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品雅特海原是柬埔寨金边的高级工程师，他全家十八口人都在“红色高棉”暴政下相继死去，只他一人九死一生逃到泰国，后移民法国。《儿子你要活下去》一书是他对这一段非人生活的血泪记述。这既是作者个人的回忆录，也是20世纪一段不可忘怀的历史。兼具史料价值和可读性。

1975年4月，红色高棉来了。作者品雅特海和他那一大家子，一共十八口人，像全市二百多万人一样，被强制赶出柬埔寨首都金边，在监管下开荒种地。随后两年，柬埔寨简直成了一个大监狱农场。品雅特海一家人被赶来赶去，最后流落到柬埔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大西北崇山峻岭之中，任由红色高棉凶恶的干部驱使。家人一直吃不饱，贫病交加，备受折磨，至1977年初大多死去。品雅特海决定带着妻子翻山越岭逃往泰国，把六岁的儿子纳娃托付给别人照看。可是妻子因林中失火迷路而亡，品雅特海九死一生，终于活了下来。逃出生天后，他想念失散的儿子，悲恸不已。

《儿子你要活下去》记述的是发生在柬埔寨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作者对自己1975-1977年在“红色高棉”统治下一段骇人听闻的非人生活的回忆录。《儿子你要活下去》既是作者个人的回忆录，也是20世纪一段不可忘怀的历史。

作者中文版序言

英文原版译序

英文原版鸣谢

第一章 “革命”

第二章 被赶出家园

第三章 “解放区”

第四章 “肃清”开始了

第五章 鬼城

第六章 死亡丛林

第七章 “安卡”这个祸害

第八章 逃出东埃

第九章 煽旺仇恨的火焰

第十章 逃进森林

第十一章 孤身一人

第十二章 自由

尾声

枪炮声把我惊醒了，一颗颗炮弹呼啸而过，哄地一声炸响了。我躺在那儿，能听出来，还有别的响动：有汽车在附近嗡嗡地空转，有牛车在嘎吱嘎吱地走，偶尔还有叫喊声。一看手表，凌晨五点。我翻身下床，走到窗前，惊奇地张望。天刚蒙蒙亮，街上一大群人，还有汽车，慢慢涌过窗前。好像全国都挤进城里来了。这天是1975年4月17日。当时我就明白了，内战终于快结束了。

艾尼（Any）这时已经醒了，静静地躺在黑暗中，说：“阿泰，怎么回事？”她一定是在望着我，等我回答。

“艾尼，快！”我很紧张，但不害怕，知道现在是时候了，该行动了，所以很兴奋。我们得走，打仗了，躲一躲。“终于到头了，红色高棉很快就要来了。”

艾尼马上说：好，一翻身下了床，穿上裙子，套上外套，动作很快，也很优美。她长发及肩，头一甩，把头发甩到一边。“会发生什么事？”她问。

我说“没事”，急忙穿过客厅，拿几件东西。“先要困难一段时间，过去就好了，一切都会正常的。”我们说话的声音把孩子都吵醒了。两个大的，苏达（Sudath）九岁，纳娃（Nawath）五岁，满屋子追跑。我们住在岳父家，住的这套房子有两个房间。“先给孩子穿衣服，赶快到市中心去，趁着军队还没到。”

艾尼叫道：“纳娃！”纳娃正在床上和苏达摔跤呢，像没听见似地。艾尼又叫了一声，声音更大了：“纳娃，叫你来，你就来！”有时，我觉得她对孩子有点太严了，但这两个孩子活蹦乱跳，上蹿下跳的，不严点儿也不行。艾尼一个箭步，一把抓住纳娃，这下纳娃可没跑儿了，一个劲儿抗议，不想穿衣服。艾尼不理，继续给他往身上套。最小的，斯涛（Staud），坐起身来，打了个哈欠，迷迷糊糊地左看看，右看看。我对老大说：“快穿衣服，苏达！没看见我们着急么？”

