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一场大的变故使鲁迅家结束了和平与安宁，走向败落与苦难。
这年三月，周福清因母亲去世，丁忧回籍。秋天，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与周福清是同年。周家有亲友认为这是一个让子弟出头的好机会，于是，几个富有的人家凑了一万两银子，换成银票，请周福清出面去贿赂主考官。周福清拗不过情面，答应了，并且把参加考试的儿子周伯宜也写进请求关照的名单中。
按规定，主考官离京赴任，路上不准收发信件，不准接见亲戚朋友和生人，身旁有其他官员陪同监视。经商议，周福清便派他的随带听差陶阿顺携信前往主考官必经之地苏州。
主考官的船停泊在闾门码头，陶阿顺登船送信。副主考官周锡恩在殷如璋的船上议事。殷如璋接过信并不拆看，只是随手将信放在茶几上，继续说话。但一旁等急了的陶阿顺嚷叫起来：“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殷如璋一听，事关重大，为了避嫌，便把信交给周锡恩拆阅。周锡恩看了信，立即下令逮捕陶阿顺。殷如璋也大怒，下令要将此事一查到底，决不宽贷。
得知陶阿顺被捕，周福清慌了手脚。他打听到陶阿顺被押送到苏州府审讯，就赶紧想办法疏通关节，但不起作用。他只好逃往上海躲避。
案子到了浙江，浙江巡抚崧骏进行了审讯和调查。信中的银票和名单是铁证。崧骏上奏光绪皇帝，认为只有把在逃的周福清捉拿归案，此案才能水落石出。清末，科场贿赂是常见现象，官府对此也常取敷衍的态度。但是，此时的光绪皇帝刚从慈禧太后手里取得亲政大权，正想大有作为，因此，谕旨就很严厉：“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着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
周福清听到这消息，知道躲不过去，为了不使家人受牵连，便到会稽县自首。他立即被押解到杭州。年底，刑部判决：“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这个判决生效，周福清就得去东北、西北边疆或其他环境恶劣的地方服苦役。不料，光绪皇帝不同意，又颁旨说：“未便遽于减等，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做效尤。”
为了营救周福清，周家花了很多钱。为了筹钱，卖掉了二十亩水田。这些都由周伯宜经手。周伯宜不但失去了考试资格，而且还被革斥了秀才名份，今后永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周福清一贯养尊处优，一时很难适应牢狱生活。好在因为是官犯，与普通犯人毕竟有区别：他可以不戴脚镣和手铐，还能散步、串门，也可以得到家人的照料。于是，周家又花钱在杭州府狱附近的花牌楼租了一间一楼一底的房子，让他的姨太太和小儿子凤升居住。
定为“斩监候”，虽然可以获得缓刑，但是每年都有可能被处死。家里人为了保住他的性命，每年都得花一大笔钱去通融。
当祖父刚被逮捕时，因为害怕受牵连，鲁迅和二弟作人被送到外婆和舅舅家避难。但这里已经不是梦幻般的世界了。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家庭经济陷于拮据，他们被人瞧不起了。往日对他友好、给他关怀的人，现在把他当成乞丐，取笑他是“乞食者”。这态度，深深地刺伤了鲁迅的自尊，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真所谓祸不单行。不久，鲁迅的父亲病倒了。
家庭的这场变故，经受打击最沉重的，是鲁迅的父亲。秀才身份遭斥革，科举道路被彻底堵死了。本来缺乏挣钱养家能力的他，现在更无法担起家庭的重担。在苦闷和郁愤中，他的脾气变得更坏，酒也喝得更多，终于支撑不住，病倒了。
他得的是肺病，在那个时代是很难医治的。
父亲病倒，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挑起重担。请医生、买药，都需要钱，也需要人手。家庭经济已经到了靠变卖衣服和首饰来维持的地步。鲁迅后来回忆说：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鲁迅办事很妥帖，钱、当票、药方和药包，每次都如数交给母亲。他知道并体贴母亲的难处，亲眼看见过母亲因为父亲病重和生活的艰苦而落泪。父亲还能走动时，因为听信传言，常去吸鸦片烟，用暂时的麻醉忘掉疼痛，结果烟瘾越来越大，更加大了家庭的开支。有一天母亲带着他一起去找父亲，在烟馆的窗外看见父亲正躺着吸烟。母亲哭了，牵着儿子的手默默地走回家去。这个场景给他留下的印象，比父亲喝醉了酒摔东西还要深。他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深情地说：“阿娘，是苦过的！”他本人平时限制酒量，也是为了避免像父亲那样喝醉了酒骂人。
