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云同志长期担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基金会的主要领导，是长影的奠基人之一，为长影的辉煌、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的心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国德高望重的电影事业家。

《云白石坚——苏云传》从独特的视角，以丰富详实的史料，把苏云同志的人生镶嵌在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历程和长影从创建到发展的画卷中。其中既有对长影老厂长苏云同志革命一生的概述，也是新中国电影摇篮和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写照。本书由陈宝光著。

苏云同志长期担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基金会的主要领导，是长影的奠基人之一，为长影的辉煌、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的心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国德高望重的电影事业家。在他辞世六年后，这本人生传记《云白石坚—苏云传》深情缅怀了对中国电影做出深远贡献的长影老厂长苏云。

《云白石坚——苏云传》从独特的视角，以丰富详实的史料，把苏云同志的人生镶嵌在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历程和长影从创建到发展的画卷中。其中既有对长影老厂长苏云同志革命一生的概述，也是新中国电影摇篮和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写照。本书由陈宝光著。

出版前言

太行山飘出的一朵彩云(序)

楔子

第一章 少年壮志

第二章 抗日小兵

第三章 难忘“鲁艺”

第四章 烽火考验

第五章 战地演出

第六章 初识电影

第七章 结缘“东影”

第八章 春回大地

第九章 喜结连理

第十章 火红年代

第十一章 发“愤”图强

第十二章 旗开得胜

第十三章 疾风暴雨

第十四章 拍样板戏

第十五章 《创业》风波

第十六章 苦尽甘来

第十七章 拨乱反正

第十八章 《苦恋》曲折

第十九章 《人到中年》

第二十章 乘风破浪

第二十一章 高歌凯旋

第二十二章 桑榆岁月

第二十三章 志在千里

尾声

跋：莫愁前路无知己

后记

附录一 送苏云的悼词

附录二 苏云工作简历

1941年年初，太行山剧团接到了“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的通知，让苏云、田竞、刘贵英到“鲁艺”报到，这时“鲁艺”的地点已改在辽县桐峪镇上武村。苏云他们走了两天到达学校。

“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是1940年年初成立的。它是在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以培养抗战的艺术干部为宗旨的学校。“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设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稍后又增设了文学系)，还成立了鲁迅木刻工场、鲁迅实验剧团、鲁艺戏曲团等。

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亲自建立了这所学校。最初，“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的校长是红军时期的著名妇女干部、在苏联学习过艺术的著名教育家李伯钊，总支书记是被鲁迅先生肯定的木刻家陈铁耕。后来(1941年夏季)，李伯钊调走，陈铁耕任代理校长，马洛任总支书记。教务主任一直是牛犇。还有专职做党的工作的工作人员程西。

“鲁艺”分校及所属的木刻工场、实验剧团都住在一个村子里。美术系主任是扬角，教员有张晓非、汪占非、艾炎、彦涵、胡一川、蔡九昌。他们都是文化素质很高，艺术水平很高，国内一流的教育家、美术家、木刻家、版画家，分别为学生们讲授素描、速写、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版画、木刻、美术史、创作、美术字等课程。在战争年代，在敌人后方，能受到这么正规的教育，遇到这么多优秀的老师，实在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机会。

1940年10月，国民党高级将领何应钦、白崇禧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集中于黄河一带。11月9日，中共以朱德、彭德怀等的名义复电加以拒绝。但为了顾全大局，中共同意将在皖南的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蒋介石则密令顾祝同、上官云相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部队约九千人，在项英、叶挺的率领下向长江以北转移。6日，当新四军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和包围。新四军将士几经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和弹尽粮绝而失利。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牺牲或被俘。史称“皖南事变”。

消息传来，“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的师生们都为国民党当局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光天化日之下绞杀中华民族抗日的中坚力量，而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慨。苏云较之别的战友更有一种深切的感觉。因为他哥哥苏怀生就在新四军，不久前，他还接到家里的来信说，哥哥在新四军当连长，驻在江苏泗水。现在听说新四军出事了，他的心就像在滚油里煎熬一样。他总在想，哥哥现在在哪儿？怎么样啦？

