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宇星编译的这本《古拉格群岛第一岛》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回忆录，是6名亲历索洛维茨集中营的作者撰写的六篇回忆文章。这些文章详尽地回忆了当时在古拉格群岛上的非人生活，为历史留下印迹。第二部分为档案选，也就是当时集中营里发布和施行的一些文件。

20世纪20年代，俄国著名的索洛维茨修道院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改造成了苏联乃至世界上第一座集中营，掀开苏联历史最黑暗的一页。索洛维茨集中营作为斯大林时代古拉格群岛的先锋试验场，在存续的十余年时间里，实战演练了大规模使用强制劳动消灭“工农政权”的明显和潜在“敌人”的方式方法，摸索创立了一整套经营管理集中营的经验制度。

《古拉格群岛第一岛》编者伍宇星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的大量历史文献和公开的最新档案中精心选译了六名亲历索洛维茨集中营的作者撰写的回忆录和相关档案十一份，这些文章真实而详尽地记录了当时在古拉格群岛上的非人生活。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古拉格群岛第一岛》由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出版。

译序：索洛维茨修道院里的集中营

回忆录

索洛维茨的长明灯

索洛维茨的政治犯

地狱群岛

逃出索洛维茨

一个修士大司祭的索洛维茨札记

索洛维茨回忆录

索洛维茨劳改营官方档案选

译后记

1923年的索洛维茨

索洛维茨专用营（“奥格别乌的斯隆”）第一批苦役囚徒是1922年来到这座破败的岛屿的。他们绝大多数是白军军官，因为各种原因留在了前俄罗斯帝国（当时已成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

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不长。一个月后他们就塞满两只发霉的驳船，拖到海上随驳船一起沉没了。

但是，路已经铺好，一批又一批的人就会循路而来。也有单个单个来的。来的主要是“反革命分子”——疑似反革命的人（而被揭穿属实的，当然就地枪决了），还有犯了错误的契卡“密探”。

1923年，除了留在那里的少量僧侣，在苦役群岛的四个岛屿——索洛维茨岛、安泽尔岛、兔子岛和孔得岛，只有两三个自愿去到那里的人。

海岸的守卫由索洛维茨特种团负责。指挥他们的是彼得洛夫，政委是苏霍夫。两人都是国内战争劳苦功高的红军游击队员，两人都嗜酒如命，因此被打发得远远的。

“斯隆”的第一位长官是诺格杰夫，因为同一原因被派到那里，后来也是在那里被枪决的。他是个没什么文化的粗人，耍起酒疯来无法无天：要么无缘无故地“奖赏”，减免繁重劳务，赠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获得的加拿大罐头，甚至用酒款待；要么突然抓起卡宾枪就朝窗外路过的犯人连射…他往往弹无虚发，哪怕是在醉酒的情况下。

给他房间生炉子的刑事犯布罗哈说，每到夜里诺格杰夫就非常难受。只有醉得很厉害时才能睡着，但即使熟睡的时候，他也会突然跳起来，在睡梦中喊叫：

“这儿来九颗钉子！指甲下面，钉到指甲下面！”

来索洛维茨之前他是国内战争期间哈里科夫著名的契卡萨因科的助手。

他的副手拉托维亚人艾赫曼斯，后来成为“斯隆”（那时已经是“乌斯隆”）第二任长官，同样也是个犯了错的契卡，因为盗用公款被放逐到索洛维茨。他是另外一类人：有知识（前里加理工学院学生）、能干又精力充沛，他靠革命起家，上一份工作搞砸了，然后在索洛维茨很卖力，又有头脑，获得晋升。他始终没能回到大陆去，由于不可知的原因被调到新地，就在那里被枪决了——格别乌严守自己的秘密。艾赫曼斯执政时期，诺格杰夫时期的血腥混乱渐渐被固化成坚实而清晰的苏联苦役制度。

索洛维茨最初那些年的其他高官也都是这样的“名誉”流放犯：愚钝凶残的行政处处长瓦西科夫，粗鲁但善良的乌斯隆第一分局局长巴里诺夫。甚至卫生处处长费里德曼——国家政治保卫联合总局局务委员会委员的妻子，也是被自己的丈夫流放到那里以冷却她的非洲般的热情。她因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葬送了自己的生命：被好吃醋的崇拜者打死在皮亚季戈尔斯克。但在索洛维茨她却给人们留下了好印象：和善、有文化，毕业于日内瓦大学，她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那些艰难岁月的苦痛，成为惨淡昏暗的索洛维茨的一缕阳光。

这样一些犯了错的契卡占据了管理局的所有高位，由他们组成内部警卫并补足了15个犯人连队的领导人员（十六连在索洛维茨黑话中指的是墓地）。

索洛维茨营存在的早期，苦役犯人从1.5万到2.5万不等。一个冬天下来，就有七八千人死于坏血病、结核和虚弱衰竭。1926-1927年斑疹伤寒流行期间，一大半囚犯都死掉了。但是随着每年5月末开始通航，又开始补员，到11月定额就超过前一年了。

各个连队从人员组成到制度再到日常生活都各具特色。前三个连队由“无产阶级劳动者”组成，处于特权地位：五六个人一组分别住在以前的僧侣修道室里，那里明亮、暖和又干净，他们持有出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他们基本上当了工人，集中在修道院遗留下来的经营得极好的生产企业里，诸如：修船厂、装配铸造作坊、缆绳厂、制陶厂、砖厂等等。四连和五连是总务连，管理也很松散。六连是神职人员，是在艾赫曼斯统治期间出于必要才建立的。在此之前，各类苦役犯被指派到厨房和食品仓库，却都不可避免地监守自盗：饥饿无情。这让艾赫曼斯很腻烦，这个讲求实际的拉托维亚人决定把集中营的所有内部供应事务都交给神职人员群体，此前他们都分散在重刑事犯连队，得不到相对轻松些的工作。神职人员接受了提议，主教们站到了磅秤旁边和仓库柜台后面，祭司们去揉面了，年纪大的人去看更。盗窃止住了。