父亲的病，前后诊治两年，竟没有一个医生说出个所以然。开始吐血很多，根据民间偏方和庸医的“医者意也”的说法，研墨来给他喝，因为血红墨黑，黑色可湮灭红色。这自然并不奏效。后来病情恶化，水肿厉害，请了诊费很贵的医生来诊断，所开“药引”很古怪，害得鲁迅四处寻觅，好不容易得到了，却也不见效。最后仍然按照“医者意也”的理论，使用“败鼓皮丸”，用打破的鼓皮做成，说是可以治疗臌胀。这一切，只能让周家多花钱，而无济于事。
父亲临终的时候，因为鲁迅大声叫喊，几次醒过来。鲁迅后来觉得对不起父亲：这叫喊增加了父亲的痛苦。父亲最后用很微弱的声音说：“呆子孙，呆子孙！”让鲁迅久久思索。那是父亲在自责——因为他没有挣得功名，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留下孤儿寡母。
鲁迅一生特别讨厌中医，说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他之恨中医，不但因为它曾耽误了父亲的病，更因为它玄虚、不科学。中国的传统观念有不少笼统模糊的地方，不敢正视现实，不认真。鲁迅觉得中医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其实，认真地说起来，父亲的病便是西医也不一定能治好。鲁迅彻底否定中医容或有偏颇，但中医的缺点也不容讳言。P25-29
鲁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大师。他以犀利的文笔，深刻的思想，高度的自省意识，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早逝，没有留下一部自传。不过，即便寿命更长一些，他也未必愿意写自传。他曾谦虚地说，世上像他这样的人很多，要都做起传记来，天下的传记怕要塞破图书馆。但因为应别人约请，他也写过简单的自传。例如，应《阿Q正传》俄文译者王希礼(瓦西里耶夫)之约写过一个“传略”，附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的后面。后来，在上海，青年作家柔石根据这篇文字整理补充，经他本人修订，称为《鲁迅自传》，所述经历止于1930年：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入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后来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四月辞职，九月出广东，一直住在上海。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为一个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
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一本论文，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四本短评。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和一本编定的《唐宋传奇集》。
1934年，鲁迅和茅盾应美国人伊罗生之托选编一部题名《草鞋脚》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鲁迅应编者之约，为该书写了一个小传，但比1930年那一个更短，只在后面加了一段，介绍自己在广州、上海的生活情况：“又约半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鲁迅的一生，虽然不像社会活动家那样交游广阔，但他的阅历也算是很丰富的。他在世的五十多年，即所谓“清末民初”，正是中国近现代的大转折期。他经历的事件，如变法、出洋留学、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等，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他所受的教育，中西兼有，学科则从地学、医学到文学，涉猎颇广。即就文学一方面而言，他渊深博雅，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风气。他创造性地开拓了文学新领域，白话小说和杂文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除上述简略的自传外，鲁迅还善于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创作素材。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他称作“回忆记”——写的就是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细节丰富，叙述生动。其他散文中，也时时有自己的事迹，例如谈第一本小说集创作缘起的《呐喊·自序》，谈第一本文集来龙去脉的《写在坟的后面》，回忆自己经历过的事件的《谈所谓“大内档案”》，谈自己参与办刊物的《我和语丝的始终》，回忆小时候在家乡看戏情景的《女吊》，叙述经过香港时奇特遭遇的《再谈香港》，等等，都有生动的自传材料。甚至在小说中，也不乏自叙成分，例如《伤逝》、《弟兄》、《孤独者》、《在酒楼上》等的人物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有些他本人承认，有些经亲朋好友指认。此外，他的一些怀人篇什，自然也会写到自己，如《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鲁迅的很多作品，都是他的传记的好材料。