苏云回忆起和哥哥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在这个家里，哥哥苏怀生可以说是苏云的引路人。其实哥哥比他没大多少，但是很懂事。从小哥哥就带他玩儿，带他干活儿，有什么事总是护着他、让着他，他们哥儿俩的感情很好。后来，哥哥又比他先上学，先参加工作……回想自己的成长历程，苏云就好像在追着哥哥的脚印儿往前走一样。在他的心目中，哥哥就是他要努力追寻的榜样。参加革命以后，虽然兄弟俩难得见面，但是一想到自己和哥哥是在同一个队伍里，苏云就感到很高兴——毕竟，跟哥哥比起来，自己没有落后啊！1939年苏云在紫坊村参力Ⅱ艺术训练班的时候，哥哥专程来看望他，还送给他一双袜子……就好像是昨天的事。

日寇把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视为心腹之患，经常对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惨绝人寰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还有什么“铁壁合围”、“篦梳战术”，企图把占领区变成侵略者巩固的后方和“王道乐土”。这时，根据地的军民就在上级的领导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展开反“扫荡”：野战部队避实就虚，伺机作战；后方机关、学校分散转移，与敌周旋，总之是最大限度地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

苏云到“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不久，1941年2月，就遇到了敌人对太行山区的春季“扫荡”。那天晚上出发前，上级动员大家轻装，要求每人的背包不能超过10斤，把多余的物件和学校的教具、办公用品都寄存在老乡家坚壁起来，并动员群众进行反“扫荡”的坚壁清野工作。为了不影响学习，美术系的师生必须带上速写本，音乐系的师生只能带一件简便的乐器。

天色黑下来，队伍就出发了，“鲁艺”师生跟随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转移。经过一夜的行军，翻过几座大山，天亮的时候在左会一个小村宿营。上级再次动员大家轻装，以便行动，规定每个人如同时有大衣和被子要精简一件，如同时有棉衣和大衣要精简一件。音乐系的教员李季达已经精简了被子，只背着一件大衣和一把自制的小提琴，按这次的规定必须精简掉一件。大家的意见是应该留下大衣。但在敌后，有一把小提琴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李季达还是把大衣精简了。但是，到第二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很困难。春天的天气还很凉，他半夜里冷得实在没有办法，就把老乡家的门板压在身上御寒。这件事成了大家休息时的美谈。

“鲁艺”美术系被分散到离辽县县城很近的一个山：村，敌人到根据地里边去了，这里反而成了安全的避风港。老师们还教大家画速写，同学们互相当模特，绘画技巧有很大的长进。

到了3月，敌人又来“扫荡”了一次，没有到桐峪、麻田一带，只在武乡、襄垣一带的左会、石门几个地方活动。因为敌人找不到八路军的后方指挥机关，达不到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就气急败坏地杀老百姓，放火烧村庄，抢东西，甚至放毒气，又用飞机轰炸了几天。

反“扫荡”结束后，“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接到上级命令组织宣传慰问团，到武乡一带，配合当地政府部门向群众做宣传、慰问、救济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提高群众的抗日信心，安排好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在宣慰工作中，分配给苏云他们这些“鲁艺”美术系学生的工作，主要是写标语、画壁画。苏云亲眼看到被敌人烧毁的房屋、毒死的耕牛，看到毒气是一种像鼻涕样的黏物，闻到它散发着的刺鼻的气味，从而更加仇恨丧心病狂的日寇。

这次任务完成后，“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又回到学校里继续学习。当时的学习条件非常困难。买不来现成的绘画、木刻工具，学生就在老师的带领下自己动手制造。他们找来猪鬃和洋铁皮，制作各种不同类型的画笔；用柳树枝烧制画素描的木炭笔；跟铁匠一块儿研究如何打木刻刀；找来梨木，让木匠锯成木板，再刨光滑，供木刻课用；没有橡皮就用馒头代替……艰苦的学习条件，逼迫着他们学会了许多战胜困难的本领。

