帝职位的“烫手山芋”扔给儿子。而其子赵桓(钦宗)亦是个比刘阿斗也不如的软蛋，父子一起被金人所俘，受尽凌辱、折磨后，先后死于金国。

历史上还有些皇帝自以为是“专家”，更是行为变态，给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灾难。所以我觉得，专家帝王现象很值得研究。当时打算选十位专家帝王写本书，找寻专家学者型帝王为何治国无方的原因。但当我准备着手下笔撰写时，却发现写作的视角太狭窄、也太简单，很容易就变成表象的罗列，故而后来竞没有动笔。

2012年初，我在读《梁书》《宋史》《明史》等典籍时，脑子里又重新翻出了这个题目。这个时候，我的视野有所拓宽，觉得过去要研究的专家帝王治国或守成无方的现象，并不在于皇帝该不该当专家，而是历史、社会为何选择他们当帝王的问题。有的皇帝人也挺聪明，也不专事享乐，而想奋发有为，但最后竟然也亡国了，例如明朝的崇祯帝朱由检。由此又想到了明末三大政治势力明王朝(含后来的南明)、李白成集团和关外清军集团，其中论军事、实力，清军并不占优势，结果在三家势力集团的角逐中，无论明王朝还是李自成集团都不是清军对手。多尔衮挥师人关，一路南下，势如破竹，李白成集团先战败散亡。此时，文臣武将仍多如牛毛的明王朝残国，在危急存亡之时，竞没有出现一位岳武穆式的能人，忠臣如史可法、张煌言、李定国等，气节感人，是民族英烈，但缺乏军事才能及权威，终究回天乏力。

这引发了我深深的思考，说明历朝历代无论是兴还是亡，与经济实力GDP多少无关，与帝王是否是专家无关，而是用人政策问题。现在有人推崇北宋，认为经济繁荣，GDP为当时世界之最，殊不知北宋末最大的问题是人才上出了问题，找了赵佶、赵桓两个庸劣之人当皇帝，掌中枢之权者是蔡京、童贯、高俅等六贼，从皇帝到大臣将相，站立于朝堂的没有一个是中兴的人才(包括李纲、张叔夜等忠臣在内)，因此在经济实力弱方的金朝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对一个封建王朝来说，人才的拥有是决定性的因素，有汉武帝才有卫青、霍去病，有唐太宗才有李靖、李勋、魏征。王朝的兴盛和延续，既要有会治国会打仗的文臣武将，更要有雄才大略或至少能守成、不擅杀真正人才的君主，例如像唐肃宗、唐代宗拥有郭子仪、唐德宗拥有李泌、浑瑊、李晟、马燧那样。

由于自夏朝以后直至清王朝，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君主都是世袭制，因此，在最关键的(从第二代起)最高统治者的选择上，选拔机制便带有无法弥补的先天性缺陷。虽然历朝历代也产生过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元世祖忽必烈、明成祖朱棣、清康熙帝玄烨、清雍正帝应胤祯、清乾隆帝弘历等这样有作为的帝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世袭机制往往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不好的机制，就是“官本位”决定一切，知识人才只能挤到一条官道上去，这样，人才的选拔、使用便受到许多限制；又由于以帝王为首的利益集团一味地任人唯亲，甚至任人唯腐，真正的人才往往在“盛世”后期就被各级官场挤出去，造成在王朝腐溃时难觅擎天人才的窘境。

当我把视野转向考察、探究中国帝王时代人才机制方面以后，顿觉茅塞洞开，许多原来的疑难就迎刃而解了。我个人觉得，在帝制时代，人才的选拔主要目标是让知识人才找到自己在社会中最适合的位置，这是王朝兴盛、人才建功立业的前提。但不幸的是，在古代中国最高、也是最重要的帝王选拔机制上，是一直沿用很不靠谱的血缘世袭制。在这种机制下，哪怕是白痴、婴儿，也都有机会成为统治者，而他周围则是勾心斗角的后妃、皇戚、权臣，国家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

我觉得研究中国的帝王时代，不能单纯讲朝代更替和政治经济文化，更重要的是要把帝王时代人才机制的弊端剖析开来给人看，这应当成为开启历史之门的一把钥匙。但可惜，几乎所有的断代史、通史都未曾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一些史学家在热衷于研究科举时期如何“公平”的时候，却忽略了指出最重要的帝王选拔机制上的最大的不公平弊端，这又何尝不是史学界的尴尬？

在这部书稿酝酿和写作过程中，文汇出版社的乐渭琦先生针对我拟定的详细提纲和具体撰写意图，提出了很好的方向性意见。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和支持，我是难以树立起撰写这样一部自己并不熟悉领域专著的信心的，在此谨向他表示由衷感谢。在撰写之初，我曾请上海社科院青年学者蒋洁拨冗从青年人角度审看我试写的部分章节，并获得了她的首肯和鼓励，这是应当感谢的。

我不是历史考古出身的学者，而这部拙著所讲的从头到尾都是历史。因此，疏漏或谬误恐难避免，在此很渴求专家及读者的批评指正。

特别要感谢文汇出版社和社长兼总编桂国强先生、副总编辑张衍先生。这部拙著是我的第十四部专著，在文汇出版社有关编辑的提携下，这两年使我的术业又有所长进，研究成果亦能化为社会的精神收获。我不奢望广为传播，但求学术园的话语权领域有一席之地足矣。在此，我谨对文汇出版社和桂国强先生表达由衷的谢意。

陈云发

2013年5月30日于采薇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