但自叙和后人所做传记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自叙或曾亲炙其人者的回忆有其优长，自不待言，而后人所做传记，因为时间久远，可以对材料进行客观的研究，形成别样的视角。鲁迅自做“传略”，因为各种原因，有些地方语焉不详，有些地方竟付阙如，难以让读者得到完整的印象。例如，鲁迅说他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但经了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有一时寄住在亲戚家，竟被称为“乞食者”。那么回家以后靠什么生活呢？“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口气中似乎是他自己到处去寻找，而实际情况是南京的水师学堂中有一位本家的叔祖，将他招引而去的；在东京，提倡新文艺的计划失败后，鲁迅“又想往德国去”，具体情况是怎样，也不清楚；在日本期间，他究竟加入“光复会”没有，后来有些传记给予肯定的答复，然而他自己却从没有确凿地写下来；他从日本回国，是因为“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这里语焉不详倒是可以理解，因为“别的人”是指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妻子，写自传时鲁迅已与周作人决裂，写明原委既不厚道，又有所不便；鲁迅从北京到厦门，自叙说是“因了朋友林语堂的帮助逃到厦门”的，但他离开北京时，并没有“逃”的迹象，至于离开的原因，鲁迅说几个学者到政府那里说他不好，政府要捕拿他了，说得不够具体，而且后来也难以找到确证。此外，如他和二弟失和及其原因，自己的婚姻状况和在上海的家庭生活等等，都没有涉及。既然是“传略”，作者当然可以有选择的必要或便利。
这些有赖于后来研究者和传记作者精心考证，加以补充。
当然，后人所做鲁迅传记，也自有其问题。例如有传记说鲁迅在上海遇到白色恐怖，同国民党当局展开围剿反围剿的斗争，著作都被禁止，就说得过重了——鲁迅本人只是说1926年以后的著作被禁止。假如全部被禁止，鲁迅怎么养家糊口呢？至于为了塑造鲁迅的革命形象，断言鲁迅参加了革命团体“光复会”，更缺少实证材料。同时代人的印象记、回忆录，虽然提供了丰富生动有趣的材料，可补自传的不足，但这些材料需要辨证，不能一味信从。
传记作者的任务，是对大量材料进行对比分析，描绘出一个较为客观的真实的人物形象，虽然完全的客观真实是一种难以达到的状态。为鲁迅作传，还有一条颇为重要，就是把鲁迅当人而不是当“神”看待。人们都明白、赞同这道理，但做到做好却很不容易。因为既然要为一个人作传，就势必特别关注其人，挖掘他的生活细节，熟悉他的思想观念，探究他的内心世界，只要不是事先怀着偏见的，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就免不了对写作对象产生同情，对其思想观念发生认同，不知不觉地出现“拔高”乃至“神化”的倾向。
本书结合鲁迅本人的“自叙传”，参阅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以叙述史实为主，辅以简要的解说，并以图片作为文字的补充，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直观、简明的了解鲁迅的途径。承北京鲁迅博物馆资料室、陈列部诸同志提供图片，中央编译出版社冯章先生精心编校，在此深表感谢。
作者水平有限，错误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黄乔生
2011年7月于北京
鲁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大师。他以犀利的文笔，深刻的思想，高度的自省意识，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图传(精)》以图文并茂的手法详细叙述了鲁迅先生的成长经历，全书通俗易懂，故事性较强，是一本实用的人生导师及提高素质教育的优秀读物。
《鲁迅图传(精)》的作者是黄乔生。
鲁迅原名周树人，是绍兴人，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图传(精)》(作者黄乔生)以图文并茂的手法详细叙述了鲁迅先生的成长经历，全书通俗易懂，故事性较强，是一本实用的人生导师及提高素质教育的优秀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