每个老师讲授的课程，都非常简明扼要、透彻易懂。老师们把每门课程的精华传授给学生，把每门课程规律性的东西尽可能让同学们迅速掌握。同时，把书本知识和动手实践结合起来。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都非常高，每个同学的进步都很快，苏云更是获益匪浅。

当时，美术系只有十几个学生，苏云是其中最小的，但有“小大人儿”之称。原因是他为人老实，作风持重。苏云的政治上进心很强，比较重视政治学习，同时业务学习也很刻苦用功，各方面都不愿意落后。虽然学过一次，但这次比上次正规得多。苏云接触到绘画里方方面面的学问，就像一个刚刚走进宝库的人，看什么都新鲜，看什么都想拿，已经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本来苏云的美术基础较差，跟同学们有些距离，但学了一段时间，到五六月间的时候，他的业务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教员们看到孺子可教，也很受鼓舞，赞许地鼓励苏云说：“好好努力，将来有前途！”苏云信心大增，萌生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美术技巧，当一个艺术家的想法。P30-33

《云白石坚——苏云传》即将出版，我想第一个为之高兴的人是与苏云相伴一生的向隽殊老师，她为这本书付出的心血与情感是他人不可取代的，当然，与苏云同志共事的战友和他的下属们同样为之欣喜。一个为革命事业奉献毕生，在新中国电影战线上默默耕耘获得辉煌成就的人，在他辞世六年后，一本记录他人生的传记出版，也是以人写史，对半个多世纪中国电影史的记录。《云白石坚——苏云传》的出版，是我国电影界一件重要的大好事。

在编辑出版这本传记时，正值我在山西省太行山，应山西省委之邀担任大型实景演出《太行山》的总导演，在当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县以及左权县、陵川县和长治市等地深入生活，这里正是苏云出生与战斗过的地方。我在太行山当年苏云画画宣传抗日的地方画了许多画，看那黄土高坡上沟沟壑壑间错落有致的窑洞，听周围人说的是与苏云一样的山西话，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苏云的形象，叠化在黄土高坡的彩云间，那么高大而圣洁。太行山是八路军的摇篮，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太行山，托起民族的希望。正是在这个时候，还不够参军年龄的苏云智慧地瞒过年龄，投身于革命队伍中，与大他许多的战友们一起在艰苦的岁月里，历经烽火硝烟的洗礼，开启了他的革命人生之路。

在太行山这块热土上，艺术地再现太行山当年金戈铁马的抗战风云时，我更加体味到苏云同志身上的“八路军气质和太行精神”，他坦诚率真，坚忍不拔，遇事不温不火又坚持原则的举止，好像黄土高原上的老黄牛，默默地干活，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路，从不张扬自己。

在太行山的日子里我更加怀念苏云，不仅是触景生情，更是心灵上的感应，它源自我多年来对他的情感积累，从仰慕到成为和蔼可亲的良师益友。

1964年秋，我由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那时长影何等的辉煌啊，新中国电影摇篮摇出多少中国电影的精品佳作，培养出何止千百的电影艺术家、技术家和管理人才，在当今影坛活跃的知名影人，数不清多少是从长影走出的。我们由电影学院走进电影厂的第一件事便是下基层劳动，让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入从电影生产的第一线入手。我是美术系毕业的，便下到美工车间跟工人师傅一起劳动，后来得知作出这一决定的正是厂领导里最年轻的苏云厂长。现在看来，进厂的第一门实践课对我们成长是很有必要的。当时，几次偶遇苏云厂长，给我们的印象是一张严肃的脸，严肃得像“法官”。