十连聚集了最受优待的管理局专家和职员。他们生活得相对自由。然而十一连却是监狱中的监狱：夜间住处要锁上。最后三个连是最惨的。他们被安置到的地方很快就被当作主易圣容教堂遗址，寒冷、阴暗、肮脏，板铺是三层的。两三千人堆到这里，喧闹不堪，刑事犯具有绝对统治地位，在森林里、泥炭场和海上（编扎木排）干着繁重的工作。所有新来的都必须经历这三个连，很多人就陷在里面出不来了。这里的死亡率超过50%。

幸运儿在经过长时间的折磨之后会被派往偏僻的派遣点：萨瓦季耶沃隐修院——捕鱼人的主要歇脚处、木克萨马——有牲口棚和菜园子、分散在各个岛上的小隐修室。那些地方远离长官们，过活得自由些。

女人单独住在克里姆林宫外的“女犯宿舍”里，而女惩戒隔离室则在离码头半俄里的小兔子岛上。中断了一个世纪的传统又神奇地延续下来：以前不让朝圣女客上主岛时，他们就是在兔子岛上朝索洛维茨圣地跪拜的。苦役时期兔子岛上只有一个男人——七十岁的契卡犹太会计莫尔古利斯。爱情在索洛维茨是严格禁止的，违反这条禁令者会受到严酷惩处。罗米欧去斧山，朱丽叶则上兔子岛。  给他们吃的是鳕鱼头熬的稀汤，从没变换过。极差的面包半公斤。根本没有油脂类食品。

坏血病和结核发展得很快，而且威力非常大。得了病的人在得到去“十六连”的派遣证之前，鲜有能在医院拖过一个月的。到了那里，等待他的永远是掘好的兄弟墓。

刑事惯犯得这些病的人特别多，他们的健康大多已经被伏特加和可卡因搞坏了。

苏联第一个苦役流放地在最初几年还没有充分理解到广泛使用奴隶劳动的经济效益。集中营体制诞生于此地，索洛维茨，但那是在稍晚些时候。这时的索洛维茨只是个规章严苛的苦役流放地，一个胡作非为的世界，这既是屠杀苏联体制最后一批公然的敌人和众多潜在敌人的屠宰场，也是汇集两个首都无法容忍的刑事分子的垃圾场。

大多数人难以忍受的每日12小时繁重劳动只是大规模谋杀的手段，而不是以剥削和商业利润为目的。

所有初来者开始都要干一般工作：伐木、采泥炭、编扎木排。工作量是一天砍伐10棵树，清掉枯枝拖到路上，只有少数强壮的人才能完成。完不成任务的偶尔可以过关，但更多的时候是被留在严寒的森林里数小时，要不然就是一整夜。很多人就冻死了。冻死的还有被关在修道院原来的木板鸽子窝里的人，他们是因为拒绝干活而被关到那里去的，冰天雪地里只穿着内衣。到了夏天这一罪行就被处以“蚊子刑”：赤身裸体地被绑在林子里过一夜，那里“吸血飞虫”蚊子铺天盖地。违反纪律和集中营规章的人照例是“斧山刑”或“阿瓦库姆槽”——关于它们下面专门讲。干活的时候，尤其是夜班时，经常枪杀人。但很少打人。我不记得有毒打反革命的情况，挨打的都是惯犯。

一些人从一般工作过渡到生产企业，那里轻松些。最机敏的知识分子则很快适应了索洛维茨的环境，钻进管理局成为“官员”、工地主任、考勤员等等。这使他们得以减轻生活压力、得到更好的住处（所有人的食物还都是一样的）、出大门的通行证以及其他福利。

一滴水反映出大海。索洛维茨反映了那时苏联生活的所有特征，其居民被迫与过去的生活方式痛苦地决裂，才刚刚适应畸形的新形式。

索洛维茨非常拥挤，因此生活条件的争夺异常激烈。又冷又饿，日常生活中没完没了的摩擦、滋扰、碰撞，让人感觉非常难受。

在索洛维茨，苏联生活新方式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联盟本土：监狱般的封闭，放肆的恣意妄为，完全藐视人及其权利，经久不变无穷无尽的谎言、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偷盗——各种形态的合法诈骗、长期的半饥饿状态、污浊、疾病、异常繁重又常常毫无意义的强制劳动——所有这一切都得以发展到极致。

与此同时，在岁月的迷雾中，那时的索洛维茨还曾闪烁过光芒——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内心深处责任感的余辉、基督纯粹之爱的明灯，这些都是后来，伊·索罗涅维奇所描写的年代所没有的（《集中营里的俄罗斯》） ；再晚些时候米·罗扎诺夫所陷入的那一暗无天日、恶臭无比的迷雾（《空白点发现者》） ，就更不用说了。格·安得列耶夫 的《索洛维茨群岛》离我描写的时期最为接近。尽管如此，上述三个作者所写都是真实的：只是变换了时间，变换了人物而已。

旧俄罗斯一些的线索还是被编织进了那时的苏联新生活中。“首批应征”的索洛维茨苦役犯乃轰然倒塌之巨物的碎片。他们没有经历新经济政策的磨砺和五年计划的熔炼，他们的意识还没有被苏联的宣传破碎机和野兽牲口般的苏联日常生活——“自由自在的生活”——的磨盘碾成粉末，他们还没有成为被玩烂的“一把臭牌”，这是胜利的社会主义坚定不移、不可阻挡地要把俄罗斯人变成的样子，与之密不可分的卑微琐碎的以及正因为琐碎而可怕的奋斗——为了“一份肥差”，为了一百克香肠，为了半米附加的住宅…——推波助澜地把俄罗斯人变成“一副臭牌”。

两个时代的冲突与联系在索洛维茨比“自由区”表现得更尖锐激烈，因为这里集中了表达异议的人，这样的人在“自由区”是分散的，但无论这里还是那里，人造小矮人儿都取代了人的位置；肚子挤迫心脏，而心脏还在跳动…