我们要带的东西很少，很快就装好了。柬埔寨叛军红色高棉，跟郎诺元帅的共和政府，五年来他们双方冲突逐渐升级，越来越激烈。美国人是4月12日撤走的，所以一个星期以来，我们就有了心理准备，知道内战这下快要结束了。现在，问题只是，红色高棉什么时候到来，东南西北从哪个方向来？两天前，听到枪炮声越响越近，好像是在向我们报警，叫我们赶快安排一下，暂时到别处去躲一躲，万一房子挨上炮弹就完了。我已经去看过父母亲了，大家约好了，如果局势坏到了极点，全家就都住到我堂弟欧安（Oan）家里去。他家离市中心很近。我们把汽车都加满了油。现在，剩下要做的，就是装上两个行李箱的衣服，收拾好艾尼的细软，带上我们的积蓄，还有我的外汇：一共三千美元现钞，每张面值一百元。我抓过来一个小收音机（听新闻广播很好用），又拿一个盒式录音机，里面有备用的电池。除此之外，我还放进去几样东西，以应工作上的不时之需：讲灌溉和修梯田的书，一本法-英词典，还有纸笔之类。

艾尼在给纳娃穿鞋，他硬是不穿，乱踢乱闹，艾尼硬是把鞋给他往脚上套。正在这时，艾尼的姐姐，艾尼甬（Anyung），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说她和艾尼的父母都准备好，要走了。斯涛刚换掉尿布，艾尼甬给斯涛穿上短裤，T恤衫，艾尼又拿了些饼干糖果，预备给孩子吃。我检查了一下拿的东西：书，手表，钱，身份证件，收音机，盒式录音机，最后又环顾了一下四周，心想，要是当初把家人送到国外去就好了。不，郎诺这个腐败政权，我最讨厌了。红色高棉，没什么可怕的。

我急忙把家人送到艾尼父母那里。她父母已经坐在奥斯汀车里了。我把行李一件件推进我那辆菲亚特车里。这时，全城乱了套，一片嘈杂，我大声喊，别人才能听见。机关枪声，远处炸弹的爆炸声，马达轰鸣声，响成一片。我们一点儿一点儿往外蹭，终于开了出来，上了路。

金边有很多宽敞的大马路，这条街道是其中之一。街上人潮滚滚，汽车，三轮车，自行车，手推车，摩托车，一辆接一辆往前走，还有几辆牛车，上面站满了人，堆满了东西。这时，天刚刚蒙蒙亮。有些人全家步行，父亲推着自行车，车上满载着各种家当，母亲背着孩子。人人神色惊慌，面容疲惫，奇怪的是，大家都不说话，一声不吭。开车的司机，一反常态，好像都特别有耐性，车速像走路一样慢，谁都没有按喇叭的。几天前，金边还是车水马龙，争先恐后，哪成想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共和国现在已经亡国了，街上甚至还有几伙当兵的，三五成群走在一起，肩上斜挎着枪，他们不害怕，嘻嘻哈哈，彼此开着玩笑。战争结束了，他们很高兴。

人流慢吞吞地往前走，我们往前走了大约一百来米，忽听一声爆炸巨响。在我右边，我家房子旁边转弯处，一个巨大的烟柱冲天而起。不出几分钟，救急车、救火车全到了，又是鸣笛、又是闪灯，冲开一条路，跑到前头去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给他们让路。

尽管周围人群有一种事态紧急的感觉，尽管战场离这里很近，可我觉得没什么大危险。内战都打了好几年了，我父亲也警告过，红色高棉本质不善，但我没在意，觉得一切都会过去，柬埔寨还会恢复正常，回到内战前那样。

我老家在乌登（Oudong），乌登是个小村庄，在金边北边，离金边四十公里。我父亲名叫弛和（Chhor），做小买卖为生，并不富裕。我家的红瓦房只有三个房间，屋地的地面是用土压实的。但是我父母望子成龙，对我寄予了厚望。我妈名叫娄恩（Loan）。我家有五个孩子，我老大。父母把我送到金边，好让我能受到良好的中学教育。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十七岁那年，全国学年统考，我的数学成绩排全国第一名。