我与苏云真正相处并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托了改革开放的福。“文革”后期苏云在长影是最先被“三结合”进入“促生产”的领导，他全面抓起长影的生产工作，从拍革命样板戏，到“文革”后全国首拍四部故事片，长影占了三部，幸运的是我在《青松岭》做场记，我的妻子肖桂云在《战洪图》做场记。当时，如果没有苏云的“恩准”，我由美术助理改行做大导演刘国权的助理是不可能的，由此开启了我的导演之路。

经过“文革”磨难之后重新走向领导岗位的苏云，焕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他日夜兼程不知倦意，抓生产创作、抓人才建设、抓技术革新，还兼抓“三线”的战备建设8.75毫米胶片厂的工程。苏云同志工作大刀阔斧，雷厉风行，长影一派红火景象。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特别是苏云同志调到北京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基金会担任领导工作后，让我有更多机会近距离与他接触。他身上有一种“磁力”，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者，他有着永远的微笑。1987年秋，中苏关系刚“解冻”不久，我国派出第一个电影代表团出访苏联，苏云为团长，他让我这初出茅庐的人携影片《田野又是青纱帐》随团出访，在不同的外交场合，让我发言或答记者问，让我经受锻炼。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与中国电影基金会几位领导几次推荐我来基金会工作，又几次被我婉言谢绝时，他知道我心系拍戏，怕从此丢掉专业，苏云既理解又不舍，依然做我工作，最后我觉得在他面前只能无条件服从。担任会长后我多年未拍戏，在苏云身边心悦诚服地为电影界的公益事业忙碌，并乐此不疲。

苏云当长影厂长期间，十分重视对年轻人才的培养，在生活上为他们破例分房子，在工作上给他们加担子，特别是对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人的成长一直十分关注。他调到北京后，仍然热情地为年轻人站脚助威，不论是谁，只要请他看片或参加首映式，他从不拒绝。在影片《开国大典》之后，我们相继拍摄了《决战之后》、《重庆谈判》和《七七事变》等，几乎我们的所有电影，他都亲自到拍摄现场看望、慰问，真诚地为双片提意见。1991年他看《决战之后》上下集双片，半夜才结束，回家电梯停了，年迈体重的苏云是一步一阶地爬上十七楼的，而且还饿着肚子。后来我知道这件事，心里十分不落忍，我们太粗心了，向他深表歉意时，他乐呵呵地说：“《决战之后》这部片子拍得很精彩，看得很轻松，不累！”

苏云同志既多才多艺又十分精通电影企业管理，他幼年学习绘画、舞蹈，进入电影界专攻技术，对电影创作生产的各个行业都很熟悉，对文学剧本的准确审定，对工作双片的分寸把握，对重大事件的冷静头脑，颇有将才风度。如不是全身心地投入电影事业，能使得电影专家折服是绝对不可能的。苏云同志是真正的电影事业家，是长影的好厂长。

苏云同志待人像暖水瓶，把装在心里的温暖润泽于人，而从不去索取，他对上不恭维，对下不摆架子，不论对谁总是憨憨地以诚相待，任人唯贤，不丢原则，再大委屈也都装在肚里，真是一个“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大肚弥勒佛。他的颈椎被“文革”时一个“造反派”打得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明知是谁打的却从不说，连家人也不告诉。有人问起此事，他淡淡一笑说：“运动嘛，年轻人不懂事！”

苏云同志不胜酒力，家里有好酒喜欢与大家一起喝，因为这事儿，当年长影运动时有人批判他“拉拢干部”。在基金会，每年元旦之际，他总是拎着家里的好酒与大家同饮同乐，聊着一年来的开心事，至今令我难忘。