索洛维茨集中改营早期还能听到这种心跳，因为被革命捣碎的俄罗斯血管里最后几滴血流到这里来了。

P4-11

索洛维茨修道院里的集中营

20世纪20年代，俄国著名的索洛维茨修道院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改造成了苏联乃至世界上第一座集中营，掀开苏联历史最黑暗的一页，一个后来被称为“古拉格群岛”的劳改营帝国宣告诞生。“古拉格群岛”的称谓源自索尔仁尼琴的同名纪实小说，而索尔仁尼琴小说的名称，据索洛维茨集中营曾经的囚徒利哈乔夫说，灵感正来自他对索洛维茨集中营的讲述。索洛维茨集中营作为斯大林时代古拉格群岛的先锋试验场，在存续的十余年时间里，实战演练了大规模使用强制劳动消灭“工农政权”明显和潜在“敌人”的方式方法，摸索创立了一整套经营管理集中营的经验制度。1930年4月，担任索洛维茨集中营管理局局长多年的艾赫曼斯 在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的汇报中说：“作为成立时间最早、整个劳动改造体制的奠基者，索洛维茨营在犯人数量和经营成就与经验上迄今仍是最大的劳改营。后来建立的所有劳改营都不仅借鉴了索洛维茨的经验，也部分地利用了索洛维茨营管理局的干部人员和犯人中的技术员与工程师。”尽管索洛维茨还有它的先驱北方集中营，但就规模、制度、存续时间和影响力而言，北方集中营不过是小试牛刀，索洛维茨集中营才是当仁不让、名副其实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岛。

从“白海明珠”到“红色集中营”

索洛维茨修道院坐落在索洛维茨群岛最大的岛屿大索洛维茨岛上并因此而得名。索洛维茨群岛还包括安泽尔、大小木克萨马和大小兔子岛五座大岛和其他一些小岛，地处白海西南海域，位于北纬65o东经35o，距北极圈一百六十公里，离西南海岸约六十公里，一年中近半年冰雪覆盖，要么夜长昼短直至接近极夜，要么昼长夜短接近极昼。

就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经过近五百年的发展，索洛维茨的修道院经济在数十代僧侣们的努力下取得巨大成就。索洛维茨修道院不仅是俄罗斯最大的修道院之一，而且成为俄罗斯开发北方地区的典范，同时还创造了独特的“索洛维茨生活方式”——笃信宗教、效忠理想、隐忍苦难和勤劳耕作、自给自足。因此享有“白海明珠”的美誉。

修道院有自己的船队和俄国北部第一座干船坞，有无线电台和国内最早之一的水电站，发达的海洋渔业、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网络。大索洛维茨岛上的道路四通八达，岛上72个湖泊之间挖掘了运河，一些湖上开辟了养渔场，进行湿地排水开发出草场和可耕种土地，培育了菜园和奶牛场，还建立起各式各样的企业，诸如油脂厂、蜡烛厂、陶器厂、砖厂、锯木厂、皮革厂、面粉磨房以及制靴、缝纫、装配、锻造、铸造等作坊。僧侣们也个个成为能工巧匠，诵经祷告之余为修道院经济添砖加瓦。修道院不仅自给自足，其农场、渔场和畜牧场还为周围居民提供上千个工作机会。每到夏天，成千上万的朝圣者蜂拥而至。  索洛维茨群岛上分布着数十座大大小小的教堂，其中最著名的是大索洛维茨岛上的克里姆林宫 ，今天已经成为俄罗斯北方历史建筑博物馆与自然保护区的主体。克里姆林宫用当地出产的砾石垒起的围墙总长约1200米，城墙底座宽达7米，高度从6米到11米不等，五个拐角处和东西两段围墙上共修筑了八座塔楼，塔高12-17米。克里姆林宫内有主易圣容大教堂和圣三一大教堂等九座教堂，法衣圣器室收藏着自伊凡三世以来沙皇们的颁赠和众多施主捐献的珍贵礼品，雄伟的钟楼高达60米，有35口钟，其中最大的重量近两吨，还有用作僧侣居室、医院、养老院等的石砌建筑17栋。克里姆林宫外和群岛其他岛屿上还有几所隐修院及几十处大大小小的教堂或礼拜堂。

索洛维茨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上层用作炮台，使得整个修道院俨然一座城堡，北方战争时期一度成为俄罗斯北方的军事要塞，官军长期驻守在此。历史上索洛维茨城堡曾两次被迫拿起武器反击自卫。

第一次是17世纪。全俄大牧首尼康实行宗教改革，索洛维茨修道院是俄国唯一一所公开站出来反对的修道院，僧侣们拒绝接受新版圣经和莫斯科派来的新修道院院长。1668年沙皇派火枪兵前来镇压，修道院誓死坚守“旧信仰”，直到1676年1月22日，克里姆林宫才最终被攻破，所有僧侣遭到屠杀。是次反抗被称为“索洛维茨起义”，它的被镇压成为俄国世俗政权干涉宗教事务的败笔，结果促成了俄国东正教的分裂和坚持古老信仰的旧礼教派的诞生。索洛维茨修道院僧侣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信仰的忠贞和为信仰殉难的精神感召并激励着追随者，索洛维茨修道院于是成为俄国旧礼教派的传播中心和圣地。

索洛维茨修道院第二次遭遇外敌是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4年7月19日两艘英国巡航舰驶近修道院。克里姆林宫抵挡住了英国人足以摧毁数座中等城市的猛烈炮火，一枚炮弹落到克里姆林宫里却没有爆炸，被民众视为奇迹甚至是上帝的旨意。索洛维茨修道院及其僧侣因此更增添了圣洁的光环而备受推崇，朝圣者越发络绎不绝。那时妇女不能上大索洛维茨岛修道院本部，她们也愿意长途跋涉前来，哪怕只是在旁边的大兔子岛上隔海朝拜。

如果说克里姆林宫内外教堂及其装饰是文物意义上的无价之宝的话，那么宗教圣器上镶嵌的金银珠宝就是显而易见的硬通货了。十月革命后，新政权对索洛维茨修道院这座宝库进行了各种巧取豪夺。现在修道院的网站清楚地记录了当时修道院财产的流失情况：先是以赈济饥荒的名义运走了一吨多白银、4公斤黄金和近2000件宝石，继而展开没收教会财产运动，圣像画上贴的金银饰片、法冠和法衣上的宝石都被野蛮地撕抠掉。1923年5月，克里姆林宫发生火灾，大火烧了三天，主要教堂付之一炬。而在此之前，索洛维茨群岛已被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卫局使用。官方报称火灾系天灾，但众多索洛维茨囚犯根据口口相传的信息认定此乃人为，是国保人员对克里姆林宫财宝进行最后一次洗劫后为掩盖罪证而不惜烧毁了克里姆林宫内数座教堂。