当时，我对政治想都没想过。我的少年时代，安居乐业，和后来相比，真是黄金时代。当时，柬埔寨是中立国家，西哈努克亲王当政，受人民爱戴，国家也蒸蒸日上，没有什么困难。越南战争离我们很遥远，没什么影响。美国卷入东南亚，也没听人谈。

作为优秀学生，我符合条件，可以获得政府奖学金，到国外留学。按照传统，柬埔寨学生都是去法国留学。但是，法国当时已经成为反对西哈努克的反对派聚居之地，所以，我和其他好几个学生就被改派到加拿大留学去了。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理工学院（Polytechnic Institute in Montreal）学习期间，社交活动非常活跃，曾经当选为大学外国留学生联谊会的会长，联谊会取名为“Cosmopolis”（意思是：国际大都会）。

我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1965年毕业后，回到柬埔寨，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在公共建设部工作，结了婚，第一任妻子名叫莎莉（Thary）。新婚夫妇通常和妻子的父母住在一起。我们也是，住在莎莉父母家。房子很大，因为他父亲，阚牧（Khem）先生，是财政部的官员，家境殷实。我们的儿子苏达，是1967年出生的。我们全家似乎都有一个锦绣前程。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已经露出乱世的端倪。西哈努克自封为国父。没过多久，就开始风传政府任人唯亲，贪污腐败。这时，越南战争正是最激烈的时候。西哈努克急于和强大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和睦相处，于是暗中同意北越借道柬埔寨东部地区，运送人员和军火到南越。这就引起了美国的注意。柬埔寨传统奉行中立政策，这样一来就中立不了了。

这种局面让红色高棉钻了空子，从中渔翁得利。红色高棉的头头大多是法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这股叛军本来没几杆枪，人数很少。当时，有很多柬埔寨人对社会不满，就源源不断地支持它。

不过，这些对我们的生活并没什么影响。但我也有我的难唱曲。1969年，我的人生遭了难。我们正在盼望下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我的妻子莎莉得了肝炎，她当时才二十四岁，病一直也没有好。她和孩子都在分娩时死去了。我哀悼她哀悼了一年的时间。我出去上班，儿子苏达就全靠莎莉的两个妹妹帮忙照顾了。这姐妹俩一个叫艾尼甬，当时二十一岁，另一个叫艾尼，十九岁。尤其艾尼帮忙最多。

后来，我就爱上了艾尼，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艾尼是个美丽的姑娘，黑发及肩，身材苗条，当时二十岁。她愉快地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她爱苏达，视如己出。我们结婚了。1971年，第一个儿子纳娃出世了，1973年，又生了斯涛。

七十年代初那几年，我升为部里新工程设备处处长。这时候，内战可是越打越激烈了，内战产生的后果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因为我有这个职位，所以能保护我和家人，免受其害。艾尼一直生活在父母家中，没过过别样的生活，对我的政治判断从未质疑过。我想，我们也像身边的其他人一样，知足了，觉得生活这样就行了。

西哈努克的政策是取悦于所有的人，这样，中立的样子就装不出来了。国内进来这么多北越的部队，据估计，约有四万人。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轰炸北越军队，战争悄然扩大，对他、对我们都是后果严重，伤害极大。轰炸却事与愿违，倒把越共赶到柬埔寨更内地的地方去了。

1970年，大快人心事，西哈努克被首相兼军头郎诺推翻了。郎诺许下诺言，要根除贪腐，驱除越共。西哈努克逃到北京，宣布支持红色高棉游击队。这可是惊人之举，红色高棉以前是他的敌人。这支叛军，农民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西哈努克说他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什么，不必担心，改口称之为解放者。