2004年他患病与病魔斗争，疼痛难忍，同志去看望他，他总是若无其事，依然是永远的微笑，他不忘电影界的大事小情，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兴奋。在他生命垂危之际，经常在梦里呼唤老战友要开“党组会”、要“看样片”、要“参加首映式”，真是一个把生命融入电影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正逢我要出访，前去向他辞别，他微笑地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也许他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的诀别。我也微笑地告诉他过几天就回来给他说笑话听，并告诉他本月31日就回北京。他深情地望着我那一瞬的眼神是我终生难忘的。在我出访期间，苏云几次病危，几次又从死神的门槛踅回来。赵实同志、电影局和长影的老同志、影协和基金会的同志，许多亲朋好友都来病榻前看望他，他心知肚明，深情地望着大家，他舍不得离开大家，舍不得离开相伴一生的电影事业。在苏云同志弥留之际，他三次醒来问身边的人：“前宽何时回来？”直到31日这天，苏云奇迹般地醒来，自语到：“前宽回来了！”我赶到他病榻前，看着他闭上了双眼，中国杰出的电影事业家苏云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和他的儿子为他穿上寿衣，护送他去“天堂之门”。冥冥之中，苏云在等待我回来，他那顽强的生命力给了我尽晚辈孝道的机会。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赵实同志和电影界数百人前来向苏云同志告别，由我主持了苏云同志的告别仪式。苏云驾鹤西去，留给人们的是永远的微笑。他那高贵的品格值得我们学习，新中国电影辉煌的丰碑上有他的汗水与热血。他如在天有灵，会看到2005年在隆重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大会上，他的夫人向隽殊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荣获“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她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握手的大照片成为本次隆重庆典的标志性照片在各大报刊上正式发表。

2011年在《云白石坚——苏云传》即将出版之际，向隽殊同志又将在第二十八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电影界的最高荣誉，苏云在天有知，一定为之欣喜。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苏云与我的缘分，七十多年前苏云同志在太行山参军抗战，七十多年后苏云培育的人竟在同一方热土上指导大型实景剧《太行山》，反映的正是苏云在太行山抗战的那段历史，由六百多位太行人来扮演太行军民，说的是原生态的山西话。大型实景剧《太行山》中“那个不够参军年龄的小战士在哥哥牺牲后，由母亲牵手送到前线的感人场景”，正是苏云个人经历的历史再现。这台实景剧将在太行山首届“八路军文化节”上演出，我与肖桂云的潜台词是：谨以此剧献给苏云同志。而此时正是《云白石坚——苏云传》完稿之际，出版社催我赶写这篇短文为序。

飞离太行山正逢黄昏，机舱外一片彩云，透过绚丽的云朵，眼下又是黄土高坡和无尽的太行山脉，又见抗日烽火，又闻铁血战歌，也仿佛又看到了苏丢从彩云中走来，还是那永远的微笑，笑得灿烂而温暖……

苏云正是太行山飘出的一朵彩云，在天地间永远常在。

李前宽于离开太行山的飞机上

2011年8月17日

作者在写作本书时的参考文献：

苏云档案；苏云日记；苏云自述。

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的“苏云追思会”的发言记录。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2月第1版。

胡昶：《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吉林省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舞台艺术片)194910—1976》，2001年6月第1版。

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77—1994》，1996年2月第1版。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办公室整理《1962年6月省委召开长影主要党员干部座谈会材料之四——苏云发言》。

翟建农：《红色往事：1966—1979年的中国电影》，台海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陆正伟：《巴金：这二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严恭：《像诗一样真实——严恭自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作者采访的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蓝、王云人、王兴东、王浙滨、韦连城、向隽殊、孙羽、孙沙、李前宽、肖桂云、李淑清、张清、陈若颖、陆柱国、罗艺军、郭维、胡昶、姜树森、高振寰、高鸿鹄、崔君衍、程季华等。

向作者提供文字材料的人员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中效、王霆钧、王学新、向隽殊、孙沙、孙羽、华克、齐兴家、朱晶、李景富、李玲修、李国民、张笑天、肖尹宪、周予、胡昶、胡健、贺小书、高振寰、阎敏军、常彦、崔博泉、薛桂枝等。

对以上文献的作者和提供者，笔者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本书的写作中，作者得到了苏云同志的夫人向隽殊老师及家属的大力协助，得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前宽老师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陈宝光

2011.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