早在1920年5月索洛维茨修道院就被强行关闭，在那里建立了“索洛维茨国营农场”，其时修道院里还住着571人，不愿意离开或无处可去的僧侣们成为农场雇员。1922年夏天开始至1923年，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北方集中营所属佩尔托明斯克和霍尔莫戈雷两处强制劳动营的犯人被转移到索洛维茨修道院所在地大索洛维茨岛上，“白海明珠”索洛维茨修道院从此成为苏联的“红色集中营”。

建立集中营作为一种惩戒场所的思路诞生于苏维埃政权成立不到一年的1918年。十月革命后国内所有监禁场所的管理集中在司法人民委员部，地方上则隶属于各省、州苏维埃，但国内战争期间无法实现对所有监禁场所的统一管理。俄罗斯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9月5日通过“红色恐怖”决议，宣布建立集中营以隔离阶级敌人，到1919年初就设立了两座。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4月11日通过“设立强制劳动营的决议”，劳动营由各省执行委员会建立，但初期工作却交给各省肃反委员会，再由他们转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由肃反委改组而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管辖的只有1920年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北方强制劳动专用营，它们只能容纳1200人，监禁场所明显不敷使用。寻找新的地址设立集中营，他们把目光投向索洛维茨群岛。1922年就开始往那里转移北方集中营的囚犯，而正式成立集中营却是一年之后。

1923年5月，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温什利赫特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设立索洛维茨强制劳动营的草案”，该营预计可关押8000人。显然，适宜宗教圣徒们隐修的索洛维茨修道院被视为劳动营地址的首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与外界天然隔离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在几百年里创造的生活设施的再利用价值。

1923年10月1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设立“索洛维茨强制劳动专用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口头上和一些官方文件上仍称之为“北方集中营”（俄语缩写音译均为“斯隆”）。1929年底，劳动营管理局搬迁到大陆上的凯姆市，索洛维茨强制劳动专用营也随之更名为索洛维茨-卡雷利阿-摩尔曼斯克劳动改造营，原索洛维茨劳动营所在地成为其分营之一（简称“斯拉格”），但习惯上整个劳改营仍被称为索洛维茨劳改营。

1930年5月，政治局通过决议利用索洛维茨劳改营的犯人去修筑白海-波罗的海运河。1931年11月16日在索洛维茨劳改营的基础上成立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原索洛维茨劳改营成为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的两个分营——索洛维茨营和凯姆营。两年后，索洛维茨劳改营所有囚犯、机构和财产转交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1933年12月，索洛维茨劳改营被正式关闭。在大索洛维茨岛上组建了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特别惩戒所，关押经过特别条例处罚的人员。之后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1936年11月28日的命令，索洛维茨特别惩戒所于1937年2月20日转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安全管理总局并被改组为索洛维茨专用监狱，监狱于1939年11月2日关闭。

至此，古拉格群岛已经开始在苏联大地上蔓延开来，索洛维茨集中营十年锤炼的经验则在古拉格群岛上得到广泛使用。

“索洛维茨政权”

索洛维茨集中营关押的所有犯人中，除了初期由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北方集中营转移过去的之外，都是先从全国各地集结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1924年1月26日后为“列宁格勒”），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派押解队押送、乘坐列宁格勒至摩尔曼斯克火车抵达白海西南岸边的凯姆站，再步行穿过一段堤坝前往教士岛——索洛维茨集中营的前哨“凯姆羁押中转站”。在幸存犯人的口述和回忆录中，凯姆中转站常常也被称为“集中营”，这一方面是因为中转站先前本身就是索洛维茨集中营的一部分，隶属索洛维茨集中营管理局管辖，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对犯人来说，凯姆中转站就是集中营噩梦开始的地方，他们在回忆录里冠以“地狱之门”或“各各他之门”的称谓。犯人们甫一到达，负责接收的中转站负责人就向他们树立不容置疑的权威：“这里不是苏联政权，这里是索洛维茨政权！”因此，每当有新人来报到，想了解“凯姆羁押中转站”为何物时，老犯人就会这样解释：“苏联政权到此为止，索洛维茨政权从此开始。”

“索洛维茨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专门处处长格列布?博基 ，他常驻莫斯科，只是偶尔带队来索洛维茨巡视，但一批批囚犯乘坐以他名字命名的轮船“格列布?博基号”抵达集中营，就能感受到他的无处不在。博基在索洛维茨的第一位代言人和指令执行人是集中营管理局第一任局长诺格杰夫 ，这位前“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水手在索洛维茨集中营以愚蠢和耍酒疯著称，被囚犯们称为“刽子手”。他习惯于直接到码头上亲手枪毙一两个人，以此给新来的犯人一个下马威。什里亚耶夫曾亲耳听到他对着新上岛囚犯的训诫：“我们这里的政权不是苏联的，而是索洛维茨的。”之后又近距离亲眼目睹了他在清点新一批囚犯时随机地枪杀了与他同一押解队的前沙俄总参谋部上校达勒尔。

“后来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事几乎在接收每批犯人时都会发生。诺格杰夫总是亲自从新来的人中随机选择一两个杀死。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残忍，相反，他不喝酒时常常非常和善。但他想用这样的枪杀一劳永逸地使新来的囚犯感到恐惧，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毫无权利和出路，打消任何对抗的企图，消磨他们的意志，使之不由自主地完全服从‘索洛维茨的法律’。”  四十年后的苏联军事史家称达勒尔为“为战胜敌人做出重要贡献的四十七名军事专家之一”，却一直卒年不详，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定格在踏上大索洛维茨岛的1923年11月17日，而1954年出版于纽约的什里亚耶夫自传体小说《长明灯》成为唯一的见证记录。一个自愿留下来为新政权服务的前朝高级军官就这样死于一名变身为索洛维茨统治者的前朝士兵随意的一枪下。