P1-7

真没想到，我的回忆录将要翻译成中文出版了，消息传来，我又惊又喜。此时此刻，我在美丽繁荣的法国诺曼底多维尔（Deauvllle）海滨为中文版写序，海风习习，有隔世之感。真不敢相信，三十多年前，祖国柬埔寨种族灭绝大屠杀，我九死一生，只身逃出，活了过来。

1975年4月柬埔寨内战结束后，万万没有想到，我从小就安居乐业的柬埔寨没了，不但和平没盼来，反而全国到处腥风血雨。红色高棉的“革命”以天下为敌，他们的车轮一定要碾碎国家，碾碎人民，碾碎文化：个人，家庭，社会，知识，信仰，所有正面的感情，甚至爱，都要统统消灭。他们的企图很多都得逞了。柬埔寨全国成了极权意识形态的实验场。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仇恨，恐惧，毁灭。城市，财产，货币，市场，教育，艺术，一律取缔。数百万人被赶出家园，强迫做苦役，被饿死，迫害死了。全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集中营。

在短短的二十七个月内，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全家十七口人都没了，还有无数的朋友。我宝贵的一切都被夺走了，剩下的只有记忆。

我想要让这些记忆在这本书中活下去。我想要让全世界知道，我的父母，我的孩子们，我的妻子，我的兄弟，我的侄儿，我的堂表兄弟，是怎样被残酷害死的。但是，我也想要表明，我和我全家的苦难代表了数百万同胞的遭遇。亲爱的读者，我想要你们看看，狂热盲从会怎样扭曲正义平等的理想，只落得野蛮的压迫，贫困的平等。

谢天谢地，柬埔寨大难不死，激进的红色高棉统治只持续了三年八个月二十天。1979年1月，越南像摘下一个熟透的果实一般拿下了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被赶下了台。全国人民几乎都欢迎越南出兵，把他们从波尔布特杀人无数的乌托邦下解救出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柬埔寨人越来越敌视外国长期占领自己的国家，敌视这个所谓社会主义新政权，越南匆忙扶持成立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到了1979年年底，数十万柬埔寨同胞冒着种种危险，在可怕的条件下，逃到了泰国。

有些人在海外寻求居留权。大多数人作为难民在泰柬边境的难民营里关了多年。抗击越南的抵抗运动到难民营招人。抵抗运动由三派组成：一个是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统一阵线，一个是前首相宋双（Sorl Sann）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阵线，还有一个强硬派：红色高棉。1982年6月，这三派组成了流亡联合政府，不仅中国支持，西方各国也支持，并且获得了联合国的承认。

接着打了十年的游击战，一直打到1991年10月巴黎和平协定签订为止。巴黎和平协定正好赶上冷战结束。柬埔寨的联合国过渡政府（UNTAC）负责执行巴黎和平协定。尽管很多人批评联合国过渡政府有种种缺点，但是它毕竟和平遣返了在泰国避难的360000名柬埔寨人，并于1993年5月组织了柬埔寨第一次公正的全国普选。

尽管红色高棉又抵制又恫吓，选举基本上还是平静的。四百七十六万登记选民中，大约90％参加了投票。选出了议会，议会通过了根据自由民主原则制定的宪法。君主政体恢复了。

在柬埔寨的联合国过渡政府（UNTAC）撤走之后的若干年里，柬埔寨对外开放，经济增长，政治生活虽然不稳定，但是多元化。2011年，经过四届全国普选之后，民主，法治，尊重人权，均已初具雏形，但还需要进一步鼓励，各项民主制度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巩固，只有这样，才能把柬埔寨变成一个自尊的社会，变成一个现代的国家。

1998年红色高棉组织彻底崩溃，内部大清洗。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死后，红色高棉其他高层领导人叛逃的叛逃，投降的投降，被新政府捕获的捕获。这些人是：“第二老大”农谢（Nuon Chea），前国家元首乔森潘（Khieu Samphan），前外交部长英萨利（Ieng Sary，译者注：此人已于2013年3月14日病死），英萨利老婆、前民政部长英蒂丽（Ierlg Thirith），“屠夫”塔莫（Ta Mok），头号刽子手杜赫（Duch），此人真名康克由（Kalng Guek Eav），主管红色高棉主要的秘密灭绝营S21。