索洛维茨政权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实行极其严酷的制度，发明各种耸人听闻的手段折磨犯人成为家常便饭，各级管理人员手握犯人生杀大权，折磨犯人甚至只是他们变态的消遣。囚犯们常常无辜遭到打骂，犯下过失——违反营规、为逃避劳动而自残肢体、企图逃跑等，则被投进集中营内部监狱——“惩戒禁闭室”遭受各种残酷折磨。

另一种草菅人命是不经审判就处决犯人，然后把他们列入因病死亡人员名单。冬天的时候，尸体被扔在雪地上，成为野兽的食物；夏天则扔进索洛维茨修道院旁边的大坑或林子里，不作任何标记。还有被执行死刑者在处决前自己给自己挖墓坑的。

索洛维茨集中营历史上还有几次大规模枪杀行动，被枪杀的犯人毫无过错或者被无端控以参与某阴谋的罪行。1923年12月警卫枪杀了6名政治犯，1929年10月被处死的反革命分子人数根据不同的资料有300-600不等。

1923年国际政治保卫局第一次派员巡视索洛维茨集中营就证实了集中营存在的“系统殴打”、“以逃跑为名进行枪杀”、以“钓鱼”方式制造莫须有的阴谋以及拷打、胁迫女犯同居等。1930年4月3日，国保局局务委员会又组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去“全面巡查现有集中营的工作”，其中也包括索洛维茨。巡查委员会同样证实了那里已经成型的虐待犯人系统，5月6日巡查委员会主席沙宁向局务委员会递交了长达一百多打字页的秘密总结报告。亚戈达对该报告的反应是：“无情镇压这帮匪徒。抓捕要小心进行，别在集中营张扬。应当严厉惩罚，但这不意味着放松对犯人的管教，相反，管教应当严厉，但不能像集中营过去那样卑鄙龌龊。结果，局务委员会以“严重歪曲苏联政权的阶级惩罚政策”对38名集中营行政管理部门职员追究刑事责任（大多是囚犯——工长、连长和警卫员），其中13人当时就被枪毙了。

1931年4月开始吸收日常生活犯和前苏维埃党政工作人员充任低级行政职位和军事化警卫的步兵。“我们更愿意把步枪交给文化水平低的、出身于工人阶级、因日常生活犯罪被判刑的犯人，而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犯人。”——集中营管理局局长这样教导下属。 于是“社会亲近人员”刑事惯犯取代“社会异己分子”反革命理所当然地成为劳改营制度的支柱。用别松诺夫的话说，这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一再启用诺格杰夫和弑父却以“杀的是一个阶级敌人”为由脱罪的乌斯宾斯基之流一样，靠恶棍来维持暴政。一来因为只有恶棍才愿意干这些肮脏的活计，二来手上掌握着这些恶棍的把柄，不愁他们不完成更肮脏的指令。

“极地奥斯维辛”

索洛维茨集中营的一大创举是管理自助和财政自给。一方面，集中营中低层管理人员——管理局各部门负责人、集中营各分部的主任以及更底层的工长、劳动连连长和警卫都由囚犯担任。当然，这些囚犯大多是因各种犯罪被惩处的前契卡-国保人员。另一方面，集中营成千上万名免费劳动力实现了各种各样的大规模的生产活动：伐木、修路、泥炭开采、捕鱼和海兽等，原修道院的砖厂、机械厂、锯木厂和皮革厂、电站、货运旅客海船队，还有数十个作坊、五座农场、毛皮兽驯养场等等现在都由犯人劳动来支撑运转。

“索洛维茨集中营条例”（1924年）强调，“犯人的劳动具有劳动教养的性质，其目的是让服刑人愿意并学会劳动，为他们出狱后依靠诚实劳动生活创造可能性。”条例规定集中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犯人有休息日并支付劳动报酬。实际上完全无偿的奴隶劳动不仅没有教育目标，也没有教育效果，却使得索洛维茨的囚犯们甚至连简单地活着都很艰难。劳动，尤其是伐木，几乎总是按照“突击任务”的原则在进行，故意制订出正常情况下无法完成的工作量，不得不延长工作日从一般的12小时到一昼夜甚至以上，直至筋疲力竭，而且没有节假日。冬天，犯人在偏远的森林派遣点住在透风的板棚里或土窑里，吃不饱穿不暖，工伤事故频发，又缺乏医疗救助，完不成生产任务则要遭到重罚——从冰冷的禁闭室和惩罚性隔离到不经任何审判就地枪决。

结果，仅仅在1929年4月1日-1930年4月1日的一年间就有大约九千五百人沦为“丧失劳动能力和不适合劳动者”，占了犯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主要是从事特别最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伐木和修路。

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非常高。1925-1926的冬季30%的囚犯感染坏血病。1929-1930的冬季，根据官方数据，集中营里近一半人感染伤寒，其中死亡约三千六百人。

第一批三年犯反革命分子在1927年获释，100个人中死了37人，38人成为残疾，只有25人健康地离开集中营。据扎伊采夫将军 回忆，最后一类人大多要么是待在“有油水的”地方的人（办公室职员、仓库管理员、厨房帮工等等），要么就是耍花招定期收到集中营外寄来的食品。当然，刑期更长的犯人中死亡率和残废率也更高。有关索洛维茨集中营总的死亡率缺乏准确资料，囚犯们自己的估算在35%-40%或以上。

当代研究者指出，苏联惩戒政策的主要目的实际上在于想方设法惩办自己的阶级对手——用无法忍受的集中营关押条件或苦役劳动或者合二为一。这是有意识的“阶级灭绝政策”，无论就意识形态还是实现的“技术手段”实质上都与种族灭绝政策无异。而那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了俘虏、经历过希特勒集中营的索洛维茨囚徒常常拿两者作比较，也有研究者对比了两者的居住、劳动和饮食等指标，认为索洛维茨集中营与法西斯的“死亡工厂”相差无几，而时间上无异早于后者。因此，索尔仁尼琴把索洛维茨集中营称为“极地奥斯维辛”不无道理。