除了杜赫（Duch）病死之外，其他人现在均已收监在押。2005年成立了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The 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 of Cambodia，缩写：ECCC）。现在，审判正在进行中，但是进程非常缓慢。迄今为止，审了五年，只有杜赫（Duch）一人被起诉定罪（判监35年，后减为19年）。2010年就审完了，但是终审判决还没有判下来，因为杜赫（Duch）和公诉方都已经上诉。至于其他四个红色高棉高级领导人，预审已于2011年6月开始听证，据“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说，审判还要持续两年左右的时间。

必须把这些大屠杀的凶犯绳之以法，这是我们当代最重要的、必须履行的道义责任。审判也给柬埔寨人民，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世人能够了解这场人权悲剧的全部真相。只有通过公审，柬埔寨历史这黑暗的一章才能够合上。只有惩罚了这些犯罪分子的种族屠杀和反人类罪，柬埔寨人才会最终治愈他们过去的伤痛。还有些人没有犯罪，但是他们这样那样卷入过红色高棉运动。只有把罪犯绳之以法，柬埔寨人才能宣告所有这样的人无罪。必须彻底清算红色高棉的罪恶和暴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不再逍遥法外，才能消除柬埔寨人的怀疑和不信任。反过来，还会加强真正的民族和解，促进我生身故国的持久和平与发展。

当前正在起诉红色高棉领导人。国际社会已经愧对柬埔寨很多次了，这次应该锲而不舍地支持下去，直到最终判决。必须做出一个充分的、公正的、独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干扰的司法判决，惩罚红色高棉政权的罪恶，这不仅是为柬埔寨人民伸张正义，而且也是维护新的千禧年整个人类文明的尊严。

历史上有组织的犯罪层出不穷，杀人如麻的事件比比皆是。但是，柬埔寨种族灭绝大屠杀，人命丧失之惨重，整个社会制度破坏之惨烈，是史无前例的。柬埔寨种族灭绝大屠杀实为最严重的反人类罪之一。它活生生地证明了，一旦暴政向人民宣战，会造成多么大的灾难。常言道，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一定要擦亮历史这面镜子，让它永不模糊，从而拥有一个清晰的历史感。这是我们的道义责任。

我祈求这部回忆录能有助于防止这样的浩劫再次发生。若果能够起到这个作用，那么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家人，我几百万柬埔寨同胞也就没有白白死去。

品雅特海

PIN YATHAY

2011年7月于法国诺曼底多维尔（Deauville）

1975年，柬埔寨共和国被波尔布特的部队扯得粉碎。在公共建设部工作的工程师品雅特海是这个悲剧的见证人……他所有的家人，他无数的朋友都被害死了……整个一个社会体系被红色高棉干部的偏执狂政策摧毁了。这是一本令人心碎的回忆录。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书评

柬埔寨革命疯狂时期，所有的城市居民都被赶到农村干活，制造出一个个新的农民村落，按照严厉的、教条的路线运作……品雅特海当时出逃，怕孩子累赘逃不出去，就把孩子扔下了没有带走，又因为一时糊涂，没把妻子看护好，她迷失在原始森林中，葬身林海了。这个愧罪感将永远折磨着他：他的叙述揭示出人类良知的史前力量无比强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书评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在48小时内，金边全市的居民都被赶出城外，强制劳动。接着马上开始大屠杀，专杀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旧社会的管理人员，所有敢于抗拒的人都格杀勿论。这个国家的边界关闭了四年。全国人口原有八百万左右，被害死的人数在一百七十万到二百二十万之间：波尔布特及其“安卡”（红色高棉组织）狂热盲从的暴徒杀害了约四分之一的国人。

法国“费加罗报”