苏维埃政权成立伊始就执著地对外宣传自己的“人道”，而设立索洛维茨集中营时也有“用教育机构代替监狱”的口号。但在囚犯笔下，这个“教育机构”却是“地狱”和“死亡营”，甚至是一个巨大的“万人坑”，认为这鲜明地表现出当局冠冕堂皇的口号与事实的严重对立。事实让口号变成了谎言，当谎言被戳穿，又不得不用更多的谎言来掩饰，于是有了“索洛夫基” 这部宣传片的拍摄和革命的“海燕”高尔基的到访。

1925年，随着第一批三年犯刑满即将获释，先后有囚犯从凯姆羁押中转站逃脱并成功抵达境外。很快，俄国侨民报刊上出现了他们写作的有关索洛维茨集中营的札记，继而发行了英文版。索洛维茨集中营囚犯的非人生活和木材采伐场对囚犯的奴役被曝光，从俄罗斯进口木材的欧美各国哗然，各社会主义政党也纷纷发表谴责言论，苏维埃政权一直致力于建立并维护的“人道”形象大打折扣。

为了与“境外资产阶级和黄色国际的走狗”的反苏宣传做斗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订制、责成苏联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宣传片《索洛夫基——索洛维茨专用营》，指示务必通过再现集中营囚犯的“真实”生活对欧美散播的“谣言”予以有力反击。影片成功地展示了一幅幅极地疗养胜地的田园诗画面，也就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希望观众看到的集中营生活：男女囚犯穿戴整洁，手挽着手散步，被押送着列队走在克里姆林宫古老的城墙和塔楼下，往列车上装煤，烤面包，钓鱼…脸上无不洋溢着愉快的笑容。当时在集中营任职情报侦查处的基谢廖夫在回忆录里写道：女囚穿的衣裙是专门从莫斯科发来的，男犯则特意挑选那些有像样衣服的，所有场景全都是摆拍，他见到几位熟悉的连长站在队列中，监督犯人作出愉悦表情。男女犯人在一起更是明显违背索洛维茨集中营生活常识，这是集中营‘法律’严厉禁止的，违禁者将面临斧山和兔子岛的男女惩戒所的处罚。而当年的囚犯利哈乔夫时隔五十多年后在八十年代初第一次看到影片时，一反含蓄绅士常态，忍不住爆了粗口，认为它虚假得离谱。

但是这样一部宣传片还是没能平息国外的质疑声，回国不久的高尔基出场了。革命导师列宁的朋友高尔基来访的消息在索洛维茨传开后，集中营上下一片欢腾，囚犯们对他的期待超过大赦，管理局则忙着装饰打扮和接待准备。1929年6月20-22日，高尔基在国保高层领导博基、身穿国保制服的儿子儿媳和集中营管理局首脑的陪同下对索洛维茨进行了走马观花式游览，不时亲切地俯身询问旁边的囚犯：“你在这里过得怎么样？”这次游览的结果——游记《索洛维茨》发表在他主编的双月刊杂志《我们的成就》1929年第五和第六期，《消息报》11月1日摘录了片断。

《索洛夫基》一文对集中营的观感与官方口径完全一致，诸如“绝大多数岛民都是刑事犯，而‘政治犯’则是情绪化的反革命分子、‘保皇党’、那些革命前被称为‘黑帮分子’的人。他们中间有恐怖活动支持者、‘经济间谍’、‘破坏分子’，总之是历史的正义之手从‘田间’铲除的‘杂草’。”“‘索洛维茨专用营’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因为那里教导怎样生活，教识字和劳动。”

高尔基的索洛维茨游记一如宣传片的文字版，被当局用作驳斥“恶毒攻击”苏联言论的武器。这篇游记加上后来他对著名的古拉格工程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歌颂，遭到索尔仁尼琴的猛烈抨击，说他自愿成为亚戈达的俘虏。一代无产阶级文学教父何以沦为工具，成为难解之谜。

集中营众生相

1923-1933索洛维茨集中营独立存在的整个时期里，共关押过大约20万犯人，约占斯大林时期全部劳改营犯人2千万的1%。发配到集中营来的囚犯大部分都不是经过法庭审判判决，而是按行政方式，照例是根据国家组织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或内务人民委员部流放事务小组的决议被遣送来此的。他们的刑期从三年到十年不等。

索洛维茨政权的臣民，不论性别、年龄、民族和信仰，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政治犯”，即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员。“政治犯”享有优待，得到“加倍”口粮，自己选举领头人，不参加强制的一般工作。他们与其他类型的犯人完全隔离开，开始只是住在萨瓦蒂耶沃隐修区，后来还有安泽尔和木克萨马各隐修院。

“政治犯”在集中营里一直在为自己的权利抗争。1923年底，传言集中营将收紧政治犯制度，对他们的行动实行诸多限制，诸如晚上六点以后不得离开宿舍，谈判未果，12月19日，政治犯们照常在院子里散步，警卫队开枪扫射，死亡六人，重伤三人。事后，政治犯关押制度照旧，直到一年后旧事重提。1924年底，萨瓦季耶沃、木克萨马和安泽尔岛上所有政治犯集体绝食抗议，引起境外侨民和欧洲社会关注。

1925年6月10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尽快将政治犯搬出索洛维茨群岛，政治犯们就在这一年被转移到大陆上的政治犯监狱了。于是苏联报纸对外宣布，“索洛维茨和其他北方集中营不存在‘政治犯’”，索洛维茨“只关押刑事犯”。但实际上，那里仍然继续关押来自高加索的达什纳克党人和木萨瓦特党人以及中亚的巴斯马奇分子，而他们享受的已经是普通刑事犯的待遇了。

第二类犯人是“反革命分子”，包括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等反布尔什维克部队的官兵、沙俄时期的文职官员和在军队服过役的军人、神职人员、大小工厂主、旧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和非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员、参加过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工人和农民，几乎涵盖了所有社会阶层和职业。当然，在正式文件中他们也属于刑事犯，和刑事犯一起住在克里姆林宫里和各个劳动派遣点，必须参加体力劳动，是伐木、修路的主力军，而每年的大赦与他们无关。

1920年代前半期反革命分子占索洛维茨人口的绝大多数，到20年代末的集体化初期， “农村反革命分子”——被没收了生产工具和土地的农民则比例上升到第一。

第三类犯人是“惯犯”，即刑事犯和“日常生活犯”，是根据法庭判决发配到集中营的。初期他们的人数不到集中营“人口”的两成。跟与他们住在同一监舍的反革命分子相比，刑事犯作为“社会亲近分子”，享有一定的优待政策，每年都得到大赦。

与这一类人员近似的是职业乞丐、妓女、流浪儿和少年犯，他们都是从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流放到索洛维茨来的。女犯一直住在单独的宿舍里，少年犯部分进入专门为他们设立的劳教所。截止1930年4月1日，集中营里关押了三千多名未成年人，他们中大多数也和成年人一样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

集中营还关押着大量因为各种原因滞留俄罗斯的外国人，他们的罪名多是“间谍罪”——“经济间谍”或“军事间谍”。1925年底逃出索洛维茨的克林格尔描写了他那个时期（1923-1925）的“外国人军团”，其中有德国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奥地利裔捷克斯洛伐克人、瑞典裔芬兰人，还有完全不懂俄语的印度人。命运最为奇特的是一个名叫维奥里亚罗的领事及其夫人和一个叫魏因加尔特的德国人。前者在本回忆录集选译的什里亚耶夫的《索洛维茨的长明灯》里已有记录，不同的只是，克林格尔说他是墨西哥驻埃及领事，而他的夫人是格鲁吉亚裔俄国人卡拉洛娃公爵小姐，流放到索洛维茨时当了洗衣女工。魏因加尔特原是一位柏林的医士，因为公务出差去了高加索，却在那里被捕，后押送到莫斯科。苦苦周旋后他洗脱了“间谍罪”，但仍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当作不受欢迎的人，判决“经波兰遣送回国”。而他所有的证件都被国保扣留，索要而不得，于是一进入波兰境内就被捕，进了波兰的监狱。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作为苏联间谍被驱逐回俄罗斯。这一次魏因加尔特被国保判了波兰间谍罪，流放到索洛维茨。

不同时期的囚犯还在索洛维茨集中营遇到过中国人。什里亚耶夫笔下的1922-1927年有一些“中国小贩”，尼康诺夫1929年秋天碰到了一名中国理发师，基谢廖夫记录了1927-1930年间涉嫌刑法典第117-121条“泄露国家机密罪”的中国人和因为中东铁路问题爆发战争后涉嫌间谍罪被判处十年监禁的875名中国人，其中之一在1928年底根据博基签名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决定被野蛮处死。这是位上了年纪、身材高大、脸上有麻点的男人，当时主管集中营的二号澡堂。情报侦查处处长鲍里索夫接到指令后，责成连长阿列克谢耶夫执行，后者当天夜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用刀杀死了这名中国人并把死者尸体扔进深15米的水坑里。第二天集中营贴出公告，通知原澡堂主任被调往大陆并任命了新的主任。但很多囚犯都不相信他去了大陆，因为当晚没有任何船只离开岛屿，认为更大可能是被发配到某个条件恶劣的派遣点了。坐探先后收集了一百多个不相信者的名单，他们都被打发到这个派遣点去“求证”了。巧合的是，基谢廖夫的回忆录《苏联死亡营》正是在上海的俄侨出版社出版的。遗憾的是，作者没能记住他的名字，只能以“一个中国人”代指。

基谢廖夫还在囚犯中单独列出了一组“好讲笑话的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传或编段子的人”，他们的罪名是第53条10款——反苏宣传。作者抄录了一些笑话段子，诸如：“斯大林在观礼台上站，手拿镰刀和斧头。一个农民在台下躺，没穿衬衫和裤头。”或者是对话式：“你这是怎么啦，伊万？你不是我们这里的有钱佬吗？现在怎么穷成乞丐似的？”“事情是这样的：我所有的东西都拿给集体了，只藏得一头小公牛。现在我把它宰了，结果呢，皮被皮革托拉斯收走了，肉被肉类托拉斯收走了，油被油脂托拉斯收走了，角被角类托拉斯收走了。谢天谢地，斯大林把尾巴忘记了…”这些不过是在熟人圈里用来逗乐子的顺口溜，却成为反苏宣传，也算苏联生活一大黑色幽默，同时开了社会主义国家讲笑话编段子入罪的先河。

但这些“段子犯”即使在索洛维茨依旧俏皮，高尔基要来的消息传出后，他们在砖厂的墙报上写出新段子：“听说高尔基到我们这儿来了！”“十年吗？”所幸的是，无产阶级文学导师认为这是个“不错的笑话”。

“各各他”的救赎

1939年索洛维茨监狱关闭后，北方舰队的学员大队成为索洛维茨的新主人，1942-1945年学员大队少年见习学校的学员进驻原克里姆林宫。

到了五十年代末，索洛维茨修道院的荒废状况引起学者的关注，挽救它于彻底的崩塌荒芜的呼声越来越高。六十中期开始了保护修复工作，相继成立了历史建筑博物馆-保护区和历史建筑博物馆与自然保护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修道院焕然一新，1991年索洛维茨修道院建筑群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1995年则列入“俄罗斯联邦最有价值文化遗产名录”。修道院及所属隐修院的教堂相继启用，神职人员开始入住，修道院重新发挥其起宗教功能，吸引新的教徒前来朝圣。同时，由于夏季航道开启，这里成为国内著名的旅游景点。自2011年开始，修道院在国内进行了以“索洛维茨——各各他与复活”为题的巡回展览，讲述昔日“各各他”的苦难并庆贺修道院的劫后重生。

索洛维茨集中营作为古拉格群岛第一岛的历史也一直在被追问、复原并铭记。率先行动的是艺术家。1988年，著名导演玛琳娜?戈尔多夫斯卡娅完成了纪录片《索洛维茨政权》的拍摄，该片获得1989年荷兰纪录片电影节“评委特别奖”。

“历史教育及维权纪念碑协会”成立（1989年1月底）伊始就在索洛维茨集中营的遗址展开调查。原修道院和集中营墓地1940年修造北海舰队学员大队医院时被夷平，1989年6月与索洛维茨博物馆一起在医院旁的墓地旧址设立了“索洛维茨纪念石”，开辟了纪念林荫道（次年更名为帕维尔?弗洛连斯基道，这位著名的神学家兼哲学家也曾囚居过这里）。1990年5月底修筑博物馆员工宿舍时发现了遗体残骸，将之移至距离克里姆林宫大约三公里的新墓地重新安葬并立了十字架，1994年在十字架下放置了一块大理石，石上刻写了纪念文字：“死于1939年前的囚犯，1990年6月8日安葬”。1999年6月俄罗斯西北麻醉师联合会在索洛维茨纪念石旁竖立了十字架，以纪念索洛维茨集中营关闭六十周年。2005年以这些纪念物为中心圈围出一块纪念区，2009、2011和2012年相继加入雅库特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纪念碑。

在“纪念碑协会”的推动下，1990年10月30日，在原契卡-格别乌-克格勃、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大楼门前的卢比扬广场上，索洛维茨集中营幸存者代表、人民代表、社会团体和政党的代表出席了盛大的“索洛维茨石”纪念碑揭幕仪式，这块巨大的石头由莫斯科市政府出资，用货轮从大索洛维茨岛运至阿尔汉格尔斯克，再经铁路转运到莫斯科，著名建筑师和设计师参与设计构造，石头上刻写着：“纪念极权制度数百万受害者。”

1991年10月18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决定，确立10月30日为“苏联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日”。自1991年开始，每年的这一天，俄罗斯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都举行集会和各种纪念活动，卢比扬广场上的“索洛维茨石”纪念碑前，总会聚集起纪念的人群，堆满鲜花，其中少不了以俄罗斯总统和政府名义献的花环。

2009年10月30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在自己的博客上就纪念日发表了录音讲话，表示“10月30日是数以百万计的悲惨命运者的纪念日，是那些未经审判和调查被枪杀的人们、那些被送往劳改营和流放地、因为从事‘错误的’的职业或不良的‘社会出身’而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们的纪念日”。梅总统坚称，“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因此不能为镇压寻找任何借口。”呼吁年轻人了解历史真相并保存民族的历史记忆。  正如索洛维茨集中营曾经的囚徒罗赞诺夫所写：“‘群岛’的历史始于苏维埃的索洛维茨。……从索洛维茨流出了第一条血泪和汗水小溪，而后来‘古拉格帝国’其他地方的血泪和汗水则汇流成江河。”索洛维茨的砾石于是成为一个象征——古拉格群岛的奠基石，浸透着数百万无辜生命的血和泪。把它摆放在古拉格群岛缔造者的门前，向世人昭示曾经的苦难和苦难的根源，应有警钟长鸣的作用。

索洛维茨集中营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的亲历者没有忘记，“为了尽量给后代留下自己所生活过的时代的见证”，他们在有生之年都拿起笔来，竭尽所能地记录当年。拒绝遗忘凭的是良知，而回忆则需要勇气。在古拉格群岛第一岛的日子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堪回首，回忆意味着再次体验精神上的折磨。译者对众多回忆录书写者心怀感激和敬意，正是他们自揭伤疤，我们才得以了解古拉格群岛第一岛的日常生活，真实地感受到苏联集中营历史的细节。

涉及到索洛维茨集中营的回忆录很多，为了尽可能地反映出它的全貌，我们选译了不同职业和时段的回忆录六篇和在网络或纸质出版物上公开过的相关档案十一份。回忆录作者受教育程度和写作能力各有不同，而他们追求的是说出来，写下来，可读性尚在其次；可以理解的是，纵然是一手妙笔，面对集中营生活一幕幕堪称法西斯暴行的触目惊心的场景，描述时恐也无心于文采。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跟随作者们的笔触经历了一番精神折磨后，也只能尊重原文，追求真实而非译笔文采了。

关于集中营的称谓，尽管在成立时官方正式文件上定为“索洛维茨强制劳动专用营”，但民间口头上和官方正式报告或函件中常常以“集中营”代之，而1929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本书收录）才要求“集中营更名为劳动改造营”。回忆录各作者笔下的称谓即使在同一篇文章中也不尽相同，或复述官方正式称谓“强制劳动专用营”，或简称“劳动营”或“专用营”，也不乏“集中营”和“劳改营”的说法，因此，我们在这里统一称之为索洛维茨集中营，但回忆录和档案文件中遵照原文译出。

专有名称“斯隆”最初是“北方劳动营”缩写的音译，乃全俄肃反委自1919年开始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设立的一系列强制劳动专用营的总称。1922年，全俄肃反委员会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缩写音译“格别乌”）。苏联成立半年多之后的1923年7月6日，格别乌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缩写音译“奥格别乌”），直接隶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格别乌所属的监禁地均转归奥格别乌。1923年10月13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取消了北方专用营，在其基础上设立索洛维茨强制劳动专用营，专用营管理局缩写音译为“乌斯隆”，加上其主管机构一起则为“奥格别乌的乌斯隆”。本回忆录集各作者笔下的“斯隆”、“乌斯隆”、“格别乌的斯隆”及“奥格别乌的乌斯隆”乃对这一机构的不同表述。

回忆录涉及的诸多人名和地名，因为写作时间距离作者经历的年代远近各不相同，记忆难免有偏差，我们根据不同作者对同一人和事的记述（包括没有入选本回忆录的其他很多版本）在译文中尽量统一。

本回忆录集从选题的酝酿到翻译的完成历时两年有余，均得到林贤治先生的支持和鼓励，谬承知遇，译者感佩于怀。郭丽娜女士和王蓓蓓女士对原文中法语和德语文字的翻译和校对提供了无私帮助，刘晓旋同学利用赴莫斯科访学机会，专程前往卢比扬卡广场拍摄了“索洛维茨石”纪念碑的照片，在此一一谢过。

译者 壬辰冬于广州康乐园

“关于古拉格历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同忆录，每一份文件都是谜题的一部分，郜是对它的一种解释。没有它们，终有一天我们将在醒来之后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古拉格：一部历史》后记（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著

20世纪20年代，俄国著名的索洛维茨修道院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改造成丁，苏联乃至世界上第一座集中营，掀开苏联历史最黑暗的一页，一个后来被称为“古拉格群岛”的劳改营帝国宣告诞生。索洛维茨集中营是当仁不让、名副其实的占拉格群岛第一岛。

编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